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4月25日,在紫禁城後萬歲山(今北京景山)的壽皇亭邊,崇禎皇帝望了望身旁的老太監王承恩,長嘆一聲,隨後自掛黃綾,在槐樹下終結了不甘心的一生。這一日,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創立的大一統王朝宣告滅亡。
作為末代皇帝,朱由檢的一生乃至於所做出的每一個決策都受到後世的種種爭議與猜測。有人對他報以同情惋惜,有人認為他太過倒霉,替前幾位皇帝收拾爛攤子,但亦有人批評其一手造成國破家亡的悲劇。
為避免落入“以今論史”的窠臼之中,在評價崇禎皇帝前有必要了解其登基前的明朝境況。雖然萬曆皇帝、天啟皇帝被後世大加批駁,但他們的政績卻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么差。天啟皇帝朱由校即位後,重新設立了萬曆晚期撤銷的部分稅收機構,國庫因此更加充裕。
專心致力於做木工的天啟皇帝,把朝政放手交給內閣與宦官,只在特定情況下露面。於是遠在外地的武將可以相機決斷,不必被“紙上談兵”的朝廷瞎指揮,遼東局勢所以也還過得去,與後金作戰互有勝負,但總體上偏好。客觀地說,雖然朱由校不務正業,但卻收到了比他親政還要好的效果,賦稅體系穩定,大多數官員願為朝廷做事。
然而在崇禎皇帝登基後,他為肅清“閹黨餘毒”宣布廢除工商稅,江南士紳們和東林黨人高興得無以復加,稱讚朱由檢是“仁君聖主”,可是由此帶來的國庫空虛、軍餉斷絕,卻直接導致了明朝對後金戰爭的頻頻失利,尤其是在歷時兩年的“松錦大戰”中,大明傾盡國力打造的九邊精銳損失殆盡,關外城池除寧遠外悉數陷落。
無奈之下,崇禎皇帝只得打自己臉,不斷對各地加征賦稅,然而卻恰好趕上災荒,大多數人正需要朝廷撫恤賑濟,生活無以為繼的百姓只能揭竿起義,導致明朝內外交困、疲於應付。崇禎皇帝若想同時做到“剿賊拒虜”,就必須選用優秀將領,而他卻恰恰做不到這一點——崇禎皇帝用人不看才華只憑個人好惡。
朱由檢剛登基時,兵部尚書是天啟年間立下赫赫戰功的閻鳴泰。不過很快他就被御史們舉報是魏忠賢黨羽,於是崇禎皇帝將他撤職抄家,並流徙邊疆永不錄用。接著,他任命寵臣王在晉為兵部尚書。
由於明朝軍隊嚴守錦州,數次攻城未果的後金軍隊便轉道從喜峰口入關。對此王在晉心知肚明,卻拒絕在喜峰口設兵防守,結果將皇太極率領的清軍放入關內。如此嚴重的戰略失誤,崇禎皇帝僅僅是將他削籍除官,增援王在晉的袁崇煥卻被凌遲處死。
再換了好幾任兵部尚書後,朱由檢又將心腹臣子楊嗣昌推了上去。楊嗣昌上任後,採用“剿撫並用”的策略,指揮洪承疇、孫傳庭將李自成圍困於山中,並將張獻忠幽禁於谷城。眼見著形勢轉好,朝廷卻調洪承疇北上冀遼,孫傳庭則被誣下獄,李、張二人又有了捲土重來的機會。自覺有負聖恩,羞愧難當的楊嗣昌服毒自盡,但簍子還是捅下了。
在崇禎一朝,最擅長治軍的莫過於盧象升、袁崇煥、孫傳庭三人,可惜崇禎皇帝卻太敏感多疑,既錯失無數良機,又錯殺無數將領。從喜峰口入關後,皇太極率部直撲京畿,盧象升調集天雄軍前來勤王,卻因崇禎皇帝的猜忌無法獲得援軍,最終被圍困至死。鎮守薊遼、屢敗後金的袁崇煥因小人讒言,就被崇禎帝懷疑有謀反之心,果斷下詔凌遲。
在平叛過程中立下大功的孫傳庭,因上疏勸阻朝廷徵調秦軍北上薊遼,就被革職下獄三年,李自成因此日益坐大。三年後,無人可用的崇禎皇帝才將孫傳庭放出來,讓他帶著5000殘兵去抵擋“闖王”的50萬大軍。前者以身殉國後,崇禎皇帝居然懷疑他是詐死,既不給其家人撫恤,又不授予任何諡號,幾乎涼了天下人的心。
無數忠心報國的將領都被崇禎皇帝處以極刑,剩下的臣子終日戰戰兢兢,抱著朝不保夕的心態開始大肆貪腐,哪裡還肯為國家盡心盡力?於是在執政後期,崇禎皇帝悲哀地發現自己除了每日清坐於朝堂之上,再無事可做。反觀同樣風雨飄搖的清朝,連鹹豐皇帝和慈禧這一介女流,都能讓漢臣執掌軍政大權,結果迅速鎮壓了已占據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就豁達放權而言,朱由檢被甩了一條街。
客觀地說,崇禎皇帝是個勤政節儉的君主,但卻更是個猜忌多疑、薄情寡恩、理想主義嚴重的皇帝。如果他能多為百姓考慮,少折騰一些,或許農民起義還不至於那般聲勢浩大。想當年,隋煬帝楊廣以弱冠之年便統一全國,還修築運河溝通南北、北伐高句麗以保障東北安定,如此雄才大略的皇帝因為太過折騰都亡了國,何況是能力尚不如前者的崇禎呢?
明朝 崇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