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未知——司馬懿的人心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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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失去了自己”，這是《大軍師司馬懿》反覆渲染的東西。上半部，荀彧對曹操說：“今日的明公，還是當初的明公嗎?”下半部，司馬孚問司馬懿，是否還記得自己的初心。而始終如一的諸葛亮，則是全劇的道德典範。作者用意，可見一斑。
當垂垂老矣的司馬懿依依東望，他望不見人心，只有一地的刀光血影。高平陵之變後，他徹底黑化，再不是當初的渡河才俊。那時候，年輕的他還和曹丕談論青春理想，和乃父說起自己的一片忠心。但如今，他成為執刀者，儼然一位徹徹底底的馬基雅維利信徒。
在《虎嘯龍吟》里，司馬懿有一個明顯轉變。轉變前，他殫精竭慮，儼然魏國忠臣。轉變後，他開始任你妄為，為了權力不擇手段。讓他轉變的，是多年的壓抑和權力對他的誘惑。當司馬懿說自己不管身前身後名，他已經轉變為一個赤裸裸的權謀家，建安風骨已成往事，歷史，走向更加血腥無道的關口。
變色龍司馬懿萬幸的是，該劇是司馬懿的人物傳，卻沒有一昧為司馬家唱讚歌。劇中，司馬懿步步黑化，但當他走到權力巔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孤家寡人”，他卻早已面目全非，成為一個陰鷙狠毒的野心家。該劇下半部通過諸葛亮“弈棋”、司馬孚“質問”等情節，暴露出司馬懿的表里不一。
但這部劇還是對司馬懿有所貼金，其實，司馬懿一直都是“利益第一，價值第二”的人。他像一隻變色龍，隨時根據形勢轉變策略。曹操時期，他收斂鋒芒;曹丕時期，他鞠躬盡瘁，曹叡時期，他克制隱忍;而到了高平陵之變，他孤注一擲。由始至終，司馬懿都以自家利益最大化為目標。
《大軍師司馬懿》上下部的諸多情節都來源於《晉書》，但後者對司馬家多有粉飾，這從司馬懿出仕這個細節可以看出。
在魏國史書《魏略》中，當司馬懿面對曹洪的徵召，他杵著拐杖，託病不出，但當曹操下令徵辟，他“投杖而應命”，這是典型的“出仕策略”。但到了《晉書》，就成了司馬懿“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
可以說，從小浸染於世家文化的司馬懿，身處注重品評的環境裡，他早已習得官場的處事策略，深諳“待價而沽”的一套。
到後來成為朝中重臣，他不忘記逢迎諂媚的一套。魏文帝時，他揣摩上意，獻上祥瑞“玉印”助郭女王封后;魏明帝時，他又先後獻《玄石圖》、獻祥瑞白鹿，作為示好曹叡及曹芳的禮物。
也是在明帝時期，明帝曾問大臣陳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陳矯答：“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朝廷之望，是在一時。社稷之臣，功在千秋。司馬懿可得人望，但未必有心於社稷。
司馬懿的圓滑從青年時期就表露了，在朝堂和鄉里，他的確很有口碑，但那是因為他積極維護士族網路、發掘人才，通過“為我所用”，縱深自己的權力譜系。可即便如此，也很少人用“清直”“仁義”來恭維司馬懿，因為司馬懿和這兩個詞實在不沾邊。
更多時候，他被視為一位隱忍的官僚，他隱忍，不為淡泊名利，為的是等待時機。高堂隆曾提醒曹叡提防司馬懿，他是當時有名的諫臣，看法就很有參考價值。他說：“(陛下)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釭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而司馬懿，恰恰有“鷹視狼顧之相”。
司馬家不會為曹家傾心竭力，曹家也不會放任司馬家，往深里說，雙方存在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曹魏政權的根基是庶族、新興地主和武人集團，從根子來說，曹操是“世家大族壟斷政治”的掘墓人，他生在閹宦家庭，忌憚世家，於是“細政苛慘，科防互設”。他的出身和眼界都決定了他和儒家大族的距離。
但到了曹丕這一代，為了稱帝和政治穩定，曹丕只能通過“九品中正制”給士族讓利，表面上招攬天下人才，其實進一步固化了階層差距，令世家大族漸漸抬頭。而司馬家就是世家大族的代言人之一。
更準確地說，司馬家原本並非世家大族，但步步經營、逢迎儒門，一點點打入追崇儒家的大族網路中。到司馬懿這一代，司馬家至少看上去已經像一個典型的“儒家士族”，讀儒家經典，學儒家禮儀，交往的也多是儒家大族的子弟。所以，司馬炎才說：“本諸生家，傳禮來久。”
坦率而言，以陳群等為代表的儒門代言人並不發自內心欣賞司馬懿，但在與宗親的博弈中，手握兵權和人望的司馬懿是他們可以合作的對象。而司馬家尊崇儒家，更多是政治策略。
司馬氏集團聚攏的人物，的確不能簡單歸為儒門或士族，某種程度上，他們是一群“實用至上”的人，看清了歷史的大趨勢，比起崇高理念，更信奉實際的權力和地位。這也決定了司馬氏的變色龍底色。
曹魏根子裡與世家大族不和，而司馬家是後者的代言人之一，這是他們不可調和的矛盾。即便如此，曹魏政權也並沒有對司馬家做出什麼極端之事，曹丕時期，前者甚至對後者禮待有加，終曹魏天下，司馬家都是錦衣玉食的名門望族，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曹氏的壓迫逼得司馬懿忍無可忍”這種藝術加工在正史里站不住腳。司馬家和曹家，誰也不是大白兔。
步步壓制——曹睿的政治理想
2
魏明帝曹叡在一天，司馬懿忠心一天。
這個皇帝有點像青年嘉靖，聰明絕頂，私慾很強，並非仁主，卻極有手段。收集女裝、長發及地、口吃少言、起用女官，這是他的噱頭。實際上，曹叡做了不少鞏固權威的事兒——崇尚書、迎宗廟、嚴刑法、禁浮華、控中樞、修宮室等，曹叡主政期間，魏國皇權強大。
奸君曹叡要知道，先帝駕崩，曹叡接手的是一個問題重重的大魏江山。對外，三國還未一統，魏國頻繁面對蜀吳(尤其是蜀國)的騷擾。對內，宗室與士族的矛盾暗流洶湧，地方大族形成“國中之國”。主少寡弱，權臣環視，可曹叡很快就掌控住局勢。從政績上看，曹叡作為不小。
更重要的，是曹叡對世家大族的遏制。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朝廷的聲譽跌到谷底，在朝廷，士大夫“目有長官而無君父”;在地方，世家大族有自己的獨立武裝，他們根深蒂固，積極培養自己的代言人，與朝廷對立。由此，國家公權力也伴隨著皇權落到低谷。
早在曹操執政期間，為了統一事權，也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已經出台了許多打壓世族的措施，而曹叡繼承乃祖遺法，一方面，他改易正朔、嚴刑峻法;另一方面，他翻新各項制度，強化中央權威。
曹叡想建立一個外儒內法、中央集權的帝國，想像“秦皇漢武”一樣為所欲為，這決定了他會與儒門合作，但卻要遏制有權勢的世家大族。
曹叡對世族的防備可以從“禁浮華”一事看出。
“禁浮華”在史書中記錄較少，但它卻是魏晉清談玄學之風的前兆。太和年間，一些仕途受挫的貴族子弟雲集於京師洛陽，他們聚眾交遊、品評人物，這股風潮受上流青年知識群體歡迎，但卻遭到了曹叡的鎮壓，史稱“太和浮華案”。
據考證，“浮華交會”的代表是“四聰”、“八達”，他們是何晏、夏侯玄、諸葛誕、鄧颺、李勝、丁謐、畢軌等七人，而荀粲、裴徽、李豐、劉陶、傅嘏、司馬師也參與其中。這些人大都是世家大族出身的子弟。
曹叡為什麼要對“浮華交會”堅決鎮壓?一來，他擔憂這些人像東漢黨人一樣反抗朝廷，二來，他要抑制世家大族子弟的勢力。皇權社會，任何有影響力的社會組織勢必引起君主警惕。終其一生，曹叡都對“四聰”、“八達”嚴防死守。
為了抑制世家子弟，曹叡還詔令劉劭制定考察官吏功過善惡的新規《都官考課》(又稱《考課法》)，但遭到不少士族官僚反對。設使新規有力執行，對世家大族就會是一個巨大打擊。不過曹叡荒淫無度，死得太早，這個新規沒有長久實施。
新皇帝動作不斷，渴望占據政治主動權的士族不會束手就擒。他們好不容易熬到自己的春天，盼望有朝一日，能夠掌控天下的話語權。
曹魏開國以來，曹魏宗室和儒家大族的對抗就是一條主線。
官渡之戰前，儒家大族心向袁紹，曹魏主要由譙沛武人和新興士族把持，但官渡之戰後，曹魏集團吸收了大量儒家大族，到魏文帝實施九品中正制後，他們的勢力進一步擴張。所以，曹叡即位前，儒家大族的前景一片光明，他們不會容忍少年天子的“盛氣凌人”。
權力鬥爭，需要一呼百應的代言人，世家大族選中了位高權重的司馬懿，最終將司馬懿抬進了顧命大臣名單。
在這一過程中，儒門的態度是糾結的。他們當然不發自內心想讓司馬懿作為大族代言人，可時勢使人低頭，在真正的儒門拿不出有力競爭者的情況下，面對曹魏宗親的步步壓制，儒門默認了司馬懿作為替其博弈的人選。
江山易主——歷史的血腥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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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司馬懿，曹叡很矛盾。他希望擴張皇權，壓制世家大族，可受制于軍事和政治壓力，他又不得不倚仗。所以，我們讀史書，會發覺曹叡對司馬懿時而親切，時而疏遠，他對這位世家代表且用且防。用他的軍事本領，但不讓他進入權力核心。
早在曹叡即位前，司馬懿已經位列中樞，他和曹真、曹休、陳群並列輔政大臣，但曹叡並不把司馬懿當成真正的心腹。終曹叡一朝，他與陳群、陳矯等人達成默契，那就是不讓司馬懿回朝輔政，與之相對，陳群、陳矯、曹真才是曹叡更信任的人，而司馬懿則被“拒之於外”。
只是計畫趕不上變化，由於軍事壓力和曹真的去世，曹叡不得不對司馬懿受以要職，派他坐鎮長安。司馬懿漸漸做大，到平定遼東後，他在朝中的威望達到一個高點，儒家大族也與其合作。
為了牽制世家大族，曹叡曾有意壯大宗族、扶植武人集團。太和五年，他詔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領嫡子一人朝聘，表明自己的態度。
而在顧命大臣一事上，最初的大臣名單也沒有司馬懿。曹叡任命燕王曹宇為首輔，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輔助，行成一個宗室顧命集團。如果這份名單通過，皇權就會惡性膨脹，對儒門大族則是巨大的打擊。
曹家最後的話事人曹爽可是，曹叡卻在臨死前更改了名單，他將輔政大臣改成曹爽和司馬懿，這一變動為“高平陵之變”埋下隱憂。
曹叡為什麼要更改名單?有學者認為：這與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有關。他們與曹肇不睦，又和司馬懿關係良好，是他們的進言影響了曹叡。
不過，以曹叡的“沉毅斷識”，即便病重，他斷難僅憑外人言行改變自己的意志，考慮到最終名單形成了表面上的宗親與士族“平衡”，而非宗親獨大，曹叡的最後一變，極可能與世家大族的集體施壓有關。
作為一國之君，曹叡不可能置世家大族意見於不顧，後者掌握權勢和軍隊，一不缺兵馬，二不缺輿論，三又在朝廷里網路縱深，哪怕為了魏國的政局穩定，曹叡也需要安撫士族。安排司馬懿為輔政大臣，就是這一博弈的結果。
曹叡如果真的對司馬懿完全信任，就不會久久讓司馬懿遠離中央，以戰事或整頓吏治的名義鉗制他的勢力。
天下三分，曹叡作為魏國這家合資企業的老總，他需要安撫司馬懿與世家大族的聯盟，也需要藉助司馬家抵禦蜀吳的軍事壓力，卻又不希望司馬家威脅皇權，他小心翼翼拿捏著這“尷尬的分寸”，最後還是妥協了。
終曹叡一朝，魏國皇權強大，整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曹叡的個人意志。如果綜合考慮曹叡的種種行為，便會發現他的內心隱藏有效法“秦皇漢武”的願望。無論是行事風格還是政治理念，曹叡都與“秦皇漢武”保持高度的契合。
只不過，歷史的時勢與壽命的修短使曹叡短暫享受了一人獨治，卻還是倒在了通往“秦皇漢武”的路上，敵不過歷史的滾滾洪流。
有人說，如果再給曹叡多一些時間，按照他的規劃，曹魏的皇權將真正達到頂峰，而司馬懿也只能匍匐在皇帝腳下囁囁嚅嚅。怎奈曹叡正值盛年就放蕩至死，倉促的“託孤決策”給了士族政治復興的機會，新君暗弱，輔政的宗親曹爽又志大才疏、狂妄無能，一場高平陵事變，司馬懿終成“執刀者”。
高平陵事變後，司馬懿以經典儒學取代了庶族名法派的政治路線，滿足了儒家大族的實際利益。可在實際策略上，他背信棄義、屠殺宗親、獨攬朝政、架空皇帝，一邊宣傳自己的美名，一邊為子孫後代竊國大事鋪路。
這位儒家大族的盟友，卻做出一系列儒家精神所不齒的事，而他的子孫創立的王朝，由於不得人心、自相殘殺，支撐數十載，便以近乎荒唐的形式草草收場，最終只好偏安一偶。
仁義禮讓的神話，轉眼成為黃河兩岸的修羅場，在血雨腥風中勝出的野心家，卻也難逃轉瞬傾頹的命運。可以說，歷史辜負了寒門武夫，也給儒家大族開了一個血淋淋的玩笑。留下的，只是一江春水裡的累累白骨。
司馬懿 荀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