簡介
開國大典上的毛澤東二十年前,偉大領袖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兩次講話,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偉大旗幟,運用辯證法分析和解決國內外重大問題的傑出典範,是實踐的、戰鬥的哲學的光輝篇章。毛主席在《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運用對立統一的規律,系統地總結了我國和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第一次深刻地、準確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原文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現在，我講幾點意見。
第一點，要足夠地估計成績。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也有。有那么多成績，誇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錯誤，可能要犯大錯誤。這個問題，本來八屆二中全會已經解決了，這次會上還多次談到，可見在一些同志思想上還沒有解決。特別在民主人士裡頭有一種議論:“你們總是講成績是基本的，這不解決問題。誰不知道成績是基本的，還有缺點錯誤呀!”但是，確實成績是基本的。不肯定這一點，就泄氣。對合作化就有泄氣之事嘛!
第二點，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在延安的時候，就採取這個方針。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報》作社評一篇，說什麼不要“另起爐灶”。重慶談判期間，我對《大公報》的負責人講，你那個話我很贊成，但是蔣委員長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灶怎么辦?那個時候，我們向蔣介石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要各得其所。現在是我們管事了。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包括把國民黨留下來的軍政人員都包下來，連跑到台灣去的也可以回來。對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殺的，都加以改造，給生活出路。民主黨派保留下來，長期共存，對它的成員給予安排。總而言之，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比如統購統銷，一切城市人口和農村裡頭的缺糧戶，我們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對那些全家沒有人就業的，還要救濟，總以不餓死人為原則。所有這些，都是統籌兼顧。這是一個什麼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實行這樣一個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比較少。這種統籌兼顧的思想，要向大家說清楚。
柯慶施[2]同志講，要想盡一切辦法。這個話很好，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解決困難。這個口號應當宣傳。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不算很大，有什麼了不起呀!比起萬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總要好一點吧。長征途中，在過了大渡河以後，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統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們那個時候提出要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什麼叫千方百計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計者，就是九十九計加一計。現在你們還沒有提出幾個方幾個計來。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計呀?只要想盡一切辦法，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第三點，國際問題。在中東，出了一個蘇伊士運河事件[3]。一個人，叫納賽爾[4]，把運河收歸國有了；另外一個人，叫艾登[5]，出一支兵去打；接著，第三個人，叫艾森豪[6]，要趕走英國人，把這個地方霸起來。英國資產階級歷來老奸巨猾，是最善於在適當的時候作出妥協的一個階級。現在它把中東搞到美國人手裡去了。這個錯誤可大啦!這樣的錯誤，在它歷史上數得出多少呀?這一回為什麼沖昏頭腦犯這個錯誤呢?因為美國壓得太兇，它沉不住氣，想把中東奪回去，阻止美國。英國的矛頭主要是對埃及的嗎?不是。英國的文章是對付美國的，美國是對付英國的。
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當前世界鬥爭的重點。當然，帝國主義國家跟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是很厲害的矛盾，但是，他們現在是假借反共產主義之名來爭地盤。爭什麼地盤呢?爭亞洲非洲十億人口的地盤。目前他們的爭奪集中在中東這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特別是埃及蘇伊士運河地區。在那裡衝突的，有兩類矛盾和三種力量。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現在帝國主義爭奪的主要場所是亞洲非洲。在這些地區都出現了民族獨立運動。美國採用的辦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東就是這樣。
他們鬧，對我們有利。我們的方針應當是，把社會主義國家鞏固起來，寸土不讓。誰要我們讓，就一定要跟他鬥爭。出了這個範圍，讓他們去鬧。那末，我們要不要講話呢?我們是要講話的。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鬥爭，對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我們就是要支持。
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支持他們那裡的人民革命，他們在我們這裡搞顛覆活動。他們裡頭有我們的人，就是那裡的共產黨，革命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進步人士。我們裡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還有地主階級。現在這些人看起來還聽話，還沒有鬧事。但是假使核子彈打到北京來了，他們怎么樣?不造反呀?那就大成問題了。至於那些勞改犯，石家莊那個學校鬧事的領袖人物，北京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就更不用說了。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消化掉，要把地主、資本家改造成為勞動者，這也是一條戰略方針。消滅階級，要很長的時間。
總之，對於國際問題的觀察，我們認為還是這樣:帝國主義之間鬧，互相爭奪殖民地，這個矛盾大些。他們是假借跟我們的矛盾來掩蓋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的矛盾，這裡很有文章可做。這是關係我們對外方針的一件大事。
講一講中美關係。我們在會上印發了艾森豪給蔣介石的信。我看這封信主要是給蔣介石潑冷水，然後又打點氣。信上說需要冷靜，不要衝動，就是說不要打仗，要靠聯合國。這是潑冷水。蔣介石就是有那么一點衝動。打氣，就是說要對共產黨繼續採取強硬的政策，還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出亂子上。在他看來，亂子已經出了，共產黨是沒有辦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觀察吧!
我還是這樣看，遲幾年跟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為好。這比較有利。蘇聯跟美國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後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持續到一九三三年。這一年，德國是希特勒[7]上台，美國是羅斯福[8]上台，這個時候，蘇美才建交。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畫完成以後，也就是說，要經過十八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也不急於進聯合國，就同我們不急於跟美國建交一樣。我們採取這個方針，是為了儘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於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們進聯合國，不跟我們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時間越長，欠我們的賬就越多。越拖越沒有道理，在美國國內，在國際輿論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9]講過，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後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乾淨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各國很不穩定，亂，人心不安。世界各國都不安，中國也在內。但是，我們總比他們安一點。你們研究一下看，在社會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主要是美國之間，究竟誰怕誰?我說都怕。問題是誰怕誰多一點?我有這么一個傾向:帝國主義怕我們多一點。作這樣的估計也許有個危險，就是大家都睡覺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總要估計到有兩種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還有一種壞的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要發瘋。帝國主義是不懷好心的，總是要搗鬼的。當然，現在帝國主義要打世界大戰也不那么容易，打起來的結果如何，他們要考慮。
再講一講中蘇關係。我看總是要扯皮的，不要構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個扯皮的主義，就是講矛盾講鬥爭的。矛盾是經常有的，有矛盾就有鬥爭。現在中蘇之間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們想問題做事情的方法，他們的歷史習慣，跟我們不同。因此，要對他們做工作。我歷來說，對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說，既然都是共產黨員，就應當一樣好，為什麼還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統一戰線，做民主人士的工作，為什麼還要做共產黨員的工作呀?這種看法不對。共產黨裡頭還是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有些人組織上進了黨，思想上還沒有通，甚至有些老幹部跟我們的語言也不一致。所以，經常要談心，要個別商談或者集體商談，要開多少次會，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據我看，形勢比一些人強，甚至比大官強。在形勢的壓迫下，蘇聯那些頑固分子還要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了。我們目前的方針，還是幫助他們，辦法就是同他們當面直接講。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到蘇聯去[10]，就給他們捅穿了一些問題。我在電話里跟恩來同志說，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一頓。什麼叫利呢?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麼?這叫不算數。看見這么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這叫什麼共產黨員，什麼馬克思主義者!我說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數。你無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點東西，變成鋼材，做成汽車飛機之類，這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你把它當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麼革命原則都不顧了，這還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當了第一書記，也是一種利，也容易使頭腦發昏。昏得厲害的時候，就得用一種什麼辦法去臭罵他一頓。這回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氣了，跟他們抬槓子了，搞得他們也抬了。這樣好，當面扯清楚。他們想影響我們，我們想影響他們。我們也沒有一切都捅穿，法寶不一次使用乾淨，手裡還留了一把。矛盾總是有的，目前只要大體過得去，可以求同存異，那些不同的將來再講。如果他們硬是這樣走下去，總有一天要統統捅出來。
在我們自己方面，對外宣傳不要誇大。無論什麼時候，都要謙虛謹慎，把尾巴夾緊一些。對蘇聯的東西還是要學習，但要有選擇地學，學先進的東西，不是學落後的東西。對落後的東西是另一種學法，就是不學。他錯誤的東西，我們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個錯誤。他那些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一定要學。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有益的東西，我們都要學。找知識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個地方去找，就單調了。
第四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是在批判了胡風反革命集團[11]之後提出來的，我看還是對的，是合乎辯證法的。
關於辯證法，列寧說過:“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於對立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展。”[12]解釋和發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要解釋，我們現在解釋太少了。還要發展，我們在革命中有豐富的經驗，應當發展這個學說。列寧還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13]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
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美是跟醜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善惡也是這樣，善事、善人是跟惡事、惡人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總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醜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14]、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台戲。
在哲學裡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對立統一，這兩個東西是相互鬥爭的。還有兩個東西，叫做辯證法和形上學，也是對立統一、相互鬥爭的。一講哲學，就少不了這兩個對子。蘇聯現在不搞對子，只搞“單幹戶”，說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中唯心主義和形上學的存在。事實上，無論哪個國家，都有唯心主義，都有形上學，都有毒草。蘇聯那裡的許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義出現的，那裡的許多怪議論，都戴著唯物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帽子。我們公開承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上學、香花和毒草的鬥爭。這種鬥爭，要永遠斗下去，每一個階段都要前進一步。
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上學。康德[15]和黑格爾[16]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鬥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於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不是這樣。他們努力學習和研究當代的和歷史上的各種東西，並且教人們也這么做。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是在研究資產階級的東西，研究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並且跟它們作鬥爭的過程中產生的。史達林就比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個時期，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說成是德國貴族對於法國革命的一種反動。作這樣一個結論，就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全盤否定了。他否定德國的軍事學，說德國人打了敗仗，那個軍事學也用不得了，克勞塞維茨[17]的書也不應當讀了。
史達林有許多形上學，並且教會許多人搞形上學。他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四個基本特徵。他第一條講事物的聯繫，好像無緣無故什麼東西都是聯繫的。究竟是什麼東西聯繫呢?就是對立的兩個側面的聯繫。各種事物都有對立的兩個側面。他第四條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又只講對立面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按照對立統一這個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面是鬥爭的，又是統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聯繫的，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
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於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史達林的觀點。辭典里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相互排斥的。”[18]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在他們看來，戰爭就是戰爭，和平就是和平，兩個東西只是互相排斥，毫無聯繫，戰爭不能轉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轉化到戰爭。列寧引用過克勞塞維茨的話:“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19]和平時期的鬥爭是政治，戰爭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戰爭與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結，並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和平時期不醞釀戰爭，為什麼突然來一個戰爭?戰爭中間不醞釀和平，為什麼突然來一個和平?
生與死不能轉化，請問生物從何而來?地球上原來只有無生物，生物是後來才有的，是由無生物即死物轉化而來的。生物都有新陳代謝，有生長、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動的過程中，生與死也在不斷地互相鬥爭、互相轉化。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轉化，為什麼經過革命，無產階級變為統治者，資產階級變為被統治者?比如，我們和蔣介石國民黨就是根本對立的。對立雙方互相鬥爭、互相排斥的結果，我們和國民黨的地位都起了變化，他們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我們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逃到台灣去的國民黨不過十分之一，留在大陸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來的這一部分，我們正在改造他們，這是在新的情況下的對立統一到台灣去的那十分之一，我們跟他們還是對立統一，也要經過鬥爭轉化他們。
對立面的這種鬥爭和統一，史達林就聯繫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上學，就是那么硬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錯誤。我們堅持對立統一的觀點，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放香花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毒草放出來。這並不可怕，在一定條件下還有益。
有些現象在一個時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來以後就有辦法了。比如，過去把劇目控制得很死，不準演這樣演那樣。現在一放，什麼《烏盆記》、《天雷報》，什麼牛鬼蛇神都跑到戲台上來了。這種現象怎么樣?我看跑一跑好。許多人沒有看過牛鬼蛇神的戲，等看到這些醜惡的形象，才曉得不應當搬上舞台的東西也搬上來了。然後，對那些戲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說，有的地方戲不好，連本地人也反對。我看這種戲演一點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腳站不住腳，還有多少觀眾，讓實踐來判斷，不忙去禁止。
現在，我們決定擴大發行《參考訊息》[20]，從兩千份擴大到四十萬份，使黨內黨外都能看到。這是共產黨替帝國主義出版報紙，連那些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也登。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民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鍊。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這一條我們跟蘇聯的做法不同。為什麼要種牛痘?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裡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鬥爭，使你的身體裡頭產生一種免疫力。發行《參考訊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幹部和民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對於一些有害的言論，要及時給予有力的反駁。比如《人民日報》登載的《說“難免”》[21]那篇文章，說我們工作中的錯誤並不是難免的，我們是用“難免”這句話來寬恕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就是一種有害的言論。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應當準備及時反駁，唱一個對台戲。我們搞革命和建設，總難免要犯一些錯誤，這是歷史經驗證明了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22]那篇文章，就是個大難免論。我們的同志誰願意犯錯誤?錯誤都是後頭才認識到的，開頭都自以為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當然，我們不要因為錯誤難免就覺得犯一點也不要緊。但是，還要承認工作中不犯錯誤確實是不可能的。問題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會上的歪風一定要打下去。無論黨內也好，民主人士中間也好，青年學生中間也好，凡是歪風，就是說，不是個別人的錯誤，而是形成了一股風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辦法就是說理。只要有說服力，就可以把歪風打下去。沒有說服力，只是罵幾句，那股歪風就會越刮越大。對於重大問題，要作好充分準備，在有把握的時候，發表有充分說服力的反駁文章。書記要親自管報紙，親自寫文章。
統一物的兩個互相對立互相鬥爭的側面，總有個主，有個次。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義上，這可以比作原子裡面的原子核和電子的關係。一個原子分兩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電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電子很輕，一個電子大約只有最輕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過結合得比較牢固。電子可有些“自由主義”了，可以跑掉幾個，又來幾個。原子核和電子的關係，也是對立統一，有主有次。從這樣的觀點看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有益無害的了。
第六點，法制問題。講三條: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肅反，一定要肯定肅反的成績。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層建築。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我們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並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肅反。沒有完成肅反計畫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點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單位進行過肅反，但是肅而不清，必須在鬥爭中逐步肅清。反革命不多了，這一點要肯定。在鬧事的地方，廣大民眾是不會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暫時的。同時也要肯定，還有反革命，肅反工作沒有完。
一定要肯定肅反的成績。肅反的成績是偉大的。錯誤也有，當然要嚴肅對待。要給做肅反工作的幹部撐腰，不能因為一些民主人士一罵就軟下來。你天天罵，吃了飯沒有別的事做，專做罵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罵越好，我講的這三條總是罵不倒的。
共產黨不曉得挨了多少罵。國民黨罵我們是“共匪”，別人跟我們通，就叫“通匪”。結果，還是“匪”比他們非“匪”好。自古以來，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從開始就是挨罵的。一萬年以後，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
肅反要堅持，有反必肅。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辦事，不等於束手束腳。有反不肅，束手束腳，是不對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腳。
第七點，農業問題。要爭取今年豐收。今年來一個豐收，人心就可以穩定，合作社就可以相當鞏固。在蘇聯，在東歐一些國家，搞合作化，糧食總要減產多少年。我們搞了幾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沒有減產，而且還增產了。如果今年再來一個豐收，那在合作化的歷史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就是沒有先例的。
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首先，農業關係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這個農民自給的部分，數量極大。比如，去年生產了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商品糧包括公糧在內，大約是八百多億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歸農民。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穩定了。
第二，農業也關係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商品性的農產品發展了，才能供應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要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商品率。有了飯吃，學校、工廠少數人鬧事也不怕。
第三，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只有農業發展了，輕工業生產才能得到足夠的原料，輕工業產品才能得到廣闊的市場。
第四，農村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比如，化學肥料，各種各樣的農業機械，部分的電力、煤炭、石油，是供應農村的，鐵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為農業服務。現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無論是發展輕工業還是發展重工業，農村都是極大的市場。
第五，現在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
第六，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
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為好?請大家研究，議出一個適當的比例來。其目的，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後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於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積累和社員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今年如果豐收，積累要比去年多一點，但是不能太多，還是先讓農民吃飽一點。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者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就是說，積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鏇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陽的光射來叫光波，無線電台發出的叫電波，聲音的傳播叫聲波。水有水波，熱有熱浪。在一定意義上講，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戲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沒有一口氣唱七八句的。寫字也起波，寫完一個字再寫一個字，不能一筆寫幾百個字。這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
總之，要照辯證法辦事。這是鄧小平[23]同志講的。我看，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學說，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新問題，觀察和處理國際鬥爭中的新問題。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 釋
[1]毛澤東這個講話共七點，本書收入第一、二、三、四、六、七點。
[2]柯慶施（一九○二——一九六五），安徽歙縣人。當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3]蘇伊士運河位於埃及的東北部，是連線地中海和紅海的國際通航運河。它處於歐、亞、非三洲交界地帶的要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後，英、法兩國壟斷了蘇伊士運河公司的絕大部分股份，每年從中獲得巨額利潤，英國還在運河地區建立了海外最大的軍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埃及人民為收回蘇伊士運河的主權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中國政府及世界許多國家的政府和領導人發表聲明，支持埃及的正義行動。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發動侵略埃及的戰爭，妄圖重新奪取運河結果遭到失敗。
[4]納賽爾（一九一八——一九七○），當時任埃及總統。
[5]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國保守黨人。一九五五年任英國首相，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辭職。
[6]艾森豪，當時任美國總統。
[7]希特勒，見本卷第75頁注[3]。
[8]羅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國總統。
[9]指抗日戰爭時期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
[10]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至十日和十七日至十九日，周恩來總理、賀龍副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對蘇聯進行訪問。
[11]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風（當時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人民文學》編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系統地陳述他的文藝思想和對文藝工作方面的意見。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央提出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報告認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的活動，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取領導地位，反對和抵制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同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將胡風及有關一些持相同意見的人，定性為“胡風反黨集團”。六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又將他們定性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報告的通知中，宣布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
[12]見列寧《辯證法的要素》。新的譯文是：“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於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頁）
[13]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新的譯文是：“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頁）
[14]孔子，見本卷第84頁注[12]。老子，相傳即老聃，姓李名耳，苦縣（今河南鹿邑東）人，春秋時期思想家，道家的創始人。
[15]康德（一七二四——一八○四），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奠基人，近代西方哲學史上二元論、先驗論和不可知論的著名代表。主要著作有《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等。
[16]黑格爾（一七七○——一八三一），德國古典哲學家，客觀唯心主義者，辯證法大師。主要著作有《精神現象學》、《邏輯學》、《法哲學原理》等。
[17]克勞塞維茨（一七八○——一八三一），德國軍事理論家，主要著作有《戰爭論》。
[18]見羅森塔爾、尤金編的《簡明哲學辭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頁。
[19]見列寧《戰爭與革命》《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頁）。克勞塞維茨這句話的原文是：“戰爭無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戰爭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894頁）
[20]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參考訊息〉訂閱範圍的通知》，決定將《參考訊息》的閱讀範圍“擴大到縣委委員以上或相當於他們的黨內外幹部”。
[21]《說“難免”》一文發表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
[22]《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意見寫成的。
[23]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