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兩國結成“海上之盟”，“盟”者，“結盟”也。“海上之盟”，是北宋提出的與金結盟，然後共同攻打遼國。北宋與金之間隔著遼國，所以，北宋、金的談判使節，只能走登州(山東蓬萊)至肅州(大連)的海路互相聯絡，故而稱之為“海上之盟”。協定金攻遼中京，而宋攻遼燕京，事成之後，燕雲十六州歸宋，宋將本來獻給遼的歲幣轉獻金，而打下的遼國國土亦歸金。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一根筋就想滅掉遼。北宋打算藉助迅速崛起的金國勢力，一舉滅掉遼，收回被遼占領的“燕雲十六州”。北宋原以為據此便可輕易奪取燕雲十六州，殊料遼軍抵不住金兵進攻，卻不懼怕與孱弱的宋軍作戰，宣和四年北宋兩次出兵攻打燕京，均大敗於遼燕守軍。後金兵由居庸關攻克燕京。金人因此表示不再把燕雲諸州交給北宋。經過雙方討價還價，金朝只答應把燕京及其所屬的六州二十四縣交給北宋，卻要北宋除把原給遼的四十萬歲幣交給金外，還要把六州二十四縣之賦稅如數上交金。北宋答應每年另交一百萬貫作為燕京六州的“代稅錢”，金才答應從燕京撤軍。而在撤軍時，金兵竟把燕京金帛子女官紳富戶席捲而去，只把一座空城交給宋朝。
上述這段歷史事件的背後推手，其實源自於一個奸佞小人的一次“出使受辱”事件：
童貫
宋徽宗時期，雖然政治腐敗，但是在西北對夏作戰還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在宦官將領童貫的領導下，奪取了橫山一線，迫使西夏求和。執掌西北兵權二十年的童貫圖謀再立新功，便打起了遼國的主意，主動要求出使遼國以打探遼朝虛實。1111年(政和元年)，徽宗派鄭允中為賀遼生辰使，以童貫為副，企圖藉機觀察遼國虛實。
使宋徽宗沒有想到的是，當童貫以宦官使遼時，竟然為遼國天祚帝所不齒，這個不久後將成為亡國之君的昏庸皇帝竟然當面指著童貫嘲笑曰：“南朝乏才如此!”而天祚帝更沒有想到的是，在寵信內官的大宋皇帝心中，這個童貫不但是一個“有勇有謀”的將領，而且是一個“值得信賴”的謀臣。就是在這樣一個“陰差陽錯”的安排下，“宋金合盟”滅遼的歷史條件形成了：天祚帝的“嘲笑”對於童貫來說，無疑是一次奇恥大辱。本來對大遼就心懷不滿的童貫更加堅定了他與大遼為敵的決心。於是乎，童貫勾引燕人馬植，入宋獻聯金滅遼之策，希望“念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並斷言，舊疆臣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在童貫和馬植的蠱惑下，宋徽宗大喜，賜馬植以國姓，改名良嗣，參與圖燕之謀。大宋步入靖康之恥的歷史悲劇，就以這樣的方式拉開了大幕。
1122年(宣和四年)四月，宋徽宗命童貫以河北河東宣撫使身份，勒兵十萬大巡北邊，拉開了他企圖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帝國雄心。為了確保勝利，宋徽宗在寵信童貫的同時，又任命保靜軍節度使种師道為都統制(都統制是北宋後期，為了統一指揮出征的各路大軍而設定的帶有臨時性質的武官職務，征戰結束即撤銷，相當於新的指揮體制下的戰區司令)。武泰軍承宣使王稟、華州觀察使楊可世為之副。
四月二十三日，童貫授意宣撫司在遼國境內揭榜宣示“王師”的到來：
“幽燕一方本為吾境，一旦陷沒幾二百年。比(同彼)者漢蕃離心，內外變亂，舊主未滅(指天祚帝還沒有死)，新君纂攘。哀此良民重罹塗炭，當司(指宣撫使司)遵奉睿旨，統率重兵，巳次近邊。奉辭問罪，務在救民，不專殺戮，爾等各宜奮身早圖歸計。有官者復還舊次、有田者復業如初。若能身率豪傑別立功效，即當優與官職，厚賜金帛;如能以一州一縣來歸者、即以其州縣任之;如有豪傑以燕京來獻，不拘(拘泥於)軍兵百姓，雖未命官(雖不是官員)便與節度使，給錢十萬貫，大宅一區。惟在勉力，同心背虜，歸漢永保全榮之樂，契丹諸蕃歸順亦與漢人一等。
已戒將士不得殺戮一夫，儻或昏迷不恭，當議別有措置。應契丹自來一切橫斂悉皆除去。雖大兵入界，凡所須糧草及車牛腳價並不令燕人出備，仍免二年稅賦。”
一篇榜文，可謂“有理、有節、有誘惑”，童貫以小人之心度天下人之腹，以為王師一來，燕雲民眾必“簞食壺漿以迎”。實際上，燕雲漢民已經習慣了遼朝對他們的漢化統治，他們並沒有中原漢人那種強烈的夷夏觀念。不過有一部分精英人士，有感於遼國國運不久，想著做官哪不是做，可以降於宋，又不失高官厚祿，因此還是存在這一部分人和宋有著私下來往，最後獻城納降的。童貫殊料其到了河北前線，宋軍的戰備情況讓他“大跌眼鏡”，原來，河朔宋軍由於久不練陣而將驕卒惰，不堪一擊。但這時童貫也只好硬著頭皮進軍。他派人前去說降，被耶律淳殺死，遼人大罵宋人是背棄盟誓，不義之師。
古代戰爭
童貫將十萬大軍分為東、西兩路軍，以雄州和廣信軍為東西路軍的防區，並以种師道統率東路兵，駐紮白溝。王稟率領前軍，楊惟忠率領左軍，种師道率領右軍，王坪率領後軍，趙明、楊志率領選鋒軍。种師道以都統制兼東路軍總指揮自領中軍。辛興宗統率西路之兵，駐紮范村。
童貫到雄州(就是瓦橋關，周世宗柴榮奪得三關後，將瓦橋關改為雄州，今天的河北雄縣)後，諸路人馬到齊，童貫即召集戰法會議。种師道是西北名將，以為伐遼是乘人之危的不義之戰，他對童貫說：“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且師出無名，事固無成，發蹤之初，宜有所失。”童貫則說這是皇帝的旨意，你就笑納這場功名吧。楊可世懷疑這場戰爭能否取勝，問童貫是否有取勝之計。而童貫則勸慰他伐遼完全是順天而為，遼軍必會倒戈卸甲，望風而降，宋軍完全是仁義之師。這時金國也派遣高慶裔來商量夾攻之事，一切情形似乎都十分有利於宋。
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童貫對“和平”攻下燕地保有幻想，因此竟然要求种師道在進軍途中不許侵擾地方，甚至不允許對遼軍主動挑起作戰，好似一個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進軍”。如此荒唐的要求，既顯出宋兵的軟弱，又顯示出童貫的自大。种師道面對他的壓力，不得不下令約束部將不得主動出擊，挑釁，後來面對遼人的進攻一時之間也不敢還擊。做出如此有違兵家之常理的決定，可見這並不是出於他本人所謂仁義的意願，而完全是童貫的壓力才會不得不迫使他犯此兵家大忌。
宋朝後來面對已是百足之蟲的遼軍的慘敗，和這樣的軍事策略大有干係。其時，宋軍前線仍然和遼朝在燕京的政權有著聯絡，兩國之間對宋朝起兵是否背棄了兩百年之盟好打著嘴仗，可見宋朝外交先失信於遼朝，復又不得喜於金國，海上成盟攻遼這一外交政策實際上是失敗的。
五月二十九日种師道進兵白溝，為大石林牙蕭乾掩擊，不戰而還。據說是楊可世事主動挑釁，才招致失敗，違背了童貫以仁義取燕地的方略，而楊可世又是童貫愛將，种師道也沒法處罰他，給人以口實。因此後來童貫將失敗完全推給种師道。种師道得知前軍統制楊可世被遼軍先敗於蘭甸溝，再敗於白溝，辛興宗也在范村潰敗，就撤軍雄州(今河北雄縣)，被遼軍所乘，鏖戰城下，損失慘重。宋徽宗聞之，對遼的態度立即由藐視轉為畏懼，六月十二日己亥宣撫司奏到，急召大軍還師。戰後，童貫把指揮無力的責任全推給了种師道等，將他們或貶官或致仕。其上書云：种師道天姿好殺，臨陣肩輿，助賊為謀，以沮聖意，和詵不從節制，乞行軍法。
第一次侵遼不成，宋軍不甘失敗，準備整軍再戰。當時遼國君臣也感到宋、金夾攻遼的嚴重性，“遣肖客、韓昉為使臣，對宋奉表稱臣，乞念前好”。遼國派使臣到宋國，表示願意向宋稱臣，希望不要和金聯盟攻遼。韓昉等見童貫、蔡攸在軍中，直言女真蠶食諸國，若大遼不存，必為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貫、攸斥出之。”史載遼國使臣和談被拒後曾哭道：“遼宋兩國，和好百年。盟約誓書，字字俱在，爾能欺國，不能欺天。”回去之後向遼軍統帥報告後，義憤填膺的七千遼軍趁夜劫營，竟然使十五萬宋軍再次潰退三百里，神宗皇帝以來累朝儲積掃蕩無餘，刀槍甲杖堆積如山，童貫所帶的原本準備賞功獎民的大量金銀財寶，先被遼人繳獲，再為金人所得。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慘敗局勢下，宋徽宗和王黼、童貫等奸臣卻自稱是“不世之功”，大肆慶賀。童貫在敗軍之後竟然無恥地上“復燕奏”，把一系列敗仗說成是勝仗，吹噓“凱鏇還師”。王黼、童貫、蔡攸等都因此而加官晉爵。百官紛紛上表祝賀，又立“復燕雲碑”紀功。北宋王朝亡國在即，徽宗君臣卻自欺欺人地陶醉在所謂“復燕雲”的“勝利”之中。而且，此後北宋朝廷內部權斗激烈：王黼以贖回燕京有功而權勢日盛，與太子趙桓不和，陰謀策劃立鄆王趙楷作太子。右相少宰李邦彥和蔡攸結黨排斥王黼，御史中丞何也彈劾王黼“奸邪專橫”，王黼於是罷相。徽宗再用年已八十、目盲已不能寫字之老奸臣蔡京為太師總領政事，具體事務由其季子蔡絛把持。白時中為左相太宰、李邦彥為右相少宰，一切奉蔡京父子意志。不久，金國傾向與宋和好的完顏阿骨打病逝，其弟完顏晟繼位，籌劃攻宋。兩次圍汴之後，遂有靖康之恥。
北宋一朝傳至宋徽宗時期，其政治之糜爛，軍事之凋敝，國力之孱弱，已經達到崩潰之邊緣。然徽欽二宗不知國之將亡，依然排斥主戰派忠臣如李綱、种師道等人，重用蔡京、童貫等奸佞，以致朝政腐敗，民變聚起，經方臘起義之打擊，假外敵以機會，北宋之亡，已是指日可待之事。
攻燕之戰把宋朝之腐朽、軍隊之虛弱暴露無遺，而這樣的戰局無疑為此後金兵敢於以數萬人長驅直入，滅亡北宋埋下了伏筆。在考察這段歷史事件過程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樣的慘敗形勢下，宋朝君臣竟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不以為警，反以為懈，不但不追究敗軍統帥的責任，反而對童貫之流加官晉爵，連徽宗本人也恨不得給自己記下大功一件，這樣的君臣嘴臉和歷史鬧劇，這樣的活脫脫的亡國之象，又怎能使宋朝免于靖康之恥這樣的“歷史奇恥大辱”?
宋金之盟
對於北宋而言，海上之盟為背信棄義之舉，宋朝將為此擔負不義之戰的惡名。宋遼在“澶淵之盟”的約束下，承平已久，互市興旺，融合漸深，應該說兩國關係一直很好。而聯金滅遼，完全是宋為了一己之私而主動挑起戰端，實為背盟棄信的不義之戰。對遼軍而言，無疑極大激發了抗宋士氣。後來遼軍化悲憤為力量，同仇敵愾，共同抗宋，使得宋在聯金滅遼之役里沒有占到任何便宜，此為重要原因。而且，背盟聯金的結果，也讓金朝看透了北宋的虛弱和虛偽：虛弱，是宋軍在滅遼之戰中表現出的戰鬥力實在讓金人震驚;虛偽，則是既然宋可以率先背棄澶淵之盟，那么宋金之間的海上之盟將來也會是廢紙一張，尤其是當宋金共同的敵人遼滅亡之後。
宋金合盟也是一次錯誤時機下的錯誤戰略選擇。金遼之戰，金強遼弱的形勢已然明朗。宋正確的選擇，無疑是聯弱滅強，正如三國時期的孫劉聯合抗曹一樣。在當時的形勢下，宋遼既為“兄弟之邦”，也是唇亡齒寒的關係，滅遼後會有更多更大的麻煩。這一點，甚至高麗國王也看得很清楚。1118年宋曾遣醫官楊宗立等至高麗為睿宗王俁醫病。王俁特地捎話：“聞朝廷將用兵伐遼，遼為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捍;金為虎狼之國，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還，奏之，帝不悅”，宋徽宗執意聯金滅遼。可惜當時的大宋朝野，不能看出這樣“再造三國”的戰略企圖，如果真能如此採取行動，則歷史必將重寫。因為如果一旦形成遼、北宋、金三足鼎立，從地緣上看，是對宋最有利的局面，因為遼當時實際上已經成為宋朝在北方的天然屏障，而宋在助遼定金、穩定北方之後，可以騰出手全力滅夏——西夏畢竟是從北宋分裂出的藩屬國，怎樣打都是“正義之戰”。
宋徽宗
退一萬步說，真想替老祖宗收復燕雲十六州，也得等金遼長期消耗對峙後，再找準時機，尋打更加正義的藉口，那么收復燕雲之地的可能性反而大得多——由此可見，戰略眼光的實現還需要冷靜的觀察和等待時機。正如周武王滅商，孟津觀兵，八百諸侯齊聚，武王也覺得不保險，非要再等兩年才出兵。其三，對於執政者來說(無論是宋徽宗還是童貫)，當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必須持心於公而不能持心於私，否則將會招致萬人之罵。而在這場宋、遼、金三國志中，宋徽宗顯然以一己之私(企圖收復燕雲十六州以流芳百世)而做出了錯誤的選擇;而對於童貫來說，執掌軍權20多年，他深知只有不斷開邊邀功，才能確保高官厚祿。於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和對遼國天祚帝的一笑之仇，童貫向朝廷做出了錯誤的建策。按照童貫在西夏的二十年用兵之功勞，其即使身為宦官，也將在中華民族的名將傳略中有其一席之地，然而，因其為了個人的榮耀和功績，而將兩個國家的軍民綁在了一輛本不該發動的戰車上，將大宋王朝送上不歸之路，童貫雖主觀上並不想如此，但其客觀上必須要承擔這個罪責。
而且，在宋金聯合滅遼後，童貫作為久經戰陣的軍人，從主戰派蛻變為主降派，並做出了一系列排斥忠良的奸佞之舉，客觀上為靖康之恥埋下了伏筆——即此一端，這個本來有功於西北邊防的宦官將領，也將被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接受千夫所指和萬世唾罵——當然，我們也要深刻批判如天祚帝這樣的昏君：對於兩國來使，無論他是什麼樣的身份，無論他是怎樣的卑微，他在人格上都代表著兩個國家，是不能隨意嘲笑的——就這個意義上說，天祚帝亡國之君的惡名，也是咎由自取。當然，宋遼兩國雙雙滅亡於後起之金的最根本原因，還在於宋、遼建立百年之後，因為中央集權的逐漸穩固，既得利益集團業已形成，守舊守成勢力十分強大，國家已經顯露出暮氣沉沉之態，此種時候，若是比較幸運而沒有外部力量的介入(遼和西夏與宋一樣，因為長期執政而同樣暮氣沉沉)，尚可苟延殘喘一段時間，偏偏宋、遼不幸，新興的後金民族勃起於東北，在其雄才大略的民族領袖完顏阿骨打的帶領下，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瓦解和覆滅了遼和宋兩個處於遲暮之年的中央集權王朝。
北宋 童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