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本是民國頂級大師,投湖自盡後溥儀特賜聖旨,死因卻爭議至今

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6月2日,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時年51歲。作為卓有建樹又正值學術盛年的大學者,王國維自盡令全國上下一片譁然。無論是學術界的儕輩、後進抑或是市井小民,都對其死因非常關心,也因此引發了諸多猜測與爭論。

頤和園昆明湖頤和園昆明湖

在王國維的部分好友看來,王國維投湖是為了“殉清”。就在他去世後的第五天,其生前摯友兼親家羅振玉便從天津趕至清華園,還帶著清遜帝溥儀的“詔書”。為此,順天時報煞有介事地報導王國維“為勝國遜帝抱悲觀無愧於忠,赴頤和園以死自了傷心千古”。時任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王國維的學術知己陳寅恪也贊同這一觀點。

然而這真的是事件真相嗎?當我們回顧王國維的一生,便不難發現王國維自盡與清朝滅亡已有15年之久,而王國維與清廷的聯繫也少之又少——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王國維由羅振玉推薦入宮擔任的總務司“行走”,這是王國維在清廷擔任的唯一“公職”,而且還是個虛職。“辛亥革命”爆發後,王國維於民國十二年(公元1923年)入值南書房,這是他第二次與“清廷”發生交集,一直維持到溥儀被馮玉祥逐出故宮。

寓居天津張園的溥儀寓居天津張園的溥儀

顯然,這些接觸不足以使醉心學術的王國維“殉清”,而這也使他與一直蓄謀復辟清室的羅振玉、陳寶琛、鄭孝胥等人截然不同。縱然王國維自稱“亡國之民”,不肯剪辮易服,其中蘊含著更深刻的緣由。

事實上,民國初年投水自殺者不在少數——年輕作家王以仁坐船時跳海、學者梁濟自盡於積水潭、被魯迅贊為“中國濟慈”的詩人朱湘於南京自殺、年輕作家顧仲起躍入黃浦江……一個個沉思的身影轉瞬消失於江中,默然離去。民國的動亂與危機不僅存在於炮火聲中,還存在於無數追夢人、青年人心底無聲的吶喊里。

王國維故居一角王國維故居一角

在這樣的年代,文人的精神寄託與價值修養必然被裹挾在迷茫、不甘與絕望中,直至心中火焰被熄滅。正如與王國維私交甚密的陳寅恪所感慨的“文化殉節”, 其在悼詞中的喟嘆令後世發現一絲端倪——文化人在不幸年代的宿命。“謙謙君子,濡潤如玉”,對中國傳統文人來說,薪火相傳的詩書禮樂等傳統習俗與經典鑄就了“文”。為“文”所“化”之人,無一不擁有著君子之風,“誠於中,形於外”地散發出迷人的人格魅力。當時代更迭炮火迭起不斷撞擊著華夏的歷史文明時,王國維的心亦日漸絕望。不過這僅僅是陳寅恪以自己的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因此後世史家多有反駁。

清華園國學四大導師塑像清華園國學四大導師塑像

令人尋味的是,王國維在投江自盡前,曾留給兒子一紙遺書,總計一百二十字,透露著低落壓抑的消極,這既是王國維骨子裡烙印的悲觀,也是被複雜社會原因所激起的絕望。民國十五年(公元1926年)7月,北伐戰爭爆發,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三大軍閥激烈作戰,中國社會陷入空前動盪,而王國維正是在隆隆不止的炮火聲中度過五十大壽。次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吳宓絕望地在日記里寫下“世局時變,江河日下。”而同為“清華園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啓超先生慨嘆“局面大變,不知歸屬”。

王國維畫像王國維畫像

對王國維而言,他心裡本有一座烏托邦,連日戰火、政府反動使得這座烏托邦日漸崩潰,更因李大釗被張作霖處死而徹底瓦解。面對步步緊逼的危機,梁啓超等知名教授們紛紛計畫外逃避難,而王國維卻不為所動——有人勸王國維剪掉腦袋後面拖著的長辮子,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羞辱磨難,但王國維堅稱這條辮子不可自剪,只能由他人來剪。

乍一看,王國維的舉動像是“清朝遺老”,充滿了對清朝滅亡的嘆息,其實這只是一個普通人的最後掙扎——這掙扎帶有幾分獨立學者的風骨,帶有幾分真正士人的風度,帶有幾分破釜沉舟的決絕。這長辮子在王國維心中,代表著氣節與尊嚴。王國維的自沉看似瀟灑,卻也並不輕鬆,匆匆一躍,徒留後世無限猜疑。

王國維先生墓王國維先生墓

當後世人們凝視從王國維內衣口袋翻出的遺書時,或許無法得知王國維死前平靜的每一天之下,內心壓抑著怎樣的暗潮洶湧,“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這該是何等的絕望!只是誠如遺書所言,“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王國維用生命詮釋了其非比尋常的人格追求,展現了一介書生的傲人風骨。面對因文化價值斷裂而進退失據的精神困境,王國維選擇自殺以保全自己的人格。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和其餘民國文人的自殺,濃縮了那個過渡時代的困惑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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