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黃帝紀年是根據黃帝歷和天干地支以及帝王世系表推算的華夏人文始祖黃帝即位以及創製曆法的時間為華夏紀年元年的紀年方式。因為乾支紀年據說是從黃帝開始的。傳說黃帝時代的大臣大撓“深五行之情，占年綱所建，於是作甲乙以名日，謂之乾；作子醜以名日，謂之枝，乾支相配以成六旬。”而公元前2697年剛好是乾支紀年的開始——剛好是甲子年。華夏族是最早創製曆法的三大民族之一。
為了有利於將來的全球化以及避免與封建帝王相聯繫，黃帝紀年可以命名為華歷或者龍元。華曆元年應為甲子年。
相關記載
漢代史書《漢書·律歷制上》就記載了先朝的古六歷，即黃帝歷、顓頊曆、夏曆、殷歷、周曆、魯歷。《漢書·律歷制上》“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鹹正曆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後漢書·律歷中》也有“逵論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以及《律歷下》有“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彌久，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注，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歷數。天難諶斯，是以五、三迄於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歷，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尚書·周書》“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曆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文子·精誠》和《淮南子·覽冥訓》也有“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皇翔於庭，麒麟遊於郊。”就連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三代世表》里也寫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並在《史記·曆書》云：“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訊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漢代《大戴禮記·五帝德》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古六歷不僅在史書上有記載，考古文物也有證實。1972年山東省臨沂市出土的銀雀山漢簡就詳細記載了顓頊曆。所以黃帝歷是真實存在過的，也是漢字史書記載能夠從未中斷的原因。從古代起，每個朝代都要“立正朔”，夏朝時，以冬至月為正月，按乾支記年法是第一個月，即“子”月；商朝改正朔，推後一月，周朝又改正朔，又推後一月，漢朝定立太初曆，以後每朝雖然仍然立正朔，但民間不再改變，始終以正月為新年，但“子”月仍然維持在11月。天干地支是早在公元前二千六百九十七年，於中華始祖黃帝建國時，命大撓氏探察天地之氣機，探究五行(金木水火土)，始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天干，及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相互配合成六十甲子用為紀曆之符號。天干最晚在夏朝已經開始，明顯的證據是夏朝後期有帝王叫做孔甲、胤甲。另外考古發現在商朝後期帝王帝乙時的一塊甲骨上，刻有完整的六十甲子，可能是當時的日曆。這也說明在商朝時已經開始使用乾支紀日了。根據考證，春秋時期魯隱公三年二月己巳（公元前720年二月初十），曾發生一次日食。這是中國使用乾支紀日的比較確切的證據。但是正式將這十個符號命名為天干應該與地支有關：乾為主幹，支為分支，兩個相對的命名應當是一起出現的。華夏用這六十對乾支來表示年、月、日、時的序號，周而復始，不斷循環，這就是乾支紀法。乾支法在中國古代一直使用，從未間斷。雖然後來中國帝王們使用的是在位年號紀年法，但天干地支紀年從來沒有放棄使用，因此天干地支就可以為推算黃帝創製曆法的時間提供參考。更重要的是，關於曆法《周髀算經》里有：“陰陽之數，日月之法。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蔀，七十六歲。二十蔀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歲。三遂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歲。七首為一極，極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生數皆終，萬物復始。天以更元，作紀曆。”黃帝紀年這個概念雖然一直沒有提出，但實際上黃帝紀年已經存在了幾千年。
《帝王世紀》與黃帝紀年
另外，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是專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跡的一部史書，所敘上起三皇，下迄漢魏。內容多采自經傳圖緯及諸子雜書，載錄了許多《史記》及兩《漢書》闕而不備的史事，分星野，考都邑，敘墾田，計戶口，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皇甫謐是西晉學者、醫學家，博覽儒家經典百家，人稱“書淫”，著有《帝王世紀》、《玄晏春秋》、《年曆》等。現存的《帝王世紀》計有十卷，其中第一卷記天地開闢至三皇；第二卷記五帝；第三卷記夏；第四卷記殷商；第五卷記周；第六卷記秦；第七卷記前漢；第八卷記後漢；第九卷記魏；第十卷記歷代星野、墾田及戶口。是繼史馬遷《史記》之後，第二個整理歷代帝王世系的歷史書典。
《帝王世紀》對歷代帝王世系也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其序列是：
太昊（伏羲）：
女媧：……
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長沙。”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摯：帝摯之母位於帝嚳四妻最末，而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帝摯封異母弟放勛為唐侯。摯在位九年。
堯帝：……
舜帝：……
夏：“自禹至桀，並數有窮，凡十九王，含四百三十二年。禹一、啟二、太康三、仲康四、相五、羿六、寒浞七、少康八、杼九、槐十、芒十一、泄十二、降十三、扃十四、厪十五、孔甲十六、皋十七、發十八、桀十九。”
商：“商之饗田也，三十一王。是見居位者實三十王，而言三十一王者，兼數太子丁也。自湯傳位至紂，凡六百二十九年”，即成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大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紂。
周：“自克殷至秦滅周之歲，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世系王號是：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釐王、惠王、襄王、頃王、匡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悼王、敬王、貞定王、元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烈王、元安王、夷烈王、顯聖王、慎靚王、赧王。
秦：“自昭襄王滅周至子嬰，凡四王二帝，合四十九年。昭襄王一，孝文王二，莊襄王三，始皇帝四，胡亥五，子嬰六。”
前漢：“按前漢十二帝”，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自高祖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得二百三十年”。
後漢：“按後漢十二帝：光武一、明帝二、章帝三、和帝四、殤帝五、安帝六、順帝七、沖帝八、質帝九、桓帝十、靈帝十一、獻帝十二”。“自漢元至更始二年，凡二百一十二年。自居攝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十八年。自建武元年至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五年。漢前後諸廢帝及王莽合三十一帝，四百二十六年。”
魏：“自皇初元年至禪晉之歲，凡五帝，四十五年。文帝一、明帝二、廢帝齊王三、廢帝高貴鄉公四，元帝五。”
距今一千七百多年以前，西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即皇甫謐逝世的前一年，在汲郡發掘的戰國墓葬中出土的《竹書紀年》，是魏國史官記錄撰寫的編年史，其中有不少史實的記載與《帝王世紀》中的記載相吻合，證明《帝王世紀》的史學價值是不容置疑的。除《帝王世紀》外，皇甫謐還有諸多歷史著作。主要有：《年曆》六卷，是為配合《帝王世紀》而編纂的一本曆法書，宋代曾將兩書合編為一書。根據皇甫謐《帝王世紀》載黃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顓頊78年、帝嚳高辛氏70年、帝摯9年推算黃帝元年為前2698年。
《皇極經世》與黃帝紀年
邵雍，北宋五子之一，北宋理學家，對易經極有研究，著有《皇極經世》、《伊川擊壤集》、《漁樵問對》等。北宋的易學家邵雍與司馬光是好朋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起東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至後周顯德六年（公元年959年），凡1362年。邵雍則著《皇極經世》，帝王紀年起唐堯元年（公元前2357年）至後周顯德六年，邵雍在《皇極經世書》稱堯元年為甲辰年，使現代人能推定這一年為公元前2357年。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把我國的歷史紀年由西周共和元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這是許多專家學者多年辛勤工作的成果，在斷代研究工作中，參考了大量甲骨文的記載，並利用C14等高科技手段對出土文物進行了年代鑑定，應該具有較高的可信度。該《夏商周年表》夏年表列禹至癸17王（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無每王在位始終年代），商前期年表列湯至盤庚遷殷前21帝（公元前1600-公元前1300，無每帝在位始終年代），商後期年表列盤庚遷殷後至帝辛12帝（公元前1300-公元前1046，其中分別有武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在位始終年代），西周年表列武王至幽王12王、1共和（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各列每王在位始終年代）。邵雍“以運經世”堯甲辰元年為公元前2357年，堯在位72年、舜在位61年，則禹即位於公元前2224年。
我們把《皇極經世》“以運經世”中的有關內容分別整理成為夏、商、周三張歷史年表，並與目前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進行對照。於是就發現了問題：為什麼早在九百多年前邵雍能搞出比今日《夏商周年表》更為詳盡的歷代紀年表？這使我們聯想到：當時邵雍所進行的斷代研究，必定有相當的文獻依據，而且可能是今日見不到的文獻依據。因此，闡明邵雍的“夏商周年表”的來源，對今後進一步完善《夏商周年表》，或許會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黃帝紀年概念的提出
黃帝紀元是中國清朝末期革命派使用的紀元。黃帝紀元基於史書中的黃帝，他被認為是中國人的祖先。從文化與精神層面上看，一個國家走上現代化的歷程，必須打點它的精神行裝，這種“精神”也必須是“民族”的。一個民族沒有“精神”，將無法走好現代化的道路。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假定所有的精神全然是外國的，將因失去民族的自尊自信，被排斥於世界之林。
章太炎在20世紀初就意識到“全盤歐化”的危害，責成中國人認識建立民族文化的重要，並作了許多切實的努力，所以我們說他對中國文化建設有很大的貢獻。章太炎將國粹作聯繫思考，認為闡發國粹，弘揚國光，要作的最大的工作是重視中國的歷史。他對經學延續與發展沒有說太多的話，恰將最大的希望寄託於史學的進步，並通過自己的實踐，創造了國粹史學。20世紀中國民族史學的最初形成與章太炎發端的國粹史學關係密切。日後中國民族史學逐成壯闊之勢，國粹史學恰為其源頭之水。
實證史學家劉師培主張把黃帝誕生的那一年作為紀元元年，光緒29年歲次癸卯是黃帝紀元4614年。劉堅持黃帝紀年：凡是一個民族必須追溯其起源。中華民族之祖是黃帝，應以黃帝紀年。劉的思想存著一份愛國熱忱，故對未來之中國抱著殷切的希望。他說：“吾遠測中國之前途，逆料中國民族之未來，吾惟有樂觀”，“則中國之在二十世紀必醒，醒必霸天下”他還說：“中國其既醒乎，則必盡復侵地，北盡西伯利亞，南盡于海。建強大之海軍，以復南洋群島中國固有之殖民地。遷都於陝西，以陸軍略歐羅巴，而澳美最後亡。”“既醒之後，百藝俱興，科學極盛，發明日富，今世界極盛之英德美不足與比也。” 劉師培對傳統表示肯定，他明確將史學作為鼓動民族革命的號角干戈。劉早年是一個激烈的反滿革命派，與章太炎交往，且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參加過蔡元培的軍國民會、暗殺團。清光緒29年(1903年)，革命黨人劉師培為了表示與清廷勢不兩立，在《國民日日報》發表”黃帝紀年論”，反對年號制，同時也反對康有為等變法派主張的孔子紀年。他寫過《黃帝紀年論》、《攘書》、《論激烈的好處》等論文，宣傳“排滿革命”的民族文化思想。這時他手中的精神“武器”，是傳統的“攘夷”思想。《攘書》（1903年）開首便說，“攘，《說文》雲，推也”，“吾謂攘字從襄得聲，闢土懷遠為襄。故攘字即為攘夷之攘。今攘書之義取此。”他又說，“豕韋之系世秉麟經，我生不辰，建虜橫行，鑒於前言，扶植人極，炎黃有靈，實憑實式。黃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劉光漢識。”
黃帝紀年是以黃帝降生之年為元年，但文獻上沒有直接記載黃帝誕生日期。同盟會創辦的《民報》採用的黃帝紀年根據宋人邵雍、晉人皇甫謐之說，推理出來的。以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為首革命派的雜誌採用黃帝紀元。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府採用黃帝紀元，各省政府也跟著使用。
孫文(即是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發布《改歷改元通電》規定：“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於是宣布將黃帝紀元4608年辛亥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作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但與黃帝紀年同用。因為辛亥年是乾支的第48位，根據歷史記載往上面數76次乾支，就得到乾支紀年的元年，也就是黃帝創製乾支紀年之時，即黃帝歷創於公元前2697年。這個算法也是與史書得出的結果一致。後人用2697或4608推算黃帝歷。4608減去2697，即公元1911年。西元2010年是黃帝紀元4707年庚寅年。
計算黃帝紀年的方法
計算方法
由於夏曆與格里高利曆的日數差，黃帝紀元1年夏曆甲子11月13日，對應的西元前2697年1月1日。所以黃帝元年要先做是看做是公元前2697年，用來計算西元紀元元旦時對應的黃帝紀年乾支，然後在後推到2698年之後的乾支。因為計算西元紀年元旦的天干地支的時候，用公元前2697年為黃帝元年紀元對應的是前一年的乾支。算出來的黃帝紀年的末尾數字是幾，就是天干的第幾位。黃帝紀年除以12，餘數是幾，就是地支的第幾位。
例如，公元2000年，是黃帝紀元的4697年，把黃帝元年看做2697年，末尾數字是7，對應天干第七位“庚”；4697除以12餘數是5，對應地支第五位“辰”，可知公元2000年是“庚辰年”。
若想反推算歷史上“甲午”戰爭是哪一年，稍稍麻煩些，也方便。“甲”對應天干第一位，所以這一年的黃帝紀年的末尾數字必定是“1”；“午”是地支的第七位，那么這一年除以12，餘數應當是“7”。某數字末尾只有是“4”加上“7”才能末尾是“1”。和12相乘的那個數，只有末尾是“2”或者“7”相乘後，末尾才是“4”，因此可能的是387×12或者382×12。
387×12+7=4644+7=4651年，4651－2697=1954。
382×12+7=4584+7=4591年，4591－2697=1894。
因此，甲午戰爭發生在1894年。所以計算夏曆天干地支的時候，應該先在公元紀年上加2697年，而只計算黃帝紀年的時候只需在公元紀年上加2697年。因此，農曆的西元1912年應為黃帝紀年壬子4609年。
所以，有以下兩個等式，分別用於求西元前和西元對應的黃帝紀年：
黃帝紀年=2698-公元前紀年
黃帝紀年=公元紀年+2697
黃帝紀年年代對照
公元紀年黃帝紀年民國紀年清朝紀年乾支大事
1905年4602民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同盟會成立
“民報”創刊
1906年4603年民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1907年4604年民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1908年4605年民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1909年4606年民前三年宣統元年己酉
1910年4607年民前二年宣統二年庚戌
1911年4608年民前一年宣統三年辛亥武昌起義、西安反正
1912年4609年民國元年壬子中華民國成立
1913年4610年民國二年壬醜
1949年4646年民國三十八年己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換算公式
黃帝紀元的換算：
由公元紀元換算黃帝紀元黃帝紀元=公元紀元+2697
由黃帝紀元換算公元紀元公元紀元=黃帝紀元－2697
民國紀元的換算：
由公元紀元換算民國紀元民國紀元=公元紀元－1911
（亦可用：民國紀元=公元紀元－1912+1）
由民國紀元換算公元紀元公元紀元=民國紀元+1911
（亦可用：公元紀元=民國紀元+1912－1）
其他黃帝紀元的規定方法
《民報》以2698BC為元年
《黃帝魂》以2711BC為元年
《江蘇》等報刊以2491BC為元年
恢復黃帝紀年的倡議
2007年春節前後，清華大學特聘教授許文勝、華聲線上總編輯榮松和孫虹鋼等網上倡議：中華紀年應恢復“黃帝紀年”，並徵集支持者的簽名。他們認為：“公元2007年，是源於基督教的紀年方式，對於信仰這個宗教的國家完全適合，但是對於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無神論國家，使用此紀年方式就有欠妥當了。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國台灣省對此的稱呼更為確切，即“西元”……國家的統一，首先是文化的統一，其本質是讓所有人對本國文化產生強烈的認同感，而紀年的認同則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每個人都擁有本民族的血脈，每個人的出生時間都應該跟本民族的始祖相比較，而每個民族的歷史豐碑和朝代事件也應該有本民族的時刻記錄，這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個人都應該遵從的基本規則，但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將這些對國家、對民族、對個人具有重大意義的時間記錄跟耶穌扯上關係。憑什麼具有八千年文明的中國，還要採用具有西方殖民色彩的基督教紀年作為我們民族的公用紀年？憑什麼擁有優秀智慧思維的中國，還要用別人的宗教曆法來計算著我們自己歷史的時間和未來？中華民族自身紀年的傳承與弘揚，可以樹立良好的愛國主義精神，更可以全面凝聚全球華人的民族共鳴精神，使得海內外所有炎黃子孫都聯繫在統一的民族情結之上，有利於團結全球華人的凝聚力、向心力與親和力，從而形成全世界龍的傳人都對中國大家庭的燦爛文化產生共同認知和誠摯景仰，更會對祖國兩岸的統一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黃帝紀年作為中華自身紀年的傳承與弘揚，及至民族文化的宣揚與推廣，一定會逐步被世界各國人民所熟悉和認知，這必將帶給中國文化、政治、經濟以及世界影響力等方面的顯著增強。對此，我們每個炎黃子孫都應該責無旁貸。”倡議者給出了黃帝紀元的公式，即：黃帝紀年=西元紀年+2697年。2007年2月1日下午，新民網分別聯繫了該活動的三位發起人。第一發起人許文勝向新民網表示，要通過該倡議“喚醒國人、恢復和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但不抵制外來文化”。他說，“我們的傳統文化很好，是第一個開始紀年的，中國人可以用自己的紀年”。榮松和孫虹鋼也向新民網表示，支持許文勝1月30日發起的《中華紀年應恢復“黃帝紀年”》倡議。倡議書中提出，每個國家或者民族的自有“曆法”，是這個國家或者民族的文明是否久遠的判斷標準之一，而“紀年”則是“曆法”構成的基本基石。榮松向新民網介紹，所謂公元並不是真正的“公元”，而是基督教紀元，公元前的英文是BeforeChrist（基督出生之前），公元後AnnoDomini是拉丁文，意為“基督出生之後”。中國稱之為“公元”，其實不確，西方國家明確稱之為基督教紀元，而伊斯蘭國家多用“伊斯蘭紀元”，不少國家使用自己的紀元，只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中用基督教紀元。中國農曆雖然年份與公元一樣，但實際上曆法完全不同。許文勝認為，“公元”應指所有中國人秉承的紀年法，作為世紀的開始以此為核准；而“西元”是指中國人不承認這個紀年法，只承認這是西方的紀年法。
黃帝紀年的反方觀點
民國時期的爭論
在建立共和政府的討論中，黃帝紀元被認為是基於帝王的紀年法，與民主共和的精神不相稱。相反，基於西方耶穌誕生日的西曆更符合民主共和的精神。
歷史專家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稱，使用“黃帝紀年”需謹慎。顧曉鳴表示，這個年份怎么算其實沒有意義，找一個絕對的紀年是不可能的。”他向新民網表示，接受西曆是不可避免的。他稱，“如果我們只用黃帝紀年來計算時，可能孔子是黃帝紀年2000年左右，這就無法與西方柏拉圖等人進行比較，所以，西曆存在著，我們就無可避免地要接受。”顧曉鳴還說，“根本上來說，西元的紀年法和中國對於自然的、對於人事的那種複雜的、神秘的、富有哲理的想像是根本不吻合的。”他表示，中國的紀年法實際已經存在，而用“黃帝”、“炎帝”甚至“中華”紀年，表面上跟西元對著幹，實際上還是線性思維方式。如果按照中國紀年的方式，從科學的角度，兩者平行是很合理的。中國的曆法全世界是最早的，以太陰曆和太陽曆結合。如果使用甲子紀年、24節氣，西元就能看成是一個標記了，不用理會內涵，只是西方形式化的標記手段。他說，“要去計算中國有多少年，一萬多年，或是幾千年，意義不大。從另一個角度說，我們現在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多少年，這是因為我們是一個族群，國家族群，體現了一種依戀感歸屬感，這點對我們很重要。我們的紀年應是具有一定的國家民族的認同感，但需要全球化通過，一旦定下來將牽涉到國與國之間等國際問題。”
社會學專家
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于海認為，這種想法愚蠢且矯情，並且是不可行的。他向新民網表示這個想法沒有任何意義，紀元實行了2000多年，為全世界接受，已成為約定俗成的標記，“把紀元改過來就能讓我們更有民族自信心？就能讓我們更好抵制西方文化侵略？就能讓我們在全球化的時代發展得更好？”于海向新民網表示，“難道我們不加入到世界發展和全球化的進程中，而在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上標新立異？我們應該把創造性、民族自信心放在怎樣給世界提供別人做不出來的東西。”此外，于海還認為，黃帝是個傳說，本身有虛構成分，他說，“我對許多祭黃儀式、祭孔儀式有保留態度，所上演的是一些無生命力的、僵死的儀式，我們真正的要恢復的是孔子儒學中真的精神，自強、人格修養、自尊”。
黃帝紀年的正方觀點
駁歷史專家
1、西元紀年是杜撰的。
西元紀年是一個沒有曆法專業知識的基督教徒的杜撰結果。公元（AD）這個概念是公元525年一個叫來自巴爾幹半島名叫狄歐尼休·易市胡斯（DionysiusExiguus）的羅馬僧侶計算復活節日期的時候發明的。在狄歐尼休的復活節日期表里，他把公元532年等同於羅馬國王戴克里先（GaiusAureliusValeriusDiocletianus）在位248年。狄歐尼休複製了西里爾表格（patriarchCyril）結束於羅馬國王戴克里先在位247年的最後一個19年循環。然後他再增添了一個稱作主耶穌年代（AnniDominiNostriJesuChristi）95年的數字表格。狄歐尼休發明始於532年的新95年表格的唯一理由是在他創製表格那年（525）距離西里爾表格結束還有6年。他沒有說耶穌降生在其他曆法中是哪一年，而只創製耶穌降生距今已525年。他沒有意識到亞歷山大復活節日期每532年一次循環，即使他明顯知道維多利亞曆法的532年一循環，卻只指出復活節95年後不會重複。他知道維多利亞復活節與亞歷山大復活節的日期不同。因此他必然假設兩者與亞歷山大曆法循環無關。另外，他明顯沒有意識到僅僅用19×4×7（19年循環×閏年的循環×每周天數）就能得到亞歷山大曆法循環的532年總數。否則就是他故意沒有提到這個簡單的事實(19×4×7-7=525)。後來西方學者們算出來狄歐尼休確定的西元1世紀對應的是羅馬曆DCCLIVaburbecondita（羅馬建城754年）。奧古斯丁大帝還未冠以“奧古斯丁”的稱號，是時西元前30-27年。因此狄歐尼休把這幾十年算漏了。
華夏歷史5000年不準確，那西元以及西方史就更不準確了。黃帝紀年只需要建立在史書的準確性上即可，不需要考古證據。
2、西元紀年既不絕對，也不準確的紀年。
全球化更不是西方化，中國也可以全球化西方，只要我們有比西元紀年更準確的紀元法。絕對的紀年的確不可能，但是總比基督教的紀年準確。孔子和柏拉圖可以比較的時候，是因為雙方都換算成了西元紀年。同理，柏拉圖也可以算成黃帝紀年跟孔子比較。黃帝紀年存在時，柏拉圖就不可避免的要接受用黃帝紀年來標示年代。能提供一定的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只能是黃帝紀年。13億人搞自己的，別國要不要被中國全球化那是他們的事情，只是國內問題而已。用史書和乾支進行黃帝紀年的推算已經很準了。像埃及古代史斷代也只是粗估，法、英、德國的考古學家作出了不小貢獻。埃及古王朝（3200—2700BC）的紀年是粗估。第Ⅲ王朝孟菲斯時代（2750BC）精度為數十年，第Ⅴ—Ⅵ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時代（2400—2375BC）精度達到十年以內。第Ⅶ—Ⅹ王朝以後（2280—2050BC）精度已為數年。第ⅩⅡ王朝（1991—1786BC）共213年，是帕克（R.Parker）據古文獻紀錄：某王登位的第7年第8個月第16天天狼星在東方升起時的月相計算出來的，標明精度為±6年。以色列科學院副院長特德莫（H.Tadmor）。他是亞述學家，中東和以色列古代史專家，由於19世紀中葉識譯了亞述巴尼拔（668—625BC）王宮館藏泥版文書上的楔形文字，藉助天文學，解決了古巴比倫王國阿卡德（2378—2371BC）以後的精確紀年。對古亞述（3100—1600BC）是粗估。巴比倫第一王朝第十個王的在位時間是由天文學家根據對金星的文獻紀錄算出來的（H.Tadmor:TheWorldHistoryofJewishPeople,Vol.Ⅱ,Israel,1971）。中國利用史書曆法和天文觀測估計精確的帝王年代是可能的。
3、缺乏可信歷史支持
克卜勒可以根據馬太福音里約瑟的一句話里的一點星光來確定希律王去世的年份西元前4世紀，再來推測耶穌的誕辰，並且在西方成為信史。中國歷史學家擁有那么多史書，卻無膽進行推算，想要疑古的時候又不得不依賴史書的記載。而想用考古證據或者疑古論來反駁黃帝紀年的人卻往往只看到史書對考古有利的解釋，無視史書的全部，這樣的“考古證據”和解釋本身就是靠不住的。
駁社會學家
1、西元紀元的霸權地位是現代確立的。
西元紀年五世紀才發明，直到八世紀的時候才被歐洲各國採納，到了十一至十四世紀的時候，西元的概念才普及。而西元成為世界主流也是歐洲殖民的結果，同時也傳播了格里高利曆，直到19世紀才成為事實上的國際標準。根本沒有所謂的實行了2000多年一說。
2、採用西曆是對有光輝曆法傳統的中華民族的侮辱。
把一個錯誤的紀元當作習俗恰恰是愚蠢而且矯情，是侮辱了一個創造了光輝曆法的民族。
3、廢除西曆採用黃帝紀元是糾正歷史錯誤。
由於公元紀年是非曆法學者的基督徒人為擬定的，是建立在錯誤而且虛假的新約耶穌誕生之上的紀年。因此中國民族自豪感較強者對公元紀年持排斥態度，並要求繼承黃帝紀年與公元抗衡，取代不準確的公元紀年並代之以近半萬年精確不變的黃帝紀年。
4、確立黃帝紀元是張揚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
一個國家的紀年應該是民族文明久遠的標誌，中國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有了自己的曆法。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使用的是“乾支紀元法”，即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分別組合起來，每60年為一個周期。同時，會使用曆法是一個文明的標識，需要很高深的天文學觀察。即使在世界各民族中，有能力原創曆法的民族只有極其個別，形成系統曆法的只有三個民族，更多的民族只是借鑑了別的民族的曆法進行曆法改編。就算是希伯來曆法也是借鑑了巴比倫歷法才改編的，連每個月的名字都跟巴比倫相似。自從人類文明曙光初現，只有古埃及人、古巴比倫人和中國人創製的自己的曆法。古巴比倫和古埃及已經灰飛煙滅，只有華夏的曆法仍在使用。黃帝紀年能夠傳承華夏的曆法系統，讓後世子孫不要忘記自己是屬於仰望星空精於觀察和創造的民族，而不是那些需要借鑑其他民族曆法文化的庸碌之輩。黃帝紀年是根據乾支紀年進行計算的，乾支紀年據說是從黃帝開始的。而公元前2697年剛好是乾支紀年的開始——剛好是甲子年。那么西曆2010年就是黃帝4707年。
5、古老文明使用自己的曆法是國際趨勢。
世界上古老文明都有自己的傳統紀年，比如西曆2004年就是希伯來曆5765年和印度歷5106年（Kaliyuga）。
6、作為文化符號的黃帝紀元是維繫國家統一的重要力量。
黃帝紀年的符號功能以及儀式具有非常強大的優勢。儀式在符號交換理論里是非常重要的影響模式。比如對國旗敬禮就是相當重要的維繫國家認同的儀式。使用黃帝紀年同樣是維繫國家認同的儀式。我們需要的是用真摯的感情和崇敬對待黃帝以及古代先賢創造的紀元和曆法。別的民族做不出來的東西無法提供的精確紀年正是黃帝紀年。中國已經立法使用公元紀年一甲子，應該是反省一下是應該與世界接軌還是世界與之接軌的選擇了。
總之，黃帝紀年與西元紀年並行並不矛盾。按利益說來看，增加黃帝紀年不會帶來壞處，讓願意使用的人使用也未嘗不可。
沿用黃帝紀年的重要性
意義
黃帝紀年法，在很多中國學者的書籍中其實已經開始採用了，只是沒有得到公開的承認，該法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已經有大量歷史古籍資料佐證，黃帝絕對不是傳說中虛構人物，復旦教授的歷史知識顯得很淺薄，按照其邏輯黃帝只是傳說中的人物，那么我們更有理由懷疑基督的誕生年份虛構性，耶穌基督從來沒有被證實跟新約故事一樣。相反耶穌研究會以及很多耶經學者倒是證實耶穌根本就是一個私生子和流浪漢。所謂的公元紀年完全是西元五世紀一個基督徒杜撰的。在沒有印刷技術和文字出現之前，原是部落的長老一般靠口頭背誦本民族部落文明知識和歷史，比如西藏的格薩爾王詩篇。神農架地區的漢族民間上古民間詩篇。比如上古神話傳說荷馬史詩的特洛伊城，上古大洪水等等，經過考古發現都是真實存在的、復旦學者的治學研究思維方式存在一定缺陷不夠全面和嚴謹。忽視了人類口頭歷史的傳承和研究工作。，任何形式和內容都是統一的。我們中華文明應該有自己的紀年法。
重要性
建議採用黃帝紀年法加邵康節先生的皇極經世元會運世紀年法在正規的歷史國學書籍中。不成規矩無以成方圓。欲亡其國先亡其歷史。紀年法是本民族歷史的規矩標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絕對不像復旦教授這么空中樓閣般的只要學習孔子的一些精神這么簡單。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言》說：“中國在文化的領域裡消失了”，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其特徵。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已經漸漸不能算得是中國人了。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在世界裡面已經沒有了中國，沒有了中國人。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