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變9.18事變指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國東北爆發的一次軍事衝突和政治事件。衝突雙方是中國東北軍和日本關東軍。根據衝突爆發的日期，史稱“九·一八事變”。由於當時中國東北地區稱為滿洲，因此日本方面將這次事變稱為“滿洲事變”。九·一八事件爆發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國內，主戰的日本軍部地位上升，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道路。這次事件爆發後的幾年時間內，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占領，因此被中國民眾視為國恥，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國許多非正式場合都被稱為“國恥日”。在國際上，這起事件經常被拿來與納粹德國的國會縱火案相提並論。
事變背景
日本國內情況
9.18事變1921年華盛頓會議後，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日本的軍費為七億三千萬日元，1930年則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可是大規模裁軍卻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對於職業軍人來說，除了軍事以外他們沒有其他特長，裁軍等於砸他們的飯碗。此外，裁軍以前職業軍人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軍隊是最光榮的職業。但裁軍開始後，職業軍人一下變成社會上多餘的人，最好的學生不再報考軍事院校，一些飯店甚至拒絕穿軍服者進入。裁軍給職業軍人們帶來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後來廣為中國人所熟悉的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等人，都是一夕會的成員。不過當時最有名的還是石原莞爾，是他提出“滿蒙生命線”的理論。石原也是後來9·18事變的主謀。
日本控制東北鐵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的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利占為己有。此後，日本創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並有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
田中奏摺
1927年6月，日本召開“東方會議”，並制定了《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摺）。在田中奏摺中曾經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及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均認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國政策的證明。
田中奏摺的真實性受到包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蔣立峰在內的學者質疑，當前的主流說法多認為其應為國民政府所偽造。然而時至今日查考史料及歷史脈絡，當時日本圖謀全面侵華已久確為事實。
皇姑屯事件與東北易幟
當初，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維持了合作關係，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關東軍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史稱皇姑屯事件。日本關東軍希望籍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並未引起日軍所期待的東北混亂，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張作霖的繼承人張學良突然宣布全東北易幟，接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領導。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並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並不願意妥協。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
萬寶山事件
9.18事變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准，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並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築壩。這一工程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餘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於7月5日前完成築渠。7月1日，中國農民400餘人，聯合起來平溝拆壩。7月2日，日本警察鎮壓平溝的中國農民，雙方對峙，後日本增武裝警察，在日本軍警保護下，工程於7月5日完成。同時，日本通過朝鮮日報記者金利三，捏造新聞，說朝鮮人在萬寶山被殺，掀起朝鮮半島大規模的排華活動，當地華僑死傷數百人。日本卻以此次事件誣陷中國傷害朝鮮僑民。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現並扣留，在證據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日本藉機宣稱東北軍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並在日本民眾中煽風點火，用“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誣陷中國“損害日韓移民”。
事變經過
柳條湖事件
9.18事變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台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台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為首一個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奉天（現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小段鐵路。並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襲擊日守備隊。
爆炸後，駐紮中方北大營和瀋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南軍為平田幸弘指揮關東軍第2師步兵第2旅第29團，北軍為島本正一指揮的鐵路守備隊第2營。
當時，北大營駐守的東北軍第七旅毫無防備，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張學良曾訓令東北軍不得抵抗，駐守部隊並未做出激烈反擊。第七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漢的620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衛抵抗，最後突圍撤走。由於執行不抵抗命令，北大營逾萬名守軍被只有500多人的日軍擊潰。
遼寧、吉林主要城鎮淪陷
日軍在瀋陽當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的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9月19日凌晨，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下令：遼陽的第2師主力增援對奉天的進攻；獨立守備隊第3營進攻營口、第4營進攻鳳凰城、安東（今丹東）；第2師第3旅主力、騎兵第2團、獨立守備第1營分別進攻長春寬城子、二道溝、南嶺等地。至9月19日10時，日軍先後攻占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9月21日，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率部投敵，日軍第2師主力占領吉林。
黑龍江主要城鎮淪陷
10月1日，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0月16日在嫩江橋，被黑龍江省防軍擊退。守軍炸毀嫩江鐵路橋的第1、第2、第5號橋，以阻止日偽軍進犯。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第29團占領四洮鐵路沿線主要城鎮。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長官馬占山指揮3個旅，5個團共1．6萬餘人進行江橋抗戰，戰至11月18日，終因傷亡慘重而棄守省城齊齊哈爾，撤往克山、海倫。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
錦州、哈爾濱淪陷
9.18事變張學良在事件爆發後離開奉天，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於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才不得已採取自衛行動”，此後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儘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後，幣原主張的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日本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日軍攻占黑龍江省主要城鎮後，開始進攻遼西地區。12月15日，關東軍進攻錦州。12月1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並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今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領錦州。駐錦州的東北軍第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向哈爾濱進犯，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當時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注，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了一·二八事變。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傷亡慘重，撤往賓縣。2月5日，日軍攻陷哈爾濱。
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整個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萬同胞陷於日寇鐵蹄的蹂躪之下。
滿洲國成立
由於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普遍譴責，關東軍不敢悍然武力占領滿洲全境，因此考慮建立傀儡政權。當時擔任特務機關負責人的土肥原賢二大佐遊說了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當時關東軍以復興滿清為條件，說服溥儀回到東北。11月10日，溥儀從天津出發，11月13日到達營口，最後停留在駐守旅順的日本軍營內。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正式成立。溥儀擔任國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現在的長春），年號定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的公館發表。國際聯盟強烈譴責日本政府的行為，並不承認滿洲國政府的合法性。
日本表示抗議並且脫離國際聯盟。3月9日，溥儀登基儀式在新京舉行。1932年9月15日，日本與偽滿洲國簽訂《日滿議定書》，滿洲國承認日本的既得權益，並允許關東軍在滿洲國內駐軍。
各方反應
國民政府
9.18事變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國駐國際聯盟的全權代表施肇基向國聯報告事件，請國聯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嚴重抗議；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國聯提出申訴；
9月23日，中國政府就此事照會美國政府，希望對方“深切關懷”。
2.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獲自由後，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不抵抗”的決策完全是其一人所為。與蔣介石無關。
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於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落下了“不抵抗將軍”的評價。然而對於張學良的不抵抗行為，後來逐漸評價為：他錯誤判斷日軍目的，若其知道日軍並非“尋事”，而是要吞併東北。作為東北少帥，他不至於會將東北拱手讓給日本。張學良1990年接受日本國營電視台採訪時，表示他當時認為“戰爭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應會約束關東軍”。
中國共產黨
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譴責日軍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向全黨指出：“立刻發動與組織廣大工農民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滿洲”是黨的中心任務，特別在滿洲應組織武裝力量，“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打擊”，並連續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聲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策，號召全國人民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以求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和獨立。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一些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下，全國人民掀起了空前規模的抗日救國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漢、太原、廣州、濟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學生和市民紛紛集會遊行，通電抗日救國，並結隊赴南京請願、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日本政府
1、內閣不擴大方針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陸軍大臣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但是幣原喜重郎外務大臣（男爵）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並且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次事端。9月24日，內閣會議決定了「不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方針。然而關東軍無視政府的決定，以自衛為名，不斷擴大戰線。
2、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
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次日，犬養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
3、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養毅內閣作出決定“滿蒙市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統治地域，今後，（日本將）幫助其建立國家體制。”事實上，日本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被動地被獨斷專行的關東軍制約。（同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犬養毅被暗殺。）
國際社會
9.18事變國際聯盟及李頓調查團
國際聯盟派出調查團調查事變始末。1932年10月2日，該調查團發表李頓報告，指出日本發動的事變是侵略中國的行為。由於國聯拒絕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令日本撤出國聯。調查團在事變後一年多後才發表報告，誠然是為時已晚——日本不理會國聯的譴責，繼續侵略行動。
我國駐英公使郭泰祺在國聯特會上演說，反對國聯對中國問題不顧多數國家的反對，僅秉英、法兩國之意旨草擬袒日報告書。
美國
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國發表照會，宣布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是對中國領土內政的干涉，違反了凡爾賽和約，因此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這被稱為“史汀生主義”。中國和當時歐洲各國對此都普遍表示贊同，但是日本卻無視這一通告。
美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經歷了一個由消極觀望，到與國聯合作，再到“不承認主義”的過程，總的趨勢是朝著逐漸強硬的方向發展。但由於美國沒有採取強有力的實質性行動，美國的反應對日本的遏制是軟弱無力的。
民間運動
遊行集會
9.18事變9月28日，北平20萬人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學生請願，衝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後被迫辭職。
抵制日貨運動
1931年7月，由於萬寶山事件，日本煽動朝鮮排華反華，中國國內再次爆發抵制日貨運動；九一八事變後，運動愈演愈烈。
文藝活動
張寒暉《松花江上》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中國東三省，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驅趕“剿共”前線的東北軍官兵，攜老帶子，布滿西安街頭。他們被迫流亡關內，有家不能歸，有仇不能報，卻要為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去賣命，從心頭都鬱結著悲苦怨憤，要傾吐，要爆發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張寒暉譜寫了這首感人肺腑的獨唱曲，以含著熱淚的哭泣似的音調，唱出了悲憤交加的聲音。他把自己的這首歌教給學生、民眾演唱，然後，他帶領民眾到西安的城牆上，街頭中去演唱，悲怨壯烈的歌聲深深打動了廣大東北軍官兵的心，竟有數萬名官兵聽後落淚。“西安事變”爆發前後，西安城裡已到處可以聽到《松花江上》的歌聲，並迅速傳遍全國。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這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曾被譽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風靡中華大地的抗戰歌曲《松花江上》。
西安事變前夕，西安愛國青年去臨潼請願時，行至十里舖，張學良將軍驅車趕來，勸導學生勿去臨潼，怕有危險。這時，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悲壯的歌聲令人斷腸。張學良聽了，沉痛地說:“請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內，用事實來答覆你們。”
抗戰開始後，周恩來曾代表中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出席東北軍軍官會議。會議結束時，周指揮與會軍官唱了這首歌。悲憤的歌聲激起了大家思念故鄉的情緒。當歌聲進入“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時，全場軍官有的熱淚盈眶，有的低頭哭泣，有的舉起了拳頭，“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的決心，充溢著歌唱者的胸膛。
《松花江上》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後流傳東北軍，並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長城內外。當時，這首歌曲並沒有出版，而且誰也不知道作者是張寒暉，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淚卻強烈地感染著愛國的中華兒女們，人們爭相傳抄傳唱，在祖國破碎山河的上空，到處飄蕩著歌曲中的呼號。
1938年7月7日晚，武漢舉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動，十多萬民眾分乘幾百條木船，舉著火把匯聚在長江之上。這時候，不知是誰領頭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應，十幾萬人的歌聲掀起了巨大的聲浪，匯成了人間罕見的、血淚凝聚的感情的交響。 一直埋頭苦幹的革命音樂家張寒暉，就是這樣代表著人民傾吐呼號，為我們留下了這首不朽的戰鬥性的悲歌。
歌曲賞析
這首歌以帶尾聲的二部曲式為結構。傾訴性的音調貫穿全曲，併兼有敘事和抒情的特點，真切感人。旋律以環回縈繞，反覆詠唱的方式引伸展開，感情越來越激動，具有迴腸欲斷的效果。當尾聲唱出呼天喚地似的旋律時，歌曲達到了高潮，在聲淚俱下的悲痛中，蘊藏著要求起來抗爭的力量。
紀念活動
1、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瀋陽開放了九一八事變陳列館。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為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定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
2、瀋陽市從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鳴響防空警報3分鐘，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
事變思考
9.18事變鐵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這場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和損失，也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歷史血鑒。今天，面對第77個“九一八”，勿忘國恥，我們思考的應當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國恥當思國運。走進瀋陽市“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讓人深思再三的莫過於“國運”二字。從高聳的殘歷碑到蜿蜒的展廳，如同是用一串串“難”字勾畫出的國難圖，國家的災難、民族的苦難、抗爭的磨難……撫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當苦日子離去的時間越久遠，當富日子光臨的越急匆，我們心繫國家、民族的命運，如何才能讓國恥一去不復返？歷史實踐告訴我們，國家與民族的興衰成敗，需要全國人民的人心支撐，而要把十三億人的力量凝集起來，惟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
其二，勿忘國恥當思發展。77年前，我國經濟落後也是造成國門洞開、生靈塗炭的一個重要原因。看昨天知國恥，看今天想國興，看明天盼國強。只有致力於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國家才能長治久安。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強食”，我們必須勵精圖治、奮發圖強，以科學發展來大踏步地向前追趕。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我國仍是一個開發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不發達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我國經濟總體規模雖然比較大，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排在世界100位之後。面對現實，倍感發展之急迫，不思發展就如同當年的不抵抗，有發展才談得上民族尊嚴，才能在抓住機遇迎接挑戰中，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國恥當思憂患。古往今來，我們的民族不乏“憂論”：憂國憂民、居安思危、先憂後樂、進亦憂退亦憂，等等。憂，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然而，這個道理，似乎沒有“直奔主題”，沒有“坐落”到目的上——憂患是為了圖強，而圖強又必須先進。如今，我國人民先進意識大大增強，國家也正在欣欣向榮地強大起來。這是個大醒、大幸。然而，世界風雲變幻，“落後就要挨打”還將是一個長久而嚴酷的現實。因此，面對77年後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領導同志指出，“居安思危”應成為我們須臾不可忘卻的憂患意識。
史路迢迢，多有一鑒：“兢兢以強，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奮發圖強”。惟有人人不怠，才有舉國不怠；惟有舉國不怠，我們民族才能長盛不衰，明天才會更加美好。
策動人員
“九一八”事變的策動者及其結局
9.18事變現代發表作品1931年9月18日，盤踞在我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是“九一八”事變的直接策劃者和實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稱為關東軍的“大刀”。他1916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任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員，1919年任中國駐軍參謀，之後任雲南、漢口等處日軍特務機關長，1929年任關東軍高級參謀。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與石原莞爾進行了多次密謀後，組織了橫跨中國東北三省的“參謀旅行”。“參謀旅行”是他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前哨戰。他們在哈爾濱、錦州、旅順等地制定了日軍在這些地區作戰的攻防戰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領滿蒙的計畫，並稱，“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大的關係”。
石原莞爾被稱為關東軍的“大腦”。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總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當時曾有人評價說，石原莞爾的頭腦是陸軍大學“有史以來第一的頭腦”。1922年，他留學德國，研究過拿破崙軍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但他的全部興趣和愛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擴張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陸軍大學教官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與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形成團伙，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土肥原賢二是日軍中的“中國通”。他1912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任職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隨即被派往中國，開始了長達30年的特務生涯。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會講幾種中國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務機關長，“九一八” 事變前30天，他調任瀋陽特務機關長。雖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他不在瀋陽，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務機關卻是發動事變的中心。事變發生後3天，土肥原賢二即從東京返回，就任瀋陽市市長。
“九一八”事變後，坂垣征四郎任瀋陽特務機關長、偽滿洲國軍政最高顧問，1936年任關東軍參謀長，並在1937年以日軍第五師團長的身份率日軍入侵中國華北。戰後，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並於1948年12月23日被處以絞刑。
事變後，石原莞爾被任命為關東軍副參謀長，後升任日本陸軍中將。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石原莞爾見風使舵、混淆視聽，逃脫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終年60歲。
“九一八”事變後，土肥原賢二還參與策劃了一系列侵略中國的陰謀事件，如“華北自治”、扶植汪精衛偽政權、“張北事件”“七七”事變等。日本戰敗投降後，土肥原賢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並處以絞刑。
1931年日軍為取得更大利益，於當年9月18日突然對東北軍發動攻擊。在不抵抗命令下，東北軍撤出東北，日本策劃偽滿州國成立，從此東北民眾開始了日軍統治的14年悲慘生涯。抗戰勝利後，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國人視為國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