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先生[職業]](/img/6/209/nBnauM3XxMzM2cTMyATMzUDMyQTM5QTN2ATOyQTNwAzMwIzLwEzL4E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陰陽先生[職業]")
名稱由來
陰陽先生因為主要從事殯葬職業，為逝者書寫殃榜、擇選陰宅、下葬日期，走的是陽間路，吃的是陰家飯，故被稱為陰陽先生。
基本介紹
陰陽先生“陰陽”及風水源遠流長，這是古代人民為生存總結出來的經驗，是我們祖先智慧的結晶。風水，本為相地之術，即臨場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稱堪輿術，相傳風水的創始人是九天玄女，比較完善的風水學問起源於戰國時代。風水的核心思想是人與大自然的和諧，早期的風水主要關乎宮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選址、座向、建設等方法及原則，原意是選擇合適的地方的一門學問。據相關研究發現：晶體石膏燈被廣泛套用於風水促進及有效能量的助力轉換，能夠清除放置在其上的其他石質的負能量，提升環境積極能量，使人的思維清析，安神養性，保持和諧的精神狀態。
陰陽八卦的廣泛含義：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分為陰和陽兩方面，如白天為陽，晚上為陰，男人為陽，女人為陰等等，比如一個人生存要有陽氣和陰氣來支撐，陰陽平衡，人身健康，陽盛陰衰，陰陽失去平衡，就會得病，或者事情不會順利。陰陽又分五行，五行為金、木、水、火、土。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在五行相生相剋範圍中發展和前進。八卦又名八宮，又是八方，就是東、西、南、北、西北、東北、東南、西南。又名：乾、坤、震、巽、坎、離、艮、兌。陰陽風水，周易八卦無邊之火，它們囊括宇宙所有事物，而且它以一股巨火的無形力量左右著宇宙間的一切事物。經過多年實踐證明，住宅（陰宅）對我們每個人乃至家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周易》是一部中國古哲學書籍，是建立在陰陽二元論基礎上對事物運行規律加以論證和描述的書籍，其對於天地萬物進行性狀歸類，天干地支五行論，甚至精確到可以對事物的未來發展做出較為準確的預測。
道教是發源於古代中國的傳統宗教，是一個崇拜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得仙、救濟世人並以老子的《道德經》等為主要經典。不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對現代世界也有著一定影響性。道家雖然從戰國時代即為諸子百家之一，但直到漢朝之後才有教團產生，其個別派係為奉老子為道德天尊，把原為道德哲學家神化了。至南北朝時道教宗教形式逐漸完善。道教以“道”為最高信仰，認為“道”是化生宇宙萬物的本原。在中華傳統文化中，道教（包括道家、術士等）被認為是與儒學和佛教一起的一種占據著主導地位的理論學說和尋求有關實踐練成神仙的方法。
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歸納為五種，服食仙藥，外丹等，鍊氣與導引，內丹修煉，並藉由道教科儀與本身法術修為等儀式來功德成仙，常見後來的神仙多為內丹修煉和功德成神者與道術的修練者。
陰陽起源
古代茅山道士上清派祖師楊羲等和東晉煉丹家葛洪，都先後在此修煉過。南齊永明十年，做了十四年朝廷閒官“奉朝請”的陶弘景，突然提出辭呈，齊武帝準允後，他就到茅山做了隱士。在金壇華陽洞內住了下來，並給自己取了個道號“華陽隱居先生”。
茅山宗前身為道家的上清派，陶弘景繼承了楊羲、許謐所傳的上清經，悉心編纂了專門記述著上清派早期的教義、方術，以及歷史的《真誥》及《登真隱訣》《真靈位業圖》等的兩百餘卷道經，在此弘揚上清經法。後又經他及眾弟子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教理和組織逐漸完備，後人因以茅山為祖庭，才逐漸發展演變成了以後的"茅山宗"，亦是上清派以茅山為發展中心的別稱。 自陶弘景以後，茅山宗人才輩出，其影響也日漸擴大。唐宋時期的茅山宗發展到了高峰，唐代茅山道士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李含光等，均極得大唐宗室的尊崇。 茅山宗主要傳承了《上清大洞真經》，修持方法以思神、誦經為主。也有煉丹，宗師陶弘景本人就是一位精於煉丹的高手，梁武帝就曾經服食過他的丹藥。宋朝至明朝時期茅山宗與各派所融合,不復存在。
陰陽家
陰陽先生《史記》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劉向、劉歆《漢書》，《藝文志》記載“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認識誤區
陰陽先生和陰陽師
解釋：陰陽先生不是陰陽師，是兩個相差甚遠的職業。
陰陽先生屬於中國民間殯葬職業，其風水學說和禍福吉凶的推算方法，源於道教；陰陽師起源於陰陽家，後傳於日本，成為日本祭祀職業。二者雖然名稱相近，都以陰陽學說為主，但是從根源、本質上早已大不相同。
陰陽先生和出馬仙
解釋：陰陽先生不是出馬仙，出馬仙更不是陰陽先生。
民間三出，分別指出馬、出道、出黑，出馬指的是出馬仙，出道指的是佛道兩教的通靈弟子，出黑則是指陰陽先生。
出馬修的是佛緣，陰陽先生則是從道教演化而來，所遵循的一直是道教陰陽學說；出馬仙有男女弟子，但是陰陽先生因為有行業忌諱，所以沒有女弟子一說，更不會跳大神。
陰陽先生是不是道士
解釋：陰陽先生源於道教，雖然修的是道家陰陽學說，但並非是出家修道的道士。
陰陽先生不受道教拘束，但卻受到道教種種影響，陰陽先生和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不論是陰陽學說、風水學說還是推算禍福吉凶的方法，就連陰陽先生手中的道具，也大都從道教而來，如陰陽鏡、金錢劍、黃紙錢串等。
道教也有女弟子，同上，陰陽先生沒有；道教屬於宗教，陰陽先生則大多是家傳下來的。
二者有區別，但是關係複雜。
路邊算命攤的是陰陽先生嗎
解釋：陰陽先生雖然也會推算禍福吉凶，但是給死人算得多，給活人算得少。
正宗的陰陽先生大都有自己的招牌堂口，不需要上街掛攤，路邊算命攤魚龍混雜，不可輕信。
陰陽先生真的通靈嗎？真的能收鬼嗎？
解釋：通靈之事，鬼神之說，信則有，不信則無，不可迷信。
陰陽先生沒有那么傳神，只是因為職業特殊，經常與白事打交道，幫忙料理後事、選墳下葬、安撫家屬，故而被傳言可以溝通陰陽，實際上吃的同是五穀雜糧，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
各種陰陽先生的經歷，大多是傳言，故事，僅供茶餘飯後談樂，勿輕信。
行業忌諱
陰陽先生只能男的做，不能是女的。
相關評論
在傳統社會與近代中國，上自達官顯貴,下至黎民百姓，陰陽先生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連。在《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以及曹禺先生的話劇《北京人》、老舍先生的小說《柳家大院》等傳統和近現代的文學作品中，均不乏陰陽先生的身影。成書於清末民初的《清稗類鈔》，對老北京的陰陽先生更有著這樣的。
記載：“京師人家有喪，無論男女，必請陰陽生至，令書殃榜。此殃榜，蓋為將來屍柩出城時之證也。”（徐珂：《清稗類鈔·喪祭類》，中華書局，1984年版）陰陽生，又稱陰陽先生，俗稱風水先生，一般指的是以喪葬、相宅、星占等為業的人。因其所從事的工作，與生死（陰陽）兩個世界相關，故而得名。一般來看，陰陽先生所從事的工作與堪輿家有著部分重合。因此，有學者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
其實，這兩者之間還是有一些區別的。相對而言，陰陽先生主要以主持喪葬儀式，特別是批寫殃榜為主；而堪輿家在從事地理風水的勘驗之餘，往往兼而扮演陰陽生的角色。在老北京，便經常會在堪輿家的門首看到“風水陰陽地理”的牌子（李家瑞：《北平風俗類征》，上海文藝出版社，據商務出版社1937年本影印）。
一般來說，從事陰陽生這一職業的途徑主要有這么幾種。一種是陰陽生世家，老少幾代都從事此業，在這一行業自然威望素著。當然，拜師授徒也是一種重要的途徑，一位有名氣的陰陽先生身邊總會帶有一兩個徒弟，待學業完滿後自立門戶。此外，明清以降，伴隨著出版印刷業的發達，相關知識的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部分儒生或稍具一定知識水平的人，都可以通過研習典籍從事此業。也正是從這一時期起，陰陽先生的構成日益龐雜。如上文所言，陰陽先生最核心的工作是為喪家批寫“殃榜”。“殃榜”的得名，歸因於國人傳統的生命觀念。古人認為，生人具有三魂七魄。人死之後，魂魄隨之消散。其中七魄被稱為“殃”又稱“煞氣”）。七魄先後離開人體的過程，被稱為“出殃”。“殃”有顏色，離開人體時有高度，也有方向。當然，一般人對此是不得而知的。這需要陰陽先生來推算，推算的結果與逝者的姓名、性別、年齡、死因、禁忌等一齊寫在一張黃表紙上，這就是“殃榜”。
關於開殃榜的技術與理論，今天大概已沒有多少人清楚了。在民間，明人柳編纂的《三元總論》往往被陰陽生作為入門書來研習。說到《三元總論》，其實是一部探討人們居住、婚姻和安葬的類書。在這部書的下卷《塋元課定》中，便詳細地記載著與書寫殃榜相關的知識。比如，關於出殃的時刻、方向以及殃高几許等，都根據時令以及年齡、性別、屬相的不同有著相應的推算程式。對於想從事這一行業的人來說，只要熟練地掌握箇中的口訣，一般情況都能夠應對裕如。陰陽先生開業後，多數都有自己的堂號。儘管這一行業在外人看來有些陰森恐怖，但其堂號的命名卻相對別致。據民俗學家常人春先生記載，在民國初年，北京小有名氣的陰陽先生堂號有北城土兒胡同的“一善堂”、西城翠花橫街的“伯壽堂”、羊房胡同的“桂林堂”、石碑胡同的“修德堂”，等等。堂主往往將自家的堂號印在一張三寸長、兩寸寬的黃紙條上作為標記。
有人來請時，即將這個標誌帶回，按著逝者的性別，分男左女右貼在喪家門首。待陰陽先生來到逝者的門首，根據標誌位置的不同，即可對逝者的性別屬性預先有所了解（常人春：《紅白喜事—舊京婚喪禮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一般情況下，陰陽先生多在喪家來請的幾個小時後前往。這樣做的用意，用陰陽生的行話說，是怕逝者的毒氣不能盡發”。其實，是擔心逝者未曾咽下最後一口氣而給對方家中帶來晦氣。待來到逝者的家中後，陰陽先生往往會先給逝者行禮，然後查看逝者的手相、頭臉和四肢，並查驗醫生開具的藥方，詢問逝者的死因以及幾時故去，最後據此開寫殃榜（參見“陰陽生戴鴻泉供狀”，北京市檔案館藏：“外右三區表送陰陽生戴鴻泉違背取締規則一案”，檔號：J181-19-47862）。在今人看來，恐怕陰陽生的這一系列行為，不免流於迷信與滑稽。不過，在古人看來，這一切卻是不證自明的。在傳統國人的眼中，殃榜可是整個喪葬活動的核心所在，容不得半點置。因為殃榜不僅決定著逝者何時入殮、幾時出殯等一系列活動；更為重要的是，它還關係著整個家族的前途與子孫的興盛隆替。如若生者在某個環節上與陰陽生所批示的殃榜相違背，那可面臨著“重喪”（再死人）的危險。因此，老北京人對陰陽生萬分崇信。
也鑒於此，自清代始，政府開始賦予陰陽生以偵察民隱的責任。一般來說，如若陰陽生在開具殃榜前發現屍身有異，往往會拒絕開寫殃榜並上報官府得知。不過，相關資料顯示，陰陽生的法醫學知識往往憑經驗獲得，難免過於簡單。此外，政府要求其對官府與逝者負責的精神也很難得到認真的貫徹。在傳統的人情倫理以及錢財的誘惑下，陰陽生有時睜隻眼閉隻眼，敷衍了事。在北京市檔案館塵封的檔案資料中，即有著多則這樣的事例。比如，陰陽生段清顯為家住在外右四區的姜文佐亡妻許氏開寫殃榜，其間發現許氏乃服毒自殺。見事有蹊蹺，段清顯遂想抽身離去。孰料姜文佐軟硬兼施，如若不開寫殃榜，休想離開姜宅。最後，段清顯百般無奈，只得就範。顯然，如果此事不被警員察知，也就不了了之了。（北京市檔案館藏：“京師警察廳外右四區分區表送姜文佐之妻許氏身死不明陰陽生段清顯知情開寫殃書殮埋等情一案卷”，檔號：J181-019-41512）有清一代，沒有殃榜，逝者是不允許被埋葬的。到了民國初期，北洋政府則規定，殃書寫具後要帶至衛生局換取抬埋執照。由此可見，榜無異於一紙“死亡診斷書”。按老北京的習俗，殃榜寫成後大多攜至墳地焚化。因此，殃榜究系何等模樣，今人已很難一見。在北京市檔案館中，仍然保存著幾張民國初年的殃榜。根據材質來看，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種製作比較簡單，殃榜大小在一尺見方，紙質粗糙，毛筆批示仍清晰可見。還有一種則比較精緻，有封皮，上書殃榜”二字。在殃榜的第二至第四頁，清楚地印有陰陽生的職責以及注意事項。在殃榜的最後，還有一張殃聯，是用於上報警署換取抬埋執照的。很顯然，後一種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統一發放的。兩相比較起來，後者雖然精緻雅觀，但在收費上卻要明顯地高於前者。
至於開殃榜的費用，每個陰陽先生都有自己的標準，不過在具體操作上也要視喪家的經濟條件而定。一般來看，在民國初年的北京，多數家庭往往會給個幾十枚乃至上百文銅元；家境闊綽的，則能給到大洋一元左右。有的家庭因種種原因致使家人離奇死去，生怕官府追究，往往會多花些錢財收買陰陽先生。上文所說的姜文佐，因在外有姘頭，其妻苦勸反遭毒打，一時悲憤不過服毒自殺。當陰陽生段清顯發現後，姜文佐軟硬兼施，付給段兩塊大洋希圖了結此事。此外，也有部分陰陽生借著民眾的崇信心理趁機“敲竹槓”，在推算出殃的過程中，以種種不利的事情相要挾，藉以謀取錢財。相關資料顯示，類似情形是比較普遍地存在的。
儘管陰陽先生的經濟收入也算可觀，不過，陰陽先生的社會地位卻並不高。這一方面與國人對“死亡”及其相關事務非常忌諱有關；另一方面，也與部分陰陽先生時常去刺探老百姓的生活隱私並藉機敲詐等無良行徑密不可分。在老北京，陰陽先生往往被呼以“狗陰陽”，其社會形象可想而知。國人所特有的這種對陰陽生既崇信又厭惡的矛盾心態，實在是令人玩味。
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除了專門服務於皇室的陰陽生（又稱“天文生”）外，在傳統的民間，陰陽先生的從業狀態幾乎完全是自發的、分散的，國家並無嚴格的規範機制。不過，到了清代晚期，特別是民國建立之後，伴隨著警察制度在全國各地的逐步建立，國家對與生、死相關事務的控制越來越嚴密。與此同時，在科學主義的大纛下，部分先進人士以“缺乏科學知識”以及“陰陽生對於有喪之家往往借出殃榜以行敲詐”為由，對陰陽先生大肆攻訐，極力呼籲政府予以取締。陰陽先生，這一可以追溯至先秦時期陰陽家的行業，開始面臨近代國家的全面規範，自此由盛而衰。
1913年9月，北京市政府率先頒發了《京師警察廳衛生處關於取締陰陽生及產婆規則的公函》。公函規定，陽先生如若從業，必須將自身姓名、年歲、籍貫、住址、師承、從業年數以及收費數目等統一填寫，上報警廳；公函還開列了陰陽先生從業的注意事項，規定陰陽先生從業必須經過考試並領取營業執照；陰陽先生在從業過程中，不得“扶同隱徇”、“不得賄賣殃書”，如遇有“變死”（異常死亡）等情事，必須據實報之警廳。（北京市檔案館藏：《京師警察廳衛生處關於取締陰陽生及產婆規則的公函》，檔號：J181-018-00222）此外，警察廳借喪家攜帶殃榜赴衛生局換取抬埋執照之機，不時派警員至逝者家中核驗，查看逝者的死因是否與殃榜上所書一致。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警署發現了許多不合實際的情況。而但凡發現類似情形，警廳多以“謀取錢財”、擅
開殃榜”等罪名將陰陽生予以取締。到了20世紀20年代，北京市政府更嚴禁新的從業者開業。由此一來，從事陰陽生的人員不斷減少。
1927年，政府規定不再以殃榜作為領取出殯執照的依據。如遇有喪事，只須執醫生處方，直接到衛生局申報死亡即可。此後，陰陽先生儘管仍然從業，但僅限於應付民間的風俗習慣而已。到了20世紀30年代，相關統計顯示，在北平從事陰陽生行業的人數已所剩無多，且從業者多是些上了年紀的老人了（《北平市政府衛生處業務報告》，北平市政府衛生局1934年編印，第72頁）。由於材料的限制，若想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全國陰陽先生的數量以及分布情況進行準確的評估，實在是大非易事。不過，北平的這一狀況，對於了解當時全國，至少是各大都市中陰陽先生的從業狀態，或可管中窺豹，略見一斑了。
如若說，與大城市相比，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對農村地區的統治力仍相對薄弱，從而使陰陽先生在農村可能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那么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與政府自上而下、由城市至鄉村有步驟地推行新式的喪葬文明，此引發的，則是農村這塊最後的“陣地”也漸漸被陰陽先生失去了。當然，晚近以來，在部分城鎮和鄉村中也活躍著一些風水先生，但與傳統社會的陰陽先生比起來，無論在工作內容還是工作程式上，都已有著相當程度的不同了。
歲月如梭，伴隨著時間的流逝，陰陽先生這一與過往人們日常生活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