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溯源
從東北流亡到上海及關內各地的一些青年作者，如蕭紅、蕭軍、端木蕻良、舒群、駱賓基、羅烽、白朗、李輝英.王相智等人，習慣上被稱為“東北作家群”，形成於30年代中期。他們有的未正式加入“左聯”，但其創作實際上構成“左聯”文學的一部分。正是他們，開了抗日文學的先聲，第一次把作家的心血，與東北廣袤的黑土，鐵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攪成一團，以一種濃郁的眷戀鄉土的愛國主義情緒和粗獷的地方風格，令人感奮。
東北作家群里，還有《憎恨》集的作者端木蕻良（生於1912年）。其中，《鴜鷺湖的憂鬱》一向為人稱道，這是用詩情的筆法寫出難以想像的人民貧窮，悲憤郁怒之情迴蕩在平靜的敘述中，傳達出遭受壓抑的悽厲感。他還善於在抗日的題材下表現東北特殊的風情，《遙遠的風砂》《渾河的急流》都有磅礴的氣勢，民族意識通過地方的粗獷性格表露出來。他注重方言的運用，又自覺地吸收電影剪接手法來結構小說，敘述帶跳躍性，用筆舉重若輕，講究力度，在小說體式上有新的創造。抗戰時期他先後出版了《科爾沁旗草原》 《大地的海》《長江》等長篇。
作家簡介
蕭紅
蕭紅蕭紅（1911-1942），原名張乃瑩，筆名蕭紅，悄吟，出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地主家庭，幼年喪母。1930年，為了反對包辦婚姻，逃離家庭，困窘間向報社投稿，並因此結識蕭軍，兩人相愛，蕭紅也從此走上寫作之路，兩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蕭紅蕭軍，意思為“小小紅軍”）。1934年到上海，與魯迅相識，同年完成長篇《生死場》，次年在魯迅幫助下作為“奴隸叢書”之一出版。蕭紅由此取得了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生死場》是最早反映東北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生活和鬥爭的作品之一，引起當時文壇的重視。魯迅為之作序，給予熱情鼓勵。抗日戰爭爆發後，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後應李公僕之邀到山西臨汾，在民族革命大學任教。1940年去香港。蕭紅帶有左翼現實主義風格的小說還有一部長篇《馬伯樂》，但質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長篇是寫於香港的回憶性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以及一系列回憶故鄉的中短篇如《牛車上》、《小城三月》等。
蕭紅和蕭軍發表的《生死場》時使用的筆名，另有悄吟、玲玲、田娣等筆名。被譽為“30年代的文學洛神”的蕭紅，是民國四大才女中命運最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傳奇性人物，她有著與女詞人李清照那樣的生活經歷，並一直處在極端苦難與坎坷之中，可謂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她出生在黑龍江呼蘭縣一個封建地主的家庭，然而她卻以柔弱多病的身軀面對整個世俗，在民族的災難中，經歷了反叛、覺醒和抗爭的經歷和一次次與命運的搏擊。蕭紅的一生是不向命運低頭，在苦難中掙扎、抗爭的一生，應該說直接影響其命運並引發她開始文學創作的是蕭軍的出現，並走進了她的生活。
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端木蕻良，（1912.9.25---1996.10.5）原名曹漢文、曹京平，遼寧省昌圖縣人。1928年入天津南開中學讀書，並從事進步學生運動。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同年加入“左聯”，發表小說處女作《母親》。1933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為三十年代東北作家群產生重要影響的力作之一。從1936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和武漢等地從事抗戰文學活動，創作亦走向成熟與多產，計有長篇小說《大地的海》，以及《鷺鷥湖的憂鬱》、《遙遠的風沙》等一系列風格獨異的短篇小說，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壇的位置。1938年5月，端木與蕭紅在武漢結婚。1942年蕭紅在香港病逝後，端木旅居桂林，後又輾轉於重慶、上海和香港等地，積極投身於新品有長新品有長篇小說《大江》、《大時代》、《上海潮》、《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和諸多中短篇小說，其中《新都花絮》、《風陵渡》、《紅燈》、《紅夜》、《鵰鶚堡》等篇都是有影響的佳作。他寫的《土地的誓言》被編入人教版初一語文課本。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端木從香港回到北京。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多次到農村、工廠和部隊深入生活，並創作了《墨爾格勒河》、《風從草原來》、《花一樣的石頭》等大量謳歌新生活的散文作品。1960年5月與鍾耀群結婚。十年浩劫後，端木以更大的熱情和更勤奮和更勤奮的創作加入了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歷程，先後寫出了《懷念老舍》第一批散文和文化隨筆，《江南風景》等一批中短篇小說，而尤以長篇小說《曹雪芹》影響卓著。1979年《曹雪芹》上卷行世，海內外頗多讚譽。1980年，端木當選為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1984年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5年，《曹雪芹》中卷（與夫人鍾耀群合著）出版，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又添重筆。1996年10月5日，這位跨越現當代文壇的遼寧籍著名作家，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84歲。
楊晦
楊晦（楊興楝）（1899—1983），遼寧遼陽人。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3年在北平《晨報》副刊發表四幕劇《來客》。1925年與馮至等組織沉鍾社，創辦《沉鍾》。以後有較長時間從事大專學校教職。建國後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多年。譯作有《悲多汶傳》（羅曼·羅蘭原著）、《雅典人舌滿》（莎士比亞原著）等。
穆木天
穆木天（穆敬熙）（1900—1971），吉林伊通人。創造社成員。1923年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國文學。曾一度在吉林大學執教。初以詩歌創作為主，後來主要翻譯巴爾札克、紀德等人作品，翻譯出版了巴爾札克的《歐貞尼·葛郎代》、《從妹貝德》、《從兄蓬斯》、《二詩人》等，並著有《法國文學史》。
蕭軍
蕭軍（劉軍、田軍、劉鴻霖）（1907—1988），遼寧義縣人，一說遼寧錦縣人。曾在東北陸軍講武堂憲兵教練處為學員。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得到魯迅的賞識而被編入《奴隸叢書》出版。抗戰期間，曾兩次到過延安，寫了不少雜文，也曾被批判。其他長篇小說有《五月的礦山》、《第三代》、《過去的年代》等。晚年從事戲曲創作與文物研究。
師田手
東北作家群人物之一師田手（田質成、田鳳章）（1911—1995），吉林扶餘人。9.18事變流亡關內，1933年在上海參加左聯，主要負責組織工作。抗戰後期在解放區、重慶發表作品，大多發表於《抗戰文藝》與《大公報》副刊《戰線》。建國後曾任吉林省教育廳廳長。出版作品以小說集與詩集為主。
白朗
白朗（劉莉、劉東蘭）（1912—1994），遼寧瀋陽人。曾在哈爾濱《國際協報》主編文藝副刊，從事小說、散文創作，1935年流亡上海。抗戰時期，在山西寫了一批控訴日軍暴行的作品，1941年在延安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出版短篇小說集、散文集、報告文學集、長篇小說等共20種左右。
舒群
舒群（李書棠、李旭東）（1913—1989），黑龍江哈爾濱人。1931年參加東北的抗日義勇軍，1935年來上海，參加了左聯。1936年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沒有祖國的孩子》，影響甚廣。1940年在延安任魯迅藝術學院教員、系主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東北解放後，曾任東北大學副校長，建國後曾任中國作協秘書長。
鐵弦
鐵弦（張鐵弦）（1913—1984），吉林人。1929年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1935年開始文學生涯。建國後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作品有詩集《天藍色的信封》、《康莊大道》等，翻譯《在特魯厄爾前線》等書。
羅烽
羅烽（傅乃奇）（1909—1991），遼寧瀋陽人。畢業於哈爾濱呼海鐵路傳習所。隨即參加中國共產黨，1933年起負責領導北滿（地下）文藝運動。1945年至上海，參加左聯，先後出版短篇小說集《呼蘭河邊》、中篇小說《歸來》，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作了血淚控訴。1941年去延安，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主席。以後一直擔任黨政部門的文教工作領導職務。
高蘭
高蘭（郭德浩）（1909—1987），黑龍江愛輝人。1928年入燕京大學國文系攻讀，抗戰爆發，與光未然、馮乃超等提倡詩歌朗誦運動。主要著作有《高蘭朗誦詩集》、《高蘭朗誦詩新輯》、《高蘭朗誦詩選》等。建國後，在山東師範學院、山東大學等校任教。
李輝英
李輝英（李連萃）（1911—1991），吉林永吉人。青少年時代就到了上海，畢業於中國公學中文系。長篇小說《萬寶山》取材東北人民反抗日寇暴行的悲壯事跡，影響頗廣。抗戰勝利後，回東北歷任東北大學諸校教授。1950年去香港，此後即一直在香港任大學教授。
辛勞
辛勞（陳晶秋、陳中敏）（1911—1945），黑龍江呼倫人。9.18事變後，流亡上海，1935年開始創作，在《太白》發表《索倫人》，以後陸續在《文學大眾》、《創作》、《時代文藝》、《光明》等刊物發表小說與散文。其力作為抒情長詩《捧血者》，充滿戰鬥激情，馮雪峰、聶紺弩、邱東平對之均有較高評價。
鄒綠芷
鄒綠芷（鄒尚錄）（1914—1986），遼寧遼陽人。抗日戰爭前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讀書，戰後即去延安陝北公學，後去重慶，在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任教導主任。建國後在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會工作，曾任《兒童時代》社社長。翻譯了不少西方著名詩人的作品，彙編成《騎馳》。還譯了聶魯達的詩集《流亡者》和美國、墨西哥、丹麥的一些小說集。
丘琴
丘琴（鄧天佑）（1915—），黑龍江賓縣人。1938年畢業於北平東北大學。抗戰時期在重慶任中蘇友好協會秘書。建國後在對外文委、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等單位工作，翻譯蘇聯詩作甚多，出版了《蘇聯詩選》、《吉洪諾夫詩選》、《馬雅柯夫斯基詩選》等十餘種。
雷加
雷加（劉滌、劉天達）（1915—），遼寧丹東人。9.18事變後流亡關內，曾兩次去延安。抗戰初期在《文藝戰線》、《文藝陣地》等刊物發表《鴨綠江》等短篇小說。曾在延安抗大學習。1945年在東北擔任工業部門的管理工作。“文革”後任北京文聯秘書長。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集《潛力》，共分《春天來到了鴨綠江》、《站在最前列》和《藍色的青楓林》三部，是分別依次出版的。
駱濱基
東北作家群人物之一駱濱基（張璞君）（1917—1994），吉林琿春人。9.18事變時，他還是個少年。抗戰那年，他開始文學創作，嶄露頭角。長篇小說《邊陲線上》取材愛國青年劉強參加大森林中組成的抗日游擊隊的艱苦鬥爭，生活氣息極濃。還有他的《幼年》也是東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其他小說作品甚多，曾遭國民黨政府逮捕，經多方營救而幸免於難。
姚奔
姚奔（姚正基）（1919—1993），吉林扶餘人。抗戰期間在重慶復旦大學讀書，1941年與鄒荻帆、曾卓等人組詩墾地社，編輯《詩墾地》叢刊《黎明的林子》等多輯出版。勝利後在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工作。建國後曾任《收穫》、《上海文學》、《萌芽》編輯，其後即潛心編纂《英漢大詞典》十五年之久。創作、翻譯詩集均有多種。
以上這18位生平事跡與作品都有多種材料可以作證，稱之為東北作家，在籍貫上、時間界定上都沒有什麼疑問。當然，還可能有新的材料發現，這個名單當即予以補充。
寫作特徵
東北作家群的創作普遍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而小說中濃郁的民俗文化描寫淡化了其中的政治功利色彩，增加了小說的文化含量和審美價值。在他們的作品中充滿了自身的民俗體驗、親歷的家國之痛和真切的政治要求，因此，審美和意義在其筆下得到一次自然的契合，這也構成東北作家群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崛起的特殊意義。本文以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的中長篇小說為切入點，從文化意蘊、審美特質、創作個性和心理動因四方面解讀東北作家群小說中民俗文化描寫的獨特意蘊。 出現在東北作家群小說中的民俗描寫絕不是簡單的民情風俗展覽，而是昭示民族精神的審美載體，它擔負著作家難以化解的民族悲情和身家災難，刻錄著黑土地上東北人獨特的“民俗”魂：第一次向關內展現關外民俗文化景觀的獨特魅力，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與其他地域的鄉土文學和左翼文學創作相比，其民俗描寫體現出更豐富的文化內涵，具體體現為作家對“人—家—國”三重問題的深度思考。而這三重問題將民俗描寫與民族大義連線在一起，使其小說成為能夠激發讀者民族精神的有力符號。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的小說集廢名作品的自然品格和茅盾小說的社會意義於一身，兼備了30年代鄉土小說的民族性內涵和新感覺派的先鋒意識，融合了沈從文小說的人性思考和革命文學的現實關懷。他們立足於特殊境遇中的獨特生命體驗，把文學的自然性和民族性、傳統性與現代性有機整合在一起。 可以說，東北作家群小說中的民俗描寫既承載著“五四”時期反思國民性的精神，又傳達出新的時代足音，而“人—家—國”民俗描寫模式是其不同於一般左翼文學和其他地域鄉土文學作品的重要之處，本文將循著民俗描寫映現民族中的個體思想境界逐步提升的思路，著重從以下三方面解讀其文化內涵：透過民俗描寫反思人的生存價值並尋找民族復興的力量，體現出“掘”根與“尋”根的雙重文化意味；在獨特的土地民俗描寫中透露故土眷戀；在生動的民俗場面中呈現民眾自發的民族精神。與此同時，東北作家群的民俗描寫體現出對陽剛之美和為家鄉立傳作史的審美追求，其中又展現著作家的不同創作個性。 從“認同”角度探討東北作家群傾情於民俗描寫的深刻心理動因，闡發作家選擇民俗文化描寫作為寄託種種情結的載體的內驅力，主要從流亡者在虛擬空間中重建“家園”、對東北地域文化品格的投射與認同、承載作家的民族“忠誠”情結三方面加以剖析。
作家事件
五四運動的爆發，同時也宣告了中國新文學的誕生。在較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之內，題材以反映城市（都市）的工人、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生活為主，也有寫鄉鎮或農村的農民、流氓無產階級、中小地主生活的。影響較廣泛的作品有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子夜》、《春蠶》、《林家鋪子》，夏衍的《包身工》，葉紫的《豐收》等等。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往往只是作為一些事件的背景處理，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對列強都一味妥協，不敢也不肯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對文學藝術則施加壓力，不讓有暴露、控訴的機會。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9.18事變，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忙於鎮壓此起彼伏的工農革命鬥爭，忙於“剿共”，對日寇採取不抵抗主義，東北四省隨之先後淪陷，中國國內外的形勢發生了急遽而劇烈的變化，文學界掀起了救亡的巨浪，有識之士都感覺到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呼籲團結起來，以筆為武器，共同戰鬥。
而東北四省的作家不約而同地先後集中到了哈爾濱，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東北四省壤，國境線長達數千里，從帝俄時代到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對哈爾濱這個都市一直有潛在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在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都很顯著。因此，哈爾濱雖然不存在蘇聯的租界，但仍有相對的特殊性。在日本、偽滿洲國統治之初，哈爾濱的政治空氣比起瀋陽、長春、齊齊哈爾等城市仍舊要稍稍寬鬆一些。當然，也只是相對而言。當時，哈爾濱有一家《國際協報》，文藝副刊名《國際公園》，劉軍（蕭軍）、劉莉（白朗）、悄吟（蕭紅）等人都在這個副刊上發表作品。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自然無法對日本軍國主義、偽滿統治進行公開的暴露和鞭撻。這種相對寬鬆的處境為時極短，日偽的魔掌已經開始伸向他們，他們感到無法再逗留下去時，開始分批向關內流亡，先後到了北平、天津、青島、上海等地。
蕭軍、蕭紅、白朗、李輝英、端木蕻良等作家分別在北平、上海等地的《文學》、《中流》、《光明》、《文學季刊》、《文學雜誌》以及綜合性大型刊物《國聞周報》、《東方雜誌》的文藝欄發表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其題材則都是他們親身經歷的或所見所聞的東北四省人民民眾英勇抗日的事跡，可歌可泣，引起讀者心靈深處的震撼。也有一些散文，懷念故鄉的白山黑水，懷念故鄉的父老鄉親以及堅持在那裡作殊死戰鬥的游擊健兒，也充滿了激情，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就這樣，人們把這一批流亡到關內的作家、傳播抗日戰爭文學的作家稱之為東北作家，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不言而喻，這些作家原來都是在東北四省成長的，而到了北平、上海等地之後，他們的作品也都是寫的東北的抗日鬥爭，或是對東北故土的懷念。
1936年，生活書店已經在國民黨的嚴密控制之下，負責人鄒韜奮也受到了殘酷的迫害，但仍舊負起抗戰文學的重任，收集當時影響最為顯著的東北作家的一批短篇小說，出版了單行本。包括羅烽《第七個坑》、舒群《戰地》、李輝英《參事官下鄉》、黑丁《九月的瀋陽》、穆木天《江村之夜》、白朗《淪落前後》、宇飛《土龍山》和陳凝秋《在路線上》等八篇。因為當時文學家已經普遍地稱他們為東北作家，因此這個單行本就取名《東北作家近集》。當然，由於這本書的暢銷，東北作家這一稱謂也更為文學界和廣大讀者群所熟知了。
東北作家當然不僅僅寫短篇，也寫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蕭軍寫了《八月的鄉村》，蕭紅寫了《生死場》，這兩部作品的產生和出版問世，都得到了魯迅先生的鼓勵和具體幫助。另一東北作家端木蕻良寫了長篇《科爾沁草原》則是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1936年7月1日，也就是東北作家在文壇陸續發表、出版了許多作品，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之際，魯迅、茅盾、巴金、聶紺弩、曹禺等77人聯名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在現在當民族危亡……最後關頭，一隻殘酷的魔手扼住我們的咽喉……”宣稱：“……加緊我們從事文藝以來就早已開始了的爭取民族自由的工作……”這宣告刊發在《現實文學》第一期上。在署名的77人之中，楊晦、穆木天年齡較長，很早就離開東北而到了北平、上海等地從事文學評論或翻譯創作，而到上海不久的蕭軍、蕭紅也在其中，可見東北作家在抗戰文學隊伍中的力量和影響。
蘆溝橋畔的槍炮聲，揭開了七七全民抗戰的序幕，戰火在全國蔓延開來，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投入了抗戰活動，東北作家的題材也不再僅僅寫東北的抗日鬥爭，他們寫了各條抗日戰線的動人事跡，也對解放區的見聞作了生動的報導。在這種情況之下，文學界對“東北作家”這個稱謂就用得比較少了。但是，現代文學史上，“東北作家”確是最早投身抗戰文學的一個群體，發生過巨大的作用。這是歷史的客觀存在，不容忽視。
當時抗戰正在大半個國土上進行，作家的流動性很大，關於他們的信息、資料異常缺乏，要核實更困難。再加上對於“東北作家”究竟如何界定，誰都沒有研究過，所以這個名單既是第一次“東北作家”的名單，也只能是一個不太精確的名單。可以構想，其中有一部分確知他們原籍是東北，或者9.18之後來自東北，而較多的是看到了他們有關東北題材的小說、散文、戲劇等作品，或者有關東北文學創作的評論或報導，因此就把他們列入名單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