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李小龍的人，一定不會忘記他在電影中飛身爆踢兩塊牌匾的精彩場景。這部電影，叫《精武門》，1972年上映;那兩塊牌匾是“東亞病夫”和“犬與華人不得入”。
電影是一門藝術，任何藝術表達，只有撥動觀眾的心弦，方能激起情感共鳴，從而形成巨浪效應。而最廣泛、最自然、最深沉的情感，莫過於“愛國”。梁啓超曾說：
李小龍“大抵愛國之義，本為人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
是啊，愛國，在每一個活生生的人那裡，首先是一種情感，然後才是一種主義。在這片土地上，在這個國度里，出生、成長直至死去，留下了全部記憶，怎會輕易割捨?
即便遭遇不公甚至是迫害，真正愛國的人，可能會選擇暫時逃離，但一定不會選擇叛國。
曾幾何時，陳獨秀寫道：
“八國聯軍打中國時，為什麼不乾脆滅了中國，留下這么個爛攤子，讓人受苦。”
曾幾何時，胡適寫道：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這國如何愛得……你跑罷，莫要同我們一起死!回來!你莫忘記：你老子臨死時，只指望快快亡國。”
但是，他們終究從絕望中走了出來，毅然決然地回國，向黑暗勢力發起挑戰，用看似單薄的力量，打造一片新天空。
至於那些走不出來的，有的自殺以殉志，有的則踏上漢奸的不歸路。一旦邁出滑向深淵的那一步，就會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哪怕，在內心深處，仍是愛國的。
李小龍的電影，總是高揚著“民族精神”的旗幟，通過凌厲霸道的武術，讓國人壓抑許久的屈辱甚至是自卑情緒得到宣洩。
最近成為現象級電影的《戰狼2》，又何嘗不是如此?刷過兩遍之後，給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末尾那句：“那他媽是以前”。
一句話，道盡了百年屈辱;一句話，宣示了民族復興!
以李小龍的武術修為，如果放到今天，很難想像《精武門》會有多少票房。
不過，人們似乎更願意沉浸在澎湃的情緒里，而不太會去思考那兩塊牌匾的真偽。誠然，電影嘛，何必較真?
但是，一切以歷史為主題的藝術表達，都勢必勾起人們對過往的記憶，勢必會重塑人們頭腦中的歷史場景。
然則，這兩塊牌匾，或者說這兩句長期壓在中國人頭上的話語，究竟是怎么來的呢?
李小龍【東亞病夫】
就現有史料而言，最早使用“病人”來描繪中國的，是1876年1月4日發表在《申報》上的一篇文章，文中稱：中國“如土耳其國，早已素稱病人”。那時，距離國門洞開已30餘年，西方對中國的實情早已了如指掌。
真正撕下中國“天朝”面具的，則是清人視為蕞爾小邦的島夷——日本。除李鴻章、袁世凱等人外，天天嚷著要恪守“大本大原”的士大夫們，絕不會料到戰爭的結局竟如此殘酷。
1896年，英國《倫敦學校歲報》對此戰發表評論稱：
“夫中國——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患其虛實也。”
[註：被西方視為病人的四個國家分別是：土耳其、波斯、中國、摩洛哥]
顯而易見，無論是“病人”，還是“病夫”，西方藉以指代的是整體意義上的中國，甚至更傾向於清政府，而非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
甲午戰爭尤其是庚子事變之後，“東方病夫”迅速成為流行詞，報紙上的評論可謂俯拾即是。茲略舉幾例。
1901年《國民報》載《東方病人》：“西人謂東方有病人焉，中國是也;西人謂東方有死人焉，中國是也。”
1903年《萬國公報》載《東方病夫之伴侶》：“在遠東之二病夫，曰中國，曰高麗。”
1903年陳天華撰《警世鐘》：“恥呀!恥呀!恥呀!外國人不罵為東方病夫，就罵為野蠻賤種。”
1904年孫中山撰《支那問題真解》：“支那久有‘東方病夫’之稱。”
期間，也曾出現“遠東病夫”、“華夏病夫”、“東方病人”之類的概念。至於現在大家所熟悉的“東亞病夫”一詞，則來源於曾樸。
他撰寫小說《孽海花》使用的筆名，正是——“東亞病夫”。
翻閱當時報紙雜誌可知，在“現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改革成功之前，“東方病夫”與“東亞病夫”在中國知識界的使用頻率不相上下，甚至前者的見報率更高。
因為，通常意義上的“東方病夫”，同時包含中國與土耳其。未曾想，凱末爾這個牛人，愣是將土耳其頭上的“病夫”帽子給摘掉了。
中國知識界只好有意淡化這一辭彙，更多採用“東亞病夫”來專門描繪中國，以喚醒沉睡的國人。
在傳播過程中，“病夫”的含義也慢慢發生轉變，不再泛指抽象的中國，而是針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乃至身體力量，並成功為尚武精神的復甦提供了重要理論支點。
如果李小龍重生，再度爆踢“東亞病夫”牌匾，會有多少票房？1903年，梁啓超撰寫《論尚武》一文，大聲疾呼：
“我以病夫聞於世界，手足癱瘓，已盡失防護之機能。東西諸國，莫不磨刀霍霍，內向而魚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惡根，一雪不武之積恥，20世紀競爭之場，寧復有支那人種立足之地哉?”
註：關於尚武精神的論述，敬請參閱拙文《梁啓超：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
【犬與華人不得入】
1994年，上海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薛理勇發表《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流傳之謎》一文，首次對這一木牌的真實性提出質疑。直至今日，學界仍有爭論。
誠然，寫有“犬與華人不得入”的木牌至今未能找到實物，也沒有相關照片，甚至在當時的大型報紙《申報》都無法看到報導。
但是，有一條很關鍵的證據，來自周作人的《公園之感情》：
“上午乘車，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經公園，地甚敞，青蔥滿目，白人游息其中者，無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國人不得入，門懸金字牌一，大書‘犬與華人不準入’七字，哀我華人與犬為伍，園之四周皆鐵柵，環而窺者甚多，無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與友人同行，又能具體到木牌字數，應能排除故意作偽嫌疑。
除私人日記外，當時租界工部局的檔案也可以互相印證。檔案中明確記載了公園園規，內容如下：
一、腳踏車及犬不準入內;
二、小孩之坐車應在旁邊小路上推行;
三、禁止採花捉鳥巢以及損害花草樹木，凡小孩之父母及庸婦等理應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
四、不準入奏樂之處;
五、除西人之庸仆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
六、小孩無西人同伴則不準入內花園。
據此，我們可以進行合理推測。即使這塊木牌真的沒有掛出來過，國人也會很自然地將公園六條規定簡化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加以傳播。
因為，其他幾條跟自己沒有半毛錢關係，而犬與華人兩條所產生的恥辱感卻撲面而來。這樣的簡化或者符號化，自然不能說它偏離了歷史事實!
《上海租界的黑幕》一書在談到此事時就曾寫道：
“過去有一個時期，公共租界小公園之揭示牌上，標舉規則多餘，其第一條說，‘此園專供外人之用’。另有一條，‘此園不準犬類入內’。簡單說起來，就是華人與犬，不得入內。”
後來，有不少中國人穿上西裝，假扮成日本人入園，而公園方面對此也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採取默認政策。1912年，租界董事會會議有一條這樣的記錄：
“在允許穿西裝的華人進入公園問題上，出現了一些爭論，但董事會認為與日人混淆的情況並不多見，因此現行規則應予保留。”
直到1928年，中國人的抗爭終於迎來了勝利，關於“允許華人進入公園和公共場地”的提議終於在納銳人年會中獲得通過。
至此，中國人可以自由出入租界內的任何一所公園。
詩人黃莽曾在《懷念李小龍》中寫到：
梨園子弟詠青春，
跨海猶平拳道真。
一掃病夫龍骨傲，
唱他萬遍警來人。
時光易逝，中國已向世界宣布進入“新時代”，民族復興之夢指日可待。
此時此刻，還有多少人記得李小龍?
李小龍 東亞病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