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學論爭
正文
現代文學史上圍繞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爆發的一場論戰。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中國革命進入由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單獨領導的新的歷史時期。參加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作家如郭沫若、成仿吾等，剛從日本回國的青年作家如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等，以及在國內從事實際工作的作家如蔣光慈、錢杏邨、陽翰笙等，相繼來到上海，聚集在文學崗位上。面對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形勢，他們對於文學不能適應鬥爭需要的現狀深表不滿，急迫地要求用文學作為向反動勢力鬥爭的武器；蘇聯和西歐各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活躍，尤其是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蓬勃興起，給予他們很大的影響和啟示，在郭沫若等人的積極推動之下,從1928年初前後開始,以創造社和太陽社為主，在他們創辦的《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雜誌上，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郭沫若的《英雄樹》，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全部的批判之必要》，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蔣光慈的《關於革命文學》,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等是最初發表的有代表性的論文，從多方面闡述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基本主張。他們認為無產階級已成為中國革命的“支配階級”，因此“革命文學，不要誰的主張，更不是誰的獨斷，由歷史的內在的發展一一連絡，它應當而且必然是無產階級文學”，它是“以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產生出來的一種鬥爭的文學”，是“為完成他主體階級的歷史的使命”服務的（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初步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產生的社會原因和根本任務。他們還對文學與政治、文學與階級、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等一系列問題闡述了見解。要求作家“努力獲得(無產)階級意識”，“把握著唯物的辯證法的方法，明白歷史的必然的進展”，“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作家的創作“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立即在文藝界引起強烈反響。在先後出版的《洪水》、《泰東月刊》、《北新》、《文學周報》、《語絲》、《秋野》、《流沙》、《戰線》、《洪荒》、《文化批判》、《我們月刊》、《畸形》、《新月》、《摩登》、《現代文化》、《思想》、《山雨》、《文藝生活》等不同傾向的報刊上，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討論。
但是，革命文學的倡導者的思想當時大多處於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的過程中，尚未很好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存在片面性和絕對化。同時，由於受到當時國內外社會主義思潮中“左”的傾向的影響，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的分析存在某些偏差。反映在革命文學的主張上，誇大文藝的社會功能，忽視文藝的特性，忽視作家世界觀改造的艱巨性，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魯迅等進步作家，否定“五四”新文學的成就。他們對魯迅等人發動的批判，引起了進步文學陣營內部歷時一年有餘的論爭。在數十種報刊上發表了 100餘篇論爭文章，展開熱烈的討論。
魯迅對於提倡革命文學，確立無產階級文學的地位，持完全肯定的態度，他認為“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有“第四階級文學”，把文學“用於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文藝與革命》）。他批評創造社和太陽社，對中國社會和革命缺乏細密分析；強調革命文學“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同前）；同時，還著重指出了倡導者某些成員以無產者自居，忽視世界觀改造的缺點。這些批評是切中要害的，也是這場論爭的焦點。此外，革命文學倡導者與茅盾之間，圍繞著革命文學創作等問題開展了論爭；創造社與太陽社少數成員之間，就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等問題也發生過爭議。
革命文學的倡導，一開始就受到文藝界各種對立的派別和人們的反對,新月派中一部分人,把革命文學歸之為“功利派”、“偏激派”、“主義派”、“標語派”，認為它“凌辱與侵襲了‘人生的尊嚴與健康’”（《〈新月〉的態度》）。周作人把革命文學的提倡，比做“無異於無聊文士之應制”）（《文學的貴族性》（二））。《現代文化》和《文化戰線》等刊物，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認為“那些認識謬誤的無產階級文藝論,實在沒有提倡之必要”(尹若《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謬誤》)。“無產階級文學(革命文學)的建設，實在是無聊的事，他在文學上的價值是很低微的”(莫孟明《革命文學評價》)。甚至把革命文學的提倡看作是“最近共產黨的文藝暴動計畫之一”(鳴秋《最近共產黨的文藝暴動計畫》)。這些言論，出現在革命文學論爭的高潮中，引起了革命文學內部論爭雙方的注意和警惕。彭康寫了《什麼是“健康”與“尊嚴”》，馮乃超寫了《冷靜的頭腦》，魯迅繼《文學和出汗》、《盧梭和胃口》之後，又寫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等文，相互配合地反擊反對者。
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階級鬥爭的需要，迫切地要求革命作家團結起來。中國共產黨對論爭的雙方都做了細緻的思想工作。到1929年上半年，這場論爭基本結束。通過革命文學的倡導和論爭，擴大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影響，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澄清是非，鍛鍊革命文藝隊伍，對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蓬勃開展，起到了開闢道路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