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錢興出生於廣東省懷集縣(解放前屬廣西)詩洞鳳南村一個頗為富裕的家庭,化名李錢興。之後為了表示自己“畢生要為復興中華而奮鬥”的抱負,改名為“興”。早在懷集中學讀國中時,他就受到了班主任兼語文課教師、地下共產黨員梁一柱的啟發和教育,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廣州抗日救亡運動中,傑出的學生領袖,譽為“救亡擎旗手”。
1936年夏,王均予到北方恢復組織關係,奉派回廣州從事黨的恢復工作,於秋天時節,介紹錢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不久,他即擔任中共中大支部書記。1937年4月上級組織調錢興到福建廈門任中共廈門市工委書記前,他除了做黨的恢復工作之外,同時負責“中青”的組織工作。這期間,有一次他於廣州珠光里正和一班同學開會時,突然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在押解途中,錢興機智地毀掉所帶的秘密檔案。在獄中,他同反動派進行了堅決、機智的鬥爭。未幾,迫於社會輿論,當局釋放了他。後來,王均予憶及這段日子時,由衷地說:錢興“在建立‘中青’和重建廣州市黨組織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948年11月,錢興在中共粵桂湘邊區工委副書記兼邊區部隊副政委任上,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光榮犧牲,年僅40歲。
生平履歷
1930年國中畢業後,錢興到廣州先後入知用中學,中山大學附中讀高中。於知用中學高中部讀了一年之後,轉學中山大學附中高中部。因和同班同學曾振聲(曾生)志向相同,便結成好友。並團結一批同學,組成讀書小組,利用曾振聲是惠陽人的關係,經常聚集在坐落於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旁邊的惠州同學會所,閱讀進步書刊,探討社會問題。當時,曾振聲是惠州同學會會刊《鐵輪》的編委,錢興便利用這個機會,積極為刊物撰稿,發表讀書心得。“九一八”事變後,面對蔣介石當局“以免事件擴大”為由,實行“不抵抗”主義的賣國政策,錢興等人通過讀書小組、同鄉會等社會團體,以及利用辦刊物等方式,開始廣泛宣傳愛國主義思想,發動同學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3年,錢興和曾振聲等同學一道升讀中山大學。考慮到更廣泛地團結同學,進行學生抗日救亡活動,在升讀大學之前,他與曾振聲商定,分別報讀不同院系;錢興入讀中山大學法學院政治系,曾振聲入讀中山大學文學院教育系。
入大學後,錢興和曾振聲分工,他自己負責聯繫校內讀書小組、學生社團,派曾擔任“中大”附設的貧民學校校長,出頭露面負責向社會各界聯繫。緊接著,錢興與10多位同學組成“學習馬克思主義讀書會”;同時,聯絡其他學校的學生和附近工廠一些工人,組成“社會主義科學研究會”,學習馬克思主義,探討革命理論。這當中,錢興刻苦研讀《反杜林論》、《帝國主義論》等書,將所見所聞寫成文章,用“村夫”等筆名在報刊上發表。並積極撰文介紹查理·卓別林揭露鞭撻資本主義的電影《摩登時代》,號召民眾看《大路》、《新女性》等進步電影,唱《大路歌》、《開路先鋒》等進步歌曲。他的文章對青年學生起了很大的啟發作用,據同齡人鍾遠潘回憶,當時連中山大學著名的進步學者鄧初民教授讀了都說好。
1933~1934年間,錢興和友人麥蒲費(又名邱萃藻)等人購買上海的《時代文化》來閱讀。在和《時代文化》發行者、上海的地下共產黨員王均予聯繫、熟悉後,組織20人成立了秘密的“時代文化”讀書會,並確定讀書會的主要任務為宣傳抗日,宣傳馬列,組織進步青年,推銷革命書報。這一活動,直至1934年底《時代文化》停刊止。1935年7月間,因上海的地下共產黨組織遭到大破壞,王均予自滬至穗。當時,廣州亦處在白色恐怖之下,地下共產黨組織也已被破壞,黨的活動已停止。錢興得知王均予到廣州後,由麥蒲費介紹,即以中山大學學生組織者身份與王相見。他們三人組成了中國青年抗日同盟(簡稱“中青”)的核心小組。在中山大學,錢興介紹了曾振聲等6人加入“中青”,並組成中大“中青”支部。
中青組織成立後,除在廣州市內活動外,還向外圍發展,不久便發展到東莞等8個縣,成立了多個分盟,成為中大救亡運動和稍後的廣東抗日運動的中堅力量。廣州的地下共產黨組織恢復活動之始,便多方憑藉其力量去參加與支持各救亡團體的救亡工作。而錢興作為“中青”的核心人物,活動更為積極。為了聯繫工作,經常一個人半夜三更穿越當時還甚為冷寂荒涼的瘦狗嶺一帶,步行幾小時到廣州市區活動。為了造成更大影響,1935年10月,錢興與所在的政治系三年級同學單獨舉行抗日大會,他被選為大會主席。當時的法學院院長三番四次對大會進行搗亂,威脅錢興說:“大會是不合法的,要立即解散”錢興當即嚴斥說:“同學們開會討論抗日救國是完全合理合法的。難道願意中國被日本帝國主義滅亡要同學們和全中國人民當亡國奴”對方啞口無言,悻悻而去。錢興他們更在校內舉行示威遊行,對救亡宣傳產生極大影響。
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抗日救亡運動爆發後,錢興和曾振聲等人研究,決定立即發動全校師生起來回響,並準備成立中山大學師生員工抗日救國會。經過他們連夜到各系各班發動,全校師生3000人集會,強烈要求當局抗日。會上,校長教訓學生要安心讀書之後,便宣布散會。這時,按商定計畫,即由曾振聲上台號召大家不要走散,倡議成立救國會,提出救國會主席團由每個學院選出學生一員、全校教師員工選出一名來組成。校長當即不同意,欲以校長為當然代表奪取領導權。台上的曾振聲與校長針鋒相對據理力爭,台下的錢興即在同學中間往來活動,最後取得了勝利。按原來計畫,曾振聲被選為主席團主席,並作出舉行抗日遊行決議。第二天,中山大學3000名師生列隊,由“中山大學抗敵示威大遊行”橫幅前引,從郊區石牌到市區遊行示威,沿途高呼口號,其他學校的許多學生也匯入了這個行列。此後,連續舉行幾次遊行,其中以1936年1月9日由中大、廣雅、執信等學校師生1萬人進行的遊行規模最大,影響最廣。這次遊行完畢後,整個隊伍拉到廣州市長堤新填地廣場集會。在遊行的馬路上和集會上,錢興發表了一次又一次的演說。在錢興和同學們的鼓動下,愛國市民紛紛參加遊行示威,使遊行隊伍由原來的1萬人增加到3萬人,成立了廣州市學生抗日救國會聯合會,曾振聲被選為聯合會的主席。事後他憶及這次遊行,說教育廳妄圖破壞這次行動,事前趕早通知各校放假,欲搞空校運動。但錢興預料到當局的這一手,提前做好發動工作,從而挫敗了當局的陰謀,成功地舉行了大會。並說,這當中“錢興做了很多嚴密的工作,發揮了卓越的才幹”。
自新填地廣場集會之後,面對聲勢浩大的學生抗日救亡運動,廣東當局決計予以鎮壓。1936年1月13日,中大及附中、民大及附中、市二中等校學生組成的遊行隊伍行至荔灣橋時,被當局糾集的武裝特務、流氓襲擊,造成傷亡。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荔灣慘案”。同時,當局還對廣州實行全市大戒嚴,派出大批軍警日夜巡邏監視,陳濟棠西南政府下令通緝錢興等人,中大當局也宣布下學期不準錢興等人註冊。“荔灣慘案”發生的當日下午,錢興遷離石牌中大轉移到中大附中後,即起草譴責反動當局破壞學生抗日愛國運動的《抗議書》。至夜,隱藏於同學宿舍之中,一夜之間先後換了幾個床位睡覺。在同學們的掩護下,錢興避難香港一兩天后又回來,友人勸他還是繼續避難為好時,他堅定地說:“不能離開廣州,越是緊急關頭,越要有人挺身而出支撐局面,堅持鬥爭。”就這樣,錢興他們沉著鎮定地安排市學聯轉入地下活動,繼續組織同學深入工廠、農村宣傳抗日救亡和加緊營救被捕的同學。他們巧妙地利用當時蔣介石和廣東、廣西軍閥之間的矛盾,多次發動民眾簽名,要求陳濟棠釋放被捕的愛國學生。陳濟棠和桂系軍閥為了籠絡人心和給蔣介石一點顏色看看,宣布釋放被捕學生和撤銷通緝令;與此同時,中大校方也撤銷了不準註冊的布告。就這樣,錢興他們勝利地返回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