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1930年7月出生於美國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的一個猶太人家庭。
傅高義1950年畢業於俄亥俄州韋斯利大學。
1958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在1963—1964年成為哈佛的博士後，學習中文和歷史；被認為是美國唯一的一位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曾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產階級》《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國實例分析》等著作。
東亞研究時期
20世紀70年代始，對我國廣東社會經濟情況進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東:一個省會的規劃和政治(1949-1968年)》。《領先一步：改革開放的廣東》是傅高義先生應廣東省政府邀請，進行7個月實地考察研究的成果。作者還擬在若干年後再寫一本關於90年代廣東的續集，後者作者將重點介紹香港回歸後的粵港經濟區的發展情況。1992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2012年3月，傅高義花了10年時間寫作的《鄧小平時代》(《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Deng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獲得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萊昂內爾·蓋爾伯獎(Lionel Gelber Prize)，該獎授予最佳英語外國事務非虛構著作。關於中國事務的著作還有基辛格的《論中國》入圍，但未能獲獎。
2000年，70歲的傅高義從哈佛大學退休。他1961年開始在哈佛學習中文和中古歷史，在哈佛有著“中國先生”的稱號。1972年他作為費正清的繼任人，成為東亞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選入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一直是受中國政府重視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
退休那年夏天，傅高義希望能“做一些能有所貢獻並能延續的事”。
學術成就
中國研究
代表作
《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州 (1949～1968)》和《領先一步：改革開放的廣東》。
研究對象
《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傅高義教授是研究社會學出身的，其本行就是研究中國與東亞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情況。研究廣東，是因為中國非常大，情況也非常複雜。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還沒有開放，在當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下，想要取得一些研究資料非常困難，即使能夠得到，資料也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了解和掌握中國的全部情況，只能根據當時的條件，先從一部分開始。而廣東毗鄰香港，可以看到廣東的報紙如《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等，還可以通過採訪一些從廣東到香港的人來了解廣東的情況。所以，研究廣東就成為一件自然的選擇。剛開始傅教授根據當時所能獲得的材料撰寫了《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州 (1949 - 1968)》。到了80年代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又成為國際上新的研究熱點。1987年傅高義深入廣東各地進行為期7個月的實地考察和研究，1988年又到廣東做了一個月的進一步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先走一步——改革中的廣東》。改革開放是整箇中國的事情。先走一步是當時廣東的任務，廣東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經驗。實際情況證明了廣東改革開放和全中國改革開放的都是成功的。傅高義說，廣東的經濟，可以折射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因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廣東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不僅僅是屬於廣東的，也是屬於中國的。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把這種變化，介紹給更多的美國普通民眾知道。”博高義以一種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的語言，完成了可以稱作當時對中國改革的深度掃描。
對中國當今社會的看法
對於中國當今的社會的狀態，傅高義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不平衡，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太窮了，所以西部大開發計畫非常有意義。首先要加強教育的投入，幫助那些窮人，讓孩子接受教育。教育很重要，因此在提高人民經濟收入之餘，還要注重普及教育。不然，內地和沿海的距離會越來越大。電子技術和其它高科技的發展很快，也會造成新的不平等。還有，中國的貪污和腐敗的問題很嚴重。另外，改革以來，已經有一億多人從農村流入城市，隨著農業和工業生產率的提高，可能還會有幾億人成為剩餘勞動力，中國也需要迅速發展以避免出現社會動亂。此外，環境污染也是中國亟需解決的問題。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可以慢慢擴大民主和自由。
鄧小平時代研究
“我不同意說鄧小平開始了改革開放，他的貢獻在於他成功控制了開放的進程。”2012年1月18日，傅高義在完成了900頁的《鄧小平時代》後，來到1963年他最初踏上的中國土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
《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傅高義一直認為：小平是總經理，不是總設計師。
傅教授新世紀對中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鄧小平時代，他認為鄧小平時代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時代。鄧小平時代也是一個轉換的時代，改革開放和經濟快速發展都肇始於這個時期，中國的很多現代性問題也是從這時開始出現的。他覺得對這個特殊時代做一個社會學的觀察和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他準備撰寫一本“鄧小平時代”的書。在這本書里，其研究範圍將擴大到中國的整個改革開放時代。
《鄧小平時代》一書是傅高義傾盡十年的心力撰寫的。三聯書店總經理樊希安在首發式上感慨地說：“使我感動和敬佩的是他十年磨一劍，用十年時間寫一本書，寫一本大書的這種精神。回想我們當下，有的學者不是十年磨一劍，而是一年磨十劍，學術心態非常浮躁，更顯得傅高義先生堅持精神的難能可貴。”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傅高義先生在70歲高齡時還堅持每天學習3個小時漢語，如今他已經能夠講得一口流利的漢語。他對《鄧小平時代》中文版修訂，則極為嚴格精細，書稿譯成中文以後，他分別寄給國內的10餘位專家和學者閱讀。所謂閱讀就是請同行提意見。然後他再參考這些中文意見修訂英文原稿，同時又由譯者將英文修訂版再度翻譯成最後的中譯本。
傅高義教授還是《鄧小平震撼世界》的編者。他編的這本書是中國著名學者于光遠所著《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的英譯本，副標題是“對1978年11月至12月中國黨的工作會議及三中全會的目擊”。
在出英譯本的時候，于光遠除了保留1998年出版《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的原序外，對原有的內容做了一些調整，同時還專門為英譯本寫了序言。編者對於光遠所提供的英譯本，做了更適合於美國讀者的文字修飾。傅高義教授為此花了很大功夫，並對這本書的內容做了研究，寫出了一篇不短的導論。
除此以外，這本書的特點還有：第一，有詳盡的注釋，共199條、29頁。這就使得不那么了解中共黨史的人可以看明白這本書的內容；第二，這本書有書目和人名索引，共12頁。全文除了目錄和傅高義教授的導論以及作者的兩篇序言外，共220頁。
全面研究鄧小平執政生涯的著作《鄧小平時代》，於2013年1月18日上午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聯合舉辦了簡體中文版的首發式。
日本研究
研究日本社會的家庭和精神健康問題
傅高義在日本1958年，傅高義偕同妻兒到日本東京，研究日本社會的家庭和精神健康問題，在那裡生活、工作了兩年多後，寫成了《日本的新中產階級》一書，該書成為日本人重新認識自身社會的經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義坐上美國的日本研究頭把交椅的基礎。
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
1979年，傅高義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書，該書伴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而使作者聲名大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囂塵上的時候，泡沫破滅，股市、房地產暴跌，日本從此進入連續十幾年的經濟停滯和衰退期。面對多方面的責難，2000年傅高義又寫了新書《日本仍是第一嗎？》，書中歷述了當年的研究過程和判斷的依據，他解釋寫那本書的目的是想告訴美國人，在有些方面應當向日本學習，而且他從不相信日本當前的危機意味著幻滅。傅高義在《日本仍是第一》中說有三個因素在日本的轉型中具有決定性作用：1．政治領袖贏得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共識，即日本必須變革；2．改革教育系統，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統，使之能培養更會獨立思考和更有創造性的學生；3．在國際舞台上以更開放、更富正面意義的姿態示人。
三國關係
中美、中日關係
傅高義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當中美關係處於重重困難的時候，傅高義教授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利於美國的利益，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他認為美國政府中斷與中國的經濟、文化等各種交往是短視之舉，敦促美國政府恢復和中國的往來。他對中國全面客觀的分析幫助美國社會化解對中國的偏見和敵視態度。而事實證明了他的遠大的目光，在度過了那段困難期後，中美雙方以更迅速的步伐加強了在各個領域的交往。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在國際上的地位提高，美國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國威脅”論，主張對華“遏制政策”。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傅高義教授主編了《與中國共存：21世紀的中美關係》一書，對主張全面對抗中國的思想進行了有根有據的駁斥，主張中美應在政治經濟各個領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國應該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1997年中國主席江澤民訪美時，到哈佛大學演講。他是第一位對哈佛大學師生髮表演說的中國國家元首。傅高義教授負責接待、介紹江澤民主席。
2000年，70歲的傅高義教授退休後，一年一次地帶領麻薩諸塞州的中學教師到中國各地的學校參觀交流，增加他們對中國社會的了解，使他們能對自己的學生介紹一個較為全面的中國。
觀點
傅教授曾說過：“作為一個美國人、作為哈佛大學的教授 , 也是日本問題研究專家 , 具有研究中日關係的十分有利的條件 , 我希望能為加強中、日、美的友好關係和為亞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隨著中國的崛起，大國地位的和平轉換成了國際關係領域研究的一個熱門課題。有學者從歷史角度分析，認為大國力量對比發生顯著變化一定會激化大國間的矛盾，從而導致摩擦、衝突甚至戰爭。具體到東亞，中日之間的摩擦和中國的台灣問題成為牽動大國關係的重要問題。
傅高義說，中國、美國和日本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是保持東亞地區和平和繁榮的主要力量。
傅高義認為，從1971年到1989年這18年間，中、美、日三國關係相當融洽。當時，中、美兩國領導人打破堅冰開始合作，而日本為了爭取在中國的商業機會而開始積極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三國關係進入了一段黃金時期。
在這個階段的末期，三個國家由於聯繫密切和來自外界的壓力減小，國家間事務的決策制定開始變得複雜。冷戰的結束和1989年後中美關係降溫首先改變了此前三國關係的格局。1992年以後，日本派遣軍隊參與維和軍事行動並擴展防禦邊界，讓中國開始擔心日本重整軍事實力的可能性。中、日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上立場不同，也使得兩國民間產生了一定的對立情緒。歷史遺留問題仍然對中、日關係構成一定影響，不利於本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傅高義建議中、日兩國學者應該以直率和誠實的態度研究和正視歷史，增進討論交流。
傅高義認為，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侵略過中國的國家，日本在面對這個歷史問題時應該採取更積極的態度。他認為，儘管日本政界有一些人為‘二戰’中的行為道歉，但還遠遠不夠，應該詳細承認並面對具體事情。
傅高義同時建議中國在處理相關歷史問題時更多地向前看，並表示美國應該積極促成中、日兩國圓滿解決歷史問題。不解決歷史問題就無法走向未來，傅高義建議三國在處理敏感的“二戰”問題時，能夠多理解彼此在歷史、社會和文化上的差異。大家應該在承認歷史情況的基礎上，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開誠布公地解決問題。
他還說，東亞地區的和平和穩定離不開中國、美國和日本三個國家合作處理共同事務，三國關係對於亞洲的未來舉足輕重。
傅高義認為，除了中、日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為了維護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的和平和繁榮，中國、美國和日本還必須要面對台灣問題和朝鮮問題。傅高義說：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的立場不會變，但是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應該更加慎重。他認為台灣不會實現獨立。
人物言論
傅高義1.鄧小平之所以如此成功，不僅有其個人的因素，而且有時代的因素。威信、經驗、時代背景，合起來才能使他這么成功。我個人的看法是：人不一樣了，時代也不一樣了，以後不大可能會再出現鄧小平那樣的人物了。
2.從1978年開始，鄧小平要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我想，當時還沒有很清楚的藍圖，他要看情況，要試驗很多事情。他是一個務實的、實事求是的人。鄧小平將改革看作是一個連續的進程，他的經驗值得新一屆中國領導人借鑑。鄧小平認為，在領導支持改革時，應該在條件有利的地區先行試驗。當新的方案奏效後，讓各地領導親眼目睹所取得的效果，然後再派遣那些先行實驗的領導到全國去傳授成功的秘訣。例如當時在深圳和其他經濟特區，台商和港商紛紛前來設立新企業，制定新的高效管理標準，隨後，這些做法從中國的沿海開放城市向內陸城市逐漸擴展。我認為，如果說“設計”的話，就必須要有一個藍圖，比較清楚每一步該怎么走。鄧小平當時是“摸著石頭過河”，試試看，看情況，成功了就可以再走。
3.鄧小平並不反對政治改革。1980年代，鄧小平多次說過，中國需要政治改革。但是，他認為這需要時間，畢竟，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任何新的做法或變革，或許都要先從部分試點起步。他怕中國亂，所以，他主張先有安定，在比較和諧的情況下，慢慢搞政治改革。
4.我今年（截至2012年）82歲了，寫《鄧小平時代》用了10年時間。曾有人問我，要是你再寫另外一個領導人的話，你比較有興趣的是誰。我回答說，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寫朱鎔基。但是，我恐怕沒有精力這樣去做了。我現在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我正在考慮的是，上世紀50年代我剛開始做日本研究時，日本經濟還沒有起飛，韓國也沒有，台灣、香港地區都是如此。幾十年來，我看到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現在它們又都面臨著從高速發展到低速發展的問題，那么，這其中有什麼共同之處呢？我打算做一兩年的研究，多了解這個過程，去分析一下這個變化過程，期望能寫一本篇幅比較短的書。
個人榮譽
2013年3月23日上午，第五屆世界中國學論壇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被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