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國婦女長期承受著封建禮教的摧殘，古人云“生女為瓦，生男為璋”，這就是傳統社會對重男輕女的充分詮釋。
女性從一出生就受到忽視和歧視，無論是衣食住行或者受教育權利都遠遠不如男性，比如自古就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女性從來不被提倡受良好的教育，女人的最大職責就是所謂的“相夫教子”。
從禮儀上來看，女人是絕對不允許拋頭露面的，真正的大家閨秀應該“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到民國時期，風氣漸為開化，開始有極少數女子得到了公開受教育的機會，然而這極少數女子大多出身於富裕人家，對一般人家的女子來說讀書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更不要說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的女兒了。
但是無論是受過教育的女子還是未受過教育的女子，都希望擺脫束縛自己的封建枷鎖，求得自身的解放。共產黨和紅軍的到來給她們帶來了徹底翻身的機會。
在貧窮家庭中，女孩子的地位從出生就很低，她們中很多剛出生就被送給別人家當童養媳或“等郎妹”，一來女兒可以有口飯吃，餓不死，二來還可以換幾個錢補貼一下家用。
即使不被送去當童養媳的也是缺吃少穿，受盡各種苦難。而這些被送給人家做童養媳的女孩子不但吃不飽，穿不暖，並且還時常受到公婆和丈夫的打罵。
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童養媳或者“等郎妹”都渴望自由。紅軍的到來給這些受苦受難的童養媳們帶來了希望。她們開始走出家庭，走向社會，投入到解放自己的紅軍革命之中。
新中國第一位女將軍李貞、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王泉媛、西路軍婦女獨立團政委吳富蓮、西路軍婦女獨立團三連一排排長岳蘭芳籍、王明之妹陳映民、修養連指導員李堅真等參加革命前都是童養媳。
李貞，1908年正月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今瀏陽市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由於家境貧寒，年僅6歲的李貞就被送給人家當了童養媳。那時的童養媳，實際上是變相的丫環。
她被迫做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每天挑水、砍柴、做家務，稍不留意就要挨打，為此李貞在婆家挨了無數的打與罵。1926年春夏，瀏陽河地區開始革命，李貞剪掉辮子，參加革命隊伍。
1911年出生於福建的吳富蓮，由於家窮，從小就被送到一戶人家當童養媳。1928年家鄉鬧革命，她參加了革命並成了少先隊的隊長，後入團入黨，先後擔任區政府婦女部長、中共上杭縣縣委委員、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長等職。
長征中，她負責宣傳，照顧傷病員，籌糧籌款，找嚮導，請民夫，走的路比別人多，被戰友們稱讚為“走了三萬五千里的鐵娘子”。
這些童養媳們大多存在於南方各省，為了能夠翻身做主人，都毅然參加了革命，成了中國革命中引人矚目的嬌艷的紅花。
這些出生於農奴家庭後參加紅軍的女奴們女娃子大多存在於川北的藏區，是土司頭人的私人財產、生產工具，只能當牛做馬，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和政治權利，並世代相襲為奴。
她們被幾千年的封建傳統觀念束縛，常年承受著繁重的勞務，受盡殘酷的壓迫、剝削、凌辱，過著非人的生活。
紅軍到達民族地區之後，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使這些深受壓迫的女奴們覺悟，她們開始擺脫幾千年來封建統治的枷鎖，衝破神權、宿命論等思想的束縛，加入革命隊伍。
她們積極要求參加紅軍，積極在蘇維埃政府工作，為紅軍辦理各項事務。
理番縣女奴板登卓(漢名楊金蓮)和兩個女兒姜秀英、姜萍，兒子唐子全都參加了紅軍，板登卓參加紅軍時已年過五十，人們都親切地稱她為“紅軍媽媽”，這位剛強的老人為紅軍當翻譯，當嚮導。
女兒姜秀英參加紅軍後被分配在縣保衛局擔任通司即翻譯。部隊離開她的家鄉時，她正有孕在身，部隊徵求她的意見時，她堅決要求跟著紅軍走。
二女兒姜萍既當翻譯，又做宣傳員，並經常戰鬥在前方。板登卓母女三人為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
紅軍 童養媳 李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