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日本，很多人認為日本當代的現代化與工業化起源於明治維新的對外開放，以及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但實際上這樣的看法多少有些片面，日本吸收了西方先進的技術，但是不是唯一，為什麼只有日本脫穎而出?實際上，想要將吸收來的技術消化並接受，需要適合其發展的思想基礎和文化環境，在這一點上，日本的很多地方值得深思。
日本
日本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
日本位於歐亞大陸的邊緣處，他的國土也與其他陸地隔海相望，這樣的地理位置對於日本發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一方面，日本一直希望能夠利用航海技術跨國海峽，因為中國和印度已經孕育出極為先進的文明。藉助於朝鮮半島，日本學到了漢民族文化，從而開創了日本的彌生文化。在《後漢書》的東夷傳里，記載著公元57年日本倭國國王攜帶貢品來到漢朝，被漢光武帝授予金印的過程。可見，海峽並沒有隔斷日本與中國的交流。
另一方面，海峽也讓日本獲益，它有效的阻止了其他民族有組織的、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依靠著這一天然屏障，在長達一千幾百年的歷史中，日本避免了一切外來民族大規模的入侵和統治，這一點在歐亞大陸歷史上是罕見的。
文化的傳播往往伴隨著侵略和擴張，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侵略會造成民眾並不是心甘情願的接受外來文化，無論這種文化多么先進多么燦爛，民眾難免會產生牴觸情緒。但是日本沒有經歷過這些，所以日本人對外來文化不存在很強烈的戒備和牴觸情緒，反之，他們有很強烈的好奇心，而且模仿能力很強。他們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能把外來的文化原封不動的照搬過來，然後他們再次與外界開始隔離，將引進的東西一點點進行消化、吸收與創新。最明顯的一個案例就是佛教。
公元六世紀，佛教傳入日本，在皇室的保護下，日本的佛教傳播很快，七世紀上半葉，日本最早的佛教文化——飛鳥文化在日本得到了迅速發展。日本還派出大量的遣唐使和留學生，他們從中國帶回了大量文物，白鳳文化就是在唐代文化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到了平安時代，佛教已經在平民百姓中深深紮根，隨著佛教文化的普及，佛教與日本固有的神能教相互融合，產生了主張神佛儒交融的調和思想，這標誌著日本文化進入了外來文化在內部進行消化、吸收的階段。
公元894年，遣唐使廢除，唐文化的影響日趨衰弱，到了平安中期，在充分吸收、消化原有唐文化的基礎上，由日本貴族階層創造了適合日本的國風文化。此後，日本一直在儒家學說的基礎上發展日本特有的文化，統治也比較穩定。
直到1853年6月，美國以炮艦威逼日本打開國門，日本終於走向了世界。近代，與歐美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促使日本開始在各個領域都進行了改革，推動了日本整體的發展。
天皇制促使日本極度排外
日本在古代深受中國的影響，進入現代則更多的接觸西方。但是無論是哪一個階段，都沒有讓日本固有文化傳統得到根本性的改變，而且這些文化的傳播反而讓日本人對彼此之間的懷疑放大到了對所有外國的排斥和疏離。日本鳥羽欽一郎在作品《兩面臉的日本人》中寫道：日本人被稱為經濟動物的原因，是他們心靈貧困，不關心文化。日貨在國外遭排擠，原因之一就是日貨本身沒有絲毫的文化價值，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法國，他們的產品充滿了法蘭西特有的文化特色。
這就是日本文化中另外一大特徵——排外。在日本，外國人很少能夠與日本人產生情感上的交流，日本人也很熱情，也很謙虛，他們也會親切地幫助外國人學好日語，但是當外國人想進一步更為深入地了解日本文化或者日本人的內心世界，就會被拒之門外。日本人願意了解世界，卻不願讓別人了解他們。即便在某些場合日本人會表明自己的觀點，那也是為了迎合當時的氛圍。
日本人的這種略帶傲慢的“待客之道”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源於日本的“天皇制”。日本的天皇是“神的後裔”，傳說天皇是日神天照大神的後代，日本國民自然會產生一種優越感，本身的價值就多了一份“神聖性”，自認為是“神的子民”，一切外來文化，到了日本都要屈從於守護天皇信仰的目的。外來的文化，哪怕是具有很強的超越性，最終要么暗度陳倉地被日本本土改造，要么就被壓制。在日本，只要是天皇的作為就可以被接受。比如戰後，裕仁天皇曾經八次到靖國神社參拜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靈位，對於亞洲人這不可接受，但是日本人卻對天皇的行為表示信服。
天皇制是建立在日本文化傳統基礎上，天皇信仰就是日本民族主義的根本理念。天皇的神性只要同民族主義相結合，就會演變為極端的種族優越論。
多數日本人在今天仍然不被世界所接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也沒有去接納過世界。作為神性天皇的代表者之一的日本政府，在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中怎么可能與外國政府平等平權?所以對待他國，日本的態度不會是“以和為貴”，而是完全征服和取勝。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甚至是美國人，在日本眼中都是“外人”，都是不為接納的對象。誠然，這種單純的“愛國心”在世界上不少因為種族糾紛而焦頭爛額的國家眼中是一種幸運，但是這也促使日本總是集中精力一致對外，侵略成性。
既從心理上拒斥外國人，又從種族性上感到自己優越，導致日本今日社會的封閉性。政治、經濟的開放，最終取決於社會中的個人文化心理及文化精神的開放。
中國與日本的交往不能僅僅是強調在歷史方面的矛盾和衝突，這些雖然重要卻不能夠讓中日關係有根本性的變化，中國應該更深入的去研究為什麼日本對中國以及世界存在偏見和芥蒂，為什麼日本人如此排外卻依然能夠在近代戰勝中國並且實現本國的現代化進程。這些都是中日關係必須深入的課題，如果僅僅停留在歷史問題上，不能對日本文化做出研究，那么中國在與日本的關係上始終不能占有絕對的主動。
日本 漢光武帝 天皇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