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紀中後期，北宋王朝第六個皇帝神宗趙頊與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聯手推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經濟軍事改革運動，其成敗得失一直被世人爭論不休，也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諸多的思考。
改革的動因
宋神宗於1068年繼位，此時的宋廷內憂外患交織、積貧積弱並存。
在外患方面，民族矛盾相當突出，北宋與西夏和北方遼國的關係都很緊張。西夏李元昊於1032年正式稱帝後，不斷向宋發起進攻，並接連打敗駐守陝西各路的宋軍。宋把陝西方面的軍隊增加到近40萬人，又派去名重一時的大臣范仲淹和韓琦坐鎮指揮，卻依舊無法制止西夏的侵擾。北方的遼也趁火打劫，乘機要挾，於1042年陳兵邊境，進行恫嚇，要宋交出五代後周世宗時收復的瓦橋關以南10個縣的土地，北宋無計可施，只得用“屈已增幣”的辦法換取遼放棄對土地的要求。
宋神宗在內憂方面，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北宋立國百餘年來，農業、工商業迅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矛盾也日益增長，政府長期實行“不抑兼併”的國策，助長了大地主、大商人勢力的膨脹。於是，土地兼併日烈，勢豪大戶等特權階級橫行，貧富懸殊，國家財政惡化，政府公權力威信大大下降，循吏能臣越來越少。但政府的稅收卻越來越少。有錢人放高利貸，以錢滾錢，小農及小工商者被壓得喘不過氣。
不僅如此，政府官員的數量也不斷膨脹，到11世紀60年代初全國官員總數量已超過2.5萬名，官員除薪津及俸祿外，還有四季的服裝費、僕人的衣食住行、茶、酒、廚料、炭鹽、餵馬草料等都由國家負擔。官員隊伍中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盛行，真正能辦事的寥寥無幾，大多只關心如何增加自己和家族的財富，缺乏理想，漠視國家未來發展，投機致富成了官員們的唯一目標。
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由於長期實行“重文輕武”、“崇文抑武”國策，在軍事指揮體制上實行“以文馭武”，控制乃至取消軍人、武將參與最高決策，樞密院長貳和各路領兵將領多由文臣擔任，並實行“將從中御”，由皇帝直接指揮遙控前線。在“消極防禦”、“守內虛外”“弱乾強枝”的指導思想下，北宋政府在防禦外敵入侵上，往往單純依靠在同遼接壤的邊境地區開挖塘濼，在同西夏接壤的地區則修築堡寨和塹壕，以構成一條漫長的防線。在軍隊部署上，考慮制衡多，實行“更番迭戍”、“內外相制”、“將不專兵”，部隊頻繁調動，造成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邊防空虛，守備薄弱，予敵以可乘之機。
為了應付內外戰爭和實行“凶年飢歲”大量招兵的制度，導致兵員數量大增，1038年時達到近125.9萬人，給國家財政造成巨大壓力。在全社會“重文輕武”風氣影響下，軍隊建設質量受到嚴重影響，部隊整體訓練水平下降，不僅“時邊任多紈絝子弟”，而且步軍射箭訓練“惟務鬥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馬軍訓練“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其左右斫宗、腰射、腦射、一綽篳子放數箭之類，乃軍中之戲。”騎兵中有不少是“皆望空發箭，馬前一二十步即已墮地”，“縱使能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
宋神宗因而“每指揮(類似今營，約 300—500人)藝精者不過百餘人，其餘皆疲弱不可用。”據歐陽修文章所記，宋軍使用的武器，“長短大小，多不中度”，且“鐵刃不鋼”，弓弩“筋膠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根本不考慮實用，主管官員也不認真檢查質量，以致“有器械之名，而無器械之實用。”
改革的主要內容
宋神宗堪稱史上最模範的皇帝，史料載，他從不遊獵飲宴，營造宮殿，忙起來常常廢寢忘食，直到天黑才用餐。他勵精圖治，強力改革變法，一心富國強兵，直至累倒病倒，英年早逝。從1068年開始，神宗重用王安石為相，陸續全面推行社會、經濟、軍事改革，其中在軍事方面主要有七項。
一是“省兵並營”，即精簡軍隊員額，裁減老弱士兵，將原61歲退伍年齡降至50歲以下。禁軍按馬軍一營300、步軍一營400的編制進行合併。廂軍按每一指揮(營)不超過 500人進行裁併，使軍隊總員額減至 79.6萬人。此一改革，使“免為民者甚眾，冗兵由此大省”。
二是改“差役法”為“募役法”。原來的“差役法”是民戶按戶等輪流服役，“募役法”是由政府出錢募人服役，錢的來源包括三部分：原先應服差役的上三等戶按土地數量出錢，稱為免役錢;原先不服差役的女戶、單丁戶等減半出錢，稱為助役錢;此外還要各加收1/5，稱為免役寬剩錢，以備災年使用。
由於歷史的局限性，宋神宗的改革並未取得預期的成功。這在對遼的妥協和對西夏戰爭的慘敗中得到了證明。就在宋軍取得河湟之役勝利後不久，宋遼關係轉趨緊張，遼又一次對宋進行政治訛詐，提出要重新劃定北部蔚、應、朔三州地界，經過兩年的交涉，宋廷擔心自己的軍力無以阻擋遼軍的進犯而決定屈從遼的要求，做出讓步，放棄了700里土地，確定凡在古長城以北之地一概割移於遼。
更慘重的是，1081年4月，宋決定乘西夏發生內亂對西夏發動進攻，共派出32將的兵力約30餘萬人分5路出擊，另有民夫約30萬人，西夏以主力扼守要點堅壁清野，部分兵力出擊襲擾阻斷宋軍糧道，9、10月間宋軍相繼占領蘭州等部分地區，但 11月進攻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時，5路兵力中有 3路未按時到達，另兩路又協同混亂，攻城18日未下，西夏軍反擊，一面決河水淹，一面以兵力追擊，宋軍大敗，士兵、民夫陣亡潰散不下30萬人。
次年正月，神宗決定再攻，計畫首先在宋與西夏邊界之間建城築壘，遏制西夏，爾後攻取西夏首府興州(今寧夏銀川)、靈州，為此宋在永樂下埭(今陝西米脂西)人工修築了防禦要塞“永樂城”，剛建成即遭西夏軍圍攻，9月中旬被攻陷，損失將士1萬餘人，西夏方面則說連同民夫在內有20餘萬人。神宗得知訊息後，早朝時大聲慟哭，從此絕了用兵西夏的念頭。
概而言之，宋神宗軍事改革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首先是改革急於求成。在富國強兵這一總目標上，神宗與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上二人卻有分歧。
王安石認為，“國之大政在兵農”，國不富則兵不強，既要整軍，更要理財，既要節流，更要開源，總之要把理財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而神宗更多考慮的是如何擺脫積弱的狀況，急於求得對外戰爭的勝利。他認為：“先措置得兵，乃及農。緣治農事須財，兵不省，財無由足。”即優先考慮軍事改革，他有魄力有決心，卻太過急燥，他與王安石不顧困難和反對，同時推動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改革，注意力過分分散，改革的工作顯得有氣無力，結果導致對改革的複雜性艱巨性認識不足，造成整個變法的失敗。
其次是用人不當。受長期“重文輕武”思想影響，軍隊中所用將官許多庸常之才，對軍事改革的許多舉措並未認真付諸執行，因此其成效往往是事倍而功半。如京西第五將陳宗上報朝廷說：“昨奉詔，遣教頭二人教習馬軍，各已精熟”，神宗於是派人“案試”，結果“弓箭手馬、步射不應格”。神宗對此極感失望和憂心，他批示對陳宗給予處分，希望藉此懲戒他人，但效果不佳。元豐三、四年，朝廷派人到各路檢查軍隊訓練的落實情況，結果是“河北等十二將軍馬，多不應格”，有的將官“全不曉軍中教閱次第”，有的押隊使臣甚至連弓馬都不熟練。江南東路、淮南西路的將兵更是“武藝生疏”，甚至“逐隊呼名不相照應”。
再次是軍隊執行不力，作風不實。“澶淵之盟”後幾十年的和平生活造成朝廷內外，文恬武嬉，重文輕武之風慣性發展，軍人地位沒有保證。軍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現象嚴重，敷衍應付成為風氣。有的役使士兵現象混亂，導致一些部隊參訓率大受影響。
宋神宗據稱，神宗時，陝西禁軍“其間至有匠氏、樂工、組繡、書畫、機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帥並以次官員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餘人”而不參加軍訓。有的軍中放軍債、賭博、劫掠婦女等時有發生。哲宗朝，蘇軾任定州知州時曾報告說，當地“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還說定州“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出牌榜，召軍民賭博。”這樣的軍隊自然視改革舉措為兒戲，不會令行禁止，更談不上什麼戰鬥力。
宋神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