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的鄧小平化名鄧斌，與龔飲冰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廣西，與中共廣西軍委負責人陳豪人及張雲逸、龔鶴村(龔楚)、雷經天等人組織廣西革命。10月，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成立，鄧小平、陳豪人、張雲逸3人為常委，鄧小平任前委書記。但就在百色起義即將打響前夕，鄧小平於11月初離開廣西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
紅軍
1930年11月，紅七軍奉中共中央之命由廣西北上江西中央蘇區，沿途遭到國民黨重兵圍堵，損失慘重，進入江西時紅七軍只剩下兩個團不足2,000人。在廣東韶關強渡樂昌河時，鄧小平率領的紅七軍主力成功渡河進入江西崇義地區，遭遇敵軍圍困，軍長張雲逸率領的另一部分紅七軍仍在尋找渡河良機，在這關鍵時刻1931年3月作為紅七軍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再次離開部隊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
對於這兩次離開部隊，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所著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給出了解釋。“1930年1月，父親還未滿二十六歲。他前來上海時，想的是與妻子重聚，迎接他的第一個孩子的誕生。”“父親在上海忙完公務後，便又急忙去忙他的家事。”“父親匯報完工作，趕忙去看他的妻子。此時，張錫瑗正住在上海寶隆醫院裡，準備生孩子。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本是天大的喜事，誰也沒想到，偏偏孩子難產。”
第二次離開部隊在鄧楠看來是為了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在崇義時，父親他們從行委的同志那裡得知，中央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占據了中央的領導地位。這一訊息，使父親的心中有所震動。因為，對於王明此人，他向無好感。他想到，自從1930年從中央回廣西後，一直沒有和中央取得聯繫。現在，紅七軍終於到達江西，周圍敵情並不嚴重，而且當地行委有可靠的交通線可達上海中央，因此父親考慮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他和李明瑞、許卓召開了前委會，會上一致同意鄧小平去上海匯報和請示工作。”
鄧小平的“逃兵”問題首先被人提起，是在中央蘇區時期。1933年，鄧小平被王明打成毛派，撤銷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職務隔離審查。王明曾就鄧小平1931年3月離開紅七軍一事進行了調查，走訪過張雲逸、許卓、雷經天等人，調查結果如何目前沒有公開的資料。
1943年延安整風運動中，原紅七軍在延安的老幹部召開了紅七軍歷史座談會，會上再次談及了鄧小平的“逃兵”問題。會後曾在紅七軍工作的時任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莫文驊根據會議情況和收集的有關資料編寫了《紅軍第七軍簡史》小冊子，作為內部檔案印發給中央領導同志參考。
據莫文驊回憶，中共中央是為了處理山頭問題，“認識山頭，承認山頭，消滅山頭”，而召開的座談會，包括紅七軍在內陝北紅軍、紅五軍團等都召開了。由於當時紅七軍兩大代表人物，前委書記鄧小平時任中共北方局書記主持八路軍總部工作遠在華北，軍長張雲逸時任新四軍副軍長主持新四軍總部工作遠在江蘇，都不在延安，因而由朱德、陳毅主持座談會，雷經天、李天佑、葉季壯等出席了座談會。“座談會由中央派來的人寫了一個決議草案交給了中央。座談中，大家探討問題，推心置腹，心平氣和。朱德、陳毅同志都說這個會開得是好的。”
莫文驊所編寫的《紅軍第七軍簡史》小冊子，至今保存在中央檔案館，從未公開，其中如何描述鄧小平離隊行為不得而知。不過，從後來莫文驊因此被撤職來看，記述了鄧小平離隊的事實是肯定的，但具體如何表述就難說了。
從莫文驊1961年在《民族團結》雜誌第7期發表的回憶紅七軍建軍歷史的文章來看，小冊子中絕對不會出現“逃兵”字眼。在這篇回憶錄中，鄧小平親自宣布了紅七軍的誕生，甚至連當時穿了什麼衣服、說了什麼話都寫的一清二楚，而當時鄧小平實際仍在上海尚未返回廣西。同理，1943年鄧小平擔任中共北方局書記主持八路軍總部工作，赫然是一方諸侯，莫文驊就算不討好也不大可能去得罪。最終結果可能是春秋筆法，鄧小平中途離隊的事確實寫入了小冊子，但表述就很“技術”了。
1964年，時任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政委李志民上將無意間在中央檔案館發現了《紅軍第七軍簡史》小冊子，將其作為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印發給學員參考。莫文驊發現了立刻通知保密室“不外傳、不使用”，並電告李志明小冊子是供中央參考的資料，不宜印發，要求將已經印發的小冊子收回。
1965年3月，莫文驊被撤銷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職務，工作組進駐政治學院審查莫文驊，其罪名是1961年的文章和《紅七軍簡史》小冊子誹謗原紅七軍領導人。從莫文驊的回憶錄來看，莫文驊是覺得很冤的——“工作組看到這本小冊子後，卻拿來大作文章，硬說小冊子裡有誹謗原紅7軍某領導人的話。其實，他們所說的話，小冊子裡根本沒有。他們是把自己說的話，強加給小冊子，遷罪於我。他們造出靶子，再用來批判別人，始作俑者正是他們自己。”
莫文驊在回憶錄中認為林彪是幕後黑手，在他看來“既然林彪已經有話，對我下了那么大的狠心，我的厄運是躲不過的，小冊子不過成為他們打人的工具，且一箭雙鵰”。
弔詭的是，一年後的1966年8月，正當莫文驊準備前往福州軍區擔任軍區副政委時，在林彪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中共黨內第二號人物權勢滔天之時，莫文驊被平反，撤銷了處分。
文革中鄧小平的“逃兵”問題再次被提出，張雲逸曾在全國會議上公開講紅七軍和紅八軍總政委鄧小平不會打仗，後來還中途離隊，被周恩來出面制止。鄧小平被打倒後，在1968年寫的“我的自述”中，鄧小平承認在當時失去聯繫的兩部分部隊還沒會合的情形下離開部隊是嚴重的政治錯誤，但鄧小平堅持是到上海向黨中共中央匯報工作並經紅七軍前委開會同意。
1968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九大秘書處和各大組召集人會議上為鄧小平解了圍，為鄧小平的“逃兵”問題蓋棺定論——“鄧小平是沒有歷史問題的材料”。由此，鄧小平擺脫了“逃兵”問題困擾。
鄧小平 紅七軍 鄧榕 莫文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