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幕府末期到日本在二戰戰敗，是日本軍國主義逐步擴張的時期。
但早在日本瘋狂向東南亞擴張之前，就已經有一支被稱為“黃色娘子軍”的“先遣部隊”來到東南亞。這些年輕的女孩被稱為“南洋姐”，迫於生活困苦，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撐起家庭，並且為快速工業化的日本注入資本和活力。但是她們的家庭和國家卻在踩著她們身體走向富裕之後拋棄她們。
這是一段日本崛起過程中令人唏噓的歷史。
下海
1868年，日本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明治維新，但外有美國黑船叩門，內有政府盤剝，人民生活依然困苦。在長崎和熊本等地，遍布群山，土地難以耕作，但偏在這樣的地方，因為倒幕以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人口激增，導致租稅暴漲。人們在家種田實在掙不了幾個錢，連白米飯都是奢侈品。
1871年的東京炮兵工廠
好在長崎一直都是日本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有悠久的對外貿易和人口流動傳統，大批日本婦女開始出海謀生。而男人則留在家充當頂樑柱，繼續種田。
離開日本的女人們發現，原來海外早已經飄滿各種西方旗幟。尤其是情況不那么複雜的東南亞國家，紛紛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和原料供應地，大量黑人和印度勞工匯聚於此充當勞動力。
但這裡的勞工大多是集中勞作的青壯年男性，業餘也沒有什麼娛樂活動，多少個花好月圓的夜晚，他們年輕荷爾蒙作用下的躁動無處釋放。
工人們焦躁，殖民地當局也焦慮。這么多身強力壯的年輕人長期從事高負荷的工作，性慾又得不到滿足，長此以往早晚叛亂，難以收場。就這樣，在工人乾柴烈火的期盼和殖民者焦頭爛額的等待中，日本婦女們到來了。
女人乾不好體力工作，殖民政府便給出了一條用靈魂交換金錢的出路——賣身。一時間在南洋各地，日式妓院如雨後春筍般遍地出現，在東南亞等地充當性工作者的日本婦女被稱為“南洋姐”。
對於這樣的賣春行業，無論是殖民地當局還是日本政府都持默許的態度。
殖民主義者將這些日本妓女視為社會“潤滑劑”，讓勞工們在極度枯燥乏味的工作之後尋花問柳，有利於殖民地長治久安。
日本政府忙於維新，根本無暇顧及婦女下海這類小事。況且當時“南洋姐”在海外的工資可以達到每月七八十美元，家庭如果有女孩下南洋，甚至可以寄錢養活全家，遠高於當時日本國內的女工和東南亞當地的苦力，有助於穩定改革期間的民心。
南洋姐喜歡拍照，除了為妓院搞宣傳 她們也把近照寄回家鄉報平安
到了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下南洋”走向高潮，日本長崎的島原和熊本的天草更是充當南洋姐下海的“橋頭堡”。長崎港和口之津港等地則成為偷渡的主要港口。每天傍晚，都會有許多少女聚集在港口不遠處，然後大家見面後說上一句“今天要去日光”，則可心照不宣。
等到晚上，蛇頭會通過賄賂港口巡邏警察等手段，帶她們登上小船出海，之後再混入運煤或者中轉的外國船，駛向她們夢想中的南洋。
“先鋒隊”
20世紀初年，僅在新加坡一地賣春的日本婦女就突破500人，而同一時期在當地的全部日本人也不過700人而已。賣春業延伸出來的產業更是養活了成千上百人，妓院產業規模不斷壯大。在新加坡等地的大街邊，一個個身著暴露和服的“南洋姐”在屋檐下穿梭，一個勁兒地追著路邊的男士來攬客。
妓院老闆往往身兼皮條客和人販子等多重角色，他們深知在離日本本國千里之外的異鄉單打獨鬥力量有限，不僅要面對殖民地當局的騷擾，還不利於擴展生意。因此，他們充分發揚東亞人愛抱團的傳統習慣，自髮結成了帶有工會、同鄉會和商業聯盟性質的組織——共濟會。(令人震驚的名字)
除了代表妓院與當局交涉以外，共濟會日常還負責安葬在當地逝世的日本人和向他們在日本的家人報告訊息。
隨著共濟會的出現，“南洋姐”這一行業不斷壯大，甚至壟斷東南亞不少地區的賣春業，同時也積累豐厚資本和廣闊人脈。以至於之後日本企業需要參加殖民地當局舉行的慶典，都需要妓院的老闆們出來牽線搭橋。
西貢(胡志明市)的唐行小姐 照片左上 法屬印度支那的郵票蓋有西貢的郵戳
東南亞賣春業所帶來的資本對日本而言也是久旱逢甘露。當時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急需大量資本。“南洋姐”們則用自己的肉體換來豐厚的報酬，並且寄給日本的家人，間接為日本崛起注入資金。
到1902年日本的獲得現鈔超過一千多億日元，“南洋姐”帶來的外匯成為日本第五大外匯來源。這些血肉之軀換來的資本，甚至被認為是日本通向工業化開闢道路。
除了讓外國資本“走進來”，“南洋姐”也在積極幫助日本企業“走出去”。
“南洋姐”們需要用日本的布料和棉花等生活用品，其需求幫助日本企業在東南亞站穩了腳跟。依託賣春業的消費能力，日本人的雜貨店、照相館和醫院相繼開張，日本企業的用戶群體也在不斷擴大到歐洲人和土著居民。
“南洋姐”所到之處，則是小工商業主所到之處，繼而領事館和大商社相繼建立。日本的東南亞商業網路開始舒張開來。
二十世紀初期，隨著日本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崛起，日本軍國主義野心不斷膨脹。日本勢力染指朝鮮和中國之後，也對西方列強虎口裡的東南亞垂涎三尺。而“南洋姐”聚居區魚龍混雜的人口環境有利於更多諜報人員的混入。日本軍國主義對東南亞的地形地貌和風土人情等情報逐漸瞭然於胸。
做皮肉生意的“南洋姐”在日本的帝國時代，成為了“娘子軍”。
家國之恥
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日本國力崛起，並擁有了不遜色於西方的工業體系，日本人開始以“一流國家”自居。但是外國人卻紛紛調侃：“貴國的一流國貨是不是就是這些美女啊?”日本精英們驕傲的臉瞬間掛不住，這個事情後來被記在日本海軍軍醫石神亨的日記中。
1910年，世界各國在巴黎通過了取締賣春行業的國際條約，並在其後掀起了浩浩蕩蕩的廢除賣淫行業的浪潮。
日本政府開始承擔著國內女權組織的輿論壓力和國際社會的譴責。到了1914年英國殖民地當局甚至宣布要驅逐幾十個日本皮條客，並且要逐步取締賣淫業。南洋姐的生存空間開始被壓縮，但是由於賣春業帶來的巨大外匯，日本政府依然選擇容忍。
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紛紛陷入戰爭泥潭，無暇東顧，對南洋的經濟控制有所放鬆。特別是戰爭結束之後，各國經濟遭到紛紛破壞，西方列強對遙遠的東南亞的控制力顯得力不從心。近水樓台的日本人迅速瞄準了這個時機，在1918年一呼而上，掀起南洋熱，在金融和貿易領域瘋狂撿漏。
馬來街日本商店，c.1920
當這些“正業”逐漸成為日本海外資本來源，賣春這樣的行業存在就變得可有可無，卸磨殺驢的時候也到了。
1919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廢娼”。東南亞的大妓院老闆們馬上聞風而動，主動關閉妓院轉成實業主，有的人販子甚至搖身一變成了海外開疆拓土的功臣，獲頒發勳章。但是那些靠出賣自己身體生存的“南洋姐”卻流浪街頭。
過去依附於皮條客和政府庇護而生存的弱女子們，沒有棲身之地，也沒有一技之長，命運猶如風中的蒲葦一般脆弱。賣身所帶來的各種疾病讓她們病死的病死，倖存下來的妓女則選擇回到她們心目中最後的庇護地——日本。
但是，日本社會已經不再是當初她們離開時候的那樣。
近代化讓西方的價值觀逐漸滲透進入日本社會，賣淫被認為是違反價值觀的。同時，日本精英階層和主流媒體為了維護“帝國的臉面”，開始將海外賣淫業斥為“醜業”，劃清界限。曾經人人羨慕的“南洋姐”，成了過街的老鼠，鄉人唾棄。
那些靠“南洋姐”匯來的錢財購置田宅的親人們，也將“南洋姐”狠狠趕出家門。她們年輕時候曾經被迫碾碎自己的生命換來金錢，供養她們的家庭和國家，最後卻在那些用她們肉體築起來的高樓中，沒有尺寸安身之地，在絕望中走完人生。
20世紀70年代，“南洋姐”的故事在質疑和壓力中被拍成電影《望鄉》，並在數年之後引進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引起全社會的轟動。
片中善良的阿崎婆年少時因家境貧窮被賣去南洋，等到她回到日本之後，被同鄉鄙視，連一直靠她的血汗錢供養的哥哥和她的親生兒子也將她趕出家門，最終在貧困潦倒中死去。而那些在病死在東南亞的“南洋姐”們，她們的墓碑也不約而同地選擇背對祖國，逐漸被人遺棄。
仰光的日本人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