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17—2004），著名的日本問題研究專家，盲文教育家，被譽為“中國盲文之父”。原名一寰。黃乃在他父親的8個子女中是最小的一個。當黃乃還在娘胎里時就經受了失去父親的痛苦，他的父親——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先驅黃興，在他出世的前一年便離開了這個世界。母親因極度的悲痛，導致腹中的他早產。1917年1月的一天他來到這個世界，從此便開始了他多難而坎坷的一生。年輕時一次意外，使黃乃右眼失明。在左眼也高度近視的情況下，為了繼承父志，他克服重重困難去日本留學，回國後穿過敵人的重重封鎖，到革命聖地延安。解放初期，他又遭遇左眼失明之痛。然而他憑著驚人的毅力，獻身於中國的盲文事業，終於創製出一套最新漢語雙拼中國盲文方案。從此黃乃先生被人們譽為黑暗世界的“普羅米修斯”。黃乃先生於2004年1月30日走完了他光輝的一生。他生前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至第七屆政協委員，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第一、二屆主席團副主席，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副主席。
家庭成員
黃乃先生有過四次婚姻。前三個妻子婚後不久紛紛離異，三個妻子各給他留下一個兒子。其中，關於第三個妻子還有這樣一段趣聞，她是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著名女記者彭子岡報導的黃乃的事跡後，不顧家人的阻攔，跑到北京找到黃乃伯伯，堅決要嫁給他的。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黃乃從延安馬列學院哲學研究室調八路軍總政治部工作期間，開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戀愛。1942年與第一個妻子結婚，有了一個兒子，他的這個兒子現已年過花甲，是個畫家，現在定居美國。
學生時期
黃乃自幼受父親和兄長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關心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當他在長沙楚怡國小上五年級時的一天，北伐軍打到長沙，身為學生自治會主席的黃乃帶著自己的小夥伴，走出校門，歡迎北伐軍的到來。那時的黃乃，就已將一冊《三民主義三百問》背得滾瓜爛熟。
黃乃是在南京上的中學。在讀初二時，黃乃就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並參加了由共產黨秘密領導的“讀書會”，在這裡，他閱讀了胡愈之寫的《莫斯科印象記》，魯迅的《彷徨》、《吶喊》，李達的《現代社會學大綱》、《經濟學大綱》等進步書籍。進入高中時，黃乃開始為一些進步文藝刊物《新野》、《文友》等撰寫文章。受其影響，兒時的黃乃就已躊躇滿志，立志日後一定要繼承父業，投身到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偉大鬥爭之中。
正當他豪情滿懷之際，不幸降臨到他的頭上。1934年，也就是他讀高中之時，黃乃在一次上體育課踢足球時，不慎右眼被撞傷，導致視網膜脫落，由於手術失敗致使右眼失明，於是休學回到長沙老家。
1936年初的一天，因右眼受傷正休學在家的黃乃從報上看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正積極開展救亡運動的事跡，很受感動，決定重走父親的路，去日本留學。他把這一想法給母親和哥哥們一說以後，立即得到了他們的支持，母親雖然捨不得這個自幼失去父親的孩子，但考慮到兒子的前途，再想到日本還有一些丈夫黃興的生前摯友，可以代為照顧兒子，也就沒有表示反對。
黃乃來到東京，進入日本大學，攻讀社會科學。在此黃乃也加入了中共東京特別支部的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同盟和“中華留日世界語協會”等進步組織，負責“現代問題座談會”。在這期間，黃乃經常出席左派文化團體的各種會議，為文化救亡運動做了不少的工作。他的行動，惹怒了日本軍國主義，1937年6月，黃乃被日本警察拘捕入獄。
就在黃乃被捕不久，他父親的生前好友前田九二四郎得知這一訊息後，立即出面四處周鏇，不久日本警察便釋放了黃乃。20歲的黃乃，第一次遭遇這次牢獄之災的考驗後，更堅定了他一生要跟共產黨走的信念。黃乃晚年回憶起這次在日本被捕的事情時說：“從那以後，我就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不管我身上背著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對黨的信念從沒有動搖過。”
延安時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從日本監獄中出來的黃乃回到了祖國，於第二年來到革命聖地延安，毛澤東還親自接見了他。在延安，他先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後入馬列主義學院學習，並任馬列主義學院哲學研究所副主任。1939年，黃乃調中央宣傳部任幹事，專門研究日本問題，後又調入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工作，任日本問題研究秘書兼組長。1941年，《解放日報》創刊，黃乃先生負責副刊《敵情》的主編。在任主編期間，他發表的一篇題為《南進還是北進》的文章準確地推斷了在華日軍的下一步行動計畫，得到驗證之後，曾經轟動一時。此間，不少文章還得到了毛澤東的好評。1942，延安整風運動開始時，毛澤東在馬列學院的開學典禮上講話，講到調查研究時對廣大學員說：“你只有進行了調查，進行了研究，才有發言權，比如說黃乃，他對日本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進行了調查研究，在日本問題上，他最有發言權。”
當年一些在延安工作過的老同志說，青年時代的黃乃才華橫溢，他會日語、俄語、英語和世界語。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流傳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黃乃均進入這兩項排名。
完全失明
解放戰爭期間，黃乃長期處於艱苦緊張的工作環境之中，常年伏案到深夜，僅有的一隻高度近視的左眼視力也迅速下降。1949年進入北京時，左眼視網膜又脫落。那時，剛出任新中國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得知黃乃的病情後，立即安排他去蘇聯治療，但為時太晚，因拖延太久，病情沉重，未能治癒。去蘇聯時，他的左眼睛還能看到“人民日報”四個大字，回國後，雙眼已經全部失明。
創製盲文
在蘇聯治療期間，當他得知自己的眼睛已完全沒有復明希望時，他首先考慮到了自己的前途，想到了自己的祖國成千上萬盲胞。於是，在回國前，他參觀了莫斯科的盲校，聽到了不少盲人自強不息，自強自立的動人事跡後，使剛剛墜入黑暗深淵的他，在心靈深處又點燃一縷希望的火，並產生了創製中國盲文的念頭。
從蘇聯回國後，黃乃開始致力於研究和思考中國的盲人問題：盲人不應成為社會的負擔，而應與正常人一樣，也要為社會效力。要做到這樣，盲人必須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而盲文則是他們學習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的必備工具。
盲文解放初期的新中國，百廢待舉，中國還沒有統一的盲文，只有南北兩種不同地域使用的很不完備的盲字。為了發展我國的盲人教育事業，儘快掃除盲胞中的文盲。1952年春天，黃乃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呼籲全社會都要重視和關心盲人事業，並四處遊說，各方斡鏇，同時還集中精力搞一套中國自己的盲文。就這樣，一個剛剛跌入黑暗且又剛剛接觸盲文的人，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就設計出了一套全國統一的盲胞通用的盲文初步方案，其中的艱難就可想而知了。
當周恩來總理得知黃乃設計的盲文初步方案成功後，親自接見了黃乃，並握著他的手表示祝賀，鼓勵他進一步完善這個方案。當毛澤東主席看到了新中國第一個盲文刊物——《盲人月刊》時，有人告訴他，這套盲文是民主革命先驅黃興的幼子黃乃設計的，毛澤東高興地說：“黃乃同志我知道，有創造性。”
盲文推廣
盲文方案是制定出來了，但要推廣開去更是一個艱難的過程。1977年，教育部決定先在9所盲校進行試驗時就遇到了不少困難。試驗新盲文，教師要從頭學習，教材要重新編寫，再加上試驗周期長，不但要花費不少資金，而且困難不少。不久有的學校停止了試驗，同時，國家文字改革委員對這套方案也有不同意見。當試驗正面臨著停止之時，黃乃親自找到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同志，盲文的試驗終於在胡喬木同志的親自干預下得以繼續。經過黃乃多年的努力和實踐，以及反覆修改，黃乃先生為之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盲文方案終於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得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批准。這套方案的實施，使近1000萬中國的盲人重又有了明亮的“眼睛”。
1991年12月，黃乃先生被國務院批准為作出特殊貢獻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黃乃先生是享受此項殊榮的惟一的一個殘疾人。
盲文出版社
張文秋和黃乃中國盲文出版社成立於1953年，由張文秋（毛澤東親家）和黃乃等人創建，是目前中國惟一一家以出版盲文書刊、盲人有聲讀物為主業的綜合性國家級專業出版社。建社近五十年來，已出版各類盲文書刊六千餘種，四百多萬冊，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科技、文化教育、醫藥衛生等各個領域。現每年出版盲文書刊一百五十餘種，六萬餘冊；年譯製二千五百多萬盲字；年印製九十多萬印張。通過低價格發行和免費借閱的方式，向全國877萬盲人讀者提供盲文圖書閱讀和語音服務。目前，中國盲文出版社已形成相當規模的盲文出版體系，並擁有國際一流的技術設備和盲文出版專業人才，盲文圖書的質量有了很大提高。在此基礎上，1998年起，又開闢了普通文字的出版業務，採取漢盲對照兩種版本的方式，出版了一批普通文字的本版書，作為盲文出版業務的補充，擴大了中國盲文出版社圖書的出版種類。
世界語者
黃 乃（1917.1－2004.1.30） 湖南長沙人。三十年代留學日本，自學世界語。曾任八路軍總政部敵工部研究室組長、新華通訊社國際部主任。建國後歷任教育部盲聾啞教育處處長。中國盲人啞人協會第一屆第三屆副主席、第四屆常委、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第二至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是我國盲文專家。1952年提出新盲字方案，經批准在全國推行。曾是延安世界語協會負責人、曾任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理事、中國世界語之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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