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紫禁城》雜誌2004年第3期發表了單國霖先生《文徵明〈停雲館言別圖〉同類圖式辨析》一文。作者舉出四幅傳世文徵明《停雲館言別圖》，分別為上海博物館藏《停雲館言別圖》軸（簡稱“上博本”）、日本橋本末吉藏《停雲館言別圖》軸（簡稱“橋本本”）、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松下高士圖》軸（簡稱“天津本”）與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綠陰清話圖》軸（簡稱“台北本”）。四幅圖布局結構和樹木、人物形態幾乎同一。只有“台北本”題詩與上述三圖迥異，而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文徵明《綠陰清話圖》軸題詩相同。作者認為“台北本”乃拼合了《停雲館言別圖》的布局和《綠陰清話圖》的題詩，應為仿作（此說殆無疑義）。作者經過辨析進而確定“上博本”乃是《停雲館言別圖》的原本，“橋本本”、“天津本”亦為偽作。[1]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單國霖先生對於受圖人王寵的形跡與改字時間未克深究，對“赴南雍”的理解又出現了一些偏差，故得出的結論難以令人信服。茲陳鄙見，以就教於單先生及諸方家。內容介紹
單國霖先生指“橋本本”、“天津本”之偽與“上博本”之真的一個關鍵性證據是文徵明畫款中所提到的王寵“赴南雍”的時間。根據分析，他認為嘉靖丁亥（1527）王寵應當赴南雍，而嘉靖辛卯（1531）王寵則不可能有南雍之行。因此款署“丁亥五月十日”的“上博本”為真——儘管單先生也承認“上博本”《停雲館言別圖》“有些地方筆法滯澀瑣碎”，而款署“辛卯五月十日”的“橋本本”、“天津本”則為偽作。從文章的論證來看，單先生對於“赴南雍”作了較為偏狹的理解，他認為“赴南雍”即貢入太學（單先生含糊地使用了“太學”，其實南雍是指南監，而非北監），王寵最後一次考試是在嘉靖十年辛卯（1531），因此他應該這一年從太學卒業。“根據明代選舉制度，由學校歲貢進入太學（國子監），監生由通四書五經到升入率性堂，前後約要三年，然後才開始考試積分，積滿八分，才得卒業，前後須一年左右，總算由入學到卒業，得四年以上。”因此，這樣推算起來，王寵入南監的時間必為嘉靖丁亥（1527），其間正好相差四年。單先生髮問，“王寵赴南雍為‘辛卯’年，則卒業至少得在嘉靖十四年（1535），而王寵在嘉靖十二年（1533）四月，即已去世，何得以卒業國子監，再參加考試呢？”由此他得出結論：文徵明於“辛卯”年送別王寵赴南雍，作《停雲館言別圖》，是與史實不合的。
論證偏差
單先生的論證第一個偏差是，王寵以年資貢入太學，是北監而非南監，時在嘉靖九年庚寅（1530）。《（乾隆）蘇州府志》卷三十九選舉四貢生：“府學（嘉靖間）：王寵（吳縣，九年）。”袁袠序《雅宜山人集》有云：“試於鄉，輒弗利，乃貢入太學，山人由是得北游燕趙，觀廟朝制度，與四方薦紳先生游，上下其論議，而文益奇。”明言“燕趙”，則北監無疑。王寵此次北游，並未真正在太學學習，文徵明《王履吉墓志銘》：“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他於嘉靖九年（1530）四月前往北京，但太學之試卻失敗了，所以只能“且窮上國勝，歸荷南山鋤”。當年六月，周覽了北地風光的王寵出京返回蘇州，在獻家兄的詩中，他頗為頹唐地表示：“歸當擁吾鋤，為樹杞與桑。”不達的他，一路上嘆息著“志士惜年駛，征夫怨路長”。七月二日，歸途與九岩先生同舟，相得歡甚，為行草書《西苑詩》、《海印寺閣眺》及《游與諸公作》等近作三篇。北歸之後，王寵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日日臨流賦詩。可見，王寵貢入太學乃在1530年，而不是1527年，往返只有三四個月時間，而不是就學四年。單先生的論證第二個偏差是，“赴南雍”未必是貢入南監，而可能是參加應天鄉試。王寵長兄王守不曾貢入太學，但文徵明《秣陵秋別圖》識語有云：“履約將赴南雍，賦此奉贈。正德十六年辛巳七月朔，徵明。”是作畫幅所書贈詩收入國家圖書館藏《甫田集》文嘉抄本卷八，題名《送王履約卒業南雍》。可見，赴南雍可指在南國子監短暫修學，以及參加鄉試，是個較寬泛的說法。
雖然從太學回來後王寵感嘆“曲信者時，利鈍者命”，但他並未就此罷休，次年（嘉靖辛卯，1531）秋天，他又一次與湯珍、文彭、文嘉等人赴試金陵，是為王寵第八試，也是最後一試。這一年，陸師道、黃省曾、華雲等友人舉於鄉，王寵仍不售。可見，“橋本本”與“天津本”款署“辛卯五月十日”，不是與史實不合，而是完全吻合。關於此次赴試金陵，王寵是自稱“入南雍”的，李日華記王寵跋祝枝山行草《樂詞十六段》款識云：“余辛卯歲入南雍，日惟閉戶讀書，人語不聞，時有鳥聲相關而已。適歐陽先生過訪，慰余寂寥，並示枝山翁十六詞。……是歲七月十二日，雅宜山人王寵識。”其門人朱浚明也稱其是年“游南雍”，他在編輯《雅宜山人集》的識語中說：“（王寵）辛卯歲游南雍，得疾東歸，竟不起。”這兩條材料正好可以作為“赴南雍”乃參加鄉試而非入南監的佐證。這一年在南京，王寵曾養病於顧璘的愛日亭，適何良浚何良傅兄弟參加科舉，攜行卷謁見東橋，東橋為之引介，何氏的行卷得到王寵的極口讚賞。
我們再來看王寵嘉靖丁亥（1527）有沒有如單先生所說的那樣，赴南雍並在那裡學習了四年呢？很遺憾，清理王寵本年的活動，並未發現他前往南京的任何跡象。這裡將是年王寵的主要活動條陳如下：
二月之吉，王寵作《方齋袁君六十壽頌》，並恭楷抄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方齋袁君六十壽書畫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二十）
二月之吉，於石湖精舍草書《石湖八絕句及包山雜詠》卷。（安歧《墨緣匯觀》法書下卷著錄，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二月二十七日，小楷《摹東方朔畫贊》。（《石渠寶笈》卷十一著錄，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三月既望，為金用書《九歌》，陳淳、周天球、周光、金用等跋。金用妻亦學王寵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附屬美術館藏，鈴木敬，《中國繪畫總合圖錄》卷一）
三月既望，草書謝康樂詩。（香港蘇富比拍賣會，2000）
四月望日，書〈五柳先生傳〉橫幅。（美國藏，《藝苑掇英》50輯發表）
四月望後，草書《古詩十九首》。（上海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三）
四月廿二日，為純齋先生草書《山居雜作》。（上海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三）
夏五，與昆仲同寓石湖精舍，山窗燕坐，為草書《七發》。（《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二十六、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卷三、顧復《平生壯觀》卷五著錄。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二十）
端陽後二日。為華雲所藏仇英《維摩說法圖卷》楷書題跋。（李佐賢《書畫鑒影》卷七著錄）
孟夏望後，於石湖精舍行草書《出師二表》一卷。（《石渠寶笈》卷三十著錄）
夏六月既望，文徵明作《竹林深處圖》。其後王寵有題。（《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選》發表）
秋七月既望，於石湖草堂書《入林屋洞詩卷》。（《吳越所見書畫錄》著錄）
八月廿一日，跋文彭藏唐寅《行書七律詩》。（上海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二）
秋，胡纘宗擢為山東左參政，王寵作序、詩送行。
秋，張詩過訪王寵不值，因題詩於壁。
九月，與金用、朱日宣等訪王守於浙江。文徵明為作《雨中歸興圖冊》，王守、王寵有題。（文徵明《雨中歸興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孟冬，陳淳作《蔓藤朱實》扇面，王寵有題。
嘉平月二十一日，於石湖草堂草書《千字文》卷。（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十有二月廿二日，草書《長恨歌》，與尤求（仇英婿）《長恨歌圖》合卷。（王世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著錄，台北私人藏）
季冬之吉，行草書贈南岩顧君。（作品流入日本，《明清書道圖說》發表）
冬十二月，作《高樹虛亭圖軸》。（龐元濟《虛齋名畫錄》卷八著錄）
除了九月間與學生金用、侄子朱日宣因探訪長兄王守去過一次浙江之外，王寵本年基本生活在蘇州郊外的石湖。根據對王寵嘉靖丁亥（1527）主要活動的清理，我們發現，單先生關於王寵當年貢入南監的推論完全是想當然的。
單先生所舉出的幾件作品，筆者無法寓目，也就很難進行風格分析。但是通過對王寵相關文獻的清理，我們發現，款署辛卯的“天津本”與“橋本本”比款署丁亥的“上博本”更為可靠。這個結論與單先生的推斷恰恰相反。
論證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論證，“橋本本”是模仿“天津本”或者說是與“天津本”同一底本的偽作。兩圖圖式與題詩相同，系年相同，但它們有一個重要的不同卻為單先生所忽略：“天津本”稱王寵為“履吉”，而“橋本本”稱王寵為“履仁”。單先生知道履吉、履仁同為王寵的字，卻未注意王寵先字履仁，後改字履吉，兩字有前後關係，而不在同一個時期使用。履仁是王寵成年之後由文徵明為取的字。王寵之父王貞雖“混跡市廛”，但因喜與文士交接，並蓄古物書畫以自愉自適，故文徵明“視他市人獨異”。王寵兄弟以里俊補校官弟子員之後，曾以父命詣文徵明請字，但踰年不得命，兄弟二人的老師沈明之乃文徵明之友，又從為之請，於是文氏乃即其名義訓之，“字守曰履約，字寵曰履仁。”
在文徵明與王寵早年的唱酬中，文徵明皆稱其為“履仁”，如《甫田集》（三十六卷本）卷五《同履仁濯足劍池》、《失解無聊用履仁韻寫懷，兼簡蔡九逵》、《病中辱履仁過訪二首》、《題竹寄履仁二首》，卷六《次韻履仁春江即事》、《五月十三夜與子重、履約、履仁石湖行春橋看月》、《春日懷子重、履約、履仁》、《簡履仁》、《月夜葛氏墓飲酒與子重、履仁同賦》、《履仁獨留治平寺，寒夜有懷》，卷七《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納涼三首》等，這些詩皆作於1516年以前。同樣，在文徵明此一時期的書畫作品中，提及王寵時亦稱履仁，如1514年所作《石湖花游圖卷》題識云：“因履約讀書湖上，輒追和其詩，並錄諸作奉寄，履約風流文采，不減昔人，能與子重、履仁和而傳之，亦足為湖山增氣也。是歲大明正德九年歲在甲戌六月廿又五日。”
王寵改字的時間為1518年春，而更換印章的時間大約在1519年冬。1518年二月，文徵明、蔡羽、湯珍、王守、王寵等人曾後先前往常州，聚於鄭鵬官廨，歸途在惠山試茶。是年春文徵明繪《惠山茶會圖》卷，蔡羽作序（款識為正德十三年戊寅春三月朔旦），卷後依次有文徵明、蔡羽、湯珍、王守、王寵題詩。是卷乃贈鄭鵬者，卷首有鄭氏“惠山茶會”大字引首。卷後題詩中，蔡羽已稱王寵為“履吉”，但文氏仍稱“履仁”，王寵題詩所鈐印章亦仍為“王履仁印”。可知此際王寵雖已改字，但尚未為友人悉知，也未及更換印章。“王履仁印”至遲在是年季冬十日王寵為顧嶼所書《送孫太初卜隱苕溪等十首》中仍在使用。王寵的紀年作品中第一次出現“王履吉印”，為1519年十一月廿七日所書《贈別家兄履約七首》。此後，“王履仁印”不再被使用。
既然王寵在1518年春已改字“履吉”，則文徵明不當在1531年的繪畫作品中，仍稱王寵為“履仁”，“橋本本”《停雲館言別圖》因此露出馬腳。
綜上所述，在署名文徵明的幾件《停雲館言別圖》中，“天津本”更可能是原本，而“橋本本”與“上博本”皆不可靠。單國霖先生因對受畫人王寵的行跡與改字時間缺乏必要的了解，在理解王寵“赴南雍”的含義時又出現了偏差，故爾將“上博本”視為《停雲館言別圖》的原本，其結論與史實難免牴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