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代末年開始，社會動盪不安，世事紛爭頻繁，在接下來三百七十年的時間裡，經濟、文化的重心開始向南推移。該時期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空間活躍，教育內容、教育形式有重大變革，各地區教育有較大差異且極具特色，構成了一副文化、思想、教育的多彩畫卷。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劇烈動盪，是“時將大變，世將大革”的時代。晉結束了三國鼎立後，鏇即分裂為北方的西晉和南方的東晉，西晉又經歷了前秦、北魏、東魏、北齊，東晉則是宋、齊、梁、陳輪番登場。政權的不穩定給黎民百姓帶來無盡災難的同時，更瓦解了漢代以來儒家推崇強調的“正統”與“規範”。“名實相副，德才兼備，表里如一”的儒家完美人格被血淋淋的屠殺和赤裸裸的掠奪徹底打碎，由外及內發生了三重分裂。
首先是名與實的分裂，這是人格的表層分裂。儒家講求名實相副，名實一致。可魏晉時期“有其名無其實”卻是大有市場。他們善於偽裝“幽而如明、躁而如靜，欲而如讓，跛而如正”;他們熱衷於名“無而求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看過程只看結果。因此出現了推選出來的“秀才”不識字，薦舉的“孝子”不養爹，“剛正清廉”的官員藏污納垢，所謂的“良臣高將”怯懦如雞。孔子所講的“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落伍了，時下講的是“患無位，不患所以立”。求名背後的動因是求利，因為“求”的過程艱辛且付出極大，故而一旦得“名”後，對“利”的攫取變得愈加瘋狂和心安理得。什麼謀道不謀食，什麼憂道不憂貧，什麼道不同不足謀，統統靠邊站，誰臉皮厚誰吃得開，誰心腸狠誰爬得快。這讓讀書人傻了眼：社會這是怎么了?社會怎么這樣了?你痛苦，你迷茫，你犯犟，你隱居，你罵娘都不頂用，你接受不了你就在那糾結吧。曲意逢迎非所願且傷面子，潔身自好不可能還餓肚子，進亦憂，退亦憂，是為第一重“分裂”。
其次是性與才的分裂，這是人格的內部分裂。在性與才的問題上，存在著不用的主張。主同者認為性是本質，才是外觀，因此這種觀點實際上還是名實之爭，認為名與實應當一致。主異者則以操行品德釋性，以智慧才能釋才，一個完美的人格應是兩者合一的，所謂賢人就是德、智合一的人才。很顯然，這種理想人格的要求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行不通了。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曹操首先提倡“唯才是舉”，曹魏時期主張先才後德的理論占上風。魏後期盧毓提出過“先舉性行而後言才”的相反意見。可見才性分裂依舊是懸而未決的大難題。這種選舉標準的變化不定及標準本身體現的人格二重分裂，常使求仕的士人們處於惶恐不安之中。
接下來則是第三重分裂，就是性(操行品德)自身的分裂——“忠”與“孝”的分裂。儒家操行品德的核心概念就是忠與孝，所謂“在家為孝子，輔國為忠臣”，如一體之兩面，不可分割，由孝出發而到忠，由忠追溯回到孝。而當政者的自身行為恰恰褻瀆了儒家這一核心價值理念。漢魏呼喊的是以“孝”治天下的口號，而實際上是靠武力、殺伐獲取治權，“忠”是很難說出口的。孔融之於曹操，嵇康之於司馬懿實際上是“不忠”，可被殺的理由卻是“不孝”的罪名。至此，儒家倡導的完美人格被完全分裂了，所謂的“重實”、“重才”、“重孝”三種糾弊的辦法，實質上更加深了人格分裂的不可彌補。
伴隨著儒家完美人格的解體，興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舊的權威的精神枷鎖正在被打破，新的精神體系尚未建立，因此思想界處於一個相對活躍的階段，表現為清談風氣的形成與擴展。社會功名的無望和儒家完美人格的解體，促使人們返身自求生存的意義和價值，個體漸漸地從外部轉向內部，由此逐漸演變成個人與社會的對立，對自身的重視超越了社會價值目標的趨求。“名教”與“自然”的爭論是該時期爭議的中心課題，當時有兩種基本觀點，一是以嵇康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激進派，二是以郭象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的調和派。前者是徹底的自然主義教育觀，後者是以儒家經典為節制的有限自然主義教育觀。在文化教育領域出現了玄、佛、儒、道多元並存、相互競爭、逐漸融合的局面。
魏晉南北朝 人格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