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李孝光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出生在溫州路樂清縣淀村(今為大荊鎮五峰社區田岙村)一個世代隱處耕讀、文化氛圍濃厚的士農家庭,從小受到良好教育。五歲跟從祖母習讀《孝經》、《論語》、《孟子》,六七歲更授《尚書》、《詩經》及古文辭。“凡奇字妙語,皆從大母得之。”少年孝光,聰穎好學,他說:“我昔年十二,開口作詞賦。”又說:“我昔為兒時,看書不停手。十二作文賦,點筆賦鸚鵡。長者見之駭,雲出諸父口。”
少時李孝光從舅氏處獲讀外祖謝雋伯(謝靈運留在溫州的後裔)詩卷,極受鼓舞,激發了他奮勵上進的熱情。在《謝山人詩卷為鶴陽外祖題》中說:“憶吾為兒時,將命父母傍。舅氏袖鉅簡,有作似季唐。雲是而外祖,遺此手澤芳……吾今在牛下,坐須羽翮成。天子正好文,去獻明光宮。”隨後他從學天台方儀,在那裡接受了宋儒朱熹的學說。
青年的李孝光,志氣軒朗,又倔強自負,“功名不經意,自謂可拾取。”但仕進遭受挫折,鄉貢時被黜落,這於他打擊不小,於是築室家鄉五峰山雲霞洞(又名普庵洞),名白雲舍,授徒講學,因此以五峰自號。他生性倜儻豪放,熟諳經籍,學問醇厚,又教育得法,名譽日聞,“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元代至順三年(1332)他應江南諸道行御史台聘,任職昇州(今南京)積慶學宮,“昇士從之如雲”,是一位深受學子歡迎的好老師。元末明初著名學者朱右、陶宗儀俱出自他的門下。
李孝光壯歲曾遊歷南北山川名勝,凌天台,探禹穴,濟錢江,攬西湖、姑蘇、維揚、金陵、淮南諸景,足跡遍及匡廬、少室、泰岱、恆岳。其間往返會稽(紹興)、錢塘(杭州)、平江(蘇州)等地,寓居建康(南京)十數年之久。他深通儒術,滿腹經綸,明乎古今治亂興亡之理,懷有“致主堯舜”、匡時濟世的遠大志向,然而得不到施展抱負的機會。
中年之後,李孝光曾有強烈的出仕從政願望,同政界人物也廣有來往,但他勵志自守,不願屈身僥倖圖進,希望能以體面的方式獲任朝廷,用布匡濟方略,報效國家。元代泰定二年(1325),懷王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後即位為文宗)出居建康(南京),李孝光特被顧遇,“受知梁王(懷王)”。至順元年(1330)秋,相國趙世延養疾金陵,李孝光出入趙府,深受魯公器重。侍御史郭乾卿曾將他的《春秋述始》稱揚於朝,“而天下士大夫始知有公”,出身貴胄又擅才名的泰不華“以師事之”。
元順帝至正七年(1347)十二月,李孝光終於獲得朝廷召聘,這時他已六十三歲了。次年四月至京師,順帝御明仁殿召見,授官秘書監著作郎。自是數獲召見。不久,順帝御宣文閣,與語宋儒性理。帝悅,升任秘書監監丞。但李孝光在朝任職沒有多久。至正九年(1349)七月,右相朵兒只、左相太平相繼去位。他目睹政局變化,自覺在朝中失去依靠;況且秘書監丞也只是一個號為“清貴”的閒職,不能有所作為,便以老病請辭。至正十年(1350),他以奉訓大夫、秘書監丞致仕。這年四月,南歸途中病故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
文學成就
詩文自成一家
李孝光是元代中後期重要文學家,在江南一帶負有重望,同當時文壇名流如薩都剌、張雨、張翥、柯九思、楊維楨、顧瑛等頻相往還唱和。集中寄酬薩都剌詩多達三十題五十首,可見兩人交往的深密。張雨《寄李季和》云:“孰與言詩李髯叟,一日不見已為疏。因觀故京來白下,載聞新作過黃初。”柯九思稱其“詞甚奇古”;楊維楨比為“李騎鯨”;顧瑛言“詩文自成一家,為東南碩儒”,並予推崇。
元代泰定四年(1327)至天曆元年(1328)間,李孝光與楊維楨相遇吳下,促膝談詩,志趣投契,相為莫逆。其時李維楨資望尚淺,而兩人才情相匹。他們共倡樂府詩創作,團結和影響了江南一批作家,競相唱和,蔚為風氣。對此楊維楨在《瀟湘集序》中曾有簡要說明:“余在吳下時,與永嘉李孝光論古人意。余曰:‘梅一於酸,鹽一於,飲食鹽梅,而味常得於酸之外。此古詩人意也,後之得此意者惟古樂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為韙,遂相與唱和古樂府辭。好事者傳於海內,館閣諸老以為李、楊樂府出而後始補元詩之缺,泰定文風為之一變。”
由於李、楊首倡,參與者又大多為浙籍詩人及靠近浙江的蘇吳詩人,後來學者名之為浙派古樂府運動。這是元代中後期的一次詩歌革新運動,影響深巨,它後來被稱為“鐵雅詩派”而風行元季明初詩壇。
李孝光的樂府體詩(包括騷體及部分古體歌行)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擬古創新,用古調寫新辭,多為即興命篇。二是以古音協韻,運用《詩經》、《離騷》的韻字,意在擺落時調,尋求別樣的韻味。三是善用比興引喻,語有寄託,風格上出入二李(李白、李賀),造意瑰奇,富想像力。四是切近社會現實,有所為而作,或詠懷抱,或諷時事,繼承了漢魏樂府的寫實精神。明宋緒《元詩體要》稱其《吳趨曲》、《採蓮曲》“有魏晉風格”。
《箕山操為許生作》是他樂府辭的代表作:“箕之陽兮,其木樛樛。箕之冢兮,白雲幽幽。彼世之人兮,孰能遺我以憂。雖欲從我兮,其路無由。朝有人兮,來飲其牛。”
楊維楨對李孝光的創作給予高度評價,稱“其樂府詩尤長於興喻,海內學者喜誦之,故至正文體為之一變雲。”李孝光卒後,他痛感失去知音和作詩的對手,深表懷念,讀詩至感激處,乃大呼“安得起吾季和而見之,寧不為之擊節而起舞乎?”
李孝光家世雁山北麓的大荊,對故家山水最有會心,觸處感賦,無不曲盡其妙。他以豐富多姿的遊記和詩詞創作,塑造了雁盪山的文學形象。其中《雁山十記》是繼唐柳宗元《永州八記》後又一山水記系列名篇,文筆簡峻,意味雋永,刻畫精細逼真,元明以來,傳誦很廣,收入各種文學的選本。歷代的名作家如黃宗羲等人對其也非常推崇。
他善於渲染環境,烘托氛圍,突出人的感受體驗,創造獨特境界,達到聳動的效果。《始入雁山觀石樑記》後段云:“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岩下小屋,從瓴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鏜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臥。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岩下宿也。”
“李、楊”齊名,人們多注重李孝光的樂府古體,其實他的近體律絕也很有成就。清代康熙年間著名學者顧嗣立《元詩選二集》選錄五峰五七言律一百十二首,意猶未足,復舉摘十數聯附後,稱“皆極新警之句”。四庫館臣《五峰集》提要曰:“近體五言,疏秀有唐調;七言頗出入江西派中,而俊偉之氣自不可遏。”
五律如《天台道上聞天香》:“八月天台路,清風物物嘉。晴虹生遠樹,過雁帶平沙。日氣常蒸稻,天香喜釀花。門前五株柳,定是故人家。”清雋秀朗,風韻絕佳。
七律的創作成績更大,風格呈多樣化,詠物、懷古、行旅、別情,皆有出色之詩篇,如《送古淡上人用張仲舉韻》:“夜聞石鼎車聲苦,夢繞揚瀾浪蹴天。狂客還尋破虱錄,清童解答野狐禪。水來巴蜀如衣帶,雲斷中峰見岳蓮。恨殺秦淮舊歲月,向人離別照年年。”《白沙早程》:“聽得鄰雞便問程,前塗猶有客先登。官河半落長橋月,僧塔疏明昨夜燈。古渡潮生鷗浸夢,野田風急浪歸塍。雁山喜入新詩眼,踏破秋雲最上層。”
李孝光詠雁山的律作多首,每有勝韻,如《次陳輔賢游雁山韻》:“竹杖棕鞋去去賒,一春紅到杜鵑花。山椒雨暗蛇如樹,石屋春深燕作家。老父行尋靈運宅,道人喚喫趙州茶。明朝塵土芙蓉路,猶憶山僧飯一麻。”寫景新異,興會獨到,風調絕似放翁。
他善於模寫鄉土風物和村野景趣,如《十里》:“官河十里數家莊,石埠門前系野航。梅月逢庚江雨歇,稻花迎午水風涼。橋橫自界村南北,堠斷誰知里短長。倦矣野塘行瘦馬,雲山杳杳復蒼蒼。”輕俊暢朗,於渾樸中見工致,可以看出晚唐諸家和南宋陸、楊、范的影響。
李孝光七言絕句現存二百三十九首,數量最多。如《天台道上聞天香寫贈胡仲賓》:“萬斛天香夜氣收,曉風涼月釀清秋。詩人試與評花品,定是人間第一流。”
李孝光留存的詞作,篇數不多,卻甚有特色。清藏書家丁丙謂:“其詞跌宕流利,無綺羅纖穠之態,殆得于山澤間清氣者深也。”十分恰當地概括了他的詞風。胡玉縉言其詞同他“風骨遒上”的詩風相表里,“一洗元人靡麗之習”。又謂:“楊維楨作《陳樵集序》,舉元代作者四人,以孝光與姚燧、吳澄、虞集並稱。今觀其詞,殆與集相伯仲,以視澄之因辭見道者,此似轉出其上矣。”極為稱譽。
詞作特點
李孝光今存詞27首,大部分抒寫隱居情趣,其中多涉及對出處行藏、人生榮枯寵辱的看法。他的《鷓鴣天》中“龍門他日文章客,雁盪今朝行地仙”和《滿江紅》中“富貴何須囊底智,功名無若杯中酒”;“百萬蒼生正辛苦,到頭蘇息懸吾手”,都表現出他愛君憂民的正統儒家思想。他的詞作大多有真切的思想感情,如寫田園風光的《念奴嬌》,描繪了江南暮春的農村風物,文字淳樸自然,表現出隱居之士恬淡的心境。而寫送別的《水調歌頭》二首,惜別中又勉強作慷慨語,然而又禁不住道出淒涼之意,表現了一種複雜的感情。
李孝光的詞直抒胸臆,易讀易懂,但不夠含蓄。他的詩也如此,像《游艮岳》說:“一沼何堪役萬民,一峰將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箇江山已屬人。”但從內容上看,他的一些詩如《桐江》、《柳橋漁唱》、《衡門有一士》等,含有對人世的不平之鳴。今存著作有《五峰集》11卷。
人物評價
元明以來,一直到清代中期,李孝光的詩文都得到較高的評價。
陳德永《五峰李公行狀》言:“為文高古,有西漢風。詩篇軼盪奇怪,端倪莫測,而不失矩度。”
《元史》本傳謂“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
楊維楨《鹿皮子文集序》舉姚燧、虞集、吳澄、李孝光為元文四大家,林希元《長林存稿》列舉為元文十二名家。貝瓊《乾坤清氣序》論元詩謂“五峰、鐵崖(楊維楨)二公繼作,瑰詭奇絕,視有唐為無愧”。
《四庫全書總目·五峰集》提要說“元詩綺靡者多,孝光獨風骨遒上,力欲排突古人。樂府古體,皆刻意奮厲,不作庸音”。文章亦“矯矯無凡語”。
清初顧嗣立編選的《元詩選二集》錄五峰詩多達三百五十七首,是《元詩選》中入選作品最多的詩家之一,足見看重。
金元兩代的詞作者
詞是古代一種文體,但是只興盛於宋代,詞的最初特點是以詩文配上曲調,可以演唱。宋之後的金元兩朝代,都有哪些詞作呢。本任務就來細說金元兩代的詞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