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中非常注重人際關係的維護和面子，所謂人情社會的說法也正是起源於此。人們大多在自己生活環境和過往經歷中締結人緣關係，通過各自勢力的互補，給予圈中人辦事以幫助。而中國古代的貪官污吏也大多逃不開人情二字，從古至今無數的奸佞史上留名，蔡京童貫之流，王振嚴嵩等無一不是當世巨貪也是人情社會下的受益者。而中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更是錯綜複雜，凡事好面子也是個問題，攀比和私慾產生了無數的貪官污吏。
既然有貪污就會有相應的治理，很多的皇帝都在貪腐上費盡心思，有手段柔和偏向教化的宋真宗，通過頒布了告誡百官的《文武七條》來約束貪腐。也有像朱元璋和雍正那樣殺伐果斷嚇破貪官膽的手段，不過皇帝的手段終究是巨觀層面，如何診斷貪官的行徑，免不了相關部門的官吏出力。
中國歷史上有非常出名的酷吏，而其中大多是辦理官員貪腐這個層面的，著名的酷吏如郅都，郅都其人為人勇敢，公正廉潔，不翻開私人求情的信。送禮，他不接受，私人的請託他不聽。他常常自己說：“已經背離父母而來當官，我就應當在官位上奉公盡職，保持節操而死，不能顧念妻子兒女”。但郅都後來還是因為自己的剛毅而送到性命。
不過相比於歷史上多為酷吏不得善終的下場，官場還是總結了一套查處貪官的方法，並且非常奏效。這就個方法就是起源於周朝之前，後世逐步完善的五聽制度，不過五聽制度並不是單純的用在審訊貪官上，這個方法在其他類型的案件審訊中也非常的有效。
官員因犯法被抓，聽訟的過程非常重要，中國古代重實體、輕程式的傳統，使得通過聽訟探究案件事實真相，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而善於聽訟的官員往往能探究到案件的真相，讓罪犯無所遁形。聽訟中最重要的就是五聽。
五聽制度在中國有著長久的歷史，最早的記載在《尚書·呂刑》之中，所謂：“聽獄之兩辭”，“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意思是說當時的司法官“斷獄息訟”時，在要求原告和被告雙方當事人都到齊後，應當認真聽取訴訟雙方的陳述，通過察看“五辭”的方法，審查判斷其陳述是否確實，並據以對案件事實作出判斷，進行定罪量刑。
古代的取證手法不甚發達，所以很多案件全憑當值官吏的判斷，所以五聽非常的重要，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這就是要求當值官吏在審案時，注意當事人的陳述是否有道理，陳述時的神情是否從容，氣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並據此綜合判斷其陳述是否真實，從而對案情作出判斷。
隨著朝代的發展，五聽制度也在不停的完善，官吏在取證能力逐漸加強後，聽訟之時有了更多的底氣，隨意為官一任如果遇上清官，當地的官場風氣會有很大的改變，因為五聽制度給予了辦案人很大的權力。任何貪官污吏都生怕露出破綻被當場揭穿，不過這樣的權力也容易滋生權力濫用，太多的依靠個人的判斷，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古代偵辦貪腐案件的官員基本都是皇帝身邊的重臣，非常受皇帝的信任，對人員的要求非常之高，我們熟知的包拯就是善於聽訟的官員，他整治的貪官非常之多，更有了：‘有包彈矣。這樣的話，意思就是如果哪個官位空缺了，必定是被包拯彈劾了，’‘包彈’二字當時讓無數貪官嚇破膽。懲處貪官首先要自身清廉，再者就是有高超的辦案技巧。
雖然五聽制度在如今的社會已經過時，但是依舊有很多值得借鑑的地方，在以取證為主的年代，官員對於案件的辦理也應當輔以自己的判斷。
官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