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松梢風(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20世紀的日本文壇大概連二流也排不上，儘管他生前發表過幾十部小說和人物傳記，曾經有過不少的讀者，他撰寫的六卷本《本朝畫人傳》被數家出版社爭相出版，一時好評如潮，1960年中央公論社在建社100周年時又以精美的裝幀將其作為該社的紀念出版物推出。不過對於梢風的小說，評論界一直很少給予關注，除了作為大眾文學作品集出過寥寥兩種選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棟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見到有梢風的著作集問世。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風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指數。
然而我卻選擇了這樣一位作家的中國遊歷和中國觀作為研究對象，其理由主要有如下三點。
(1)梢風於1923年撰寫的第一部有關中國（準確地說是上海）的著作《魔都》，至今仍被研究界無數次論及①，他所描繪和界定的上海形象，至今仍為大多數日本人所承襲，他所撰寫的有關日本的近十部著作，在當時和以後都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他以自己的中國遊歷為素材所撰寫的兩部長篇小說《上海》和《男裝的麗人》，最近被東京的大空社作為“重刊‘外地’文學選集”的兩種分別按原版本影印出版，可見在這方面的影響至今不衰。
(2)與大部分帶有調查色彩的考察記或浮光掠影的遊記不同，梢風前期的數度來華，一般都不負有特別的使命或受報紙雜誌的指派，他到中國來，尤其是最初的幾次，純粹是作家個人的遊歷，因此他對中國的論述，重在描述個人的體驗，表現個人的鮮活感受。無意間就留下了更多真實的內心吐露。而這些，在我們進行相關的研究時，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價值。
(3)梢風到中國的遊歷及有關中國著述的出版，主要在1923～1933年間，也就是在大正的中後期和昭和前期。這一時期由於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越來越具有擴張性和侵略性，使得中日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乃至於險惡。通過一個個體的研究來考察這樣一個變動時期的日本文人，或是日本知識階層的中國觀，對於我們透視和把握日本侵華戰爭醞釀期至爆發期期間的一般日本國民的心態也許是不無裨益的。梢風的中國觀不能說一定具有代表性，但至少是日本文人中的一種類型。對數種類型進行分析、比較和綜合，也許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比較整體的把握。
本文將梢風的中國遊歷和中國觀分成1932年"1.28"上海事變前後兩個部分。"1.28"戰火就規模而言，在日本近代以來的海外軍事擴張中不是一次很大的戰爭，但日本的媒體和輿論界卻對此表現出了罕見的關注和狂熱，這種日益高漲的偏狹和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既是明治中期以來日本民族擴張主義思想的一次爆發，同時對爾後一般日本國民、包括文化人的思想理念也有巨大的負面影響。以此為界，梢風的中國觀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他的“日本人”意識明顯地強烈起來了。
二、梢風中國遊歷的緣起
佐藤春夫在《唐物因緣》中頗為自得地說：“自明治末年至大正初期，在文壇中對支那（在本文的日文引用文、書目中出現的“支那”一詞不改譯為“中國”，以存其歷史面目——本文作者）的文物多少持有些興趣的，似乎就只有亡友芥川龍之介和自己了。”②佐藤這段話是否言過其實，這裡姑且不論，但與佐藤等年齡相仿的梢風，在這一時期內沒有對中國表現出多大的興趣，大概是確實的。
梢風於1889年9月出生於靜岡縣的一戶地主家庭。從現有的史料來看，我未能找到青少年時代的梢風曾對中國或中國文史有興趣的記錄，這一點與同時代的芥川龍之介等確實大不相同③。梢風在家鄉的中學畢業後，來到東京進入了慶應義塾理財科預科學習，此時他才接觸到日本的新文學，並由此萌發了對文學的興趣。不久因父親的猝然去世，作為長子的他只得返回家鄉看守田產。其間在家鄉的國小和農林學校擔任過教員，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頗為傾倒的作家有永井荷風和谷崎潤一郎等，而盧梭的《懺悔錄》更是他的不釋之卷。從個人習性上來說，梢風不是一個安分穩靜的人，他不顧自己已娶妻生子，常常一人跋山涉水，四出遊行。“什麼目的也沒有，只有想到陌生的土地上去行走。喜愛漂泊，喜愛孤獨。”④這一習性，與他後來的中國遊歷很有關係。他忍受不了鄉村的沉悶，1912年又來到東京入慶應義塾的文科學習。這一時期他墜入了東京的花街柳巷，家中的田產也被他變賣得所剩無幾，他一時感到前途困頓。
恰在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乘機出兵，於1914年11月占領了原屬德國勢力範圍的青島。前途迷茫的梢風不覺將目光移向了中國。他想到這一陌生的土地去闖蕩一下。這時他的一位師長輩的人物窪田空穗勸阻了他。窪田勸他不必急著到中國去，在這之前不如先鍛鍊一下文筆，在文學上辟出一條路來。於是梢風暫時打消了去中國的念頭，一邊寫稿，一邊幫朋友編雜誌，以後又進入日本電通社做記者。1917年，他將寫成的小說《琴姬物語》投到了當時最具影響的綜合性雜誌《中央公論》，得到了主編瀧田樨陰的賞識，在8月號上刊登了出來。由此梢風在文壇上正式嶄露了頭角，作品頻頻刊發，知名度也日趨上升。梢風寫的大都是傳奇故事類的大眾文學，漸漸他感到可寫的素材已捉襟見肘，於是想到在人生中另闢一條生路，這就是使他35歲以後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變化的中國之行。
梢風后來在以第三人稱撰寫的自傳《梢風物語——番外作家傳》中這樣寫道，1923年的上海之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受了芥川中國之行的刺激，但主要是他自己想去上海尋求自己人生的新的生路。從這意義上來說，他的意圖可謂獲得了完全的成功，而其結果是梢風將35歲以後人生中年的十幾年生涯沉入到了中國之中。”⑤這裡所說的芥川的刺激，是指芥川龍之介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的特派員於1921年到中國作了近四個月的旅行，回國後在報上陸續發表了《上海遊記》等多種遊記，後來集成《支那遊記》一書出版。芥川那稍稍有些誇張的、多少有些尋奇獵異的文字無疑打動了梢風的心。梢風為此曾專程去訪問芥川，芥川告訴他，寫旅行記的要領是，仔細觀察，隨時在筆記本上詳記所有的見聞。⑥從梢風日後所寫的遊歷記來看，可以說是深得其中三味。
去上海之前，梢風還去見了佐藤春夫。梢風與佐藤雖是慶應文科預科時的同學，平素卻頗少交往，相反，當梢風的通俗小說大量刊載在《中央公論》時，佐藤曾與芥川等聯袂發起了一場抗議運動，要求《中央公論》保持自己的品格。不過這場不愉快的經歷彼此似乎都沒有太在意。佐藤聞悉梢風將往上海，便給在上海的田漢寫了一封介紹函。田漢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留學時，頗慕佐藤的文名，先是給他投書，後來又幾次去訪他，均不值，1921年10月兩人才得以初次相會。1922年秋田漢回國後就職於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與佐藤仍常有書函往返。⑦於是梢風懷揣著佐藤的介紹函，登上了長崎開往上海的輪船。“說起我上海之行的目的，是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我企求一種富於變化和刺激的生活。要實現這一目的，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了。”⑧
三、"1.28"上海事變前的中國遊歷及其中國觀
1923年3月22日清晨，輪船駛近了長江。梢風在幾年後寫的《支那禮讚》中追述了自己當時的情感，這段話有些長，但對我們理解梢風的中國觀非常重要，姑且全文譯出：
“宮崎滔天在他的《三十三年之夢》中曾寫到他22歲初渡中國時，當船進入揚子江目接到中國大陸的風光時，他不由得百感交集，不能自己，站在船頭顧望低回不禁淚濕衣襟。
我讀到此處時方感真正觸及到了滔天的內心世界，對他平生出一種信賴感，於是將此書細細讀完。
我每次溯入揚子江時也有一種同樣的感受。不知何故，此時無限的親切、喜悅、感激等諸般情感一下子都湧上了心頭，最後變成了一種舒暢的傷感，禁不住熱淚盈眶，愴然而涕下。
我不知道世人是否都有我和滔天這樣的感覺，不過我在此處見到了我們這些熱愛支那的人的純澈的心靈。這似乎並不只是廣袤無涯的大陸風光使我們產生了盲目的感動。我覺得這是由於支那廣闊的土地喚醒了潛意識般長期深藏於我們心靈深處的遠祖傳下來的夢。這種內心的感動有時會比較強烈，有時會比較朦朧，但當我們去支那旅行，雙腳踏在支那的土地上時，這種感動便一直持續著，不會消退。像我這樣缺乏漢學修養的人，並不是在學藝知識上被支那所深深吸引的。儘管如此，每當我踏上支那的土地，我心頭立即會強烈地湧起一陣從未有過的來到了夢寐之鄉的情感，說來也真有點令人不可思議。
長年居住在支那，這種感覺自然會變得日漸稀薄。但是我想基於我最初的印象來思考支那的諸般萬象。”⑨
這一剎那間自心靈深處涌發出的“獨愴然而涕下”的感動，差不多成了梢風以後接觸中國、感受中國、觀察中國和了解中國的一個基本支點。但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會有這種文化尋根式的感動⑩。
梢風的第一次中國遊歷是在1923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約二個月。其間曾短期地往杭州、南京一帶遊歷，但活動的主要舞台在上海。此後的兩年間，他因捲入一場演藝事件，又曾數次來到上海。1928年10月，梢風再度來到中國，除了上海以外，這次他主要將目光轉向了南京，他試圖親眼來觀察一下北伐革命之後國民黨新政權下的中國面貌。1930年4月初至5月底，他經台灣遊歷了廈門、汕頭、香港、澳門、廣州、惠州和廣西的梧州。這次南遊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對中國革命的過去和將來抱有相當的關切，對革命策源地廣東的山川風物一直懷著憧憬。這次旅行圓了昔日的一個夢。”[11]因此，上海事變以前的梢風的中國遊歷主要在江南一帶和閩粵一帶的南中國地區，這一時期他有關中國的記述結集出版的有《魔都》（1924年）、《上海》（1927年）、《支那漫談》（1928年）、《新支那訪問記》（1929年）和《南華遊蹤》（1931年）。
這一時期梢風的中國遊歷，基本上是一種平民化的活動，他所留下的文字，大體上是一個文人對陌生世界的個人體驗記和見聞錄，這與一般負有某種考察使命的日本人不同。評論家德富蘇峰1917年自北而南地在中國遊歷了三個月，其所訪見的中國人不外乎是張作霖、段祺瑞、馮國璋這一類的軍閥政要人物，芥川龍之介1921年來中國，特意去訪談的也是如章炳霖、鄭孝胥、胡適這一類卓有影響的風雲人物[12]。而更多的日本人到了中國，交往圈子幾乎只限於當地的日本人，極少有與中國平民間的往來。而梢風這一時期的中國遊歷，尤其是前期在上海的經歷，幾乎是與當地的民眾交融在一起的。
初到上海後不久，經《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村田孜郎的介紹，梢風認識了曾在大阪待過幾年的朱福昌，又通過朱認識了當時紅遍上海的、幾乎與北京的梅蘭芳齊名的京劇花旦綠牡丹（本名黃玉麟）父子，以後又認識了不少演藝圈內的人，時常到他們的家中去閒坐，或一同去大舞台、大世界看戲。朱還帶他經常出入於四馬路一帶的娼館妓院、帶有賭博性質的“詩迷俱樂部”和江灣的跑馬場。梢風雖不通中國話，但憑藉日語、一點英文和現學現用的上海話，再加上作家敏銳的觀察力和反應力，竟然與當地人也有較深入的交往。因前一年梅蘭芳赴日公演大獲成功，綠牡丹的父親和朱福昌便托梢風斡鏇赴日公演的事。恰好梢風與東京帝國劇場的經理久米秀治頗為稔熟，此事進展得比較順利，定於這一年的10月成行。不料這一年的9月發生了關東大地震，赴日公演一事不得不擱淺。1925年3月，朱福昌又向梢風提及了此事，梢風便再次與帝國劇場商議，決定當年7月邀請綠牡丹一行赴日公演。1925年4月，梢風為此事再次來到上海，並將演出金的一半12500元單獨交給了朱福昌，在上海遊歷了半個月後返回了日本。不料朱福昌後來私吞了這筆錢，而這時又恰逢“五卅”事件爆發，上海的反日反英氣氛驟然高漲，綠牡丹的赴日一事很可能因此而夭折。身為中介人的梢風自然十分狼狽，在獲取了帝國劇場的諒解、重新獲得了演出經費後，1925年6月他再次西渡上海，向上海各主要報社申明了綠牡丹訪日的初衷，取得了上海輿論界的諒解後，帶領了綠牡丹一行四十餘人於6月下旬坐船來到了日本，演出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梢風的使命卻並未因此結束，為了向朱福昌追討被私吞的演出費，他又再度來到了上海，甚至一直追到了朱的家鄉舟山群島的定海。這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歷，無疑加深了梢風對中國的認識。他的一部長篇作品《上海》，雖名曰小說，實際上卻是寫這一段經歷的紀實報告，其中插入了大量的對上海各個側面的描述，就其對上海的熟識程度而言，可以說遠遠超過了橫光利一的同名長篇小說《上海》。難怪當時的《上海》一書的出版介紹中稱梢風是文壇首屈一指的上海通，此書在1926年出版後的不到二年中，已印行了七版，後來又被收在梢風的選集中。
懷揣著佐藤春夫的介紹函，梢風接觸到了在上海的中國新文壇。初到上海後不久，梢風去中華書局訪問了田漢。田漢熱情地將他帶到了自己的家中，又在當晚帶他到新世界去看中國北方的戲曲大鼓。由於田漢的詳細解說及日後與中國演藝圈的交往，梢風逐漸喜歡上了大鼓：
“最初是從田漢君那裡聽說了大鼓的妙趣，此後為了聽大鼓，我又曾數度到新世界去，慢慢聽熟之後，其內含的妙趣也就漸漸能領會了。不過那裡不僅見不到西洋人，連日本人的影蹤也難以尋覓。夾雜在中國人的人群中，品味只有當地人才能欣賞的特別的藝術，我覺得自己已完全融入了他們的生活中。想到這一點，我感到了一種他人難以體會的喜悅和滿足。”[13]
幾天之後，田漢在自己的住所舉行家宴歡迎梢風，同時還請來了創造社的郭沫若、成灝（以後還有郁達夫）等與梢風認識。梢風后來在《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中頗為詳細地記述了他與這些中國作家的交往。這差不多是日本人介紹創造社及上海新文學狀況的最早的文字。梢風還在四馬路上的丹桂第一台劇場的後台認識了歐陽予倩。他與歐陽予倩的友情似乎保持得最久。在上海與中國文人的交往，對梢風的一生來說也許都是很重要的，他的長孫、後來成為作家的村松友視於1983年到上海尋訪了他祖父浪遊的舊跡後寫道：“被上海所迷醉的梢風的感動，當然並不只是來自魔都上海的形象，與郭沫若、郁達夫等中國文人的交往肯定大大改變了梢風的人生。”[14]
作為與中國近鄰的一個日本知識人，也許是出於一種日本人的意識，也許是出於一種內心難以割捨的中國文化情結，總之，自踏上中國的土地之後，他就對中國的命運和將來一直頗為牽記，他後來的訪南京、游廣東，多少都是出於這樣一個目的。在上海時，有一天某日本報紙駐上海的特派員邀梢風一起去訪問國民黨的總部，“會見支那的政治家引起了我濃厚的興趣，”於是一起跟了去。一同去的還有其他幾名記者和日本領事館的武官。其時孫中山正在廣州，時任國民黨要職的張繼和居正出面會見了他們。張繼早年留學日本，政治上傾向於與日本合作，而居正則對日本持強硬的態度。但因語言的障礙，那天幾乎是張繼一個人滔滔大發中日親善的宏論，周圍的人也一起跟著附和。坐在一旁的梢風覺得這樣的言論不免有些酸腐，便書生意氣地衝著張繼說：“你及其他各位所說的那種時代恐怕永遠不會來吧。請看一下朝鮮。那是朝鮮的命運。我難以想像日本會跨過朝鮮獨獨對中國採取講道德的政策。”梢風接著舉出了水平社和國粹社最近在奈良發生衝突時，政府出動軍隊去鎮壓了手無寸鐵的水平社一事後說道：“對歧視意識如此濃厚的日本國民及其政府企求他會對其他國民有真正的親善和諒解，這無異於椽木求魚。”[15]梢風這一番書生氣十足的率直話，立即遭來了周圍的白眼。後來日本領事館的海陸軍武官勒令梢風離開上海，經幾個記者朋友的從中斡鏇才幸免於難。[16]由此也可看出，這一時期的梢風，“日本人”的意識還並不濃厚，對於逐漸變得險惡的中日關係，他多少還具有一種國際主義的襟懷。
1928年秋，梢風又一次來到中國。這次雖也在上海待了些時日，但他將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投向了南京。“我是第一次觀察北伐成功、所謂國民革命勝利後的支那，這種世態的變化尤其令我感興趣。”“在最近的世界歷史中，最令人關注的地方應是南京吧。…在南京，匯聚了現代支那的所有的精神。因此，要理解新的支那，首先必須要了解南京。”[17]
1923年他曾遊歷過南京，這次他更多留意的是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後的變化。梢風既徜徉在庶民氣息濃厚的茶館和書場之間，在六朝遺蹟中留下了屐痕處處，同時也去訪問了曾留學日本的國民革命軍軍醫總監陳方之、南京市市長劉紀文，去參觀了初步建成的宏大的中山陵，對國民革命後的新氣象頗有讚嘆。但他同時也敏銳地感到了新政權之下瀰漫著的各種浮弊之風，最為顯彰的一是跑官獵官之風的盛行，一是標語口號式的政治宣傳鋪天蓋地，且新政權在大興土木之時，不惜粗暴地毀壞舊有的古蹟遺物，這也使他感到痛心疾首。總之，他感到的一種新，基本上是一種處在的虛飾的氣象。他一方面感到某種鼓舞，一方面卻有一種悵然若失之感。
梢風將在南京的所見所聞所感寫成《新支那訪問記》，先在《中央公論》上連載，後由其自己創辦的騷人社書局出版，在序言中他表示，自己將以南京為視窗來進一步探究中國，以後還會有第二、第三次的南京之旅，這本書只是一種總論性的序文。可惜，梢風的這種願望始終只是一種願望。
南京之行二年後的1930年4月，梢風又開始了他的中國之旅，這次去了中國的南方，其目的我在上文已經述及。這次旅行前後歷時兩個月。一路經日本和中國友人的安排和介紹，看了都市、鄉村和各地的名勝及各類學校，為探尋近代中國革命的源流，還特意去看了孫中山和洪秀全的故鄉。與1923年初到上海時所寫的見聞記相比，這一時期的旅行記已使我們感到，梢風對中國的了解無論是歷史還是現狀，其程度都較前大為深入。1930年春，正是李宗仁等在廣西舉兵反蔣的時期，廣西與蔣掌握的廣東處於戰爭狀態。作為外國人的梢風也許一時還不能對中國政治犬牙交錯的派系爭鬥的內幕有透徹的了解，但對兩廣的局勢卻非常清楚。他曾去訪問過時任廣東省主席的陳銘樞，5月11日又隨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等一同坐船去廣西參觀過已為廣東軍占領的梧州。對於這場兩廣紛爭或是國民黨中央與廣西的齟齬，局外人的梢風自然不便隨便置喙，只是他在身臨其境後對當時當地的各類人物和風土場景的生動細緻的描繪，令今天的我們讀來依然感到興味無窮。
梢風感到他在廣東的另一個收穫是見到了老友歐陽予倩。自上海相識以來，他與歐陽一直保持著很篤厚的友情。歐陽當時在廣東開辦“廣東戲劇研究所”，推動戲劇的改革和創新。說得研究所，實際是一所學校性質的機關，重在培養戲劇人才。梢風在歐陽的陪同下參觀了研究所，並在翌日觀看了由師生們公演的《茶花女》。
自1923年3月踏上上海的土地，一直到1930年4、5月間的華南之行，這七、八年間，對於中國，梢風是從生疏到熟識，從朦朦朧朧的憧憬到幾近熱戀似的痴迷，這樣的情形，在同時代的日本文人中並不多見。1928年5月，他在《支那漫談》序中說：“說句老實話，我有點幾近瘋狂地喜歡支那。喜歡也有好幾種，我是戀愛的那一種。支那是我的戀人。”“有人說，你讚美支那也無不可，但那樣地心醉神迷，恐怕就無法有真正的研究，會失去中肯的批評。這話也許有道理，但我還是認為倘若不心醉神迷，就難以抓住對方的真相。冷靜的觀察未必就能觸及真實。熱情和愛戀常常是理解的前提。”[18]在與中國有關的日本人中，梢風最感到共鳴的是一生支持孫中山革命的宮崎滔天。“但滔天自己決不是一個革命家。他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學者。他只是一個詩人，熱情洋溢的詩人。他與支那發生關係的理由，就是因為他喜歡支那。”滔天在初次見到浩浩長江時，感動得愴然涕下，“我對滔天的這種心情比誰都能理解。…倘若我與滔天生在同時代的日本，或許我也會追隨滔天投奔到孫文那裡去。”梢風甚至幻想，若無家累，“我就自己一個人到支那去，尋找一處自己喜歡的地方，在那兒做一個無名的支那人而終老一生。”[19]在同時代的日本人中，梢風常常引後藤朝太郎為同志。“大正昭和年間，在文人里對中國心醉神迷者中有後藤朝太郎和梢風。”[20]後藤原是一個研究漢語語音的語言學家，從1918年到1926年間，二十幾次訪問中國，僅在1927年到1930年間，就寫了28本有關中國的著作。我曾讀過其中的一部分，在後藤的筆下，中國簡直成了田園牧歌式的理想之邦，而事實上那時的中國決不會只是一片田園牧歌。梢風雖自認為是痴戀著中國，但他筆下的中國，倒是五色雜陳的。對上海，他寫它的繁華，它的溫情，也寫它的喧囂，它的蕪雜和它在黑暗中的肉慾橫溢。但上海確是他熱愛著的都市，以至於他的長子才成婚不久時，他就竭力推薦他到上海每日新聞社去謀職。他尤愛江南的風物，他說：“我確信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有支那的江蘇浙江一帶那么美麗的自然和人生。”[20]他有一段文字，寫自火車上見到的滬寧線沿途的景色：
“昨日夜半時分下起來的雨今日早晨已經停了，但還沒有完全放晴，四周升騰起了濃重的朝霧。在瀰漫的晨霧中，有座百來戶人家的村莊寂靜地橫現在眼前。村裡有條河，有小橋，有楊柳的樹蔭。在所有的國度，鄉村裡的人似乎都是早起的，可見帶著帽子、穿著長衣的農夫在田裡耕作，身穿淡青色寬大衣服的老婦人來到河邊洗菜。在尚未完全甦醒的早晨的光線中，我望著所有的這些景物。”[21]
然而他也寫蘇州舊城的逼仄，古蹟的頹敗，寫南京城區出奇的黑暗（古崎潤一郎的《秦淮之夜》把那個時代南京夜的黑暗渲染得太深刻了，我讀過後竟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可見梢風並未誇大其辭），寫南京城門口人聲鼎沸的雜亂和壅堵，寫廣州珠江上船民生活的諸種實相，寫黃包車夫謀生的艱難。我讀過幾十種大正昭和時期日本文人的中國遊歷記，相比較而言，梢風這一時期對中國的描述不管是怎樣的五色雜陳，卻始終是帶著一種溫情，沒有芥川那樣的冷眼。這種筆下的溫情，構成了上海事變前梢風中國觀的基本色。
四、"1.28"上海事變後梢風的中國遊歷和中國觀
嚴格地說，上海事變以後梢風到中國來已不是純粹的遊歷了。這一時期他有關中國的著述結集出版的有《話說上海事變》（1932年）、《熱河風景》（1933年）、《男裝的麗人》（1933年）和重新編定的《支那漫談》（1937年）、《續支那漫談》（1938年），在戰後有將以前的長篇小說《上海》和《男裝的麗人》稍作修改後重新出版的《上海的回憶》和《燃燒的上海》。
昭和時代開啟之後，日本的對華政策越來越具有侵略性。1927年4月田中義一內閣上台，緊接著召開了進一步向中國擴張的東方會議，並蠻橫地出兵山東，以武力干涉中國的內政。此後日本加緊了在中國擴大勢力範圍的步伐，終於導致了"9.18"事變的發生和東三省的淪陷。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抗日反日情緒也越來越高漲，使日本在華的經濟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打擊。1932年1月，日本軍部策劃了日僧被毆事件，企圖藉此撲滅上海的反日抗日運動，28日，悍然出兵攻擊中國的閘北守軍，"1.28"事變於是爆發。
聞悉上海事變的訊息，梢風自然大感震驚。他對上海懷有不同尋常的感情。他決定冒著戰火去上海實地察看。1932年2月7日凌晨，他作為《朝日新聞》的臨時特派員（現無資料證實是否為正式的委派，但梢風赴上海前，已有為該報寫通訊稿的允諾[22]）從長崎起程，8日抵上海，在上海待了近20天。最初刊登在《東京朝日新聞》上的幾篇通訊，雖已有明顯的日本人的立場，但大抵還算如實。從內山完造的口中得悉魯迅和歐陽予倩等平安無事，他不覺鬆了一口氣：“像魯迅、歐陽予倩這樣的人若有個萬一，那才真是千古的恨事，聽說都平安無恙，我感到十分欣慰。”[23]在《流浪的小姑娘》這篇通訊中，他記述了一個居住在閘北、家已在戰火中燒毀的小姑娘，為尋找失散的家人，在街上流浪徘徊的情景，“不管怎么說，她是在戰禍中流離失所的一個羔羊。”出於同情，梢風塞給了她一塊銀圓。[24]在《吳淞戰爭風景——俘虜和間諜》一文中，他敘述了原居住此地的一家三人冒著戰火來察看自己的老屋時，卻被憲兵隊當作間諜抓獲。“我可以想像，一旦被認定為間諜後，他們將會是怎樣的命運。我還想到了他們三個可愛的孩子今後的命運。”[25]雖然文章的筆調一直比較婉轉，但無疑已流露出了梢風對遭受戰火之苦的中國民眾的同情。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上海事變的爆發，使梢風的中國觀頓然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尤其在對中日衝突的態度上，基本上已與甚囂塵上的日本國內的輿論同調了。對於中國由來已久的反日抗日運動，常來這片土地的梢風自然是早已感受到了。他以前在《上海》中，對當時發生的“五卅”運動已有所觸及，不過“日本人”的意識並不強烈。但上海事變爆發後，他對這一運動開始持激烈的譴責態度。在《話說上海事變》的序言中他寫道：“支那的排日運動，其本身就已經是一場很厲害的戰爭了。雖然導致直接的交火是由支那方面對我陸戰隊警備區域出動進行開槍挑戰引起的，但事實上，上海抗日救國會的不法的暴虐、殘忍的行為，已經超越了經濟絕交的範圍，與公然對日本宣戰已沒什麼兩樣。”“我軍為了世界的正義和人道，不得已以實力對此不法的抗日運動進行猛烈的鎮壓，此亦屬必然之事。”[26]梢風的這些話寫於3月3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上文所引述的表現了梢風對中國無限眷戀的《我與支那》一文，竟也是發表在《新潮》雜誌同年3月號上。這篇文章寫於何時暫不可考，但依日本的情形，實際的執筆時間與發表的日期應該不會相距太遠，梢風對中國的態度何以會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發生如此戲劇性的轉變？我目前尚未發現能對此作出充分解釋的梢風個人的史料。但聯繫到當時日本國內的整個大背景，梢風在上海事變後有如此的言論的出現，似乎也不完全是一種偶發的現象。
進入昭和期後，特別是田中內閣上台後，日本國內右翼勢力急劇膨脹，思想界國粹主義、日本主義泛濫。政府於1928年3月和1929年4月對以共產黨人為首的左翼力量的兩次殘酷鎮壓，已基本上肅清了政治上的反對力量，由軍部所左右的當局已暴露出了越來越明顯的法西斯傾向。由輿論鼓動起來的民族擴張主義情緒日益升溫。猶如法西斯主義猖獗的德國30年代一樣，在這一時期的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批判和社會批判精神也迅速隕落。對傳統的過於偏狹的執著和近乎膜拜的認同，實際上是對近代人類思想文明的一種反動。已經膨脹起來的、狂熱的民族擴張主義情緒瀰漫了全日本。在這樣的背景下，恐怕要有相當深刻的思想內涵和非常清醒的頭腦才不至於受到這種熱狂情緒的感染。很遺憾，作為大眾文學作家的梢風還缺乏這樣的思想力量，更何況他本身就是一個比較情緒化的人。毫無疑問，他的熱愛中國，確是出自內心，但誠如他的自述，他對中國的愛，是一種類似於對戀人的愛，而戀愛期的愛，多少是帶點熱狂和盲目，而缺乏一種內在的堅定性和深沉性。因此，當中日之間發生衝突時，在鋪天蓋地的輿論的煽動下，他的“日本人”意識就會驟然間凸現出來，儘管他的內心對中國依然抱著一種很複雜的情感，從我上面所引的他對魯迅等的關切、對上海小姑娘的同情都可看出這一點。
確實，身處上海戰場中的梢風，其心情是很複雜的。與日軍作戰的十九路軍，其前身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時任廣東省主席的軍長陳銘樞及該軍本身在梢風遊歷廣東時曾給予不少照顧。從內心來講，他自然希望戰爭早日結束。因此當已從廣東返回上海的歐陽予倩找到他，希望他就中日兩軍停戰一事以一個文化人的立場從中進行調停和斡鏇時，他立即答應了下來，馬上找到陸軍武官田中隆吉轉達此意。但軍部的謀算是徹底打垮上海的抗日運動、完全控制上海的局面，因此對梢風的調停一口拒絕。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梢風倒是結識了軍部特務川島芳子。作為一個小說家，梢風對這個傳奇人物產生了興趣，決定將她作為小說的主人公。一方面是為了對川島芳子作進一步的採訪，一方面也是心理牽記著上海，1932年5月下旬他又來到上海待了近一個月，回日本後，一是寫了一篇《戰後的上海》刊在《中央公論》上，另一是在《婦人公論》上開始連載《男裝的麗人》。川島芳子本身就是個傳奇性的人物，寫成小說就更富有傳奇色彩，從意識形態上來說，大概也符合當局的“國策文學”的方針，一時間頗為走紅，甚至被改編成戲劇，在新落成的東寶劇場作為首演劇目上演。但川島本人卻對梢風頗感不快，據梢風自己說，一是因為在採訪芳子的過程中雖與芳子長期同居一室，但頗愛女色的梢風對芳子卻一次也沒有特別的表示，這使芳子覺得有一種羞辱感，另一是芳子曾邀梢風到舊滿洲去，梢風卻沒有應允。芳子對此頗懷恨在心，二、三年後曾想在東京的御茶之水公寓中毒殺梢風。多年之後梢風的兒子曾向他問起此事，但梢風卻沒有細說詳情，這件事多少也成了一段無斷的公案。[27]
1933年2月至5月，日軍以熱河省屬“滿洲國”領土為由，公然向當時的熱河省和河北省發動進攻，占領了承德周圍的地區。承德內有昔日清廷的行宮避暑山莊及眾多的喇嘛教舊跡，極少有外人進入，對極大多數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地方。對未知的世界一直有濃厚興趣的梢風便向當局申請去承德作文化考察，獲得了允準。1933年6月經朝鮮半島、偽滿洲國進入承德，在承德待了10天，考察了避暑山莊和八大喇嘛廟，7月3日坐軍部的卡車在崎嶇泥濘的道路上奔波了4天后來到了北京，在北京遊歷了半個多月，在日本公使館翻譯原田的安排和陪同下，會見了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外交部長黃郛，梢風記錄發表出來的那些談話，[28]給人的感覺是中國政府方面根本無意與日本對抗，倒是希望藉助日本的力量來剿共和平定治安，這大概不是捏造，但對日本侵略行徑的指責，則一概被刪去了。[29]離開北京後又南下濟南，又特意去青島看望了以前在上海相識的舊情人赤木芳子，然後再從青島經大連回到了日本。
從梢風對承德舊跡的介紹、對北京古城的記述、對濟南名勝的描寫來看，他對中國、尤其是中國文化還是滿懷感情的。但這感覺與上海事變前已經很不一樣了。在事變中或事變後的遊歷中，梢風已不再（或不能夠）與當地的中國人交往了，他的一切遊蹤都受到當局或軍部的安排，因此他個人的體驗也就相當有限，屬於他自己個人的感受也就相當模糊了。回日本後，梢風將這次遊歷的文字整理成《熱河風景》一書出版，在序文中，不知是出於真心的感動，還是因為受到了軍部的照顧，要寫一些捧場的話，總之，我們讀到了如下的文字。
“這次在朝鮮、滿洲、華北匆匆走了一圈，首先深有感慨的是，日本也終於強大起來了呀！”如今，台灣、千島列島、樺太（庫葉島）、朝鮮、滿洲都併入了日本的版圖，“這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帝國啊！”能有如此強盛的國運，“我覺得是因為全體日本人的偉大。正因為日本人的偉大，軍部才能有如此的偉業。”以前朝鮮都是荒山禿嶺，日本人來了後才遍植綠樹，舊貌變新顏。照此看來，滿洲的前景也一定是美好的。“支那人雖有儲積之心，卻無建設之力。…人們常說支那的政治混亂，但國民若是優秀的話政府就不會糟糕。現在支那的政治恰好與支那的國民相吻合。政府並不見得比國民更壞。”“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建立起來的滿洲國成立才不過一、二年，但建設整頓已井然有序地在展開了。這種建設的幹勁，無論是歐美人還是任何其他民族都遠遠及不上日本人。”[30]
由此可看出，在以前的中國遊歷中梢風的頭腦里一直並不顯彰的“日本人”意識，在戰時的特殊背景下，或者說在充溢著全日本的那種鬧哄哄熱騰騰的“萬歲”聲中，竟然如此急劇地膨脹了起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這決不是出現在梢風個人身上的一種孤立的現象（若如此，我這項研究的意義也就很有限了）。曾用日文改寫了許多中國古代的小說、參與過《大魯迅全集》的翻譯、與郁達夫田漢等曾相交頗厚並兩次來中國遊歷的佐藤春夫，在上海事變後不久，就逐漸淪為“大東亞戰爭”的吹鼓手。20年代以後作品被大量譯介到中國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著良好形象的武者小路實篤，後來竟也會寫出《大東亞戰爭私觀》這樣公然為侵略者幫腔的東西來。1938年林芙美子等22名作家積極報名參加從軍記者一路深入中國內地來歡呼武漢會戰的日軍大捷，連以左翼作家出名的佐多稻子也多次到中國來進行戰地慰問，以至於1942年誕生了為當局政策搖旗吶喊的“文學報國會”時，幾乎所有的作家都聚到了它的麾下。這實在是一段令人深思的歷史。
五、結語
近代日本人與中國的正式交往，當始於1862年5月江戶幕府所派遣的貿易官船“千歲丸”的上海之行。隨行的年輕武士高杉晉作等撰寫了《游清五錄》、《上海雜記》等近十種著作，首次向日本人描繪了中國的現實面目，或者說第一次擊破了大部分日本文人對中國所抱有的虛幻形象。也正是從這時開始，日本人的心目中逐漸滋生了對中國的蔑視意識。這種意識在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趨向熾烈。不僅是政治家，不少中國文化情結不淺的文人也公然宣稱日本要做“東亞的盟主”。[31]可以說，明治中後期以來，“日本人”的意識不僅空前覺醒，而且日益膨脹。但另一方面是，中國文化以多種的樣態在幾乎所有的領域內對日本長達一千多年的長期滲透，已經在日本人的潛意識中形成了與中國割捨不斷的文化情結，這一點在明治時期出生、曾受過漢詩文教育的日本文化人中尤為明顯。因此，當“長崎丸”駛入長江口時，梢風的心頭才會突然翻騰起這樣的情感波瀾。
可以說，與中國割捨不斷的文化情結和“日本人”的意識構成了大部分大正、昭和前期的日本文人的中國觀的兩個基本層面，這兩個層面不是截然分開的，更多的場合是交織在一起的。從對梢風的中國遊歷和中國觀的研究中可看出，隨著這一時期日本國內民族擴張主義的日益升溫，其中國文化的情結便日趨弱化，而“日本人”的意識則越來越凸顯。一旦當某個契機（比如像上海事變）來臨時，“日本人”的意識就會猛然蓋過中國文化情結。另一方面，日本雖然在明治初期就引進了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但至少到昭和前期，這些近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都沒有真正成為日本知識階層的思想力量，因此日本的文人一直缺乏一種深刻的民族自省力和社會批判力（中國至少有魯迅）。也因為如此，他們往往更容易為一種情緒化的東西所左右。梢風中國觀的驟然變化，同時也說明了這一點。
【參考文獻】
①近年來較為著名的有高橋孝助等編著的《上海史》，東方書店1995年；日本上海史研究會編著的《上海人物誌》，東方書店1997年；和田博文等著的《言語都市上海》，藤原書店1999年；劉建輝著的《魔都上海》，講談社2000年；趙夢雲著的《上海、文學殘像》，田田書店2000年。
②佐藤春夫：《支那雜記》，東京大道書房1941年，4～5頁。
③有關芥川龍之介與中國的關係，請參見關口安義著《特派員芥川龍之介》，每日新聞社1997年；施小煒《中國文學的意義——芥川龍之介的形成》，載《日本文學集刊》1993年創刊號。
④村松梢風：《梢風物語——番外作家傳（一）》，載《新潮》雜誌1953年1月號。這部自傳分三期刊於此雜誌。
⑤《新潮》，1953年2月號，66頁。
⑥據村松梢風：《評芥川氏的〈支那遊記〉》，載《騷人》雜誌1926年4月號。
⑦據佐藤春夫：《人間事》，載《中央公論》1927年11月號。
⑧[13][15]村松梢風：《魔都》，小西書店1924年7月，自序和第59～60、256頁。
⑨[18][20]村松梢風：《支那漫談》，騷人社書局1928年5月，94～95頁和序。
⑤佐藤善次郎在《南清紀游》（博文館1912年）中描述自己進入長江口時的感覺只是“滿目荒涼”而已。而芥川在《上海遊記》中所記述的對中國的第一印象則是從船碼頭開始的。
[11]村松梢風：《南華遊蹤》序，大阪屋號書店1931年3月。
[12]見德富蘇峰的《支那漫遊記》，民友社1918年6月；芥川龍之介《支那遊記》，改造社1925年。
[14]村松友視：《上海搖籃曲》，文藝春秋社1984年，211頁。
[16]據村松梢風：《梢風物語（二）》，《新潮》1953年2月號。
[17]村松梢風：《新支那訪問記》序，騷人社書局1929年5月。
[19]村松梢風：《我與支那》，載《新潮》雜誌1932年3月號。
[21]村松梢風：《支那漫談·江南的風物》，64頁。
[22]村松梢風：《梢風物語（三）》，《新潮》1953年3月號。
[23][25][26]村松梢風：《話說上海事變》，平凡社1932年3月，142頁、158頁、序之3～4頁。
[24]村松梢風：《流浪的小姑娘——上海街頭素描》，載1932年2月17日《東京朝日新聞》夕刊。
[27][29]村松瑛：《色機嫌》，彩古書房1989年5月，第200～201、205頁。
[28]最初以《黃郛·何應欽訪問記》為題發表於1932年7月的《朝日新聞》上，後收錄於《熱河風景》，春秋社1933年12月。
[30]村松梢風：《熱河風景》序，1～4頁。
[31]佐藤善次郎的《南清紀游》中曾反覆出現了“作為東洋盟主的我國”這樣的詞語。博文堂1911年。
原載：《日本學論壇》 200102
恰在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乘機出兵，於1914年11月占領了原屬德國勢力範圍的青島。前途迷茫的梢風不覺將目光移向了中國。他想到這一陌生的土地去闖蕩一下。這時他的一位師長輩的人物窪田空穗勸阻了他。窪田勸他不必急著到中國去，在這之前不如先鍛鍊一下文筆，在文學上辟出一條路來。於是梢風暫時打消了去中國的念頭，一邊寫稿，一邊幫朋友編雜誌，以後又進入日本電通社做記者。1917年，他將寫成的小說《琴姬物語》投到了當時最具影響的綜合性雜誌《中央公論》，得到了主編瀧田樨陰的賞識，在8月號上刊登了出來。由此梢風在文壇上正式嶄露了頭角，作品頻頻刊發，知名度也日趨上升。梢風寫的大都是傳奇故事類的大眾文學，漸漸他感到可寫的素材已捉襟見肘，於是想到在人生中另闢一條生路，這就是使他35歲以後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變化的中國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