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石原莞爾報考陸軍幼年學校時的報名照石原莞爾生於日本山形縣鶴岡市，其父石原啟介曾任鶴岡市警察署署長，用“武士道”精神教導石原莞爾要勇敢而不懼艱險，優越的家庭環境（在當時的日本農村，警察署署長是當地吃皇糧的大官）也使年幼的石原養成不信邪，不畏權勢，頤指氣使的作風。石原莞爾信奉“日蓮教”，是田中智學的忠實信徒。
1904年，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
陸軍幼年學校有一門作業是寫生，每星期的交兩張寫生，目的是為了打好將來的作戰繪圖基礎，所以日本陸軍將領大都畫得一手好圖。
邊上還有一行字：“我的寶貝，畫於廁所，十月一日”。
老師一看，怒不可遏。堂堂陸軍幼年學校居然有人畫這種淫畫，還敢當作業交。這種混蛋學生不處分如何了得？
但是教員會議討論的結果是：“15歲的小孩子，偶爾惡作劇一下也沒什麼，而且也應該鼓勵這種大膽的做法”。到底這個“大膽”是什麼意思也沒人弄得清楚，反正那個繪圖教員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而這位“大膽”的學生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幾十年以後人們回憶起這件事時，總是很惋惜地說：“如果當時仙台陸軍幼年學校開除了那個小孩，以後的亞洲歷史可能就會改寫”。
為什麼？哪個小孩是誰？不是別人，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策劃了“滿洲事變”（日本人對9.18事變的稱呼），建立了滿洲國，拉開了“十五年戰爭”序幕而後來又自告奮勇當戰犯美國人都不理的石原莞爾。
其實石原莞爾的出名，還倒不是因為他策劃了“9.18”，而是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時候，當時已經榮升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的石原莞爾大佐到現場想阻止，被武藤章（陸大32期，甲級戰犯）調侃了一句：“石原桑，我們只不過是在重複先輩在滿洲乾過的事情，有什麼不對嗎”，這才出了名。
求學
1902年，進入仙台日本陸軍地方幼年學校，1905年轉入日本陸軍中央幼年學校。1907年，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05年，以第21期步兵科第6名的成績畢業。
1920年4月，被派往駐漢口的日軍華中派遣隊司令部，用一年多的時間考察了中國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蒐集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形成“大陸擴張”侵略戰略思想，總結出了對付中國軍閥的辦法——“比起武力會戰，收買、宣傳具有更大的價值”。
稱為“7號”
石原莞爾1902年進入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第六期學習，以第三名的身份畢業，在此學習過程中，石原博覽群書特別是歷史、哲學以及人物傳記，尤其是喜歡讀拿破崙的相關書籍，在考試時他總是以最簡潔的語言完成答題（與他人剛好相反），由於太多的與眾不同，石原在同學們的眼中也是一個另類，被稱為“7號”（精神病患者之意），當時的學習分為學科（理論知識）和術科（體育，馬術，軍事技能等），石原在學科上往往能輕鬆拿到高分，而在術科上成績一般，這與他身體素質不出眾有關。
選擇步兵
供幼年學校畢業生們選的科目有騎兵，步兵，炮兵和工兵。其實日本陸軍當時還有輜重兵，但是日軍內部有句俗話：“輜重要是也算兵，蜻蜓也能算老鷹”，所以幼年學校畢業生不當輜重兵的，日軍的集團搶劫習性其實是來源於這種輕視補給的傳統。在沒有航空兵的時代，各兵種中最讓這些十來歲的小孩子們神往的就是揮舞馬刀縱馬馳騁的騎兵了。但石原莞爾沒有選擇騎兵，選擇的是步兵。因為通過閱讀各種書籍，石原已經開始形成了將來的作戰是在中國大陸的想法，雖然這個想法還是剛剛露頭，還沒有完全成熟，但石原已經感覺到了未來大陸作戰的主力是陸軍，是步兵。
與師長關係惡劣
1907年畢業後，石原進入步兵第32聯隊當士官候補生，並於當年12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並以第21期步兵課第6名成績畢業。（其實石原是第三名，但因為與老師的關係惡劣，被評定為第六，而前五能拿到天皇御賜的銀懷表，後來石原被問及為何在陸軍大學拿到第二時，石原的回答是“陸大沒有品行分”。）
陸士畢業後重回第32聯隊，但與聯隊長關係不佳，在成立第63聯隊時，被推薦去63聯隊任職。
1915年考入日本陸軍大學，1918年以第2名的成績從陸大第30期畢業(實際上是第1名，由於在學習時過於狂妄自大，與老師關係不佳，故被剝奪了取得第一的資格)。石原人非常聰明。當時陸軍大學校的功課是相當重的，學員開通宵做作業是常事。可石原永遠好像是無所事事，吃了飯就到處串門。石原特能侃，所以大家對他是又喜歡又討厭：喜歡聽他侃大山，但是一聽他侃大山，作業怎么辦？但石原就是這樣輕輕鬆鬆地以次席的成績畢業。
愛攝影
1922年7月赴德國留學，在此期間愛上了攝影，購買了一整套設備。軍刀和照相機是石原一生的愛好，後來現存很多918事件歷史照片都是石原親自拍攝的。
退役後的石原莞爾回到了他的故鄉山形縣的鶴岡。在東條英機派來的憲兵的監視下，繼續搞他的“東亞同盟”，發表反東條言論。因為“滿洲事變的英雄”和“前陸軍中將”這兩頂光環，憲兵們除了監視之外，也不敢直接對石原莞爾有什麼不恭敬的行為。
1941年12月8日，東條內閣開始了太平洋戰爭。石原莞爾的評論是：“如果說這場戰爭需要1萬元的話，英美實際上有100萬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這種差異只能用戰略來彌補，而不能用什麼‘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口號來彌補。在戰略上除了尋找敵方的弱點之外，還必須認識到我方所擁有的條件，戰法，戰士，特定兵器及其他戰爭手段的優點，只有依靠這些優點才能擴大敵人的弱點。軍當局在第一階段作戰計畫完成的現在提出下一階段的戰爭計畫，這個戰爭計畫必須包含必要的生產增強數量和實行的手段方法及其可能性。”但是這時候已經不可能有人聽得進石原的話了。戰爭的進程一步步印證著石原的說法，以致來監視他的很多憲兵都成了他的信徒。
石原莞爾之死
由於石原莞爾在關東時曾被自己所配軍刀捅中襠部，導致尿道口撕裂，長期尿血引發膀胱癌。1949年8月15日，石原莞爾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終年60歲。
| 1902年9月，從村內的中學退學，入學仙台日本陸軍地方幼年學校 1905年9月，轉學東京日本陸軍中央幼年學校 1907年6月，授銜士官候補生，加入日本陸軍第32聯隊 1907年12月，入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1909年5月27，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第21期） 1909年12月25日，日本陸軍步兵少尉，進入步兵第65聯隊 1910年4月在 春川 的日本軍隊中駐紮 1913年2月，晉升步兵中尉 1915年11月，入學日本陸軍大學 1918年11月， 日本陸軍大學校 畢業（第30期） 1919年4月，晉升步兵大尉，任步兵第65聯隊中隊長 1919年7月，調入日軍教育總監部 1920年4月，調入華中派遣隊司令部，加入頃國柱會 1921年7月，任日本陸軍大學教官 1922年7月，赴德國留學考察 1922年9月，駐德國 1923年2月，到達柏林 1924年8月，晉升步兵少佐 1925年10月，任日本陸軍大學教官 1928年8月，晉升步兵中佐 1928年10月10日，調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 1931年9月18日，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1931年10月5日，任關東軍作戰課長 1932年8月8日，晉升步兵大佐，調入日本陸軍兵器本廠（曾作 日內瓦會議 隨員） 1933年8月1日，調任仙台步兵第4聯隊長 1935年）8月1日，調任參謀本部作戰課長 1936年二?二六事件期間任戒嚴司令部參謀兼務，處理事變 1936年6月19日，調任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長 1937年1月7日，調任參謀本部第1部長 1937年3月1日，晉升日本陸軍少將，任參謀本部第1部長，盧溝橋事件爆發後，主張“不擴大方針”； 9月27日轉任關東軍副參謀長 1938年8月18日，兼任滿州國日本大使館日本陸軍武官 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期間，就滿洲國的統治方式跟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發生矛盾，被調回日本國內 1938年12月5日，調任舞鶴要塞司令官 1939年8月1日，晉升陸軍中將，調任留守第16師団司令部 1939年8月30日，調任第16師團長 1941年，被參謀總長東條英機罷免職務，3月1日起等候命令，8月31日被轉入預備役 在立命館大學任教授教國防學 1946年，移居山形縣 飽海郡 高瀬村（今 游佐 町） 1949年，8月15日死亡 |
作品
著書
石原是日軍中有名的軍事戰略理論家，1920年代曾著書：
《現在及將來的日本國防》
《戰爭史大觀》
《扭轉國運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
《關東軍領有滿蒙計畫》
《從軍事上看日美戰爭》
《滿蒙問題我見》
論文
1929年7月，時任關東軍司令官的畑英太郎就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主持從7月3日開始在滿洲實施參謀旅行。在這次參謀旅行中，石原莞爾向參加者分發了三篇論文：《戰爭史大觀》，《迴轉國運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和《關東軍滿蒙領有計畫》。
戰爭理論
石原提出自己的戰爭地緣理論：
發源於中亞的人類文明分為東西兩支，幾千年來各自發揮其特長和特點，這兩個文明已形成隔著太平洋而相互對峙的局面。這種局面必將導致戰爭，戰爭之後將走向統一，最終“創造最後最高的文明”“黃金時代”，“人類最後的大戰爭”是“以日美為中心而進行的世界大戰爭”，首先是持久戰爭，然後是決戰戰爭。
因此主張，為了“以戰養戰”、持久作戰，以取得決戰勝利，必須占領中國東北作為日本的戰略資源供應基地。他的軍事戰略思想直接指導了日本關東軍發動的九一八事變和侵占中國東北。
石原的著作一再強調“滿蒙問題的解決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徑”。論據是以下三點：
1． 為了解除國內的不安要素，需要對外進出。
2． 積極解決滿蒙問題不僅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為了大多數支那國民的利益，為了正義日本必須果斷行動。
3．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與其說滿蒙屬於漢民族不如說應該屬於日本民族。
石原莞爾的這三點非常簡單明了，直截了當。石原的第一點說的是實話，為了從當時的經濟危機中解救出來，日本軍閥和軍閥背後的財閥選擇的就是戰爭，也只有戰爭可以選擇；石原的第二點則是所有侵略者的陳詞濫調，所有的侵略者都是為了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發動侵略戰爭的；值得注意的是和詳細解釋了的前兩點根本不同的第三點。這個“歷史的觀點”是怎么一回事，沒有人知道，除了這一句話之外，石原沒有做任何說明。
提出滿蒙生命線
石原莞爾是陸大30期以次席的身份畢業的，夠牛。畢業後留學德國，據說是能夠讀懂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的為數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個。不僅如此，這位還發展了《戰爭論》，整出來了一個“最終戰爭論”。現在能看到的《最終戰爭論》只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講演的紀錄稿，而完整地表現了石原思想的《戰爭史大觀》最早是1929年在長春的一篇講話綱領，後來經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兩次修改，於1941年正式出版的。
那個“最終戰爭論”是個什麼玩意兒？石原認為未來世界的衝突是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衝突，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國要進行一場所謂“最終的戰爭”，以此來決定人類社會的走向。
石原又認為，在這場“最終戰爭”的較量中，日本在戰略地位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國土沒有縱深，沒有戰略物資資源。在這場持久戰的過程中，日本一定要一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蒙。
這就是“滿蒙生命線論”的由來。
家族成員
石原莞爾沒有子女，他去世後，整理他遺物和辦喪的都是他的弟弟石原六郎操辦的。另一方面，石原慎太郎的氏族系譜非常清晰。他的父親叫石原潔，出身貧寒，作為一個學童的出身，經過自己的努力最後終於成為某大公司的董事級人物。這個石原潔和石原莞爾也是沒有任何交集的。
石原莞爾和石原慎太郎雖然完全沒有關係，加藤竑一的父親加藤精三和石原莞爾同樣是莊內藩的出身，而且是親戚。
崇拜者，當今日本著名音樂指揮家小澤征爾的父親小澤開作是當年的滿洲日本僑民，據說因崇拜石原，而將其兒子取名為征爾，名字取自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
為政舉措
策劃918
1929年7月，在一次參謀旅行中，石原莞爾中佐對著關東軍的參謀們首次發表了他的“最終戰爭論”和“滿洲土地無主論”。一邊聽著的板垣高級參謀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記在筆記本上了，回奉天后找來石原莞爾再次研究。於是石原莞爾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陸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兩次頭，專門研究占領和統治滿洲的問題。石原還叫人擬了一份計畫，1930年12月計畫完成，石原捧著計畫躊躇滿志地說：“好了，還有兩年。”
據花谷正回憶，知道這個計畫的有：“橋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陸大34期，時任參謀本部支那課支那班班長）95%；建川美次少將，重滕千秋大佐（陸大30期，時任參謀本部支那課課長）90%；永田鐵山大佐85%；小磯國昭少將，二宮治重中將（陸大22期軍刀組，時任參謀本部次長）50%；而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以及手下的不少關東軍參謀幕僚當時倒並不知道。”
這就是所謂昭和軍閥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策劃的“滿洲事變”。三大“下克上”事件的另兩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諾門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賢了的“北部法屬印度支那進駐事件”。這第一件和第三件總算還各抓了一個甲級戰犯結賬，那第二件可真見鬼，兩個首犯一個被蔣介石的情報組織軍統局給保護起來了，一個被麥克阿瑟的情報組織G-2給保護起來了，什麼事沒有。
應該說是石原和板垣是在準備進行一場豪賭，這也就是為那個有名的“不抵抗將軍”只不過是一個抽鴉片的二流子的根本原因。要知道“9.18事變”是被不少人看作軍事學上的奇蹟，就是那個二流子成就了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的名聲。
石原莞爾這次是公開地在乾，沒打算瞞誰，因為賭局實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終戰爭”理論，參謀本部和陸軍與其說反對，不如說有共鳴。但是要付諸實現則反對，理由是怕美國，蘇俄或者蔣介石插手。
美國不會直接插手，這點石原敢肯定。蔣介石呢？不說正在忙著“剿共”，按老蔣的為人，石原也準確地判斷出蔣介石肯定袖手旁觀。老蔣對異己喜歡的程度，不比對共產黨更多。紅軍長征時老蔣都沒有忘記借共產黨的手剿滅異己。像胡宗南帶了十萬大軍跟在徐海東的五千人後面，不即不離，就差半天路。徐海東進保全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後來徐海東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進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還是在剿異己。這回有日本人幫忙剿滅奉系軍閥，蔣介石高興還來不及呢。
至於蘇俄那邊呢?那個少帥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給酷酷地打好了。1928年7月，張作霖剛死不到一個月，張學良就敢上演“愛國秀”，不去找殺父仇人關東軍，卻和俄國人去鬧出了一個“中東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滿地找牙不說，還把一旦有事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也給玩沒了。
但即便真的美蘇蔣全部不聞不問，東北軍真的要拚命關東軍也打他們不過，所以石原又通過朝鮮軍參謀神田正種（陸大31期）串通了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大將（陸大17期，後來在1937年做過4個月首相。他那個內閣，15個位置10個人乾，兼職一串，特別節約人力，被人稱為“兩人三腳內閣”）無視軍法，擅自將朝鮮軍調至邊境，隨時準備越境支援關東軍，其實有兩個大隊（營）當天晚上已經越過了邊界，而林銑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邊報告的。這位林銑十郎從此就得了個混名叫“越境將軍”。
神田正種原來就是關東軍的，9.18事變後又回到了關東軍，長期從事對蘇工作，最後做到17軍中將軍長。戰後落到俄國人手裡給判了結結實實的14年徒刑。
整了個那么大的架勢，反對的參謀本部就只呆在一邊看？那倒沒有，參謀本部派了個作戰部次長建川美次（陸大21期）來奉天阻止關東軍亂來。這位建川是個名人，日俄戰爭的時候他是騎兵中尉，一個人跑了300里地（這裡的“里”是日裡，一日裡約等於四公里，300里就是大約1200公里）去偵察俄軍，立下戰功。後以軍刀組的身份從陸大畢業。2.26事件以後因為是“皇道派”而被轉入預備役，出任駐蘇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蘇友好中立條約》上籤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級戰犯松岡洋佑和他。敗戰時自殺，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級戰犯。
建川是有名的“挺進將軍”，他怎么會願意來勸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軍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個“磨洋工，裝死狗”。從東京出來，他不坐飛機，走陸路坐海船橫穿朝鮮慢慢來。為什麼？為了幫石原們和關東軍爭取時間。等他坐火車到奉天，已經是9月18號傍晚了。
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讓建川落不是。當天晚上關東軍舉行盛大招待會，為次長洗塵。建川次長心知肚明：都該忙得像耗子似的時候，怎么還全來接風？沒錯，看樣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於是就開懷暢飲起來，左一杯，右一杯，兩杯喝完，醉倒下了。幹嗎來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說吧。
真的假的？有沒有搞錯?就兩杯就醉了？那的去問建川本人了。不過關東軍原來定的日期確實是9月28日，接到參謀本部俄羅斯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少佐的密報，建川美次要來，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開了個緊急會議，研究建川美次部長要來的問題。板垣拿了一支鉛筆豎在桌子上說：“問天命吧，鉛筆往右倒就不幹了，往左倒咱們就玩命賭了。”
結果鉛筆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說計畫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來，漲紅了臉說：“你們不乾我一個人乾。”
這一句話，整個會議的空氣為之一變。其實今田只不過是說出了大家想說的話。日本陸軍的佐級參謀，是一批特別瘋狂的人，他們為了早日戴上將軍肩章，什麼事都敢幹。在他們那兒，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這句話。
建川部長交給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來，事已經沒了，瀋陽的東北軍已經被全部解除了武裝，石原們正忙著清點戰利品呢，不，應該說是繳獲品，不能叫戰利品，根本就沒有過戰鬥嘛。
石原的戰術應該說很簡單：“打蛇打七寸”。乘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溫柔鄉之際，打掉瀋陽城裡的奉軍指揮部，使東北軍群龍無首。在瀋陽動手的同時占領營口和丹東，阻斷關外奉軍主力回援和確保朝鮮軍越境增援。
應該說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計幾乎完美無缺，唯一的缺點就是他們沒有想到不但美蘇蔣袖手旁觀，連當事人張學良本人也同樣袖手旁觀！其實沒有必要占領營口，就是幫張學良修一條現代高速公路，他也不會“打回老家去”。
石原的第一步，在張學良的協助下，走得很順利。
想起來了花這么多時間到奉天來到底是乾什麼來的了。找來石原們訓話，說不能在滿洲鬧出事來。誰知石原們的回答是已經鬧完了，奉軍全給繳了械，不，不是繳的械，是交的械，沒事了。飛機坦克收來了一大堆，比咱關東軍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張少帥一個“關東軍軍火採購部長”的頭銜，請首長指示。
建川雖然在思想上不反對關東軍的胡作非為，但是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坐在參謀本部作戰部次長這個位置上，這次又是欽差大臣，他必須考慮以後怎么辦。這就和石原吵了起來，最後不歡而散，坐飛機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後的9月22日，關東軍總參謀長三宅光治（陸大22期），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作戰參謀石原莞爾，奉天特務機關長，剛被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任命為“奉天市長”的土肥原賢二和關東軍參謀片倉衷大尉（陸大40期）就開了一個會，討論下一步怎么辦。
這個會議，後來被指定為甲級戰犯，由於自殺而未被追究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陸大19期）居然沒有參加。從這個事實也可以看出日本陸軍的指揮系統了。
板垣說明了內閣和參謀本部的態度，片倉說明了來往電報。東京首先反對擴大事態，但是表揚了關東軍的戰果，到底什麼意思？
土肥原說了第一句話：“要一口氣解決滿蒙問題，只有建立一個以日本為盟主的滿蒙五族共和國”。
這就是石原一直主張的，結果這次會議上五個參謀通過了一個《滿蒙問題解決策案》，主要內容是：“在我國的支持下，領有東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統帝為首樹立支那政權”。以關東軍意見的形式上交陸軍省和參謀本部。
這個《解決策案》基本上反映了石原當時的思想，也就是使滿洲獨立，為他的所謂“日美最終戰爭”服務。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斷變化。石原是一個幼年學校出身的軍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軍參謀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軍參謀的根本局限。其實發動“滿洲事變”在他來說一開始只是作為關東軍參謀從對蘇戰略考慮出發想把滿洲作為前線基地的單純軍事上的考慮。
石原最早的考慮並不是“滿蒙獨立”，而是日本直接軍事占領。他在1930年5月的《滿蒙問題私見》中還在說“我懷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設近代國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國的治安維持下讓他們自然發展”，從這裡可看不出以後鼓吹的“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的甜言蜜語，而是赤裸裸的以軍事占領的方法來統治滿洲，和當時的朝鮮，台灣一樣。
但是石原的這個想法很當然地被軍部否決了，當時的軍部還知道一點什麼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韙”，還記得甲午戰爭之後的逼日本交出已經到了手的遼東半島的“三國聯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這樣石原莞爾才退一步去搞“滿洲獨立”的。這個《滿蒙問題解決策略》就有這樣的句子：“含淚退到滿蒙獨立國家案來”。
中國人應該知道一個事實：扶持“滿洲國”，已經是皇軍參謀們退了一步了！
在石原莞爾心中，在“滿洲事變”以後很久還是對軍部不讓他們軍事占領滿洲全境而耿耿於懷，念念不忘他的武裝占領計畫。
那么石原莞爾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才醉心於這個“滿洲國”的呢？說來有趣，那還是在石原莞爾調離關東軍的1932年8月以後。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爾認識了後來出任“滿洲國”監察院院長的於沖漢以後，從於沖漢那兒批發來的“保境安民，東三省分離”的思想。也就是說，在9.18事件時，石原莞爾雖然主張搞“滿洲獨立”，但其實還是想軍事吞併東三省。“獨立”只不過是一種權益的妥協方案。
石原莞爾在事變後立即晉為大佐軍銜，升任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隨後兼任參謀本部最核心的課長——第一部（作戰部）作戰課長。1937年升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因為由於“滿洲事變”的成功，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恐怖天才
應該說石原莞爾是個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戰爭史大觀》中石原不僅強調了飛機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原子核裂變能量在軍事中的套用。石原說“使用這種能量的破壞力可能使戰爭在一瞬間就決出勝負”，“怪力光線武器什麼的突然出現也有可能”。在重視武器這點上石原和日本陸軍不同，這也是石原最後被東條英機排斥的原因之一。當然就算是石原也沒有想到是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變能量武器的試驗品，“一瞬間就決出勝負”了。
對於中國，他是一個十分恐怖的敵人，之所以說他十分恐怖，是因為石原的想法有相當的勝算。
石原頭腦很冷靜，這點和喜歡人來瘋的其他日軍參謀不同。他懂中文，雖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樣的中國通，但對中國保持了最樸素的理解。
他曾說：“如果進入戰爭狀態就一定是長期持久戰，懲罰中國，數月間蔣政權就會崩潰，所以只需要短期決戰是極大的錯誤。一直到明治維新為止中國都是亞洲的先進國家而令人害怕，日本人則從甲午戰爭戰勝了中國以後就認為中國是一個老衰的國家而看不起它”，“中國有自古而來的高度文明，而物質生活又極為原始，各個地方有高度的自給自足的可能，這些都成為對持久戰的極為有利的條件。如果開戰，有可能逼迫中國進行決戰，但是會不會變成持久戰則主要取決於中國的意圖”。
石原莞爾可以說是陸軍大學校慘澹經營幾十年畢業生中唯一的一位戰略家。從這個意義上說，石原是陸軍的“異類”。正因為是異類，所以很被人敬而遠之，在畢業後留校當教官，以後去德國留學，在德國形成了他的“最終戰爭論”，以後又去關東軍，就是進不了參謀本部。這次進參謀本部，“滿洲事變”有功是一個原因，但主要是由於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的大力推薦。但就在石原莞爾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統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鐵山少將被皇道派軍人相澤三郎中佐在辦公室砍死，因為皇道派對永田罷了皇道派巨頭真崎甚三郎（陸大19期軍刀組，2.26事件的幕後黑手）的教育總監的官不滿。
為了使其想法能夠實現，石原甚至還改組了參謀本部，將原來總務部管的“動員，編制”業務也移到作戰部來了，使作戰部集中了參謀本部90%的許可權。
當時石原莞爾是名揚一時，權重一時。那個原來是傾向與皇道派的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組閣時都改變立場，轉向統制派。在內閣人員選定時居然去徵求石原莞爾（當時還只是大佐）的意見，石原就提議讓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當陸軍大臣，結果是由於梅津美治郎（陸大23期首席，甲級戰犯）不能容忍陸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陸相（梅津當時是陸軍部次長）而極力反對才沒有成功。
石原莞爾主持修訂的《國防國策大綱》對美國則是“努力與美國保持親善關係”，因為石原知道日本和滿洲都有豐富的煤，鐵資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石油和橡膠（那時還不知道後來會有個大慶油田，要是知道，沒準石原會把南進都推遲）。那玩藝全在美國人和英國人手裡，所以千萬不能和美國人翻臉。
石原莞爾是一個從思想到行動無不充滿了矛盾的怪物。誰要是以為石原莞爾真的拘泥於滿洲這塊“前進基地”，真的從來沒有想過再擴大戰爭就錯了。1932年1月石原莞爾對應關東軍邀請訪問滿洲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土方成美說：“我從來沒有說過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也沒有這樣考慮過。滿洲只不過是個手腳架，一定要從這裡出發到山西，陝西去，聽說陝西有豐富的石油”。石原到參謀本部不久，就遇上了2.26事件。
行動派
1936年226事變中，石原堅守崗位，在整備參謀的任上果斷指揮嚴厲鎮壓，得到統制派好評（石原非統制派成員），37年3月晉升為少將，並被任命為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
石原是26日早上從鈴木貞一的電話里聽到政變訊息的，立即趕到參謀本部上班，被任命為警備參謀。27日的戒嚴令下達後又出任戒嚴參謀。石原很明確地給2.26事件下了定義：“紊亂朝憲的反亂”。
石原是所謂“行動派”， 一當上作戰部長以後甚至改組了參謀本部，將原來總務部管的“動員，編制”業務也移到作戰部來了，新成立了一個“戰爭指導課”，把原來總務部所管的僅限於對具體戰案所行使的動員和編制機能擴充到對未來戰爭的動員和編制規劃，使之具備了貨真價實的“戰爭指導”機能，這樣的改組以後，作戰部集中了參謀本部90%的許可權，石原部長成為了實際上的參謀次長（當時的參謀總長是皇族閒宮院載仁親王，只是掛名，實際行使權力的是參謀次長）。
帝國方針
石原莞爾應該說，這個石原莞爾主持修訂的《國防國策大綱》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
起碼從現實的工業生產和軍事兵器實力來說，立即和蘇聯交惡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在石原看來，蘇聯南下的路線有三條，分別是滿洲，內蒙和新疆。但是因為地理的因素，蘇聯人肯定會放棄後兩條而選擇滿洲，所以要北極熊打消南下的念頭，首先就要經營好滿洲國。
對美國則是“努力與美國保持親善關係”，因為石原知道日本和滿洲都有豐富的煤，鐵資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石油和橡膠。那玩藝全在美國人和英國人手裡，所以千萬不能和美國人翻臉。只要不和英美翻臉，石原認為英美會默認“滿洲國”的存在，因為有一個日本人控制的滿洲，正好為英美消除了共產主義南下的憂慮。
七七事變
“2.26事件”鎮壓了下去，極右翼的皇道派從此一蹶不振，隨著事件後“肅軍人事”的進行，統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來了人生中最輝煌的一段時間。升任第一部（作戰部）部長，離參謀次長也就只有一步之遙，而且看起來似乎這一步也不大了。石原一舉成名，成為後輩參謀們崇拜，模仿的榜樣。而石原的那些後輩們，卻只有升官發財的野心，沒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個“滿洲事變”就一舉成名了嗎？你會我也會，於是大傢伙一擁而上，各種各樣的“事變”像雨後的狗尿苔一樣。把個石原給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爾少將的軍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變”（7.7盧溝橋事變）。
從9.18到7.7,歷史走過了六年。從瀋陽到盧溝橋，歷史沒有留下過空白。
不要說石原莞爾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風車一樣咕嚕咕嚕轉，就是石原莞爾堅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沒有辦法約束關東軍，約束關東軍的參謀們。理由很簡單，就像石原的上官當年也沒能約束他一樣。
“7.7事件”發生以後，軍部中央在如何處理上分成了兩派，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和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陸大33期軍刀組，最後做到參謀次長）及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陸大34期，後任天津特務機關長，最後做到陸軍次官）為首的不擴大事態派和以陸相杉山元大將（陸大22期，戰敗後被宣布為甲級戰犯嫌疑犯後自殺，不然極有可能上絞架），軍務局兵務課高級課員田中新一中佐（陸大35期），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為首的主戰派。
鬧事的“支那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陸大25期）當時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參謀長橋本群少將（陸大28期軍刀組，後來做到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但是由於諾門坎事件的牽連，39年被轉為預備役）倒還是主張慎重行事，但一幫八桿子打不著的人們卻無比關心，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陸大21期），參謀長東條英機（陸大27期），朝鮮總督南次郎（陸大17期，後來的甲級戰犯），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陸大22期，後來做到總理大臣，甲級戰犯）等紛紛上書，要求中央“決斷”。關東軍還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線給牟田口們打氣。
當時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的石原立即決定了不擴大的方針，參謀總長閒院宮也向“支那駐屯軍”下達了不擴大的指示，近衛內閣也在內閣會議上做出了不擴大的決定。
但是，局勢已經不是他們能夠控制的了。就是石原，天津發動了全面進攻，至此，石原的“滿洲國”和“最後決戰”的畫餅，以全成泡影。
石原莞爾在東北七七事變後，石原擔心全面侵華會使日本陷入戰爭泥潭而不能自拔，主張逐步占領中
國，與以陸相杉山元大將為首，加上軍務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大佐和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這兩個身居要職的主戰派形成尖銳的矛盾，在參謀本部的位子岌岌可危。
1937年9月，在前任關東軍參謀長兼好友板垣征四郎的推薦下，石原調任關東軍去給東條英機當參謀次長。石原莞爾自認為是“滿洲國的建國之父”，他是為了準備和美國進行“最終戰爭”而建立這個“滿洲國”的，他要把這個“滿洲國”建設成為一個能夠自給自足，具備完整工業體系的後方基地。可是對東條英機來說，所謂“滿洲國”就只是三個漢字而已。雖然東條英機把所有有關軍事的事項移交給了石原莞爾。但石原要的不是這個，石原要的是對“滿洲國”的政治控制權，而東條英機不肯放棄恰恰就是這個權力。所謂“滿洲國”已經成了東條英機的私人天下。當時偽滿有一個“二KI三SUKE”的說法，是指實際上在操縱偽滿的東條英機（關東軍參謀長），星野直樹（“滿洲國”總務廳長官），松岡洋佑（滿鐵總裁），鮎川義介（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社長，後三個人名字的最後讀音是“SUKE”，所以有這個說法。前三個是上了審判台的甲級戰犯，後兩個也在巢鴨監獄住了一陣。
與友交惡
後來成了甲級戰犯的大川周明是石原莞爾的同鄉，到滿洲出差時先來看望石原莞爾，說完話以後順便問了一句：“東條參謀長的辦公室在哪兒？得去和他問個好。”石原莞爾的回答是：“噢，那個東條上等兵啊，就在對面”。
應該說如果不看石原和東條爭執的內容而僅僅從表面來看的話，失禮的是石原莞爾，不管怎么說東條英機是他的長官。尤其在軍隊這種靠嚴格的上下級關係才能賴之以存在的團體中，石原莞爾的舉動是有悖常識的。但由於石原一貫的為人，大家倒也不覺得新鮮，問題是東條有沒有那么大的度量了。
東條是那種心機很深，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他對石原雖然十分不滿，但絕不像石原那樣表露出來，而是用他最拿手的方法：使用憲兵來解決問題。當然即使是東條也還沒有辦法在那時候就公然使用憲兵來監視關東軍參謀次長，但是和石原來往密切的人都受到了憲兵的關照，就連石原本人寄給原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的信，從新京（長春）到東京居然走了40多天。
在東條這邊看來，石原對他本人的態度是問題，對東條太太勝子的花錢問題不依不饒的追究當然也是問題，但最重要的是怎么看石原怎么像赤化分子，所以對石原必須充分注意。
其實這是東條英機由於爭權奪利太激烈了以後產生的一種幻覺。在滿洲國的作用問題上東條和石原有分歧，但在滿洲國的具體運營上兩人並沒有什麼區別，石原莞爾和赤化分子是八竿子打不著。兩個人都是陸軍大學校畢業的參謀出身，思維前提是一致的——都是軍國主義的思維。兩人都是靠關東軍在運營著滿洲國，甚至連關東軍主管滿洲國事務的人都沒有變過，都是片倉衷，只不過從片倉衷大尉成了片倉衷中佐罷了，兩人的衝突主要在對那個“協和會”的看法上面。
協和會的來歷和石原莞爾密切相關。9.18事變以後在石原莞爾的指示下山口重次和小澤開作把原來自發的“滿洲青年聯盟”解散而代之以關東軍資助的“協和黨”，板垣征四郎參謀長親批了兩萬大洋的第一筆經費。石原莞爾不信任政黨，認為所有政黨到最後都會被財閥收買而不利於軍部的統治，所以一開始就應該有一個代表軍部的“政黨”。
但這個“協和黨法”一直也不見發布，當時還只是中佐的石原莞爾喊來了“滿洲國總務長官”駒井德三問清了原委後嚇了一跳，不發布的理由是溥儀不同意。
石原莞爾可真昏過去了：“溥儀是什麼東西？他不同意就不同意了？”
駒井德三無可奈何：“道理是這樣，但名義上怎么著他是‘滿洲國執政’，他不同意也沒辦法。”
這激起了石原莞爾的好奇心：“溥儀為什麼不同意成立協和黨？”
駒井德三也是哭笑不得：“溥儀反對‘黨’的稱呼，他原來就是被革命黨趕下皇位的，所以對‘黨’這個字過敏，什麼都行，就不能黨”。
所以從此以後就叫“協和會”，不叫“協和黨”。那可能是溥儀對日本人唯一說過的一個“不”字吧。
在對政黨的看法上，東條英機和石原莞爾完全一樣。東條英機也是支持近衛內閣解散全部政黨而代之以“大政翼贊會”的主張的。但和一直在感激協和會在滿洲事變幫了關東軍大忙的石原莞爾不同，東條英機覺得那就是一夥成不了事的地痞流氓，也只有像石原莞爾那樣的流氓才會和他們情投意合。東條覺得在某種意義上，協和會是比共產黨更加危險的不穩定因素，特別是石原這個協和會後台還一直在企圖通過北京大學教授鮑明鈴想和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取得聯繫以便打開日蔣談判的路子。
對於石原莞爾持這種看法的人其實不止東條英機一個人，所以在1938年5月東條英機走馬上任陸軍次官的時候，關東軍參謀長這個職務由石原莞爾代理了半個月，但最後不是像不少人所猜想或擔心的那樣由石原莞爾接任，而是由和東條英機私交甚厚的第十師團長磯谷廉介中將來接任，因為對日本陸軍來說，石原莞爾已經沒有用了。
1938年6月，石原莞爾向磯谷廉介提出包括加強協和會，約束日本人官吏和廢除關東軍第四課（就是那個片倉衷中佐為課長的主管滿洲國事務的部門）這三個構想的改革方案，被磯谷廉介拒絕，一怒之下，來了個不請而辭，脫下軍裝留下一份辭職報告就回日本了，為減少此事影響，在板垣征四郎安排下，住進了東大醫院（當時的東條次長估計還想把他弄進精神病院呢）。出院後任舞鶴要塞司令（手下一個兵都沒有，完全一個閒職）。
1939年8月晉升陸軍中將，在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推薦下出任第16師團司令官。石原與東條英機等關係繼續惡化，多次公開宣揚東條英機、梅津美治郎之輩才是日本的敵人，他們是世界的敵人，他們全都應該槍斃。對於這種挑釁，東條派自然不會視而不見。1941年3月，石原被編入預備役。
人物評價
不是戰犯
裕仁天皇裕仁天皇后來也說：“石原是個什麼樣的人，不太清楚。”
戰後抓戰犯，麥克阿瑟第一是以東條劃線。和東條鬧不好的，
往往會被減輕罪責，希翼他們能站出來做證，做實東條派的戰爭責任，石原莞爾與東條英機關係非常惡劣，反對擴大戰爭。
再者石原沒得罪過任何白鬼子，一般說關東軍的參謀們都得罪過俄國人，可是這位石原連俄國人都跟他沒仇。中國人不去追究的話就沒人會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於追究，可是石原卻認為很沒面子，混了半天，連個“戰犯”都沒有混上。在東京軍事法庭檢察團向他調查，一開始就問他有沒有什麼話要說的時候，石原說：“想說的話堆積如山，滿洲事變的中心人物就是我這個石原，但是這個石原為什麼不是戰犯？這根本不合邏輯，所以想說的話堆積如山”，檢察團只好趕緊打斷他。
在場的美國記者馬克;蓋恩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嚴峻，幾乎沒眨過，想要把我們射穿一樣”。但是石原的證詞中提到過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橋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級戰犯，就他不是。
據說中共對石原莞爾也很重視。石原退役以後寫的書，延安曾經編成過一本《石原語錄》來專門研究。林彪進軍東北以後，也向“協和會”的石原派人員了解石原的思想。可能是對石原莞爾的“持久戰”和“最終戰爭”比較感興趣吧。
而國民黨則不同。1936年11月西安事變之前，當時還只是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長的石原在華北某地秘密會見過國府要人高崇武，那位要人聽了石原的話以後居然大吃一驚，說：“日本軍隊居然還有你這樣的人，你這樣的看法？”，國府要人對其敵人的無知到了如此地步，後來敗於共軍也是理所當然的。
逃脫罪行
1945年日本投降後，石原莞爾認為自己是受東條英機迫害的和平主義者，發表了《我們的世界觀筆記》、《新日本的出路》，釋出了“放棄戰爭”的概念，並提出建設“不要戰爭的文明”等主張，同時給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信中提出“超階級的政治”等觀念：“過去的政治是為階級利益的政治”，而“超階級政治”只是“為了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