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是一個社會問題。當上古以來的氏族制度，被戰國和秦帝國的實用主義政治打破之後，大家族一個接著一個被瓦解，龐大的氏族組織被五口之家的小單元化的平民社會取代。如何解決老年人口的生計?在反秦的浪潮中，繼承了秦帝國全副衣缽的大漢王朝，第一次張開“本朝以孝治天下”的大旗，利用皇權推動養老，可以說是兩漢四百年政治的基調。
把孝字寫進皇帝的諡號
漢朝的開國之君劉邦，死後廟號太祖諡號高皇帝，然而自劉邦的兩個兒子(劉盈、劉恆)開始，每朝皇帝的諡號中都有一個“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諡號可謂是人的蓋棺定論，從漢初開始推行的“以孝治天下”，皇帝把“孝”看成是立身成人的最基本標準，故而帝業如何，允文允武，大可商榷，可是皇帝作為國家政權的繼體守文之君，“孝”字乃是第一要務，也需以身作則，至少表面上要以身作則。
正是劉邦的兒子漢惠帝劉盈，為了彰顯孝道，令郡、諸侯王國為劉邦立“高廟”，在民間則選拔“孝者”、“悌者”、“力田”這類道德模範，免除他們的徭役賦稅，專門從事教化，為民表率。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漢初國家頒布了《受鬻法》，對於有大夫(第五等)以上爵位年滿九十歲的老人和一般年滿九十五歲的老人，國家每個月賜給粟米一石，用以熬粥養生。到了漢武帝時代，規定“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也就是在頒賜粟米的同時，再免除子或孫一人的徭役賦稅，專門奉養老人。
到了東漢，《受鬻法》演變為《行糜粥制》，受到優待的老人也從九十歲以上，擴展為七十歲以上，按年領取國家的養老粟米。客群擴大了，頒賜也更具象徵意味，這是因為“孝道”和“養老”已經成為東漢瀰漫整個社會的風尚。
孝經是入門必讀教科書
《孝經》是一部來歷不明的書，據文中所記，該書乃是孔子為曾子開陳孝道大義的一本書。開篇就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漢代還流行一段孔子的自述，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漢文帝時代，為《孝經》設定了博士官，專門從事《孝經》的研究、教學。漢武帝罷黜雜學博士，立五經博士，《孝經》雖然不再設定博士官。但是，在五經博士的系統中，《孝經》和《論語》是儒學的入門書籍，也是必讀經典，被稱為國小。有時，《孝經》、《論語》和五經一起，被總稱為“七經”。
能夠傳播教授《孝經》的經師，也是基層學校的必須配備的人員。漢代從中央到地方，都設有學校。《漢書》記載漢平帝時代，下詔書規定“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也就是聚(大村寨)、鄉一級的最基層學校中，必須配備《孝經》師一人。在漢代《孝經》可以說家喻戶曉，無論士庶男女人人能誦。東漢光武帝、漢章帝時兩次下詔書，要求“虎賁士皆習《孝經》”，“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章句”。也就是皇帝身邊的禁軍，人人要通《孝經》，真是“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選官從有孝行的人開始
漢代選官，最終品行，號稱“名教”，即以名譽為教化的旨歸。而個人的品行之中，最重孝行。漢武帝時代，在董仲舒的建議下，國家每年要求每個郡向中央察舉“孝、廉”二人，經過考核後，可以充當郎官，稱為孝廉郎——是國家官僚隊伍的後備軍。漢武帝時代的詔書中寫道：“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也就是說，把察舉“孝廉”看成是由國家權力敦風化俗的重要手段，如果地方官郡守、諸侯王相不能舉孝、察廉，就是不不勝任和怠慢的表現，要罷官問罪。
將推行孝道與選官制度掛鈎，這也是漢代的一大發明。為什麼漢朝要不遺餘力的推行孝道?這與集權帝國的治理實踐有關。西漢繼承秦朝，是一個平民化的集權帝國，社會治理的單元是一個個小的家庭甚至自由民(城市自由民及自耕農)，而社會保障的體系是脆弱的，失去龐大家族的維繫，自由民的養老問題無法解決。通過制度性的手段，崇尚孝道，提倡家庭養老，無疑是最簡潔方便的路徑。在迷信“郡縣治則天下安”的漢朝皇室眼中，一個個小家庭和睦了，則郡縣自然就治了。漢朝人篤信孔子說過，“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見《後漢書·韋彪傳》)故而，將人的孝道與否，與國家的選官制度相掛鈎，以皇權來強力推行孝道。
國家向老年人頒賜王杖
除了推崇孝道來養老，漢代還通過王杖制度，直接保護老年人。漢文帝時代頒布了《王杖詔書》，向年滿七十歲的老人頒賜王杖，即用青銅鑄造以鷲的形象為杖首的拐杖，因為是朝廷頒賜，鷲杖也被稱為王杖。漢代有免老制度，年滿五十六、六十等(視爵位高低)的老年男性，即免除賦稅徭役。到了七十歲，則享受一定的特殊待遇，根據甘肅武威出土的漢宣帝《王杖詔書》，對七十歲老人頒賜王杖，受賜者享受六百石官吏的政治待遇。漢代六百石這一秩級是低級官吏與中高級官吏之間的鴻溝，六百石官吏“秩祿上通，有罪先請”，即對於六百石官吏的各類處理必須直接呈報皇帝。享受六百石官吏待遇的老人，可以不必如同小人吏一般趨走(進入官府後小步疾走)，如果不是主謀動手殺、傷人，也可以免於起訴，不受牽連。而普通吏民，對於敢毆打、辱罵持有王杖的七十歲以上老人，以“逆不道”罪，判處死刑。
河平元年(前20)，汝南郡西陵縣有一位名叫先的老人，年滿七十歲，受賜王杖。某日，他遭到了亭游檄吳賞指示隨從對其進行毆打。先便到汝南太守處告發，太守又上讞於廷尉，廷尉批覆，罪名清楚明白，對吳賞處以棄市的死刑。由此可見，王杖在地方的威力。
奇特的歷史現象——兩漢多孝子
正是在提倡孝道，以皇權督促民間養老的社會風氣下，我國歷史上出現了“兩漢多孝子”的獨特歷史現象。在民間故事二十四孝中，漢文帝親嘗湯藥、蔡順拾葚異器、郭巨埋兒奉母、董永賣身葬父、丁蘭刻木事親、姜詩湧泉躍鯉、陸績懷橘遺親、黃香扇枕溫衾、江革行傭供母九個典型出在漢朝，占了三分之一還多。其中，又以東漢為最多。這與崇尚名教的東漢社會風氣有關。
孝道本為人倫常行，可是為了彰顯孝道，突出個人的品行，不免就演出了郭巨埋兒、董永賣身這樣有悖於常識理性的極端行為。這種行為被嗤為“愚孝”，背後或許已經超出了行孝本身，而是與因行孝出名之後的社會利益有關了。
皇權 孝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