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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文獻叢書》中的《李孝光集校注》日前已編撰定稿，交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編撰過程中，頗有心得。李孝光（1285—1350），字季和，樂清田岙村（今大荊鎮）人，是元代中後期重要文學家。他的交遊十分廣泛，在江南一帶負有重望，同當時詩壇名流，如薩都剌、張雨、楊維楨等頻相唱和。集中寄酬薩都剌詩多達45首，可見其密切。張雨贈詩云：“孰與言詩李髯叟……載聞新作過黃初”；柯九思稱其“詞甚奇古”；顧瑛言“詩文自成一家，為東南碩儒”，並予推崇。
泰定四年至天曆元年（1327—1328）間，李孝光與楊維楨（浙諸暨人）相遇吳下，促膝談詩，志趣投契，相為莫逆。其時維楨（比孝光小11歲）資望尚淺，須引孝光為後盾始能發揚其說，而兩人才情相匹，下的是“敵手棋”（吳復語）。故李、楊聯合，乃可以登高一呼而叱吒風雲，聳動時聽。他們共倡樂府詩創作，團結和影響了江南一批詩人，競相唱和，蔚為風氣。對此楊維楨在《瀟湘集序》中曾有簡要說明：
“余在吳下時，與永嘉李孝光論古人意。余曰：‘梅一於酸，鹽一於?，飲食鹽梅，而味常得於酸?之外。此古詩人意也，後之得此意者惟古樂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為韙，遂相與唱和古樂府辭。好事者傳於海內，館閣諸老以為李、楊樂府出而後始補元詩之缺，泰定文風為之一變。”
張雨《鐵崖先生古樂府敘》也說：“《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為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東南士林之語曰：‘前有虞（集）范（?），後有李（孝光）楊（維楨）。’”由於李、楊首倡，參與者又大多為浙籍詩人及靠近浙江的蘇吳詩人（元時均屬江浙行省），故我們可以名之為浙派古樂府運動。這是元代中後期的一次詩歌革新運動，影響深巨，它後來被稱為“鐵雅詩派”而風行元季明初詩壇。
李孝光的樂府詩（包括騷體及部分古體歌行）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擬古創新，用古調寫新辭，多為即興命篇。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劉基條云：“樂府辭，自唐以前，詩人多擬之，至宋而掃除殆盡。元季楊廉夫、李季和輩，交相唱答，然多構新題為古體。”二是以古音協韻，運用《詩經》《離騷》的韻字，意在擺落時調，自由抒寫，尋求別樣的韻味。蔣易《元風雅》卷二三李五峰詩後附言：“叶韻近代用之者鮮，獨於五峰屢見之……??乎《騷》《選》之遺音。”三是善於比興引喻，語有寄託。風格上出入二李（李白、李賀），造意瑰奇，富想像力。四是切近現實，有所為而作，或詠懷抱，或諷時事，繼承了漢魏樂府的寫實精神。《箕山操為許生作》是其代表作：
“箕之陽兮，其木??。箕之?兮，白雲幽幽。彼世之人兮，孰能遺我以憂。雖欲從我兮，其路無由。朝有人兮，來飲其牛。”
借詠堯讓天下於許由事以抒懷，韻度高簡，旨在言外。頌揚高蹈的情操，又隱隱流露了被遺落的失意感。透過幽靜的畫面，讀者不難感受到詩人內心深處的不平。元賴良編《大雅集》，取為壓卷，並引楊維楨評：“善作琴操，然後能作古樂府。和余操者，李季和為最。”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引述楊評後說“誠為近古”。另一首為楊維楨所激賞的是《太乙真人歌題蓮舟圖》：
“銀河跨西海，秋至天為白。一片玉夫容，洗出明月魄。太乙真人挾兩龍，脫巾大笑眠其中。鳳麟洲西與天通，扶桑乃在碧海東。手把白雲有兩童，掣嬲二鳥開金籠。”
此五峰仙遊詩之佳者。著墨不多，而意想奇幻，仙境獨造，大有駕馭天地的氣勢，表達了自由無拘束的理想世界和縱放不羈的情懷。楊評云：“此作又是李騎鯨也！孰謂此老椎鈍無爽氣耶？”言得李白（李騎鯨）浪漫氣質和風格。
楊維楨對李孝光的創作給予高度評價，稱“其樂府詩尤長於興喻，海內學者喜誦之，故至正文體為之一變雲。”他說自己寫作《琴操》，是接受李的挑戰因而激發靈感，並將李引為首席“唱和友”，在文章中一再加以稱舉。李孝光卒後，他痛感失去知音和做詩的對手，深表懷念，讀詩至感激處，乃大呼“安得起吾季和而見之，寧不為之擊節而起舞乎？”“且命（門人）吳復錄季和死後凡若干首，至其墓焚白之。”備見傾倒之意。從楊維楨的這些評論中，也能夠表明李孝光作為古樂府辭的首倡者之一，他在浙派古樂府運動中的貢獻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李、楊並稱，並非徒有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