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學術造假頻發凸顯機制缺陷 集體功利庇護剽竊高校之集體功利主義。看看周圍，無數的貪官，無數的造假售假者，造成成千上萬的受害者，社會巨額的損失。
近年來，從碩士、博士，到教授、院士、大學校長，各種學術不端行為不斷被揭發出來。但是，一方面，這些被舉報的不端行為很難得到有關部門的調查處理，得到一個切實的結論；另一方面，即使是社會公眾都有能力分辨的學術不端行為被曝光後，在面對所涉及人員為校長、院長、院士等人士時，監督處罰依然無力。
當前，學術成果與項目、資金等種種優勢資源緊密掛鈎，為獲得更多教育資源，校方會千方百計地做大學術成果的蛋糕，而對學術腐敗行為能忍則忍，能捂則捂。一些學校為了達到擴招、碩博點申報等目的，對學術腐敗行為採取默許態度。以至於，一些人的學術腐敗行為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校方仍裝聾作啞，或低調處理，或板子“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或乾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們面臨一個最大的障礙，就是拿學術造假者沒有辦法。”作為全國政協常委、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葛劍雄在今年兩會上表達了自己的無奈。他指出，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沒有被授權對學術造假行為進行調查，“我們能做的，也只是倡導一下，呼籲一下”。 學界官員尚且如此，個人學術打假的艱難就更不必說了。
這不禁讓公眾感慨，學術不端行為到底該由誰來認定？“零容忍”為什麼只是口號？
功利主義
論文抄襲功利主義是一種以人的行為效果的大小和利益的多少作為道德原則和道德標準來判斷道德價值的道德學說，其完整的理論形成於資本主義近代，以英國的邊沁和密爾為典型代表。在道德史上，頗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功利學說雖有其合理性（如指明道德與經濟的關係、主張物質利益的享有。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如何正確看待和解決好功利主義與社會主義價值觀之間關係,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重要內容.本文從功利主義特點和中國現實條件分析出發,認為當前中國應樹立集體功利主義意識.。功利主義目的論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特點.功利主義目的論與社會主義團隊精神根本對立,與中國的經濟基礎也無法相容.因此,在中國倡導功利主義倫理觀,會給人們的思想帶來混亂,也不符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當然,並不排除從功利主義目的論中挖掘出某些合理因素,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又譯為功用主義或樂利主義，即效益主義是道德哲學（倫理學）中的一個理論。它產生於近代英國，是伴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而形成和發展的。該學說最早萌芽於培根和霍布斯的倫理學說中，18世紀的哈里森·孟德威爾和斯密對其都有一定的發展，至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邊沁和密爾最終將其建立成一種系統的有嚴格論證的倫理思想體系。
功利主義思想早已有之。古希臘學家伊壁鳩魯就提出過人生的目的在於擺脫痛苦和尋求快樂，求樂避苦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最大利益。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用求樂避苦的人性主張來反對封建束縛和禁慾主義，並從理論上對利益原則進行了探討。後來，邊沁接受了這些思想，創立了功利主義倫理學說。那么，什麼是功利主義呢？功利主義是以行為的目的和效果衡量行為價值的一些倫理學說中最有影響的學說之一。這些學說通統被稱為'目的論'，或者稱為'效果論'。然而，功利主義理論有許多類型。這些理論共同認為：行為和實踐的正確性與錯誤性只取決於這些行為和實踐對受其影響的全體當事人的普遍福利所產生的結果；所謂行為的道德上的正確或錯誤，是指該行為所產生的總體的善或惡而言，而不是指行為本身。
功利主義法學生產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英國，是把功利主義運用到法學領域而產生的法學流派。功利主義基於這樣一種倫理原則：人的本性是避苦求樂的，人的行為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對於社會或政府來說，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基本職能。功利主義法學的最基本特點就是強調追求“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立法的宗旨、評判法律優秀的標準和法律實務歐洲大陸，對政治學、法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20世紀以後，功利主義法學的一些基本原理被西方法學、社會法學、自由主義法學、經濟法學等所吸收。 邊沁的功利主義理論是圍繞苦與樂的分析展開的，所謂樂就是幸福（功利），在道德上就是善。它不強調道德行為的動機，只講行為的效果。提出了人的最基本的情緒是苦與樂的感覺，人的天性就是趨樂避苦。從趨樂避苦這一人生的基本目的出發，進而便可以得到一個評價一切事物和一切行為的好壞標準：有助於產生快樂的行為和事物便是好的，反之則是壞的，這便是功利原則。由於功利主義強調行為人的結果，而不管行為的動因，所以欠全面。另外功利主義所謂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不能確定善的大小、範圍，易導致不公。因為立場不同，對利益的看法也不一樣。最大多數人普遍同意產生最大價值的行為，也可能導致對少數人的不公正的傷害，誰來保護少數的正當利益和幸福呢？因此，功利主義出現這些理論困境，進入20世紀後，便逐漸走向衰落。
但到了20世紀中、後期，邊沁、密爾開創的功利主義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復活。這是因為，首先求利仍然是現代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人們行為的基本動機，這為市場經濟中的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提供了理論支持；其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西方社會面臨許多問題，如環境污染、人口老化、資源短缺、就業失業等問題，對此，人們不能不面臨著道德的抉擇。道德作為一種行為規範和原則，是為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行為關係而確立的，而調節人們的行為實質上就是調節人們之間的利益關係。由此，功利主義在英、美、澳等英語國家悄然興起。現代功利主義是在近代功利主義傳統的基礎上，適用現代哲學研究的方法對其重新闡釋而形成的新功利主義規範倫理學。 功利主義有其不足之處，如狹隘的目的論，其出發點和落腳點最終仍然是個人主義。但客觀地講，功利主義對於現金的時代是有益的！
潛規則
論文抄襲2009年年初，有“學術測謊儀”之稱的“學位論文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開始登入全國高校，檢測的結果卻讓很多人大跌眼鏡。 “不查也知道，一查真麻煩。”武漢一所高校參與調查的博士生導師張勝（應要求化名）告訴記者，在套用此系統檢測碩士生畢業論文後發現，問題異常嚴重，“複製、貼上”者大有人在。
張勝說，對此學校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全部處理面太大，但也得做出點姿態”。最後，該校“分類型、分程度”分別給予違規者以取消學位、重新答辯、修改論文等處理意見。
學位論文中的不端行為，也許只是當前學術不端行為冰山之一角。
2009年7月10日，中國科協發布了5年一次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這份問卷量達3．2萬人次的報告展示出一幅更加“宏大”的圖景：調查顯示，55.5％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確切知道自己周圍的研究者有過至少一種學術不端行為，分別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認為當前“抄襲剽竊”、“弄虛作假”和“一稿多投”現象相當或比較嚴重，認為“侵占他人成果”現象相當或比較普遍的比例高達51.2％。
造假行為幾成學術科技領域“顯規則”。西安交大退休副教授陳永江告訴記者，自己所在專業6名教授曾聯名舉報一名長江學者學術造假，學校領導前來做工作時的一番話讓人感喟，“西方已開發國家也有30％左右的學術不端，何況我們開發中國家呢？沿海地區70％到80％造假，西北的老實人還要打假，學校以後還怎么發展？”
“上樑不正下樑歪”，6位舉報教授之一、西安交通大學能動學院退休教授楊紹侃說：“如果我們教師都有抄襲、造假、捏造數據等學術不端行為，那我們還怎么敢理直氣壯地處理學生考試作弊？還怎么跟他們宣揚學術道德和科學精神？”
“風氣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嚴重侵蝕了年輕一代的學術心態。”陳永江說，也正是在這種擔憂之下，他才不顧各種壓力多次舉報造假。
往往一起舉報案公布後，都有師生憤憤不平：幹嗎在一些小事上找高校老師麻煩，跟我們過不去？！看看周圍，無數的貪官，無數的造假售假者，造成成千上萬的受害者，社會巨額的損失。與這些相比，高校老師的一點剽竊…… 就在陳永江所在的學校校園網上，有網路跟帖認為：這種舉報是“吃裡扒外”。
外界不窮追猛打，誰會自曝家醜
湖北一省屬高校體育學院副院長楊明分管學院科研工作。儘管在他任期內並沒有處理過學術不端行為，但對學校和學院的相關規定卻熟記於心學校面子大於天，一旦有舉報，小範圍處理。 當學校一級接到有關不端行為的舉報時，如何處理？記者採訪了多所高校，發現程式基本相同：接到舉報後，學校領導會責成監察、紀委或學術委員會調查核實，如舉報屬實，會在被舉報人所在單位小範圍內公布處理結果。
“只要不是校外舉報或社會輿論‘窮追猛打’，處理結果的知曉範圍很小，就像蜻蜓無意中掠過水麵。”張勝多次參加校內外職稱評審會和科研成果鑑定會，據他的觀察，舉報不端行為多集中在職稱評定、成果報獎、升官晉級等關鍵時刻。一旦調查屬實，大事化小、“賴著不管”是常用的手段，大不了職稱下次再評，不予報獎，暫緩提升。
不端行為接連曝光的同時，偶爾有個別大學校長“自曝家醜”。在張勝看來，這恰似一則冷幽默：“在當前體制下，‘自曝家醜’的校長肯定是面臨退休或離職，在任的校長承受不了背後的壓力。” 著名學者方舟子就發現：這么些年來，學術不端行為被揭發後，除了汕頭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胡興榮教授被指嚴重抄襲後主動辭職，還沒有聽說過其他任何一起主動辭職的情況，“胡興榮還是外籍教師（原籍馬來西亞），內地不但沒有聽說過誰主動辭職，相反往往還會狡辯，辯護的人也很多，什麼荒唐的理由都敢拿出來說。”
校方的曖昧態度助長了學術造假行為
“面對不端行為不做嚴肅處理，這是集體功利主義在作怪。”華中科技大學高等教育學博士生邵士權從事高校管理多年，他說，特別是知名學者出現不端行為時，一旦公開處理，人才必然流失；但正是有集體功利主義庇護，個人功利主義才擁有生存空間。
在他看來，時下對高校的評價體制，也助長了高校對校內學術腐敗行為的容忍和包庇。
當前，學術成果與項目、資金等種種優勢資源緊密掛鈎，為獲得更多教育資源，校方會千方百計地做大學術成果的蛋糕，而對學術腐敗行為能忍則忍，能捂則捂。一些學校為了達到擴招、碩博點申報等目的，對學術腐敗行為採取默許態度。以至於，一些人的學術腐敗行為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校方仍裝聾作啞，或低調處理，或板子“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或乾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方舟子認為，科研造假大量出現是在上世紀90年代，國家提出科研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大筆資金投入進來。因此現在的造假，很大程度跟經濟利益有關。
方舟子說，更可怕的是，學術造假問題已不是一種個體行為，某個人得到的好處不僅是給本人的，而且也是給學校的和某個利益集團的。“現在造假獲益很大，風險很低，為什麼不去造？而且，現在學術腐敗跟國內的其他腐敗一樣，很有基礎。很多人痛恨腐敗，不是因為痛恨這種現象，而是痛恨沒有腐敗的機會，如果他們有機會，也去腐敗。”
外界的干擾和壓力也直接影響高校在學術不端行為處理上的態度。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曾在全國兩會時表示，當今可能很多大學為獲取某些資源，會屈從於權勢、權威，但大學不應這樣，不論怎樣，在懲治學術腐敗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夠有任何的屈從。
機制缺陷
論文抄襲“造假案不斷浮出水面，固然和學者自律和學術道德建設存在的弊端有關，但關鍵，還在於學術機制上存在的缺陷。”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當前學校的學術打假主要針對碩士生，一旦發現他們抄襲馬上可以取消他們的碩士學位甚至開除，“其實他們很弱勢，最核心的應該是教授、領導。”
熊丙奇認為，這恰恰暴露了當前學術委員會的致命弱點：它是不能獨立運作的，因為它所在的學校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不平衡，它往往受制於行政力量。
方舟子也認為，學術不端行為難得到處理，關鍵在於科教體制的問題，“體制上，我們的學術權利都掌握在行政人員手裡，但對於部里的司長和處長而言，科研搞得好不好跟他們沒有什麼關係。他們不過是被安排在那樣的位置上管理這些資金而已”。
方舟子說，學術共同體要能夠自我淨化，學術的權力就應該掌握在專業人員手裡，並且是真正的活躍在第一線的科研人員而非專業出身的官員手裡，“如果權力掌握在官員手裡、掌握在行政人員手裡，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自我淨化。”
西南交通大學處理副校長黃慶論文造假引入第三方的做法讓熊丙奇眼前一亮。該校剛開始揭露這個事情之後就請了校外的專家，進行盲審得出結果，學校還成立了學術道德委員會再投票，最後讓校外專家進行了一個鑑定。“這成為國內學術共同體無法正常發揮效用之後的修復。”
熊丙奇說，在學術共同體的學術規則成熟的哈佛、耶魯、劍橋如果出現這種學術不端，只要是有這種苗頭，那么這個學者馬上就道歉辭職了。
“學校和社會之間還是應該有個防火牆。”熊丙奇說，不管社會有多少不誠信問題，都不是高校學術不端的理由。國外大學一直強調一種相對獨立性，就是不希望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而且可以通過它的獨立性來影響社會。
在熊丙奇看來，大學的燈塔作用正在越來越淡化。“我們曾經說過教授有學術的尊嚴，大學是學術的殿堂，大學是象牙塔，如果連這個都沒有的話，就會加速社會整體的迷失。”
方舟子相對要樂觀一些，他認為，學術腐敗不只是學術界本身的問題，“它是跟其他領域的造假和腐敗糾纏在一塊，不是學術界本身在搞的，各方面因素都摻雜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