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士的氣派
自左至右為：唐德剛、顧菊珍、楊雪蘭、金光耀不無寂寥的童年生活
顧維鈞生平事跡陳列館在這一天，在他的家鄉嘉定法華塔院隆重開幕，顧氏家族的後代紛紛從世界各地趕來。其中，顧維鈞的女兒顧菊珍女士已經八十多歲高齡了，這位在聯合國工作了32年的資深官員，在兒女的陪伴下再次踏上故土，為父親的事跡陳列館，也是國內第一個民國外交官的陳列館揭幕。她在陳列館的紀念冊上深情地寫道：“這個陳列豐富美麗，非但紀念了父親五十多年的外交生涯，而且給後代留下一段中國的外交史，記載了我國由半殖民地的時代到今天，已是一個富裕的獨立自主的大國。我代表我們家屬向祖國和有關單位表示感謝。”
一個記者走過來採訪她：“作為女兒，您覺得顧老是怎樣的一位父親？”
圖顧菊珍酷似其父，頭腦一向反應靈敏，各種場合對答如流，然而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她卻沉吟了片刻，沒有作正面回答：“這是一個沒有結果的話題，因為父親是一個中國背景的外交官，他的目標是事業，幾乎全部的精力和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
聽者有些納悶，很難想像，一個女兒對父親的印象居然主要是在工作！
其實這並不奇怪，因為現在的人們對於半殖民地時代外交高官肩頭的負荷和工作頻率太缺乏了解，僅用“工作繁忙”來概括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顧菊珍在退休之前很少有機會和父親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她的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甚至很少見到父母親——說來很不幸，她的生母在她出生不到一歲就病逝了，名人的家庭總是充滿變數。
顧菊珍的生母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的女兒唐寶玥，天生麗質，新派青年，1913年與顧維鈞在上海結婚。1915年8月顧維鈞出任中國駐墨西哥公使，10月又改派駐美國兼古巴公使，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外交生涯，這一年，顧菊珍的哥哥顧德昌在華盛頓出生。1918年顧菊珍也來到人間，可惜她出生不久母親就病故了，年僅29歲。這一年顧家盡出大事——女兒出生，夫人過世，顧維鈞出席著名的巴黎和會——在會上代表中國就山東問題據理力爭，慷慨陳詞，聲名鵲起，從此成為國際外交界一顆舉世矚目的新星。
巴黎和會之後的顧維鈞公務愈發繁忙，肩負的使命越來越重，任中國出席國聯全權代表，進而又出任駐英國公使、修改國聯盟約委員會委員、國聯理事會主席、出席華盛頓會議第二全權代表……他根本無法照看兩個年幼的、失去母親的孩子，就把他們送回國內，在他們的外婆家生活。所以顧菊珍小時候是在天津生活的，在天津讀到中西女中國中二年級，讀初三時到了上海，仍讀中西女中，在上海中西女中高中畢業後留學英國，1940年於英國倫敦大學化學系畢業。
在顧菊珍兩歲的時候（1920年），其父在駐英國公使任上，娶印尼華僑巨商、有“糖王”之譽的黃仲涵之女黃蕙蘭為妻。1922年4月父親回國述職時，顧菊珍才第一次見到這位漂亮的繼母。然而父親仍是天南海北地忙，先後出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兼關稅委員會主任，還代理過國務總理，這期間，因罷免英籍總稅務司安格聯，再次令中外刮目相看。
繼母黃蕙蘭以前一直在國外生活，西化的程度很高，涉外交際活動非常多，與孩子們也很少相處。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只是在每天早上孩子們打扮整齊、歡歡喜喜的時候看見他們，還有晚上我偶爾在家的時候。”顧菊珍在讀中學以前與這位繼母在北京生活過一段時間，那是一座位於鐵獅子胡同的豪門深院，據說以前是陳圓圓的老宅院，是黃蕙蘭花巨資購下的，有二百多間房間。房多人少，院子空曠，就更顯得距離父母遙遠。幾年後馮玉祥發動北京兵變，兵荒馬亂中這個大宅門遭劫，她們只好避往天津。
顧菊珍童年時代的寂寞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或許正是這樣的原因，使她養成了獨立思考、不怕困難和堅韌執著的特性。她在學校讀書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在工作崗位上一直出類拔萃。然而關於父愛，一直到了半個多世紀後的1984年，她才意外地有了感覺——
那一年她來到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閱讀父親當年留在國內的一批筆記——那是裝在七十多個信封里的個人資料，是他父親晚年一直在設法尋找的。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得知北京中國銀行的老保險箱中，有一個登記為“顧維鈞”的保險箱，幾十年間沒人動過。她得到父親的首肯後前去交涉、開箱，撬開一看，果真是父親的東西！這批資料有一部分就交給了近代史研究所。那天她小心地一包一包翻閱著，突然在一個信封里，驚訝地發現了她讀國小時的一張成績單，還有她和哥哥寫給父親的信！她被深深地感動了——父愛居然是這樣深沉、凝重，以至於平時不易覺察到，一旦覺察時，已經多少歲月過去了。
一不留神又“撞上”了豪門
1940年，她輾轉來到貴州貴陽，參加了設在那裡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工作，在那裡認識了上海交大畢業的熱血青年錢家騏。
說來湊巧，錢家也是一個著名的官宦家族，浙江嘉善人。錢家騏的祖父錢明訓是當年的津海關道，地方實力派，錢家騏小時候在北京生活。他祖父在同輩中是老大，還有一個四爺爺叫錢能訓，更出名，曾任北洋政府時期的國務總理和內務總長，張恨水的小說<金粉世家>就是影射他家的生活。錢家騏的伯父錢泰是知名的外交官，曾任民國時期的比利時公使和駐法國大使，著有<中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及廢除>一書。錢家騏的父親是北洋交通部的技術幹部，可惜去世得早，他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大妹妹叫錢家成）來到上海，生活上靠伯父照應。錢家騏同輩中還有一個錢家駟，在銀行界工作。錢泰的兒子錢家騤也是外交官，在聯合國任職。
錢家騏中學時代曾投身進步學生運動，為抗日曾參加學生請願團到南京請願，甚至參加臥軌抗議活動，後來就讀上海南洋模範中學，畢業後考上了上海交大物理系。1939年畢業時，他說“我不能為日本人做事”，來到位於貴陽圖雲關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當一名物理指導員，擔任新式X光機的技術培訓工作。這期間，他還設計了一台當時絕無僅有的、可移動可拆卸運往前線的X光機。工作中，遇上了從英國學成回國的顧菊珍。共同的愛國情懷和生活情趣，使他們從相識走到相愛。1941年，他們在貴陽結婚，一年後生下兒子錢澄清。
這期間錢家騏曾應邀去重慶沙坪壩交大分校任教，在重慶認識了英國著名科學家約瑟夫？尼達姆博士。尼達姆很器重他，介紹他獲得了英國劍橋大學的獎學金，於是在1944年，他們帶著兒子前往英國。在英國，顧菊珍生下了女兒錢英英。錢家騏則在迪拉克教授的指導下，獲得了劍橋大學物理學碩士學位。這時日本鬼子已經投降，中國抗戰已經取得了勝利，他們全家就遷往美國。
他們夫婦二人都是準事業型的人才。錢家騏在專業上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他在紐約梅默里奧醫院從事放射治療學的研究中，發明了一種運用計算機來計算癌症病人所需放射劑量的科學方法，並在1955年的英國放射學雜誌上發表論文，引起了國際醫學界的高度關注。後來他發明的這一新方法被廣泛套用，逐漸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他被同行們譽為“放射治療中劑量計算機化的偉大之父”，為此他曾獲得過多次獎項，包括北美放射學學會的坎勞德獎和美國倫琴線協會的功勞獎等。1960年前後，已是著名放射物理學家的錢家騏，還受邀去設在維也納的聯合國國際原子能局工作，他被派往世界各地，幫助人們解決技術難題和技術人員培訓。國際原子能局的亨利？塞利格曼博士常對人說，錢家騏是唯一的一個這樣的科學家——在接受去維也納的邀請之前，不問薪金多少、職位高低的人。
聯合國女權運動的領導者
顧菊珍表面給人的印象是溫文爾雅，柔弱內向，與世無爭，其實這是個錯覺，她在待人處事上的確是很低調，不愛出風頭，但是在原則問題上，在她看來是必須弄清楚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她是從來不肯讓步的。她外柔內剛，平時不動聲色，該出手時便出手，是個敢於反潮流、反傳統、主持公平正義的一代女傑。
她進入聯合國工作以後不久就發現，儘管<聯合國憲章>第八條明文規定：“聯合國對於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輔助機構的平等條件之下，充任任何職務，不得加以限制”，但是實際上，這條規定並未得到遵守。當時的<聯合國工作人員條例和細則>中，就有違反上述規定的條文，其中對女性工作人員最顯著不公平之處，是在福利待遇方面。例如，男性工作人員的配偶和子女均可享有家庭津貼，包括子女的教育費用津貼，而女性工作人員在享受同等津貼時卻要受到種種限制。當時的制度還規定，撫恤金只給男性工作人員的遺孀，不給女性工作人員的鰥夫；在回籍休假方面也是這樣，男性人員每兩年可攜帶妻子兒女一起回原籍國家度假一次，全部旅費由聯合國支付，而女性人員的丈夫和子女的旅費則不能向聯合國報銷。
顧菊珍認為這些情況都是違反了男女平等的原則的，也違背了《聯合國憲章》第八條的規定，於是積極展開工作和活動，想方設法為改變這種狀況、維護婦女的權利而鬥爭。她的意見很快得到了很多人的呼應，因此她被選為聯合國工作人員養恤金委員會的代表，接著又被選入聯合國申訴委員會。這場鬥爭是艱難而漫長的，但是顧菊珍沒有退卻。1971年，當聯合國的女性工作人員組織起來，成立“爭取平等權利專門組織”（就是後來的“爭取婦女平等權利組織”）的時候，她被選為主席。
在以她為首的聯合國女權衛士的多年努力下，1975年1月，《聯合國工作人員條例和細則》中，對待婦女在福利待遇方面的不公平條文終於得到全部修改。1976年，《養恤金條例》的相關條文也得到了修正。但是在女員工在職務安排和晉升方面的受歧視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改善，她們必須繼續努力。
由於世界婦女運動的發展，聯合國宣布1975年為“國際婦女年”。3月7日，聯合國大廈里舉行了一個慶祝大會，“爭取婦女平等權利組織”也在這一天開會，會後，顧菊珍向聯合國秘書長遞交了一份有2750名男女工作人員簽名的請願書，要求聯合國秘書處和所有專門機構中，取消歧視婦女的一切規定，委派協調員來處理女性職員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申訴，並採取切實措施加以糾正。該請願書還要求將更多的婦女安排在決策性的專業崗位上，無疑這都是極具挑戰意義的。又經過幾年的努力，到了1979年，聯合國秘書長終於作出了男女工作人員在同等條件下晉升的規定。
時間過去得越久，顧菊珍不懈努力的意義也就看得越清楚了。1989年的三八婦女節，聯合國秘書長為表彰她多年的傑出貢獻，特向她頒發了一個紀念杯。她當時雖然已經退休，仍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回顧了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歷程，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為父親，也是為中國的外交史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國駐聯合國外交官陳魯直的努力下，從美國購得了顧維鈞回憶錄的縮微膠捲。這年10月，顧菊珍回國探親，受近代史研究所劉大年所長的邀請，專程去北京就翻譯和出版方面的具體事宜進行磋商。顧菊珍向他們表示，國內願意翻譯和出版父親的回憶錄，父親深感欣慰。很快，一個龐大的翻譯組在天津成立了，參加工作的先後有六十多人，至1983年5月，中譯本的第一分冊終於面世；1994年，總共13本全部翻譯完成。這其中有著顧菊珍的很大功勞，她一次次地為之奔走，或核對原文，或提供資料，積極配合有關方面的工作，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項學術工程表面看來風平浪靜，其實顧菊珍還是承擔了一定壓力的。當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第一冊出版後，台灣《傳記文學》雜誌社的社長劉紹唐致信顧維鈞，詢問為何“欣然同意”由大陸出版中譯本？顧菊珍不服氣，代替父親給予回信：“家父自完成其作為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計畫’一部分之回憶錄後，即一直希望能將其著作譯成中文。……我深信，那便是家父前附短簡之含義。”
1984到1985年，為了給父親98歲生日一個驚喜，他們夫婦二人遍訪歐美各地，收集了其父外交生涯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動照片79幅，準備在老爸生日的時候為他展示。非常遺憾的是，1985年11月14日，還沒有等到這一天的來臨，老爸意外地摔倒了，就沒有再起來。後來他們把這些照片做成大型的板塊，運回國內，先後在老爸生前活動過的省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展示，這就是現存嘉定“顧維鈞生平陳列室”里的那批大照片。後來經她的妹妹楊雪蘭女士提議，在各方的一致努力下，以這些照片為基礎，她們又從美國多次帶回了老爸的遺物，包括顧維鈞獲得的世界法治和平獎章、出席聯合國會議的證章、大禮服、佩劍、綬帶、身份證、各國和地區頒給的獎章、紀念章，以及一些日用品等等，創辦了這個全國首個著名外交家的陳列專室。
1999年，當“顧維鈞生平事跡陳列室”正式開幕時，錢家騏先生也過世了，顧菊珍帶著兒子、女兒、侄子來到嘉定，出席了這個有深遠影響的開幕典禮。然後又來到丈夫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以丈夫的名義建立了一項基金，用來獎勵優秀教師，還主動為該校訂購了一批海外英文原版的學術期刊，用以促進學校的學術發展。
晚年的顧菊珍
她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人應當穿自己民族的服裝，不必去追隨外國人的“潮流”，尤其在聯合國里，穿旗袍無形中就是自己國家的名片，所以她的旗袍出名的漂亮，不僅面料考究，色澤鮮艷，做工也是找最好的做工，精美得堪稱藝術品。她很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自豪，在外國人面前毫無怯色。所以到現在，她已經累積了上百件質地上乘的旗袍。
她的女兒錢英英在為老人整理衣物時發現，這些承載了歷史痕跡的旗袍都被仔細地珍藏著，上面既有老人的審美意趣，身段尺寸，也記錄了各個時期紡織面料、裁縫手工、印染技術等方面的信息。但是它們留在美國是發揮不了作用的。她打電話到上海問表姐徐景燦女士：“媽咪的那么多旗袍怎么辦？”說來湊巧，徐景燦女士正在參加一項上海海派老旗袍的搶救活動，錢英英的電話來得正好。如此看來，九十多歲的顧菊珍女士還要揮灑一次激情——讓如今的年輕人看看，什麼是中國女士的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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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白石、孫中山、錢鍾書、聞一多……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在近代史上響噹噹的名人。那么，他們的後代現在生活得怎么樣呢？他們是否也和他們的祖先一樣，不僅擁有人生的個人價值而且為國家和社會做出貢獻了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