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官場》在企業改制、經濟開發的背後了隱藏著怎樣勾心鬥角的權利與利益的交替？這是正義與邪惡抗衡的官場，是一條智慧與陰謀博弈的仕途之路。它危險刺激，不僅有權利和金錢的誘惑，它還是一個讓深陷其中的人慾罷不能的官場。
內容簡介
小說以改革開放初期為背景，以寧康市在企業轉換經營機制過程中不同利益集團的鬥爭、紫雲山旅遊開發區仙子大廈工程的腐敗案件以及礦山機器廠假冒全自動綜采設備生產線的國際官司為三條並行的線索，展開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官場鬥爭風雲變幻的活劇。情節設定絲絲入扣，張弛有度，引人入勝。寧康市市長董渭清採取不正常手段排擠走了原市委書記陳德霖，他以為下一任寧康市委書記一職非他莫屬。但省委任命的市委書記卻不是他，而是與寧康毫無關係的江雲天。於是，被吳副省長一手提拔起來的寧康市市長董渭清與新任市委書記江雲天之間圍繞著上述三個重大事件展開了一場場或明或暗的鬥爭
作者資料
劉震雲劉震雲是一位魯迅式的作家，一位魯迅式的痛苦者和精神探索者。劉震雲能悟，除了悟出別人從來不去悟甚至也懶得悟的事情，還能悟他自己，由他悟過的東西就只屬於他了——既有滋味也有哲理。劉震雲的小說展示了中國人的奴性、敘事陰暗而又冷漠，陰暗得有點玩世不恭，冷漠得有點自虐和變態。劉震雲的小說透出強烈的糜爛氣息，似乎是屠場的腐臭，又似乎比這更廣闊深遠。
圖書目錄
1、一紙調令
2、市委書記之位
3、官商一家
4、新官上任
5、實地考察
6、浮出水面
7、遇到貴客
8、敏感話題
9、開始行動
10、旁觀者清
11、幕後黑手
12、狹路相逢
13、分頭行動
14、企業聯誼會
15、紙包不住火
16、官場也是市場
17、大權誰握
18、政府不干預“政策”
19、官場也是家
20、心不甘，情不願
21、情感漂移
22、副省長親臨視察
23、正面衝突
24、誰主沉浮
25、正面反擊
26、不擇手段
27、柔情似水
28、製造事端
29、會晤省領導
30、誤抓市委書記
31、官高一級，權大一級
32、最佳證人
33、圍剿策略
34、韜光養晦
35、卜卦官場
36、殺機四伏
37、酒杯交錯
38、自食其果
39、最後攤牌
40、並非結局
媒體評論
官場。是權力本位的場合。是贏者通吃的地方。小人在這裡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似乎如魚得水：君子卻每每受困於手段的公正與合法，而不得不處處受阻。但在當今的時代，商業文明的大潮、民主政治的觀念畢竟會衝擊和淘洗種種的積弊，正義和法制的力量也終將壓倒邪惡與腐朽。作者對官場的體味細緻而真實，讀者可以藉助作者的視角，對每個人都無法迴避的“官場”做一回全方位的觀察。
——褚兢（《政界乾坤》《考察幹部》《市長生涯》作者）
《官場》的核心是人，是人性。沒有人，官場就失去了支撐與豐富。揭露官場中人特殊的情感與人性，正是官場作家應該正視的現實。官場複雜，《官場》厚實！ ——洪放（《秘書長Ⅰ》《秘書長Ⅱ》《掛職》作者）
在官場的人，都會或多或少的與權力、金錢掛鈎，即便是一輩子僥倖沒有被調查，也會一輩子經受良心的拷問。這就是《官場》告訴我們的一個最淺顯同時也最深刻的道理……
——繼迅（《國資委主任》、《國企總經理》作者）
相關評價
閱讀劉震雲的小說集《官場》，深深為其小說藝術所驚嘆折服。在這部小說集子裡，劉震雲展露了他驚人的創作才華，以魯迅式的白描一針見血地寫人，寫官場中的人，寫權力糾纏下的人。作為小說家的劉震雲是將“一切實在的真實轉化為寫在文本中的真實”。他更關心某種“返回平民”或“返回真實”的意識。 2.《官場》是劉震雲關於“權力意識”的一種文本解析，尤其是《官場》中的省委書記許年華，雖然著墨不多，卻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人物；此人對官場的權力操作嫻熟自然，但在整體的權力角逐中依然是一個犧牲品。
創作之路
“瘋子”朋友啟蒙文學劉震雲從 15歲開始進入寫作之列，那是 1974年，他剛當兵。
那個年代農村孩子沒什麼出路，整天在家裡吃高粱面，苦，因此當兵對一個孩子是特別好的差使，當了兵，再努努力，提了乾，就可以回家找媳婦。劉震雲當兵時第一次見到火車，覺得那場面特莊嚴，火車開動放氣時的樣子，“嗚——”真好。排長是老兵，問他想家嗎，他心想有白饃吃還想什麼家啊。那時候拉兵的火車全是悶罐子，沒廁所，都是第二天早上車門拉一條縫，排著隊撒尿，他在移動的物體上撒不出來，排長讓他排最後，結果一轉身，他對著排長撒出來了，尿了排長一褲子。排長跟他急了，說劉震雲我算是認識你了，他告訴排長說我有點想家了。
劉震雲當兵是在甘肅一個大戈壁灘上。他說他的一個新兵朋友是他到目前為止遇到的為數不多的智商特別高的一個人。一上火車就開始寫詩“新家安在長城端”。劉震雲感慨道：“在我撒不出尿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寫詩了，可見比我聰明到何等程度。”
他朋友說，你別跟他們弄了，你跟我學寫東西吧。劉震雲說，跟你學寫詩啊，成啊。就這么著，他開始寫詩。
他的朋友在幾個月後跑了。一開始認為他叛逃，那天晚上正睡覺呢，部隊緊急集合，團長說：“投降就讓他投降，不投降就讓他滅亡。子彈，上膛！”一個團的兵力布置在邊境線上，最後突擊了一天也沒找著。因為他的朋友回家了。
有一次劉震雲去他村里看他，發現他在家裡擺了好多書。村里人都說他瘋了，農村孩子老不下地幹活，在家看書，不就是瘋了嗎？過了幾年，聽說那朋友殺了人。起因是女朋友也說他瘋了，找了另外一個男的，他朋友“咣當”一錘下去把那男的砸死了。公安局審訊他朋友。一堂審下來，把公安人員的腦袋都弄大了，說沒見過這么瘋的人。問他一句話，他能說上幾十句，語速特別快，都是<資本論>上的話。縣公安局的人哪知道這種語言，紛紛嚷道：“他瘋啦——”
劉震雲最後總結說，是一個瘋子把他領上了文學道路。但對他寫作影響最大的人是他媽媽。
劉震雲的母親不識字，但她覺得寫作是件簡單的事。她在鎮上賣過醬油，那時開始學字。醬油店旁邊是個書店，她去抓了一本書開始看，一抓就是魯迅的書。後來她知道兒子以寫作為生，聊天時就說：“你現在也寫東西？這工作不難。”劉震雲說：“我覺得挺難的。”
母親說：“魯迅在寫東西的人裡邊算是一大個的嗎？”劉震雲說魯迅可成啊，好多人都覺得他寫得挺好的，把他當祖師爺。母親說：“嗨，那寫作這東西太容易了，我看過他的書：後園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我都能寫出來，我就是識字少，那有什麼，我賣醬油，一個是醬油缸，另一個也是醬油缸。很容易。”
一開始寫東西很占便宜劉震雲的第一部作品是<塔鋪>。當時寫東西很倚重生活描寫，對核心的東西不一定完全領悟，但寫生活本身的時候作品會幫作者釐清相關事物。“就好像你在地里，一鍬下去，有雜草根、蚯蚓啊什麼的，你未必知道一鍬下去有這么多東西，但土地確實有這么多含量。所以一開始寫東西很占便宜。”
《溫故1942》是劉震雲最看重的的一部作品。“我覺得它寫得既感性又理性，是個好作品，包括它將要拍成的電影也是一個波瀾壯闊、震撼人心的民族心靈史。”1942年，河南一場旱災，死了300萬人。更可怕的是，後代把這些事全忘了。中國是個特別容易遺忘的民族，這當然也和它經受的苦難太多有關係。那場災害本來不該死那么多人，可是當發生旱災的時候，一批人逃荒到原本荒涼的西北，餓死了。日本人進攻河南，蔣介石想把災區甩給日本人，日本人堅持不進兵，不給蔣撤退的藉口，雙方軍隊形成了僵持，就在這僵持中，河南人一個個倒下了。劉震雲說他寫這本書是為了長民族的記性，避免災難的重演。
笨人有笨辦法劉震雲說自己讀書受兩個人影響較大，他們都姓李，都是評論家，一個叫李敬澤，一個叫李書磊。“他們讀書比我多，有好書就推薦給我。這一階段我在讀湯恩比的<歷史研究>和奈保爾的《百萬印度的譁變》。”
劉震雲每天上午下午各寫三個小時，每天創作三千字左右。每一次創作都是一個尋找新發現的過程。“我是一個比較笨的人。但笨人有笨辦法，笨鳥先飛。當對一個看法出現自我分歧的時候，可能有三種寫法比較好，聰明人可能一下子知道哪一種是最好的，但我不知道，仨都要試，都寫出來，可能試出一個好的，也可能發現第四種。自我表揚的說法是勤奮。”
劉震雲認為文學創作有兩個階段，第一個是寫作經驗少、年輕的時候，會喜歡用複雜的事說複雜，但當作者人生閱歷多了以後，會喜歡用簡單的事說複雜。簡單不是簡陋，像孔子、胡適等人的書，都用最家常的，最物質的，像茶杯啊，煙啊，說明另外深奧的東西。他們就不是用哲學來說哲學，而是用生活說哲學，甚至超越了哲學範疇。另一方面是，一開始寫東西特別容易用人的第一反應，第一反應就是直覺，寫東西節奏容易順。寫作的經驗、閱歷多了以後用的就不是第一反應，第二反應、第三反應的東西會更多一些，也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東西更多一些，會顯得作品更疙里疙瘩。比如《手機》里一個場面是開會，各人手機響了，按正常的情況應該是大家都在說話，把會議干擾下去，但《手機》里選了一個細節，是一個人拿著手機聽，他不說話。一個說話的場面一個不說話的場面，這細節就比那個好一些。
“有時候寫東西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這個階段愛寫這個東西，另一個階段寫另外的東西。我覺得如果作家的風格在不斷變化，那么證明這個作家在不斷探索，是比較有生命力的。我們發現95％的作家寫的第一篇作品和最後一篇差不多。一以貫之的作家是不會有什麼太大創作性的。另外探索和創作跟年齡特別有關係，《一地雞毛》我是二十多歲寫的，到三十多歲更張揚，就寫《故鄉面和花朵》那類作品，到<手機>就四十歲左右了，這時候和過去就又不太一樣了。”
一也可能成為零點八在<甲方乙方>里劉震雲演過一個情痴，至今為止他就演過那一個角色，還是一個特別不著調的角色。當時也是因為好玩，馮小剛告訴他說就坐一塊吃頓飯，結果一坐就是七天，劉震雲煩了，不去了。很多人勸哪勸，最後葛優說：“您是一大演員啊。您的演技怎么樣我真不知道，但您的做派確實是大演員！我沒這么等過別人哪。”
劉震雲說他寫劇本是使自己的小說換了另外一種方式在說話，他只改自己的小說，編劇不是他的職業，他也沒有給哪個導演出賣過勞動力。他認為，電影劇本和小說的關係一直沒有擺正，其實不論哪個東西在前邊，後邊的應該是沾前邊的光。如果小說在前邊，電影劇本在後邊，因為小說把所有的選擇都體現出來了，劇本可以比著小說擇出需要的；如果電影劇本在前邊，小說應該比電影劇本寫得好，因為可以站在材料和實驗的基礎上重新組織小說。但是中國的作家確實把這事給弄擰巴了，先有電影劇本的時候，小說就成了劇本的擴充，注了好多水，變成了劇本的附庸，結果現在根據電影寫的小說就沒法看。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因為小說和電影非常不一樣，看電影是看熱鬧，就像聽好多人在大廳熙熙攘攘地說話，看小說則像兩個人在燈下談心。如果小說成為電影的附庸，那劇本的一就可能只成為零點八，如果站在電影劇本基礎上重寫小說，那就是一加二等於三了。
“《手機》小說起碼能把這個顛倒的事實再顛倒回來。而且小說是三部分，電影只用了其中一部分。電影改小說，是電影吃虧，沒有哪個電影可以像好小說那么豐厚，電影一個半小時看完了，小說幾十萬字可以讀一個月，時間上不成比例。另外電影是一個集體創作的結晶，有編劇、導演、演員、美術等等，哪個環節掉鏈子整體分數都會向下減，小說的修改則是個加分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