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烈趙革非
——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周年
關鍵字：晉綏革命根據地教育、經濟、統戰工作者
原載於【大同文史資料】第三十一輯“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周年——黨史人物”
李大鈞 李大宏 收集整理
翻開壯麗輝煌的山西和內蒙古革命歷史篇章，有一位在二十年代初參加革命的共產黨員，一位大同暨綏遠早期著名的愛國學生運動領袖，一位在白色恐怖下不屈不撓、捨生忘死的地下革命者，他的名字叫馬仲；有一位積極傳播革命火種，勇敢抨擊舊中國腐朽時政的作家叫冷風、鐵漢、匯川；有一位積極參與組建山西新軍工衛旅，並擔任工衛旅供給部主任，身經百戰的趙振江；有一位在開闢、創建和鞏固晉綏革命根據地的艱難歷程中，屢建功勳並首任邊區行政公署總會計師和其他重要領導職務的趙革非；有一位在1945年夏至1947年秋，在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直接領導下，奔赴解放大同的最前方，為家鄉的解放奮鬥不息的晉綏分局綏蒙國軍工作部部長的趙克非、馬革非、馬克非、馬克；所有這些熟悉的名字，都集中印證和體現了趙革非同志對黨無限忠誠，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的傳奇人生和輝煌經歷。引他自己的話說：“為人民、國家、社會，就是犧牲了個人，能予社會有萬分之一的利益也不枉此一生。”
趙革非，原名馬仲，字紹宣，號幼雄，化名趙振江、趙克非、馬革非、馬克非、馬克等，筆名匯川、冷風、鐵漢。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山西革命英烈》，大同地方志辦公室《大同地方志》、《大同今古》，中共大同市委黨史研究室《大同革命回憶錄》、《中共大同簡史一卷》，新華出版社《中共大同歷史大事記述》，山西古籍出版社《中國共產黨大同歷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大同歷史文化叢書》，政協大同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大同文史資料》，大同工運史研究室《大同工人運動簡史》，山西省伊斯蘭教協會《山西穆斯林》，大同電視台《雲中驕子趙革非》，以及《大同教育志》、《大同一中校史》、《大同晚報》等史學專著和電視、刊物上，曾先後多次記述和緬懷這位革命前輩光輝的一生。
然而這樣一位革命家，卻壯志未酬身先死，許多革命史跡鮮為人知。在1947年冬的所謂“搬石頭”運動中，趙革非因堅持原則，與極“左”思潮進行鬥爭，遭到康生、陳伯達之流的殘酷迫害，被扣上了“反革命破壞分子”罪名，在全國即將解放的前夕，含冤犧牲在他曾經工作和戰鬥的土地上，年僅41歲。1984年12月18日，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以“內公予（1984）070號檔案”，復又在1988年1月7日以“內公落（1988）2號檔案”，兩次作出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決定。並及時派出公安廳一處處長雒慶豐和國家安全處處長王儀二同志，專程趕到大同宣布平反決定，並向趙革非同志的親屬、胞妹馬玉梅同志表示親切關懷和誠摯慰問。
一 童年艱辛歲月
趙革非同志，1906年農曆二月十八日生於山西省大同城內一個貧寒的回族家庭。革非的祖父早年曾在清綠營軍中任管帶，駐紮太原。後因不滿官場中那種爾虞我詐、窮奢極欲的行為，特別是對清政府昏庸無能、腐敗墮落、賣國求榮的罪惡行徑深惡痛絕。於是，老人憤然辭去軍職，棄官為庶，攜家眷返回故里大同。一日，老人在街頭看到一位操南方口音，衣著破爛不整的少年，在街巷中同過往行人哀求討告。老人駐足細細查問，原來是一個來自浙江溫州，背井離鄉出來逃水災的孤兒。孩子骨瘦如材，十分可憐。眼見此景，老人毫不猶豫地將其領回家裡，給他飽飽的吃了一頓，又為其更衣洗臉，並徵求小孩意願，是否樂意留下來給他做義子。落荒而來的少年遇此好心人倍覺溫馨，頓時百感交集，面對眼前的一切禁不住流出感激的淚花。
這個小小少年就是趙革非的父親，當時剛滿十一歲。後來，家中給他取名馬生富(又名馬潤田)。潤田迄小多受磨難，很是懂事。一雙小手十分勤快，眼中有活幹啥象啥，因而很討家人的歡喜和鍾愛。十五歲時被養父送至一家鐵匠爐幫火學藝，後經友人指點改學收古董玉器生意。因其自身所處之時代、地位及環境，造就了他堅韌不拔、耿直和善、知恩圖報的秉性。也養成了勤勞善良、急公好義、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美德。加之他不恥下問，不久便成為遠近聞名的古董新秀。他經常往來各碼頭商埠，見多識廣、眼界開闊，常常把在外面接觸到的新事物、新思想，帶回到家中講給孩子聽，有些深邃的道理還寓於簡單的故事情節之中。馬老從自己苦澀的經歷中摸索出：人的一生不識字不行，無論走到那裡都要受人欺負；那怕是安份守己地做個生意人，不識字也是寸步難行。實踐告訴了他“知識”二字的分量。於是，老人節衣縮食、省吃簡用，想方設法供後代進學堂念書，以求知書達理。又因他久沿街巷敲鑼擺鼓，有機會結識到一些仁人志士和江湖好漢。如李國華、馬得功、馬有才、李官亭等，並與其互結至交兄弟。在他們遇有急難之時，無不是鼎力相助。因之，“馬幫幫”的雅號，也就是這樣被三鄉五里的鄉親們給逐漸傳開來。這也是對他慷慨仗義、樂於助人精神的認可。當年，馬老的很多義舉在街巷中傳為美談。其中在民國初年間，從宣化來大同和宋世傑等人一起參加辛亥革命的反清義士李氏父女（回族）遭到晉北鎮守使的毒手，他們被害後身首異處慘不忍睹。礙於當時反動氣焰十分囂張，統治當局窮凶極惡，許多人怕事不敢近前。而馬老置自己性命於不顧，冒死前去為回族遇難弟兄收屍，並東拼西湊、跑里跑外，籌得錢項物品，為烈士們料理了後事。此舉後來被人們廣為傳頌，幾乎家喻戶曉人所共知。他的言傳身教，都為其後代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革非的母親馬馬氏，是大同城郊馬家會村農家女兒。賢惠勤勞，操持家務井然有序，縫補漿洗無所不精。因之許多人家都願雇她乾幫縫、幫洗，信得過，靠得住。這樣還能賺些小錢來幫著維持家計。
二老共育二子一女，革非居長，馬元次之，女兒最小，取名馬玉梅，字冰清。
1916年省立三師附小設立後，革非由私立學堂轉入附小讀書。在校內他牢記父母教誨，從不打架不貪玩耍，一心一意刻苦用功，努力學習。當時家計貧寒，缺吃少穿，時常平白無故就遭到一些紈絝子弟的嘲笑和欺擾，年少的他嘗了不少人間辛酸苦辣。生活境況的磨練和老輩們嚴於律己、樂於助人的行為，都對其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因而在少年時候，革非就似乎比一般同齡的孩子們成熟早，懂事多，從小就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那幼小的心靈深處，埋下了誓要改變舊中國人吃人世道的種子。這興許就是耳濡目染和“艱難的環境可造就堅強的性格”之故。再者，當時校里受聘教職員中多系學術界，教育界的知名學者，如：黃麗泉（山陰人，南京金陵大學畢業，曾任山西省立一師校長、安徽大學教授），吳鳴軻（北京高等師範畢業），梁寅科（三晉名士郭象升之高足），郭敬開（字子誠，大同城北郊人，法國留學生）等，堪稱名師匯聚，校風正規又頗重教學質量。學生求知慾濃烈，多有佼佼者湧現，如：杜淑（字懿齋，後來成為著名數學家），龐善守（字仲德，大同人，後入北大畢業，曾任大同師範校長），劉傑（字子英，後任山西進山中學校長）。在這所學校里，趙革非得良師授業，銳志向學，進步飛快，成績年年第一。此外他在學習之餘，還常常主動參與校內外的各種有益活動，尤其特別關注國家前途和命運，這無疑為他將來選擇的道路奠定了基礎。
二 五.四衝鋒陷陣
1919年，偉大的五. 四運動爆發。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中，被詩人們讚譽為“雁門關外景色新，雲中自古多英豪”的大同。各族各界同胞在學聯會進步學生們的帶領下，積極行動起來踴躍投入到這場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中。
當時，雖有個頭５尺，但年齡尚不足15歲的趙革非，在家裡親人的支持下，一馬當先，仗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稚勁和膽略，勇敢地和友校代表一手高擎“歸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中國的土地不容斷送”的標語牌，一手散發傳單、漫畫，繞著全城鎮遊行示威。以實際行動有力地支援了北平學生運動，給了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勢力以沉重的打擊和震懾，鼓舞教育了人民。
在那段洶湧澎湃、轟轟烈烈的日子裡，他還常把弟妹們支出去，到大街小巷中張貼自己所寫所畫的標語口號和牆報漫畫，鞭笞黑暗腐敗勢力。其中有一幅貼於蘭池街晉北鎮守使別墅胡同口的漫畫，格外引人注意。許多好心的人們為他擔心捏了把汗，並極力勸他別這樣做當心惹禍，可他只作耳旁風，非要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口中拔牙。他說只有如此才能觸及這些中飽私囊，收刮民膏的貪官。幸好當時只被其家僕看到，因見是個孩子，也就沒有深究，只是隨口呵斥了他幾句，要他以後少來此起鬨。至今，一些知情的耋耄耆老，在憶及這樁往事時仍豎拇指。漫畫中畫著一個肥頭大耳的胖子，頭戴四棱尖角帽，帽尖上穿了一枚古銅幣，手指帽上銅錢曰：“哈哈，真是好寶貝啊！”狠狠地譏諷了那些頭戴四棱帽，只往錢眼鑽的貪官污吏。
從運動初期到稍後的幾年裡，似乎一種無窮的動力在驅使著革非不懈奔波，為喚起同胞們覺醒而吶喊。因而，被譽為大同“五四運動中衝鋒陷陣的馬仲”（大同市地方志主編姚斌《大同府署六百年變遷》文）
五．四運動是最好的老師，在波瀾壯闊的運動中，趙革非表現出高度執著、廢寢忘食、席不暇暖的工作熱情和優秀的領導才能，敢於同惡勢力作殊死鬥爭的氣魄，因而受到大家擁戴。氣勢磅礴的五. 四愛國運動，是趙革非投身革命的良好開端。就其自身而言， 既砥礪意志，又催人奮進，從思想深處得到一次全新的升華。烈火煉真金，革命育英雄。趙革非在手稿中寫到“能受磨難乃鐵漢”他用言語和行動譜寫了一曲節奏鏗鏘、鏇律高昂的戰歌！可謂是“聲有盡而意無窮”。同時，也以自己的行動，激發了街坊四鄰，親戚朋友及社會各界同胞們的愛國熱情。使一批批的兄弟姐妹們衝破封建牢籠，投入到火熱的革命洪流中去。
革非通過不懈地博覽群書、精心專研認識到：中國人要想挺起腰桿子堂堂正正做人，當務之急乃是同胞們快快覺醒，速速學習和掌握科學文化知識，接受良好的教育，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養，文明素質。毫不留情地衝破千年奴性堡壘，徹底砸碎舊的封建勢力對人們的禁錮，儘早從桎梏中解放出來，把禍國殃民的歪理邪說和妖風瘴氣斬草除根，才是強國富民的良藥與根本。於是，他毅然決計身體力行，首先從自家中摒棄各種說教，革除舊的陋習。勸說和動員母親與妹妹和姑表姊妹們撤去裹足，希望以此能喚醒民眾，變革社會。他說：行為要跟上時代的腳步，這才能夠真真做到為振興祖國江山而出力。以後他改名“振江”“革非”當是取其中之意。由於受他的啟發和影響，弟妹們從小就立下了擺脫祖國貧困落後面貌的宏願。二弟馬元國民師範畢業後象他一樣投身革命事業；妹妹冰清也同楊芝蘭、米芳、祁佩貞（金若）蘭玉蓮、牛石梅、田寶琳、鮑月英等蘭譜眾姐妹成為古老雲中婦女界較早步入省立第五女子師範的學生，後來，作為雲中優秀的女教師之一，為大同的興學富民和經濟建設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由於趙革非的熱情宣傳和奔走呼號以及女師同學的榜樣力量，在以後的年代裡，女孩子們求學欲望和人數逐年上升，連偏遠縣鄉的女子都不懼路途遙遙趕來考取大同女師。這是對大同地區男尊女卑思想及所謂“三從四德”的積弊開刀抗爭的實例，將不失為振聾發聵的壯舉。
三 愛國學生領袖
民國十年秋（1921年）儘管家計貧寒，沒有力量供他上學。但趙革非不負眾望，以各科成績特優，受到時任三師校長尹欲仁先生的賞識，破格免費保送入山西省立第三師範十二班深造。校長尹欲仁先生（字我齋）應縣東上寨村人，早年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師範科。在三師18年頗有建樹，且為人正直，學識淵博，思想開明，治校有方，是山西頗具影響的學者，被譽為“雙舉人”。加之三師自1913年辦學以來，曾先後湧現出：王仲一、曹汝謙等許許多多熱血男兒和革命志士，成為大同愛國思潮的發源地，人才輩出的桃李園。師校內激進氣氛十分濃厚，為國學習熱情高漲。趙革非能在此環境中就學無疑是如魚得水。
進入師範後，趙革非滿懷感激之情，更加廢寢忘食刻苦攻讀，並且拚命收集閱覽進步圖書。那時，他住於校內，一入夜晚他就與志趣相投的同學鄧紹（字慕湯）、秦豐川、劉鉞（字子威）、郝寶初（字性天）、郝寶珍（字笑天）、段悒軒、楊錫九、傅守義、白體乾、任汝勤（字精業，又名段企德）、鄭足（又名鄭然）等一起泡在圖書室里，充實思想，擴大視野，豐富學識。同時，趙革非還深鑽外語，苦練書法。並多次在《大公報》、《時代日報》、《生活周刊》等報刊，以“匯川”、“鐵漢”、“冷風”的筆名投寄稿件。1924年5月，趙革非在主持學生會期間，積極協助三師老校友杜懿齋先生及第六班已畢業的部分同學於建校八周年之際，共同完成三師附小算術業書《算術難題分類講義》（上中下冊）的製版、校對、編印等一系列工作。因而，學校對他頗為器重，曾獎勵他《龍藏寺碑》、《黃敬興太史讀書樂》、《王右軍草決歌》、《雪鴻軒尺牘》、《唐詩》等名家書帖以鼓勵之。這一時期他尤側重於思想的陶冶，幾乎是從不輟筆寫日記，探求民族的未來。當時校里發給每個同學每月兩元津貼費，以改善生活所用，而他卻把這部分錢連同助學金攢起來購了《讀書》、《生活》、《魯迅文集》、《唯物史觀淺說》。並聯契約學利用學校里的油印設備翻印《前鋒》等當時頗為緊俏的雜誌和書刊。他說，“多多地讀些書籍以充實我的實學”。
生活的磨難與波折，促使趙革非從小就認識到自身努力的重要。由於他聰穎好學孜孜不倦，入校不久便和鄧紹（廣靈人，三十年代初曾任國立張家口女師校長、安徽省教育廳督學）、劉鉞（右玉殺虎口人）三位同學一起被校方樹為高才生，趙革非被列榜首受到特別獎勵。他除了讀書用功，還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還兼任三師司號員，在校內外是很有影響的活躍人物。著名經濟學家，山西省政協常委、文史委員，原民盟山西省副主委、山西大學經濟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劉鉞先生，1988年2月6日82歲高齡時，在寫給趙革非胞妹馬玉梅的信里深情地憶述道：“關於你兄馬仲（當時號幼雄）在三師同班讀書時的情況我當然了解，他一度和鄧紹（字:慕湯）兄同住一室，而且他們很要好，鄧系廣靈縣貧農子弟，刻苦讀書，你兄系高才生，這種結合也很自然；在當時，我和慕湯都是抱書本的學生，社會活動很少，而馬仲則不然，他十分活躍，由於沒有共同參加社會活動，他活動的內容我談不上來；但有一事很清楚，就是未畢業的前一年夏天（大約民國十三年）忽然你兄偕同你父親從綏遠路經右玉縣殺虎口來訪我。據說，你兄由於在大同社會活動不能存在出走到綏遠，此次路過殺虎口打算回大同。其後十二班畢業時他也未參加，說明當時的活動是有來頭的。”
民國十年冬（1921年）也就是趙革非剛進入師校的頭一學期里，那時居住於棋盤街西耶蘇堂對門的四義轎房宋掌柜院子西廂房，因他鬧學潮的緣故受到房主和守舊派們的斥責，又加上交房租困難，宋家竟然上屋頂將煙囪扳倒。此事對趙革非觸動太大，深感貧窮遭遇之不幸。於是他在日記里奮筆寫下了“我乃真正無產階級也！”發出了勞苦大眾起來同舊勢力戰鬥的怒吼！
在遭受種種波折後，久藏於趙革非心裡誓要砸碎舊世界的意志和決心愈發強烈。也就是在此之後的1924年暑假期間，他在綏遠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一名愛國學生成長為一名共產黨員。從此他的生命就同民族的解放大業緊緊地系在一起。“國興我榮，國衰我恥。”他把自己完全熔進了氣勢磅礴的革命烈火之中。
趙革非的學生時代，正值偉大的變革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列強除軍閥”已成為民眾之共同呼聲。歷史要前進，民族要振興，革命的洪流勢如破竹，銳不可擋。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內外棉七廠工人為抗議日資本家無理開除中國工人而舉行罷工，這本屬正當權益。可是，日資本家竟然兇殘地槍殺了工人、共產黨員顧正洪。這一暴行激起廣大工人學生群情憤慨，30號，上海工人和各校學生2000多人在租界舉行援助紗廠工人的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隨後，民眾萬餘人集合在英租界捕房門前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收回租界。不料租界的英國巡捕們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向密集民眾野蠻掃射，當場打死包括上海大學學生，共產黨員何秉彝在內的13名工人和學生，打傷數十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訊息很快席捲傳遍到祖國各地，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在全國範圍內很快形成了繼五．四之後又一次規模盛大的反帝愛國浪潮，從此拉開了全國大革命風暴的序幕。
6月初，全國各大中城市相繼成立了愛國統一戰線組織──滬案後援聯合會，對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給予了有力的支援。
在塞外高原大同古城，素有愛國光榮傳統的各族各界同胞驚悉噩耗，同仇敵愾。迅速行動起來，憤怒聲討帝國主義這一卑鄙行徑。在大同鐵路工會倡議下，省立第三師範地下團員高應蘭、寇守庸、宋樂善、楊永頤、楊文暢等積極配合支持下，由當時擔任大同縣學生會主席、省立第三師範學生自治會會長的秘密黨員趙革非牽頭，組織工、農、商、學、兵各界人士代表30餘人，在省立三師禮堂召開大同各界聲援五．卅運動籌委會。會上，代表們聽了上海學聯委員介紹慘案經過，看到所帶來的血衣、照片和上海工會宣言、通電後，個個義憤填膺，怒髮衝冠，摩拳擦掌。當場決定成立“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選舉省立三師學生自治會會長馬仲（趙革非）為總會主席，負責綜理各項會務工作。”（《大同工運簡史》52頁）會議還一致通過了於近日在大有倉廣場召開民眾大會以及會後遊行示威，組織募捐義演活動以救濟死難同胞家屬等項決議。
三天后，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在城內大有倉廣場，召開了聲援五．卅運動民眾大會。學生、市民及城關工農商各界3000多人參加了大會。會場四周布滿橫幅標語，上面寫著“向帝國主義討還血債”、“廢除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等醒目的大字。與會者手摯小旗，口號聲此起彼伏。大會由馬仲（趙革非）主持，首先上海學聯代表在會上憤怒控訴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紗廠虐待工人，污辱女工，槍殺顧正洪的罪行。頓時，會場群情激奮傳單飛舞，“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抵制洋貨”的怒吼響徹雲霄。大會通電全國，並於會後舉行了盛大的示威遊行。省立三師、三中、五女師等校學生，在四牌樓一帶進行了街頭演講。示威學生盛怒之下一舉搗毀了以經銷洋貨、紙菸而發跡聞名的大北街“盛記”商行。此後，三師又組織了劇團、宣傳隊，到城郊馬軍營、陳莊、五里店、安家小村、七里村、智家堡等村莊義演，宣講只有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才能拯救中國的革命道理。號召各階層開展募捐款物活動，大同各界滬案後援會將全市各界人民踴躍捐獻的6000多塊銀元，由總會主席馬仲（趙革非）和學生代表寄送到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副委員長劉華，總務主任劉少奇）和上海學聯。
大同史學工作者劉合先生在題為《教益、啟示、反思》（載於大同地方志1987年第1期22頁）一文中高度評價了大同師範學生在此次活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還說:“這次運動之後，馬仲（趙革非，學生自治會會長）、楊秀峰、鄭足、傅守義等同學，先後離校，回響地下黨的號召參加了北伐戰爭，有的還參加了南昌起義，走上了革命征途，社會上的每一次重大政治活動，大同師範的學生都積極參與。他們與祖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革命激情，無疑會對今天青年學生有著巨大的教育作用……”趙革非組織和領導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的史跡被載入《大同一中校史》、《大同教育志》、《中國共產黨大同歷史》、《大同工人運動簡史》、《大同市地方志》、《山西穆斯林》、《中共大同歷史大事記述》、《中共大同簡史》等多部史冊。
由於馬仲（趙革非）活動相當積極，令統治者極度不安，恨的要死。他們迫不及待地指使軍警抓捕帶頭鬧事的馬仲（趙革非），並採取栽贓陷害等卑鄙手段，誣陷馬仲（趙革非），還迫使校當局開大會、貼布告，宣布馬仲（趙革非）的罪狀，唆使曾作過洋貨買賣的奸商及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士，把寫有“打倒馬仲”的二尺長的紅綠紙條標語，張貼顯眼繁華之處，以詆毀馬仲（趙革非）的名聲，達到其鎮壓學生運動之目的。在此情況下，校方迫於無奈竟也不分青紅，遂以無故曠課、滋生事端為由，開除了馬仲（趙革非）的學籍。
這次運動的積極組織者與領導人馬仲（趙革非），在1930年6月1日（農曆五月初五端陽節）的日記中深有感觸地回顧了當時的情景：“由昨天的預告才知道今天是廢歷的五月初五端陽節，因而想起了涼糕的涼，粽子的甜，以至於麻團愈嚼愈有味了。說起來真的寒酸，其實不知怎地這幾樣節品在我是好久沒有口福享受的了。民國十四年的今天，正是哀聲遍野呼叫連天的五．卅慘案。我中華民眾們轟轟烈烈舉行著愛國運動呢！那時我剛二十歲，在三師校里四年級讀書。當時在這個怒潮中，故鄉的農、工、商、學、兵組織了一個‘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我以小有聰明及好動故，被選為總會主席。除綜理一切會內事務外，還要接見各地來同的宣傳委員和代表，早六點鐘起，夜十二點鐘為止，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顧不了其餘的事，最可笑的連自己吃飯都弄的忘掉了。所以這一年的端午是馬馬虎虎的過去了，心中就沒有覺曉有這么一個節令。”可見，當時的愛國熱情多么高漲啊！（趙革非《劣痕》卷十三79頁）
持續了五個多月的愛國學生運動，給了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以重創，大同地區相當長時間內再無人敢經銷英、美、日洋貨和紙菸。更為關鍵地是，通過這次空前的民眾性愛國熱潮，極大地激發了國人自尊、自強、自愛的意識，加強了民族團結，促進了黨組織的發展和壯大，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堅實的民眾基礎。
五．卅運動中，大同的工人、學生聯合作戰，所表現出的大無畏精神，是一曲弘揚中華，展示國威，共同御外的壯麗凱歌。她的功績永垂青史，她的光輝照耀千秋萬代。
趙革非被迫輟學後，1925年底被地下黨派到了綏遠，經友人舉薦在少數民族聚居的薩拉齊縣城北15里之水澗溝門村後灣學校任校長，他以教員身份繼續從事秘密活動。這裡是一所公辦寄宿式學校，依山帶水，果樹成蔭，環境幽雅。整日裡與一群天真活潑的小朋友打交道，把知識、思想傳授給他們。更令他開心的是在此又結識了綏遠早期革命人士，共產黨員任瑞庵、許卓吾二人，仨人常在一起密商救國大計。他說這是一段快樂而美好的日子。
約一年的教學中，他常常不知疲倦，登山涉水走訪學生家庭問寒問暖。通過了解村民的疾苦，及時向他們傳播進步思想，動員其將適齡子女送入學校求學。儘管當時多數家庭條件很苦，幾乎掏不出學費。但趙革非為了不耽擱這些孩子的前途，統統地收下了他們。並且從自己的微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月月接濟他們，希望這些學童好好學習以報效國家。由於不失時機地啟發和影響，許多學生從小便樹立起救國救民大志，相繼走上了革命征途，使紅色的火種撒在綏蒙大地。
1926年秋，國民軍遭奉、直聯軍攻擊，全線向陝甘一帶撤退。9月初，晉軍又乘機進占綏遠。看著軍閥混戰，生靈塗炭，百姓遭殃，綏遠大地滿目瘡胰的淒涼場面，他感慨萬千鑽心地難過。遂將情景載於筆端:“……夏季過去，緊接著便是金風瑟瑟的秋天了。這時西北軍戰敗，全軍向陝甘一帶撤退。以至於綏遠的鄉鎮縣村，遍地皆兵、遍地皆匪。在我知道的僅溝門一村每日就要供應軍隊白面五千斤，不說草料油柴等項，因此學校也不能繼續往下辦了。”（趙革非《劣痕》卷十三82頁）此後，趙革非便設法進入綏遠軍隊。
四 軍旅革命生涯
1927年，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給了受帝國主義直接操縱的北洋軍閥致命打擊，大大削弱了他們的囂張氣焰。為此，帝國主義列強看到中國革命勢力日趨強大，洛陽、九江等城相繼落入國民革命軍之手，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罷工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大小軍閥感到萬分驚恐。為保持在華勢力，他們急調車頭，改變策略，開始積極拉攏蔣介石等國內新軍閥，他們認定蔣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的保護力量。”（胡繩《中國共產黨的70年》）這樣，隨著國外敵人的拉攏，國內軍閥的投靠，使蔣介石先生這位本來在骨子裡就一貫反共的政客，更覺的自己了不起，利慾野心很快膨漲。遂在2月21日於南昌總部發表演說公開反共，背叛革命。並自稱“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所以共產黨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責任及其權力。”（胡繩《中國共產黨的70年》）於是，在這種極端反動的思想支配下，悍然發動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頓時，白色恐怖籠罩中國。蘇聯駐華大使館也橫遭張作霖洗劫。武漢國民政府的汪精衛也公開同共產黨決裂，打出反革命旗號來破壞國共合作。
這一時期，正是革命發展的低潮時期。有人觀望，有人徘徊，還有些意志薄弱者屈膝投靠了國民黨蔣介石和閻錫山。但是，趙革非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他始終不渝地追求選擇黨領導的革命道路。無論工作在什麼地方和什麼環境。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是堅韌不拔、奮力拚搏，積極地探討和積累革命經驗。以他的才幹和能力來實現一個革命者的理想。“讀書不忘救國，是救國的志願牢牢地存在心裡，埋頭苦讀養成真正有益於國家的學識，以備遇機實行真正的報國工作。”（趙革非《劣痕》卷十三39頁）
反動派的魔爪伸向每個角落，革命形勢異常嚴竣。黨的各級組織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保留下來的同志多是隊伍中尚未暴露的地下黨員。（以1931年初春的統計數字顯示，山西黨組織約有黨員200餘名，其中157名在軍隊中，約占總人數的3/4左右。據《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集》1983年版128頁之【全國白區黨組織一瞥】）這時趙革非正在地域遼闊，山巒起伏，道路崎嶇的綏蒙，秘密隱藏在軍隊中以待時機。
1927年5月，在綏遠軍隊中的趙革非，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利用職務之便，機警地設法保護了許多革命同志逃離險境，有的進入蘇聯。5月28日早晨（農曆四月二十八）因私自為過往民眾和革命人士發放護照、路條之事，被上面察覺扣了起來。當下“三道麻繩五花大綁地捆了個結結實實，送在護兵房裡，好像從深山野川里捉回個土匪似的。五月端午的下午，大人們喝了兩盅白乾，一時的高興，於是乎護兵老爺們也乘興在那裡磨刀呢！以為將來不久的一剎那，就要演一出很好的把戲，給他們賞錢。我聽著嚓嚓的聲音，並且來了一個護兵把我的五花大綁更往緊收拾了收拾。問了護兵一句，只得到了一個哼字和兩雙白眼的凶視，默念不久我的頭顱就和脖頸要分家了。但等了很久，直待日落黃昏也沒見什嗎舉動，後來便完事了。”（趙革非《劣痕》卷十三83頁）此後得悉原來是軍中的朋友侯仲選、梁君等出面為之說情，從中斡鏇營救，並用銀元賄賂了團部的貪官們，才以“年青無知，作事魯莽，不小心仔細。”搪塞過去，因而才免遭毒手。
1928年春，趙革非在北方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騎獨二旅三十團充司務長。在與團長候芝青、旅部副官賀寶山、護兵王士珍等同仁策劃一次兵變中，因經驗尚少、組織不善、籌備欠妥，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組織轉移，把部隊帶到安全地帶。再加上中途走露了風聲，導致業已促成的整團武裝兵變計畫落空。被騎獨二旅旅長郭殿丞看出有譁變的跡象，於是，郭某勾結步三師，將該團攻擊至代縣五里村後就地包圍繳械。這件事對趙革非來說是一次失敗的教訓，但也是有益的嘗試。更使他從失敗中總結出經驗，提高了認識。
1928年5月，是在綏遠城東35里之郜獨利村駐防。那時，趙革非在騎二師四團二連任職。因連長王得林貪污剋扣軍餉，趙革非率本排三十餘人與之弄理獲勝，令部屬人心大快，王某則因劣跡披露遭軍法嚴辦。
是年，由於綏遠多處地域災荒，莊稼欠產畝收僅一斗。病役流行，百姓缺吃少穿，買賣幾近倒閉。因而，這一帶驟時興起地皮流氓相互勾結，不法土匪十分猖獗，屢有大股強盜搔擾欺民事件發生。當地的老百姓民不聊生，稱那些無名土匪為“念小經”稱大土匪為“響子”。其中最令老百姓們痛狠的匪首就有：喬二、喬三、范得堂、蘇美龍、花公雞、李疤子、王英等，他們少的幾十人，多者近千，經常是扮著花臉，手提“獨角牛”，騎著快馬晝覆夜出，砸門打窗，強姦婦女，搶劫財物，鬧的人心惶惶，烏煙瘴氣。於是，同年冬季部隊決定剿匪，趙革非受命在後防留守。其間，他看到當地鄉親們饑寒交迫，在死亡線上掙扎，面臨絕望的慘景，憐憫之心油然而起。當時，正好趕上在任連長傅風雲委託為其籌辦婚禮，經徵得傅某等人同意後，以增加婚宴喜慶氣氛為由，藉機給附近的鄉親們散些糧食，暫救災民渡過艱難時期。他想:“古訓有‘見死不救非君子’，賑災救民於水火，本是軍人的本份與義務。俗話說對貧苦的人說一句好話，勝如對富人獻千句諛言。一句好話可以叫開苦貧人的心門，千句諛言不能邀得富貴人的一顧。窮人為富人盡了十分力，富人猶以為少；富人為窮人籌一份心，窮人則以為多。所以說，寧予貧人一口，不增富人一斗，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趙革非《劣痕》卷十三35頁）部隊參加剿匪也是為民辦好事，我在這裡放糧同樣是緩解災民的燃眉之急，應當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在這種心態支配下，向饑民共發放了小米14麻袋，當地居民歡天喜地。
誰知事過數日後，竟被同事反映到師部，說他膽大妄為，目無官長，竟敢私自動用軍糧，定要軍法從事。當初與其合議的那幾個人連傅某在內卻一聲不吭，一股腦地把責任移禍於他。翌年春季剿匪結束之後，趙革非隨部隊住在綏西五原縣屬烏蘭敖包村。因去年冬放糧之事被送交師部看押，“十冬臘月極冷的天氣，還身穿著袷衣，凍的嗦嗦打顫。”（趙革非《劣痕》卷十三85頁）直到1929年的農曆五月初五，幾乎是在軟禁中渡過。後來受益民眾聞知，集聚師部門前為之求情並給他送來了香嘭嘭的粽子。可那些蛇蠍心腸的頭頭們，根本不理睬鄉親們的呼聲，硬是把趙革非撤差。結果，因心中煩悶大病一場不能起床。在在當地醫院醫治時，偶遇故舊騎獨二旅三十團護兵王士珍（代縣人）由其帶回所部悉心照料才使病情好轉。到第二年正月初三（1929年2月12日），突發軍中清查共產黨嫌疑人員事件，趙革非和王士珍秘密潛逃。
連年戰事，大小軍閥們在利慾地位的驅動下，“為使自己達到囊滿腰肥而彼此爭奪，趕兵相互廝殺。今天你打倒我便是指揮，明天我打倒你便成主席，張牙舞爪，七亂八糟，就如天上的慧星亂碰一樣。”（趙革非《語痕》1冊71頁）最後還是人民遭殃，根本談不上同舟共濟，振興國事。到頭來貪官污吏層出不窮，巧取豪奪彼彼皆是。“法律也只是闊人的護身符，平民的絆腳石。有錢人犯了罪總是‘情有可原’，沒錢人出了錯輒是‘罪無可恕’。誠然是衙門向南開，有理無錢進不來的黑暗混亂局面。”（趙革非《劣痕》卷十三88頁）
1930年正月十五日經地下黨的安排，趙革非赴北平活動，被安插在軍隊中當了一名連級軍官。住在北平西苑訓練，屬平綏護路司令秦紹觀部。不久，部隊開到天津東北北塘村海口駐紮。5月，中原大戰打響。6月下旬晉軍奪取濟南後，為增加兵力，秦部奉命調到山東津浦線泰安大汶口一帶作戰，歸二線兵團十五路豐玉璽指揮。趙革非也隨軍前往，因不服當地水土患得疥瘡，動彈不得。由同事山陰岱嶽人康順之為其精心醫治方愈。當時，馮、閻的倒蔣聯軍約70萬，而蔣軍只有60萬，雙方對峙力量略有懸殊，縱觀兵勢聯軍占上風，可後來由於狡猾的蔣軍採取了集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迅速扭轉了戰局，使情勢急轉直下，逐漸向有利於蔣軍的方面發展，迫使聯軍由主動變被動。8月1日津蒲線蔣軍全線發起總攻，8月15日濟南重歸蔣軍所占。9月18日張學良率部入關援蔣，晉軍失利退過黃河，撤到張家口一線，繼之轉返太原。晉軍首領閻錫山也因此被迫離晉去了大連，後退居老家五台縣河邊村。此次混戰歷經五個多月，終以聯軍失敗，蔣軍獲勝而宣告結束。10月，根據蔣介石提出的改編方案，晉綏軍歸張學良節制。12月張學良在天津成立晉綏軍整理委員會，開始著手整編晉綏軍。由於編制大量縮減，秦紹觀部未能列入新編制而被撤銷，該部軍官皆於1931年4月27日前，先後進入山西軍官教導團進行整訓。趙革非被編入十三隊，住教團六舍，改名趙振江。
初入教導團，他滿懷信心，實指望能在這裡學些真東西以求出去後報效國家。於是，他每日除了必要的軍事戰術常識課和擇場訓練演習外，其餘時間便抓緊看書寫些筆記、稿子。他說：“世界上什麼都可以給予別人，可以被人奪去包括生命。唯有學問、知識、技術是不能給予剝奪的。”（趙革非《語痕》1冊4頁）
怎奈通過近半年的教團生活發現，所在軍教團良莠不齊、烏七八糟，三教九流皆收其中。“當初我入教導團時以為是個教育機關、學校性質，當然可以學得些新知識，增長些新經驗。雖知一腳踏入仿佛掉在苦海地獄中，不但不能得益，盡受些洋罪。教官魚目，隊長昏庸腐朽，令高明者一見定要嘔吐三日的，專橫暴劣大有秦始皇之遺風。”（趙革非《夢囈》之45）“名為會辦、坐辦、督辦，看似衣冠楚楚、耀武揚威，實則無術。課堂之上教官吞吞吐吐，今天講這，明天便是孫猴子筋斗雲，一筋斗十萬八千里出去了。東一鋤，西一耙互不沾邊，荒誕不經沒有一點聯繫。總而言之，教團者，無賴，遊民收容所也。”（趙革非《語痕》1冊99頁）
教團雖學風不整，紀律渙散，恰恰反映出統治者內部分裂、矛盾重重、政權不穩的跡象。這不正是革命力量得以發展的良好契機嗎？鬆弛的校規，任憑他們早出晚歸自由自在地外出活動辦事；教團雖亂，但同情革命的同志和愛國進步軍人也很多，相對而言又是極為有利的一面。
1931年夏，繼平定兵變組成紅24軍的先例，中央又著手醞釀由山西軍官教導團的同志為內應，擬定在同年9月下旬舉行教導團革命暴動。如大功告成，則組建紅25軍。正當同志們和趙革非積極布置加緊進行準備工作時，突然發生了意外情況，導致兵變計畫隨著省特委負責人丁楚源的被捕而告吹。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號召之下，紛紛組織抗日團體，以各種形式聲討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暴行。“反蔣抗日”的呼聲傳遍祖國大地，點燃了億萬炎黃子孫心頭的滿腔怒火。在太原，成立了抗日義勇軍訓練所，設在上馬街農校。所長由軍教團督辦、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楊愛源兼任。趙革非等一批成績優秀的軍官被選派到該所臨時擔任軍事及政治教官。主要講授地形、射擊、典範令及馬術等軍事常識和時事政治，鼓勵學員投筆從戎參加反帝救國行動。參訓學員多為太原各大中專院校和中學生約1000餘人，時間為3個月。後來，這些學員中有許多人在1937年蘆溝橋事變前後參加了由我黨在山西組織的犧盟會和新軍“抗日決死隊”及“工衛旅”。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在戰場上流血流汗。
趙革非剛烈正直的性格和卓越的才華受到時任軍教團團長秦紹觀，教育長朵珍等人的器重。秦、朵對他的才幹和勇氣倍加賞識，因此在教團學習1年零8個月後的1932年底，提前把他推薦到綏遠陸軍七十師任職，其他大部學員則於1933年秋被遣往綏西五原地區屯墾。
1933年1月，趙革非被委任七十師軍官學術研究班庶務副官。4月委中校參謀，6月赴五原、臨河調查軍風紀。同年7、8月間於後套（臨河、五原），百靈廟，包頭五當召等處，奉命陪同接待前來同黃紹竑、趙丕廉等人討論內蒙高度自治問題而先期抵蒙朝覲的西藏喇嘛教首領十三世達賴一行。9月23日因在愛國兵士中鼓動譁變，編寫並散發《七十師之‘三爺主義’》一文在軍中中下級官兵中傳播，遭到了反動頑固分子王靖國等人的忌恨，被削職驅逐。
《七十師之‘三爺主義’》全文如下：“我國自古是‘三爺主義’（舅爺、姑爺、少爺）的國度，這種主義去不掉，任何主義行不了。七十師司令部一個軍需處，完全是五台人，不是師長的鄉親，便是舅爺、姑爺之類，再不然就是少爺的朋友、姑爺的親戚等。有此輩在內，所以該處老是烏煙瘴氣、黑幕重重，影響到全司令部也是一團糟。若在外人視之則該部為晉省軍隊之冠。實則驢糞蛋，表面光罷了！”（趙革非《劣痕》卷十三31頁）
趙革非在這樣的環境中，不管怎樣他自己總是堅持“以勤作事、以儉理家、以恥養廉、以溫修性、以和處眾、以信交友、以孝事親、以忠為國、以盲遇色、以實幹替言、以困勵志、以難勉行、以勇向善、以正驅邪、以慎出言、以清滌心、以禮接物”的做人本質。（趙革非《劣痕》卷十三70頁）
五 傳播革命火種
早在軍官教導團時，趙革非親眼目睹國事日非，國難當頭的現狀，他決意重操筆戈，積極聯絡教團中的愛國志士來口誅筆伐，戳穿軍閥的真面目，用進步言行來喚醒愛國將士走上革命道路，為國家和民族解放出力。於是，他把平日裡所寫筆記整理後在兵士中廣為傳閱，有效地把握每一次機會做革命宣傳：“愛國是行為，不是空話；是犧牲自己，不是犧牲別人；是盡義務，不是圖富貴；是盡國民天職，不是出風頭；是個人良心的表現，不是誇耀自己的功勳。”的道理。（趙革非《劣痕》卷十三40頁）使革命之火遍燃軍校。
這一時期，趙革非以冷風、鐵漢、匯川等各個筆名，在進步報紙、雜誌上發表了大量的言論和文章。在他的遺著中，處處蘊藏著深刻的思想內涵、豐富的哲理、剛毅的勇氣，以及愛國向上，喚醒國人的激昂措詞和豪邁誓言。令新老讀者無不為之動情喝彩。
他發表的文章主要有：《作事的風馬牛主義》、《排外與媚外之高下》、《中國的人才問題》、《中國現狀與纏足婦女》、《挨罵的分類》、《以戲角演戲比元首》、《中國學生的兩大病》、《帝國主義的真面目》、《讀書不忘救國》等等。其中《帝國主義的真面目》一文深刻的揭露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某國的大志願是要用甜言蜜語引誘世上的人化除國界，歸入她現在實行的一個主義之下，這仿佛是要合為大同了。其實，她不過是要將各國收入她的版圖，受她的支配。名之曰大同，其實還是大不同。她高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其實她是要實行最大的帝國主義。”1933年6月17日的太原華聞晚報上，同一天就發表了趙革非所寫的兩份雜文，一篇為《多言的病禍》、另一篇為《論混帳與混蛋》。
趙革非留下的卷卷手稿《劣痕》、《語痕》、《夢囈》等多冊專輯。記錄了大量當時的時事、政治、軍事動態及社會發展變化的實況。抨擊了國民黨的反動腐敗時政，喚起革命大眾的覺醒，道出了他堅持革命真理的執著信念。展讀這些作品，現在看來仍能感受到強烈的戰鬥氣息，仿佛是老一輩革命者教育我們繼續戰鬥一樣。
翻覽他在1932年5月8日于山西軍教團時，始寫的扎記集《語痕》之六中，有下面一段很是感人，真真切切反應出這位錚錚鐵漢當年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對洋鬼子侵略行徑的控訴，對國情的刨析可謂一針見血，就時局的展望堪稱一葉知秋：
“西方與東方──西方人屬高鼻子綠眼睛的洋鬼子，除了野心政治家、新聞記者以及經營東方殖民地商業的人，大都對於東方情形是茫然的，尤其是對於中國，大家好像當作一個黑暗大浪看。英國最有名氣的『泰晤士報』上雖然每天有一兩條中國新聞，而且時時描著簡單的中國地圖──因為恐怕閱者不懂。但是閱報的人依然是不大了解，事實上的確也難以懂得的。忽爾滿南打滿北、忽爾廣東打廣西，不要說是外國人，就是我們中國人吧，有時也不會懂的。然而西方人確有一共同之點，即對於東方人一切都藐視，除去日本人。日本於1894年──1895年打敗中國，1904年──1905年打敗俄國，而國內的政治、教育、實業、交通也的確有可使人佩服處，尤其是它的海陸軍實力至少在法、意兩國之上，所以洋鬼子便都佩服了。此外在緬甸安南與我們模型完全一樣的黃種人都是他們的一等奴隸。在南洋群島的馬來人與中國商人也都在任他們踐踏，任他們蹂躪，自然不能邀得他們的尊敬。至於我們堂堂中華民國呢，自九十年前‘鴉片戰爭’失了香港以來，不知吃了他們多少虧。沿海重要港灣都由他們分據著，英國人已經把西藏放入口邊了，法國人亦當雲南是他們的份內食物。他們的商船軍艦可以自由深入中國腹地直至宜昌、長沙等處。這樣半殖民地的人民，他們那裡會看得起你！我們自己常常在夸有四千年的悠久歷史，四萬萬的優秀同胞，縱他們看來都是差得半口氣的奴隸。我覺得中國有悠久的光榮的歷史是可貴的，但因此而自己便墮落了是萬萬不成的。乞丐常誇他的母親是女才子這有什麼用處！西洋各國政治家現在常這樣地喊著：‘以後世界的問題在中國了。中國或許會變成第二巴爾幹半島，中國問題或者會做世界第二戰的導火線！’實際，中國之所以到如今不受瓜分者，只因列強均勢，不易瓜分之故。如均勢的局面一破，中國不難立刻變成某一國的屬土。如果各國能同意於分贓，則中國亦可遇著從前波蘭所遇到過的慘禍。各國政治野心家都睜大了眼睛在注視這一塊肥美之土──我們的祖國！我們四千年來遠祖所傳授下來的可愛的祖國！”
“日本與中國──1894至1895年中日戰爭以後，日本即割我台灣澎湖，租我旅順、大連，排除我國在朝鮮之勢力。不久且吞併朝鮮為屬國，並訂立不平等通商條約，逼我日甚。1904──1905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對於滿蒙已經好像自己的領土一樣，交通、實業、警察等都由他們在包辦。歐戰發生後，它又強占青島，迫我承認二十一個苛條。他想蠶食山東，福建二省並攫奪中國的財政教育等權。1917──1918年間日本為助長中國內亂，計又借給安福系段政府巨款，前後已七次，其總數達1億8000餘萬元，此即所謂『西原借款』。1925年的五卅慘案起，因為日人屠殺工人顧正洪。同年冬日本又以保護僑民為名襲擊郭松齡軍於奉天，並陷郭於死地。1928年5月3日又有濟南慘案之發生，日軍前後槍殺中國軍民達3500人。外交官蔡公時等，均被難於此。這一個慘痛深痕的奇辱，什麼時候才能洗滌去呢？這最近40年中，中國真受夠了日本的欺凌侮辱！原來日本的對華侵略是很有步驟的，第一是攫奪朝鮮，第二是侵占滿蒙，第三是把持華北各省及沿海一帶，第四是擇營中國南部。如今第一第二兩步在日俄戰後就已達到目的，現在正做第三步。濟南慘案，是他第三步工作的露骨的表現。可憐我們中國已經當著這樣一個危險的時期了！至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方略亦可分為兩頭說：第一是利用中國的分裂，第二是勾結中國軍閥。中國內部分裂便不能一致對外，於是它便可套用詭計陰謀了。勾結了軍閥以後則便可奪取中國權利了。因軍閥勢力行將崩潰時，一定是乞憐於帝國主義。這時它便可乘機誘脅，締結不平等條約。軍閥為保持自己地位，便一一屈服甘心賣國！照過去的幾十年歷史看來，中日國交實在沒有對等的可能。所謂『共存，並榮』完全是欺騙軟化中國人民的高調。我們幾乎可以武斷地說：‘如果他們生了，我們便免不了死！’”
“中國的將來──將來那裡能知道呢？誰能知道將來呢？但是無論何事預期推論與計畫都是必要。譬如住在上海的人，想一星期後到南京或杭州去旅行一趟，這很可預期的。自然‘中國的將來’問題很大，不是如此簡單。但你冷靜地想一想也未嘗不可得到一個相當的模樣。日本只有短短的六十年的工夫便由一個軍閥專權的幕府制度的國家，一躍而為頭等強國了。中國有如許肥沃的土地，如許豐富的礦產，如真能萬眾一心的合作，則三十年後不難變為一個呱呱叫的頭等國家。建築鐵路以利交通，使滇、黔、陝、甘各省產物增加其效率。振興實業、廣設工廠，一方使各地人民有業可就，一方即此以抵制外貨，以免利權外溢；研究科學以利用自然，整頓教育以開通民智。如此各方並進，三十年後，中國還不變成一個呱呱叫的頭等國家嗎？其實這些論調三十年前早就有了，不過我們的先輩沒有去做，所以時至今日中國依然頹廢的不堪收拾。我深深地希望以後三十年萬萬不可再走錯了路，這是青年們大家的責任！中國人現在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每次受到別國欺辱時，總想旁人發起義憤來研究援救。是的，這些蛇心狼腹的列強，他們嫉妒的時候或者會講幾句不負責的公道話。然而，如果對他自己無直接利害關係時，他絕不會鏇轉頭來看你的，不管你如何受委屈。我們自己無準備與計畫永遠只有失敗！我希望親愛的青年同胞，努力做些預備工夫，來完成這重大責任──中國的將來！”（節選自趙革非《語痕》第六冊第16──20頁）
趙革非還從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寫下很多讀書體會和感想，有一段高度客觀地評述上海《時代日報》的話，言簡意賅發人深思：
“我曾訂過一份時代日報，這報是上海出版，內容多繫緊要時事及文藝作品。言論的態度卻是硬繃繃、直楚楚的，沒有又想說又不敢說吞吞吐吐的樣子。我疑惑這報不是平凡的新聞家辦的，不是外籍人就是背後有撐腰的台柱子，不然像這樣的報紙一出門便要惹禍遭災的。倘若給你一個好聽又風流的罪名輕易地就把你戮滅了。今天之戮滅言論自由者，正是昨日提倡主張言論自由者。”（摘自趙革非《劣痕》卷十四54頁）這正是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舊中國腐敗墮落的政治和文化現狀有力的抨擊。
千條萬條，最根本的一條是他從不放過每一次宣傳革命真理的機遇。
從七十師解職返里後，應同學白體乾、任汝勤之邀，多次在大同第四高小和劉雲山私立學校代高二地理、歷史、作文、時事政治、軍體等課程，內容多系各地的地理狀況和歷史變遷以及寫作文的方式、方法等等。他還專從《大公自由論壇》所載“學生的思想問題”一文摘取其中“思想純潔”、“思想左傾”、“思想腐化”等章節分別解釋給學生，教育學生從小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求學觀。
這期間，家裡姑祖母為已是三十而立的革非正籌措一樁婚事，女方是當時大同回族中略有名望的“天一堂”馬二先生之女。他得知情況後，遂同父母商議並亮明自己的觀點和態度：“我之初意以為我自己是無產階級，而對方是有產階級，門第不相符合無結婚之可能。再說，我正在經濟恐慌的時代，謀職業已屬極大的問題，眼下正值國難當頭，那有工夫辦這些不關緊要的事呢。”（趙革非《劣痕》卷十三145頁）慨然推脫，表現了一位熱血男兒的遠大志向和抱負。
此後的半年裡，他每日都在伏案寫作。記下了近百萬字的讀書筆記，深思熟慮地探討中國革命的未來道路。其間多次搭乘22次列車往北平、張垣等地活動，住在張垣福壽大街同新客棧與那裡的同志們秘密取得聯繫，曾委派王士珍、馬懷藺等舊日同事赴綏遠包頭大化廟粱31號探視孫殿英部動向，意欲聯絡孫軍中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兵士策反孫軍。1934年2月因晉綏軍獨立第三旅豐玉璽聯合馬鴻逵、馬步芳各部會剿孫軍，孫軍戰敗退至寧夏後被各部繳械，計畫隨之取消。
艱難的歲月里，他奮力拚搏，努力改變著環境。“幾年來，拚命對敵，爭生爭死慶今朝。半生已，堅志決心，再接再勵看異日。”“只要心還在跳動，就不能終止奮鬥。這個信念在我們心上是生了根的，現在不過是暴風雨，誰都知道暴風雨過後必有朗朗的晴空。我們相信總會有我們的時代到來，正如相信明早一定要出太陽那樣堅確。”（趙革非《夢囈》之47）
“吃苦耐勞是行為的標準；節儉是度日的標準；手不停地寫、腦不停地思是讀書之標準。”（趙革非《劣痕》卷十四首頁）這是趙革非生前一貫自律，自強的準則和座右銘。他在自己全部的革命活動中始終不渝地遵循著這樣的信條。用自己滿腔熱血印證了鋼鐵誓言，實現了“為人民、國家、社會，就是犧牲了個人，能予社會有萬分之一的利益也不枉此一生”的豪言壯語。（趙革非《劣痕》卷十四首頁）
1934年3月到1935年他再度往綏遠，在豐鎮縣立第三國小當教員。他與同校教員共產黨員許卓吾，任瑞庵（時許、任二人已先期到此）等人秘密和豐鎮旅平同學會取得聯繫，為他們傳遞資料、互通信息、並領導同學會中的返豐人員和在豐機構鬧學潮。直到第二年秋天，出版油印宣傳品的事被當局獲知受到張榜通緝，由於趙革非的名聲較大，只好速速離綏。是年冬，他幾經輾轉南下重返太原，經師校同窗好友，時在晉綏兵工築路局任職的段挹軒（應縣段寨人，省立三師學生，黃埔軍校交通科畢業）舉薦，出任冀（河北）台（五台）砂（砂河）公路站長，先居住五台縣台懷鎮。後住在太原市姑丈家。
翌年9月中旬，趙革非參加了在太原海子邊舉行的犧盟會成立大會，成為一名黨領導下的犧盟戰士。從此，站在犧盟會這面統一戰線的大旗下，大刀闊斧、旗幟鮮明地乾起他心中久已嚮往的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
六 建設晉綏邊區
1937年9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下，山西新軍山西工人武裝自衛隊建立，（後稱工衛旅）趙革非（當時化名趙振江）擔任工衛旅供給部主任。那時隊部機關常隨一總隊（後稱二十一團）轉戰交城、文水西部山區，以山地為依託建立根據地。並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戰，切敵交通、毀敵據點、橋樑、鐵路、公路、電線，便於我主力在有利的情況下開展運動戰。岢嵐、保德、興縣等地又堪稱華北抗戰之最艱苦的區域。趙革非和戰友們為保障部隊供給，千方百計籌集武器糧款等軍需物資，發動、組織、武裝民眾打擊日寇，同時為建立地方革命政權做了大量工作。他們浴血奮戰，可歌可泣的鬥爭，極大地鼓舞了當地的人民，使這支新組建的革命武裝力量在人民民眾心中深深紮下了根。人民民眾愛戴這支子弟兵隊伍，部隊保護人民民眾，這種血濃於水的親情流淌在這些抗日軍民的心扉，堅不可摧。
工衛旅在文水、交城、五寨、臨縣、偏關等地，相繼舉辦了多期幹部文化培訓班和午校，夜校。派出有豐富知識經驗的幹部擔任教員，他們將當地貧苦出身的青年集中培訓，讓他們有機會接受革命知識和學習文化課。然後選派出去擔任我抗日民主政府的縣區領導工作，另一方面充實隊伍中的基層幹部。在趙革非兼任午、夜校教員期間，認識了學員、交文米峪口貧苦農家姑娘任述英同志，相處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後來，他們在革命的征途上喜結良緣，成為革命伴侶。
在工衛旅，革非時時想部隊所想，處處急部隊所急、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為抗日革命軍隊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出自己全部的聰明和才智。他把以前所學到的軍事專業知識並汲取借鑑國外的一些成功經驗，土洋結合，理論聯繫實際，綜合整理，潛心研究彙編了一套《步兵德式操典》分發各級指揮員。全旅的幹部戰士們發揚不怕苦，不怕死的大無畏革命精神，頂嚴寒、斗酷暑、嚴格訓練，部隊的素質和規範程度大有改觀。
當時部隊不發餉，物款均用在裝備方面。幹部戰士每月只有兩元的津貼，官兵平等、同甘苦、共患難。全旅官兵緊握刀槍，出奇不意消滅鬼子兵。準確運用統一戰線這一克敵制勝的法寶，會同友鄰部隊把一個個來犯之敵打的落花流水， 粉碎了敵人千人以上的大規模掃蕩和瘋狂圍剿達數百次。由於這支工人武裝平時訓練有素，首長指揮得當，戰士們英勇頑強，官兵一心、團結一致，屢建戰功。所以被賀龍同志讚譽為“工人階級的隊伍”，受到上級領導的多次嘉獎和好評。
然而，正當我抗日軍民團結一心在各個戰場上猛擊敵寇，取得一個接一個輝煌戰績的關鍵時刻。閻錫山等軍閥卻倒行逆施，暗地勾結日軍破壞抗日，擅自撕毀同我黨的合作盟約，一心妄圖擠掉新軍這支革命武裝，在1939年12月，製造了以擠掉新軍為目的的晉西事變。在預謀這一事件時，閻錫山的陰謀是：“掃蕩晉西南，掌握晉西北，磨擦晉東南”，以此達到其企圖摧毀我山西革命根據地的狼子野心。這樣，我新軍工衛旅部隊遵上級指示被迫回到根據地整訓。部隊領導首長鑒於趙革非的工作成績和特長，更加注重對他的培養和提拔。
1939年冬，趙革非奉命協助新軍總指揮續範亭將軍和犧盟總會的牛蔭冠等同志籌建晉西北行政公署，工作中他多方出謀劃策，為創建晉西北革命根據地發揮了積極作用。那時，他經常工作至深更半夜，有時甚至是通宵達旦，獨坐油燈下詳細造冊，總結過去的，安排今後的。好多回續老範亭、王達成、湯平等首長醒來小解，看到他還在不知疲倦地工作，命他休息，他不肯。急的續老說：幼雄，該睡了，不然可熬壞身子了以後咋乾，再說你影響大家。他只是笑著點點頭：知道了。依舊伏案不停，續老只好走過來給他把燈弄滅才算了事。1940年2月行署建立後，續、牛二人分別當選正副主任，革非則首任行署財政處、民教處兩處總會計。
興縣地處晉西北黃土高原，由於閻錫山的長期盤剝與連年戰事，生產力嚴重破壞，糧食、物資及各種用品相當奇缺。初建抗日民主政權後，財政經費、部隊給養、民眾生活都異常困難。晉鈔貶值，跌價。經濟領域動盪不寧，根據地經濟嚴重蕭條，百廢待興。再加上山高坡陡，土地瘠薄，糧食產量很低，窮鄉僻壤，交通不便，給新生組建的邊區財政工作帶來極大壓力和困難。
行署財政處作為保障革命根據地抗日軍隊後勤及晉西北300萬人民民眾日常生活的主要機關，必須擔負起調節市場、平抑物價、穩定金融、疏導流通的重任。為保證根據地的財政經費，部隊給養和人民生活，趙革非不辜負邊區首長安排的重要職責，他面對來至各個方面的困難，努力運用並發揮其自身的財會專長，積極尋找解決途徑，幫助領導制訂對策，使金融動盪不穩的局面在短期內得以有效遏制，他根據行署確定的財經方針，參與起草和制訂行署的有關金融政策。開源節流，精打細算，將有限的財力用在刀刃上。為繁榮邊區經濟，鞏固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支援中央陝北，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漚心瀝血、日夜操勞，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為褒獎趙革非突出的工作成績，行署機關特別贈予他會計師的職稱，成為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在晉西北革命根據地唯一獲得和擁有這一財會專業高級職稱的財務工作者。原在晉綏行署民教處工作的閻兆林（解放後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秘書長）1985年10月18日在醫院住院期間回憶“記得當時由於他對會計工作極為熟悉，機關贈過他會計師的職稱。”
與此同時，由於閻錫山控制的山西省鈔不停地濫印濫發，造成了通貨膨脹，嚴重地攪亂了市場和金融秩序。為了打擊敵人的經濟侵略，切實保護根據地人民民眾的切身利益，肅清偽鈔在根據地的流通，防止敵人攫取我方物資，堅持敵後抗戰，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晉西北財經政策的指示，行署分管財經工作的領導同志聽取和採納了財政處黎化南、趙革非、左奇等同志的合理建議，於1940年5月10日成立了以革命老人劉少白為行長的邊區總銀行“西北農民銀行”並發行新幣，根據地人民稱西北農幣。成立大會現場十分隆重，到會的人員有:120師賀龍師長、關向應政委、甘泗淇主任，十八集團軍南漢宸，晉西區黨委林楓、張稼夫，新軍羅貴波政委，行署續範亭、牛蔭冠正副主任、財政處長湯平和總會計師趙革非，延安《新中華報》郁文，以及塔斯社記者莫德文等。會後劉少白行長直接向行署續主任請示邀趙革非先來總行給幫幫忙指導指導，等工作理順以後就回行署。續主任將劉行長之意轉告革非，他愉快地接受了這一任務。行署機關隨即委以兼任西北農民銀行會計職務。革非以其豐富的財會知識，認真負責的精神，忘我的革命幹勁，協助行長劉少白先生消滅雜幣、抵制偽鈔、鞏固和穩定根據地金融秩序，提高西北農幣的使用率，有力地支援了抗日軍民的供給。很快扭轉了根據地經濟被動的局面，使農幣的信用和地位日益提高。不僅盤活了根據地市場，同時也極大地滿足了軍事鬥爭的需要，還為繁榮根據地經濟與建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他還為農行制訂了一整套相應法規，完善了農行的管理體制。
1941年初，邊區政府為迅速扭轉財政管理人才緊張，一人身兼數職的局面，儘快培養財政會計人才，特舉辦了由晉綏軍區副司令員、行署主任續範亭直接領導的財政幹部快訓班，抽調了各部門精兵強將，初等以上學歷的幹部為學員，由精通業務的趙革非和賈煥庭（解放後任鐵道部第一設計院院長）二人兼任教員，他們發揮自己全部才智，毫無保留地把知識傳授給革命戰友。“因他二人會計知識很好，行署辦財會幹部訓練班時他們給上課”（原晉綏行署審計科長陳繼武1984年11月22日來信語）“行署辦財會人員訓練班他給上課，看情況他還能勝任這項業務。”（內蒙古政府原秘書長閻兆林1985年10月18日來信語）他們的努力，大大加強了邊區財政隊伍的建設，也大大促進了邊區經濟的發展。
不久，由邊區行政公署直接領導的黨培養領導幹部的基地，邊區最高學府抗戰建國學院（後稱晉西師範）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創建，開始校址設在興縣楊家坡，在日軍掃蕩與空襲的艱難歲月里曾多次輾轉於興縣姚家會，陝西省神木縣裴家川等地。為了高速度、高質量培養黨的幹部人才，邊區領導首長慧眼識人，特指定趙革非和杜心源，杜若牧、劉波、馬行健等人負責兼任這所幹部搖藍的幹部班、師範班的各科目教員，趙革非任數學系教研組長。他們堅持我黨辦學宗旨，克服根據地紙張緊缺，缺乏現成教材的諸多不利因素。除自編自備教材教案，還要防範敵機轟炸、日軍掃蕩、突然襲擊等重重危難，與同學們一起地作椅，膝為桌，樹枝當筆，沙土作紙，勝利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學員們也不負重望，政治上堅定，思想上進步，作風上正派，生活上儉樸，工作上踏實，紀律上過硬。他們一批又一批地投入到人民的解放大業中去，成為德才兼備的解放區各級幹部。
同年夏季，日寇對我邊區根據地進行了規模空前的瘋狂大掃蕩。這時他們一方面繼續給學員授課，一方面和戰友們一道為邊區老百姓搶收糧食、蔬菜，防止敵人的蠶食。並一面主動配合358旅、一直在晉西北堅持鬥爭的工衛旅和根據地的革命民眾以游擊戰，伏擊戰，地雷戰等各種有效方式給敵以沉重打擊。後來，各首要部門及學校按上級部署，隨行署機關暫時轉移至陝西神府閻家堡一段日子。直到秋季老區軍民徹底粉碎敵人的夏季攻勢後，又重返興縣。晉西師範的工作成績得到了分局首長的充分肯定。
在邊區根據地，趙革非積極發揮自己的文化特長，做到學以致用。他結合自己的工作職責，總結自己的工作實踐，為根據地的財政管理摸索了許多切實可行的管理辦法，並擬成制度條文修訂成冊下發各地、縣財政部門。他還為邊區的金融事業完善了許多相應法規，大大加強了邊區的財政和金融工作的管理。他還為建立健全各級財政體系出謀獻策、培養人才，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事業中，把全部才智貢獻給黨和人民。這一時期是趙革非工作最繁忙的日子。儘管那時他身兼數職，工作忙碌而緊張，高度近視又給他的工作和學習帶來諸多不便，但他從不叫苦叫累一心撲在事業上。還要抽時給行署各類機關報刊準備一些稿子。他對工作勤勤懇懇，踏踏實實的作風，為革命事業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高尚情操深為許多戰友和同志們所欽佩。“趙老師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經常與我們學生一起談心，向我們了解家庭情況，說說笑笑，學員們一點也不感到拘束。一年冬季，趙老師見我凍得直流鼻涕，就把他自己的棉帽給我戴在頭上，並拍著我的肩膀問我是哪兒的人，今年多大了，當我回答是右玉縣人，年18歲時，他又接著問離家幾年了，想家嗎？家裡還有些什麼人？並一再囑咐我，現在條件這樣艱難，可一定要珍惜學習的機會啊！以後我回到家鄉搞地下工作，還時時想著他的樣子，全國解放後，我在右玉縣委工作時，有一次利用到大同開會的機會尋訪過趙老師，結果沒找到。”（1987年6月9日筆者在大同安東營幹休所訪問雁北師院離休老幹部解楓璽憶）
在晉綏邊區的革命熔爐中，趙革非成長為邊區政府的重要幹部。
七 在“搶救”運動中
1942年春夏之交，黨中央根據形勢的需要，決定在全黨範圍內展開一次：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風運動。初始階段，黨中央本著以馬、列主義為指針，從科學的角度出發，以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全黨同志進行一次理論聯繫實際的教育，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是十分必要的。同時也能夠藉此統一黨員思想，糾正一些幹部頭腦中存在的錯誤認識和不良習氣。
接到通知後，晉綏邊區率先在首府興縣組成了以分局書記林楓為主任的整風總學委。分局要求各機關單位必須嚴格按照中央精神履行好各自的職責。在此正確思想指導下，各整風小組的同志們踴躍發言，尋找差距，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整風工作沿著正常有序的方向開展著。
當工作行進到1943年夏的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時期，“延安搶救運動”的風潮很快刮到相鄰一條黃河的晉綏邊區。中央負責整風運動的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康生，倚仗手中這張王牌，大施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淫威。這位貫以投機鑽營玩弄權術的老手，除隔三差五來電話或電報催問進展情況不說，還在臨縣郝家坡搞了一個所謂“搶救試點”，要求各地仿效、推廣其所謂的“經驗”。後期，晉綏整個行署整風集中在分局黨校進行。趙革非、鄭貴、蘇興、趙作森、鄭翰等一批人員被編在四部。當時，行署整風工作只得以康生等人在臨縣郝家坡搞的所謂“搶救失足者”試點為指導思想，極力推行“左”的一套，使此次整風運動受到嚴重的干擾，從根本上偏離了軌道，出現了叛徒、特務、托派等帽子滿天飛的“逼、供、信”恐怖局面，使人心大亂，嚴重地妨礙了正常的工作和學習。更使許多由白區轉入抗日根據地工作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受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鑒於這種不正常的情況，趙革非和同期在黨校的一些幹部出於對黨高度負責的精神，針對那陣子說風即雨，捕風捉影的處理方式，以及幹部中普遍存在的對於反頑鬥爭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理解不深、根據地屢屢出現違背黨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情況和侵害農民人身權利的事件以及一些幹部沒有冷靜地去思考過晉西北是山西最貧瘠、人民生活最苦、文化最落後的地區，過高估計這裡的潛力，隨心所欲地加大農民負擔。以至出現像原晉綏分局組織部長龔子榮所憶的那樣的事：以“老虎凳”、“指甲縫裡打針”“壓槓子”等極殘忍的手段和刨地三尺等過激的行動相威脅，逼著獻金獻銀，獻土地，對待人民民眾和革命幹部如視敵人一般等等實質性的問題。趙革非等人曾多次向四部整風負責人狄非同志秉筆直書，陳述自己的觀點和見解，講述經濟工作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道理，並提出許多中肯和符合當時歷史條件的意見，但均未被重視和採納，相反卻招致惹火上身的悲劇。儘管如此，但他還是覺得大家互為戰友，作為黨的工作者，革命的同志，應該有責任表明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主席還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的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繼續固執地同個別領導幹部中的主觀主義、盲目主義、肅反擴大化等極左思潮進行鬥爭。他說：“沒有實際的思想是空的；沒有思想的實際是瞎的；同樣沒有實踐的理論是空虛的；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因此，在實踐中的人要研究；在研究中的人要實踐。只有這樣人力、物力才不致浪費。”本來很有道理，卻被某些人說成是“異想天開”，“無稽之談”。因而，觸怒了某些人物，結果把他當作運動靶子，直搞得他一敗塗地。雖然，他在分局和行署召開的幾次規模龐大的會上再三如實地反省交待自己的所謂“全部問題”，審查小組和大會主持人也承認他是所謂坦白的很好的分子，卻也嘗到了重點審查的惡果。（根據原內蒙古愛衛會主任鄭貴1984年6月15日的來信和1989年4月9日筆者在西安市新民街13號樓訪問原晉綏邊區審計科長陳繼武先生及五、六十年代趙革非胞妹馬玉梅訪問大同市政府秘書長鄭翰和老幹部石林等同志的回憶材料綜合整理）據說，當時不少同志被逼成了反革命，而更多的同志則是被“搶救”成了“特務”、“嫌疑分子”其中包括張文昂、張韶芳、武養民等。
趙革非當年的老戰友，後任山西礦業學院院長馬行健在1985年12月24日回憶這段歷史時發出肺腑心聲：“革非同志，工作認真、學識豐富、性情耿直，遇開會時見到他說話，發言直爽，敢於給領導正面提意見……”國家物資總局西安儲運公司經理陳繼武在1985年2月16日的來信中則更加直截了當：“他吃虧的原因就在這方面”二老所言，道破天機，其中不難悟出一二，分析出一些眉目來。而革非本人對於自己的言行又是持何種態度，且看：“我是一個極其不會說話的笨人，然而，卻如八哥似的終日嗷嗷不休，所以常常地惹禍遭災，甚至於有時弄成食不飽腹、衣不遮體的地步，過後想起來極其傷心。古人所說的‘禍從口出’仿佛是景陽崗下白楊樹上的布告，委實是我免除危險的指針。但是不幸啊，我的秉性就是各列（古怪固執），就是這點小毛病總改不掉，說出來的話老是劍鋒利芒似的使人難堪，一群人相聚在一塊，正在談的興高采烈的時候，稍使我一插嘴馬上便煙消霧散了。因此，我以為我的話大約是冷冰吧。紅焰焰的火放上幾塊冷冰，你想還能燃燒嗎？然而，直到如今仍然是如此，近來反到愈來愈凶不願意改轉了。熱情的話固然人們歡迎，但我不會說，只好說我自己的冷話吧！真誠的話不美麗，美麗的話不真誠。”
這段日子幸許是革非一生中最難過的時刻，也是他未曾料及到的。其間他雖身處逆境，心身受到嚴重摧殘，心愛的妻子也被逼離異，孩兒更是不明下落。甚至連給大同家中親人寫信的權利也被剝奪了。但他絲毫沒有動搖革命意志，始終堅信自己的選擇沒錯。他的這種精神在當時非常環境中給許多蒙冤的同志以寬慰，因為那時已經出現過多起自殺未遂事件，幾乎是人心惶惶。
後來在回顧總結當時“搶救”的作法上，老幹部們義正辭嚴地道出自己的心裡話：“1942年的土改整黨中受到錯誤處分甚至被處死的同志，因無正式作好甄別平反工作，不僅本人在有生之年未得到改正，甚至迫連其子孫後代受迫害，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也是不可原諒的，對於今人應引以為鑑……”（原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組織部長兼分局黨校教育長龔子榮夫人桑一偉1999年5月18日寫給筆者的信中語）
所幸的是此次運動中的錯誤作法，後來經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及時發現並予以糾正才漸漸挽回些影響。並針對上述問題中共中央於1943年8月15日發布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嚴肅地提出了在審乾中反對“逼、供、信”等主觀主義錯誤的九條方針，這樣才使整風運動逐步回到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正確道路上來。同時，對於趙革非的“洗禮”也宣告結束，他深深感激黨給了他繼續革命的機會，能夠重新出來工作， 1944年以後，趙革非留在分局黨校負責行政管理工作。
八 為了家鄉解放
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為了奪取抗日戰場的絕對主動權，鞏固和發展革命政權，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根據黨中央指示，堅決捍衛抗戰勝利果實。為了實現這一重大戰略決策，分局決定，派大同籍的邊區幹部趙革非，帶領部分同志深入大同地區工作，代表晉綏分局城工部接管敵偽政權，配合我晉綏部隊解放大同，組建大同市委、市政府。他於1945年夏用化名趙克非、馬革非、馬克非、馬克，由興縣碧坡村分局駐地出發， 經我方城工部的交通人員護送順利通過敵區封鎖線，安全抵達大同附近我軍占領區域。國家冶金總局局長劉耀宗（當時化名白奇）在1986年12月29日寫給趙革非胞妹馬玉梅信中回憶說：“你大哥於1945年6、7月， 由晉綏分局城工部，介紹到晉綏雁北地委城工部去大同城內工作，準備解放大同。我在雁北接待的他，我的任務只安排他進入大同城，他進大同工作是利用他的社會關係，他工作的具體內容是晉綏分局安排的”。日本投降前夕，大同周邊仍是一個游擊區，民眾尚未廣泛發動起來，黨的力量薄弱，一些我黨掌握的地方武裝武器裝備落後，戰鬥力不強，加之交通不便，訊息閉塞，不便聯繫和調動。8月中旬，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趙革非和他帶領的部分黨校和城工幹部，因無主力部隊配合，大同敵軍頑固拒降， 無法入城開展工作。只好部署同志們加緊監視大同城內敵人的活動，8月下旬，我晉察冀部隊也向大同城逼進。但是閻錫山9月派楚溪春率韓步洲的三十八師進入大同城，勝利果實被閻錫山搶奪。
1945年10月，革非親往左雲城向軍區首長賀龍，張宗遜詳細匯報了大同的情況，並對閻錫山的敵軍部署、敵特情報作了細緻分析。10月中旬，在左雲召開的收復歸綏、解放大同動員大會上，革非在發言中進一步向與會指戰員介紹了大同方面的具體情況。
1946年，根據中共晉綏中央分局的安排，趙革非繼續在大同地區以晉綏分局城工部和晉綏邊區公安總局的雙重身份開展工作。此後，他與綏蒙城工部，綏蒙公安局和五地委城工部的同志們裴周玉，鄭瀚（鄭魁武），李義，白奇（劉耀宗），李登瀛等往來接觸，相互支持，配合工作。並先後派出我地下工作幹部馬啟禹、賀連龍、許劍寶（長期潛伏大同青龍閣前街５號張根成院）李福元等同志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敵人內部進行分化敵軍、偵察敵情的工作。
按照中央部署先取大同再奪太原的方略。我晉綏、晉察冀軍區集中優勢兵力，在1946年7月晉北自衛戰役取得重大勝利後， 圍攻大同。在這一期間，革非發揮在二三十年代，多次從事舊軍隊策動工作的優勢，利用在綏遠和軍教團期間曾與楊愛源、楚溪春、秦紹觀、孫楚、於鎮河等閻系高幹和愛國軍官馬占山、沈瑞等高級將領有些舊交的關係，以他豐富的社會活動經驗和廣泛的社會關係，用各種方法廣泛深入地開展對敵的感化教育和大同守軍的轉化工作。
當時駐守在大同城北外圍白馬城村的敵軍是原東北挺進軍舊部，閻錫山騎兵第十五團海福龍部，趙革非對如何利用有利因素促成海福龍團長起義進行了周密細緻的分析，他認為海團雖然是大同守敵之一部分，但海本人卻不是閻之嫡系，而且海在抗戰時曾屢建戰功，是一位有正義感的愛國軍人。此人性情耿直且於自己有些交情。特別是在我軍大兵壓境的形勢下，海福龍不會給閻錫山充當炮灰。爭取海福龍部起義， 將對我軍圍攻大同，掃清外圍致關重要。
1946年7、8月間，趙革非身著灰布軍裝，帶領4位戰友住在距離白馬城最近的安家小村的一位叫銀梁子的老鄉院子裡，他根據所掌握的情況，一方面派人前去聯繫，一方面給海本人寫信。並密邀海到我方駐地商談，幫其分析形勢，促其全面覺醒。海福龍審時度勢，下決心棄暗投明，率部起義。趙革非及時把進展情況及相關情報經由白奇同志領導的五地委城工部轉回上報分局機關，分局對他的工作極為滿意。並指示，望抓住機會儘快實施之。同時，為了他的工作便利，還專門給他配備了一匹棕色戰馬。海福龍率部投誠後，趙革非和他並馬率所部奔向解放區。策劃和實現海福龍率部起義，給了大同守敵一個沉重的打擊， 在政治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促成海福龍部起義後，他準備打入大同城內繼續作閻軍上層人物和少數民族人員的工作，但由於我軍圍城，敵軍困守，戰事緊張，無法入城。當時主持晉綏雁北地委城工工作的白奇在1985年9月13日寫給趙革非胞妹馬玉梅的信中說：“你大哥馬革非同志是四六年我軍第一次圍攻大同時，由晉綏分局派往大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是由分局直接領導，我在大同時，負責把他安全送往大同城去，他向分局有什麼報告，我們負責給轉回去。工作的內容，由分局直接掌握，我們當時無權過問。”
大同撤圍後，革非住到設在大同口泉鴉崖附近盤道村的我雁門保全處（後改名綏蒙公安局）第一武裝工作隊（內稱大同情報聯絡站）一段日子。並與王樹楷、蘇乾臣（金龍蘇）、王雁鳴、白奇、喬永清等同志們一起在口泉等地開展工作。
1947年，大同對敵鬥爭形勢十分嚴酷，閻軍在大同加強封鎖，四出騷擾解放區。這時趙革非經常風塵撲撲地往返於龍探頭、高山、鵝毛口、長流水、黑流水、上下窩寨、馬家會，寧武、朔縣、井坪、窩窩會、豐鎮、左雲、右玉等地和大同情報聯絡站。輾轉奔波方圓數百里，為解放大同日夜辛勞。新疆糧食廳廳長（時任晉綏大同縣委書記）康莊在1985年1月12日寫給馬玉梅的信里說：“1947年我到大同縣委工作，在高山附近一個村，經白奇（劉耀宗）引見，我見到了你的兄長馬革非。當時知他是由晉綏邊區公安總局派遣做大同的敵偽工作的。因不是我們一個系統，所以工作上沒有發生聯繫。以後又看到鄭翰同志，他也是由晉綏邊區派來做大同城敵偽工作的。”在艱難的鬥爭環境中，趙革非頑強地戰鬥在對敵鬥爭前沿。
此後晉綏分局通知他留在綏蒙區，領導綏遠國軍工作部，從事做國民黨高級俘虜的思想感化和教育工作。他一絲不苟地執行黨的各項政策，調動每個敵偽官兵為我軍做瓦解和爭取敵軍的工作。這一時期內，他為1949年和平解放大同作了不少鋪墊工作。
原國民黨騎兵33軍軍長沈瑞是應縣羅莊人，抗戰前沈瑞駐軍大同，其妻子楊芝蘭和趙革非胞妹馬玉梅是第五女子師範的同學，又是結拜金蘭姊妹，經常往來，因而趙革非與沈瑞的舊交頗深。利用這層關係趙革非多次捎話和沈聯絡，啟發他調轉槍口和共產黨站在一起。後來，沈瑞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為和平解放大同做出貢獻。
在大同周邊區域活動近700個日日夜夜裡，為了家鄉的早日解放，趙革非懷著對家鄉人民的滿腔熱忱，充分利用人熟、地熟、關係多的優勢，一直奮戰在解放大同對敵鬥爭的前哨。無論走到哪裡都和那裡的革命民眾打成一片，這給他的工作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和方便。當年做海福龍工作時，趙革非曾住過的安家小村房東老鄉在1987年回憶說：“老馬和我們處的就象一家人，他最喜歡吃我們的黃糕和莜麵。”中共中央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政委裴周玉1984年2月27日在給馬玉梅的信中回憶“馬革非同志是綏蒙革命大家庭熟悉的一員……”
趙革非在大同外圍活動，離城內自己的家近在咫尺，為了自己從事的神聖事業，為了嚴守黨的機密，他一次也沒能夠回家看看分別十餘載，日夜思念的親人。他更料想不到的是，迄小養育他成長的父親早已在1944年10月27日被日寇官谷所害，家中只留下孤苦無依的母親和妹妹了。
早在1946年圍攻大同期間，黨組織考慮到滯留在敵占區的我黨幹部親屬的安全問題，曾指示趙革非和白奇負責想辦法把他們平安接出城去。革非他首先想到的是其他同志親屬的安危。在他們的精心安排下，多次派出地下情報員馬啟禹、賀三連等同志潛入大同城，把金若（原名祁佩貞）同志的舅舅萬成章、胞妹祁佩德（又名祁二女），米芳同志的母親和孩子們相繼接應出城，到了口泉我解放區。而他自己的親人因此後城內封鎖逐漸加嚴，雖經幾次接應卻未能如願。
1947年臘月，敵特風聞趙革非、白奇是參與解放大同的晉綏方面地下黨主要負責人的訊息，又探聽到他們的親屬還在大同，氣急敗壞地在1948年2月8日午夜，指使其特警隊爪牙匆匆逮捕了趙革非的胞妹馬玉梅和白奇的妻姐米芳（烈士李澤同志的愛人）。當時，敵人使出各種殘忍的手段對她們進行嚴加拷問，威脅其提供有關親人的訊息，然二女士面對心狠手辣的敵人寧死不屈，使敵人一無所獲。後來，直到我軍解放大同，敵特倉慌逃命時她們才脫險，並且勇敢地把敵特出逃時來不及收拾的材料統統收集起來於1949年5月2日交給我公安局王一鳴、康世安兩位局長以及從晉綏過來的蘇興同志。
九 英烈壯志未酬
1947年9月的一天，奔波忙碌了多時的趙革非，拖著疲憊的身子，本打算回到我綏蒙國軍工作部後理理長發，然後好好睡上一覺。哪想剛理過多半個頭，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返回興縣中央晉綏分局機關。他來不及安頓一切，便風風火火地踏上了回歸機關的路程。
回到分局機關後，邊區正展開轟轟烈烈的土改三查，而且搞的氣氛很緊張。他被安排至張家圪碢的晉綏分局黨校。期間，參加了包括分局在蔡家崖西溝召開的鬥爭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牛友蘭先生的所謂“鬥牛大會”和大大小小十幾次批鬥會和辯論會。當時邊區各地的土改工作團和貧農團在某些同志的領導下，正在大張旗鼓宣傳陳伯達這位頭戴所謂“正確思想”桂冠、身披“馬列主義”外衣的政治騙子在興縣木欄桿村的土改試點經驗，並緊密聯繫康生的臨縣郝家坡經驗，就是“亂打，亂殺，逼供信，莫須有”。同志們都體會到，此次“土改、三查”，仍舊不是在吸取經驗教訓上下功夫，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助長和延續了1943年延安的“搶救”風和不恰當的作法。土改工作團總把“左”的一套奉為金科玉律。特別是在處理進步士紳牛友蘭（時為晉綏行署參議員）、劉少白（時為邊區行署臨參會副議長，西北農民銀行行長）、孫良臣（晉綏邊區高等法院院長）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幾乎失去理智，象發了瘋一般，用髮簪串鼻遊街的殘忍作法把牛友蘭硬是折磨死。作為晉綏邊區創建時的老同志，出於對黨，對人民，對受害同志負責，趙革非等同志站出來說了些真話，哪知，正是這些心聲，恰恰被工作團的頭頭們認為是頑固不化、抵制和破壞運動。而且還搬出“搶救”風時的“老賬”，把趙革非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強加上“反革命破壞分子”的駭人高帽，結果被送到離蔡家崖僅一步之遙的李家灣晉綏公安總局。據說，凡來這裡的都是屬於性質嚴重的被整對象。“怪不得王大文等同志說：‘調我們來黨校學習提高，原來卻是‘搬石頭'、‘揭蓋子’、‘一腳踢開’，我們這些人是城門洞裡的石頭，踢打慣了。”（山西省檔案局《山西革命根據地》1989年第四期30頁）
在這樣一種錯誤思想的支配下，根據地“左”的偏向非但沒有收斂，在某些人的操縱之下，這股邪風煽動得更加兇猛。不光晉綏分局機關深受其害，各地區揪、抓、捕、殺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哪管道聽途說；哪管捕風捉影，乃至於興縣、岢嵐、寧武、綏蒙、雁門、大同五地委、五專署等等，出現了許多冤案。更多的則是政府機構、地縣委機關連連不斷地被指責成或定性為“地主窩子”之後被勒令撤消或解散，甚至連鍋端，工作全部由土改工作團替代。無辜的同志被扣上種種罪名，受到解職或逮捕法辦。其間，光是綏蒙區先後就有平魯一區區長馬富國等一些黨員和幹部被處死。十一專署專員鄭天祥、綏蒙區秘書長李維中、綏蒙武委會主任何明，清河縣委書記石生榮，朔縣縣委書記石磊、縣長王宏達，右玉縣委宣傳部長張榮懷、公安局長王錫恩、縣長張鵬舉，懷仁縣委書記康莊、副書記馬浩天、縣長李滋潤，左雲縣委書記孔原、副書記黑耀華、楊敏箴、城工部長劉端，綏蒙公安局警法科長喬永清、大同情報站長蘇乾臣等一大批同志相繼被列為重點對象被整，受到批判，解職或下窯背炭的處罰，聽到不少戰友一起蒙冤受屈的訊息，趙革非難過極了。他不怕死，怕死就不搞革命了，既然是選擇了黨的事業，就不惜流血犧牲。但最難過的恐怕是自己人鬧自己人了。
直到1948年2月後，解放戰爭戰略大轉折進入大進軍階段。為迎接即將來臨的全國勝利，同年3月23日黨中央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陸定一、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一起從陝西吳堡縣出發，東渡黃河來到晉綏分局和晉綏軍區住地興縣蔡家崖村。4月2日親切接見了晉綏日報的全體同志，並發表了著名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根據這一指示，邊區相應地對活著的一部分受害者給予了初步的糾正，使其甩掉包袱全身心投入到解放事業中去。而對於死去的同志卻永遠失去了人生最最寶貴的生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春風溫暖千家萬戶，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許多當年晉綏的革命老首長在有關史料中追憶那段慘痛的教訓時仍心中掉淚“憶及那段悽慘歲月，雖然四十年過去，依然時時刻刻縈迴於我的腦海耳際，如今將那傷心動魄的一幕作一粗略記述，以使後人牢記這沉痛的歷史教訓……”（劉繼忠《興縣文史資料》6輯35頁）。“四七年‘搬石頭’是一種極‘左’的行動，一些同志由此受了委屈，更有一些同志付出生命，趙同志可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李登瀛1985年5月10日寫給馬玉梅的信）。就連當年曾負責過‘土改、三查’工作的分局主要領導人、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組織部長、分局黨校教育長龔子榮同志（建國後在中央工作），在太原等地區先後召開的幾次老幹部筆談會和晉綏革命根據地史料徵集會議上，代表原晉綏黨組織對當年做法深感內疚，對無辜死去的同志表示深深歉意，這無疑是給那陣子積極參與過激行為，又刻意迴避的某些人開了個好頭，真正表現了老革命家實事求是、光明磊落的作風。“土改、整黨中的領導幹部，不管你主觀上承認不承認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尾巴主義、懲辦主義錯誤，對黨對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失，是人所共知的……”，“1947年晉綏分局領導同志竟然以嘲弄的口吻譏諷臨參會的開明士紳，說讓地主們吃得肥頭大耳，回去後幫助地主要賬。這些言論都是沒有根據的，很不嚴肅的”，“晉綏代表在‘七大’上的發言，就是自滿浮誇缺乏自我批評的表現”，“晉綏分局個別領導同志在1947年的整黨中犯有和土改同樣的錯誤，其特點是全盤否定黨員和黨的組織，刨開黨員和黨的組織。”“把黨員和幹部當作土改對象，致使民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想怎么懲辦就怎么懲辦’，犯了嚴重的懲辦主義錯誤”，“勞動人民出身的幹部全部解職聽候審查，還片面強調：當民眾審查幹部時，不允許幹部對自己的缺點進行申辯。這樣做必然引起大多數幹部、黨員的不滿，而這又往往被誤認為是幹部反抗與破壞土改。”，“甚至有些地方又發展到亂打、亂殺黨員、幹部和農民，造成了不可補償的損失”，“據我所知，分局領導同志從四七年初開始，整整一年裡，從思想認識到實際行動，都是把黨的組織和黨員看成一團糟，四七年冬則是‘左’傾冒險主義、尾巴主義的錯誤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亂鬥、亂打、亂殺的現象在四七年下半年極其嚴重，曾造成了社會秩序紊亂，民眾恐慌的嚴重局面。這是領導上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和尾巴主義的必然結果。”因此“舉上述幾個例子，只是表明在‘翻底子’，‘三查’中所犯錯誤我應承擔的責任……”。“經過細緻的考證，是錯誤的就應當改正。真理總是愈辯愈明。”（龔子榮：『晉綏土改整黨與黨校工作的回憶』《山西革命根據地》1889年第三、四期）“晉綏邊區於1947年11月和12月，錯整、錯殺的現象是最為嚴重。如果不是中央命令糾‘左’，晉綏邊區還可能有更多的人喪失性命。”（趙晉：『晉綏土改“左”傾錯誤的客觀原因淺析』載於《山西革命根據地》總第21期）
就在趙革非返回分局後“三查”運動鬧得最凶時，他的拜兄郝性天（三師時的同窗，賀龍中學校長郝笑天的胞兄）由大同縣鎮川堡家中匆匆趕來看望他。突在他鄉遇故知，特別是在這個時候，革非真是喜出望外，格外地興奮，儘管自己的處境非同一般。一番親切的問候與敘舊後，傾訴衷腸，革非激動了，雖說男兒有淚不輕彈，然此時此刻他卻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眼睛，止不住淚水奪眶而出，熱淚中凝結著苦悶和心酸。他如實地向這位真誠的摯友述說著自己目前的處境，這種叫自己人難過、敵人歡笑的事情。殘酷的現實狀況真使他無法預測將來怎樣，還會發生什麼不幸，真可謂生死未卜。這陣子他的腦海中，也許預感到一種不祥之兆正悄悄地向他逼近。於是他毅然決定把自己用多年心血寫就的自傳體文集交給了郝性天，托他設法捎給家裡。這大概是他唯一可以辦到的事，也是他最後的囑託。希望用它來表明心跡，了卻自己的心愿，安慰自己的親人，補償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他想著：只要親人們能看到這部傳記就如見到你們的孩兒回到身旁一樣。為此他再三向性天兄千叮嚀、萬囑咐他一定要送到。
不料天不作美，郝先生返家後因戰事驟緊，一時無法入得城內，又恐遭敵人發現惹禍，則藏於自家灶眼中，結果事後失記被火燒毀，釀成終身憾事。
解放後，郝先生幾次於街巷中遇見趙革非胞妹馬玉梅，談到此事總不免抱歉萬分流露愧意。據郝性天先生講，該自傳文集從各個方面系統記述了國共合作，晉綏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到日寇投降後的不同歷史時期的親身經歷。同時記錄著這位錚錚鐵漢由學校到邊區近二十年的成長過程，凝聚著戰火洗禮的見證。只可惜在那石作椅，膝當桌，炮火連天的惡劣環境裡漚心瀝血耕耘的巨著沒有能夠保存下來，而是在環境的逼迫下，在熊熊的火光中付之一炬。
就在郝先生與趙革非辭行的幾天后，也許這時郝先生還在返同的路上走著，土改工作團的成員將趙革非的所謂“罪行材料”，放在了晉綏公安總局譚局長的辦公室，認為趙革非的表現和其行為已成為阻礙土改進程的絆腳石。於是把他逮捕，在同年的“搬石頭”中，當作“大石頭”搬掉了。趙革非同志永遠離開了我們，他犧牲在他工作和戰鬥的土地上。
十 英名永垂青史
關於趙革非同志參加革命後的情況，直到建國後家中母親和妹妹都不知道他已經事業未盡身先去，還以為仍然活在世界上。這就引出了從大同和平解放的那一天起，親人40餘年來曠日持久地四處尋訪趙革非下落的艱難旅程。那些年，起初有些同志提供說趙革非同志也許是解放大西北或大西南去了。但是，因當時的大氣候，這件事雖經家裡不懈努力總沒有眉目。各方回答不是模稜兩可，就是含糊其辭，從沒有一個明確的交待。也許是好心的人們再不願意給這可憐的母女倆添揪心的往事；也許是在自責而無言以對。總而言之，趙革非的事多年來一直沒有確切訊息。在大同工作的晉綏幹部金若、石林、鄭翰、劉耀宗，在上海的四川省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蘇興，趙革非好友沈瑞，雖然提供了一些情況，但最終沒能找到趙革非。1953年，口泉糧食局局長李福元同志，誤以為來同擔任領導工作的馬傑是他過去的老領導馬克（趙革非），曾向市委打聽過情況。1968年，山西寧武縣教育界的兩位年青同志辛銀虎（據說現任寧武縣教委成人辦主任），余啟亮曾來大同找馬革非主任，（辛、餘二人當時這樣稱趙革非）請求他給過去曾派出做地下工作的一位老幹部作證，但均無結果。
1983年，內蒙古自治區組織晉綏的老同志開座談會。與會老幹部在回憶晉綏革命根據地和解放戰爭革命史時，知情的同志講出了馬革非同志（趙革非）的革命事跡和被害情況，原晉綏老同志鄭貴（時為內蒙古愛衛會主任）、綏蒙及大同一帶做公安工作的許劍寶（時任內蒙古宗教委主任）、王雁鳴（時為內蒙古工學院副院長）、裴周玉（時為解放軍裝甲兵政委）等同志鄭重地提出這起冤案現在應當給人家平反的話題。這樣，趙革非的問題正式地列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的日事議程上。在公安廳和國家安全局同志們的積極努力之下，在老首長們的親切關懷下，各方大力配合、協同工作、辛苦奔波，並收集到了馬玉梅同志在1952年寫給當時的綏遠省人民政府領導人的尋找親人胞兄馬仲（趙革非）的信函，1984年，終於使趙革非同志沉冤長達40餘載的錯案得以昭雪。
得知趙革非同志平反的訊息，許多老同志都很欣慰。他們奔走相告，並向趙革非胞妹馬玉梅同志提供了三、四十位趙革非當年老同志、老戰友的通訊地址。許多同志都寫信回憶了趙革非在各個時期的革命經歷。其中馬行健、蘇興、許劍寶、鄭貴、郭實夫、陳繼武、劉耀宗、閻兆林同志還先後在徵集史料的會議上回憶並給趙革非同志的胞妹寫信表示對死去戰友深深的惋惜。山西礦業學院院長馬老行健在信中說到：“得悉革非同志不幸的遭遇和最終昭雪平反的信息，雖然時過大約也有40餘年，回想起來不能不感到無可挽回的痛惜！這是康生領導的整風中左傾擴大化造成的惡果，他危害黨和國家的罪惡是罄竹難書的。”四川省水電廳廳長蘇興說“看到對趙革非同志的平反覆查結論，內心非常高興，多年來不白之冤得到澄清，說明黨堅持實事求是的政策，恢復了革非同志革命幹部的光榮身份，深為慶幸。”內蒙古工學院副院長王雁鳴老同志說：“我和革非同志一起相處雖不滿兩月，但由於他為人處事談吐幽默，給我印象極深”，國家物資總局西安儲運公司經理陳繼武同志回憶說“趙革非同志，是個很好的同志，據我知道他當時還是黨員，且我們相處很好，經常在一起開玩笑，他的知識很好，戰友們對他都很尊敬，因此，我也很想念，見著熟人就打聽，一直沒有打聽到，你們這次來信更激起我的想念之情。多年的老同志，這樣的結局，使人非常難受和惋惜。”原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幹部、他的老戰友任述英同志1989年4月9日在西安對筆者講過這樣一句話：“據我知道他是革命戰爭艱苦歲月里，咱們晉綏這塊回族中，參加革命工作最早的同志之一。”大同電視台在2001年4月6日—7日晚7時連續播出專題節目《雲中驕子趙革非》。
趙革非同志只走過41年短暫的人生道路，他以自己滿腔熱血，譜寫了壯麗的人生篇章。他忠於黨的事業，信念堅定，愛憎分明，只要對國家和民族有益，他就勇往直前。他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就是人民的解放，他為之奮鬥一生的，就是革命的勝利。趙革非同志作風正派，嚴以律己，他將革命事業造就的才華和智慧，全部奉獻給黨和人民。他一生艱苦奮鬥，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始終奮鬥不止，戰鬥不息，無畏赴湯蹈火，直到獻出寶貴生命。他是晉綏人民的驕傲，也是回族同胞的自豪，家鄉的人民永久懷念這位功勳卓著的少數民族革命先驅，他的精神將激勵我們千秋萬代永遠前進，讓我們繼承他的遺志，把祖國建設的更加美好。
後 記
關於趙革非同志的生平事跡，一來他蒙冤受屈慘遭不幸，沒能夠自己撰寫革命回憶錄，歷史多被埋沒。二來他早年離開家鄉，長期在各地從事革命工作，再加上當時他搞秘密工作，受晉綏分局直接領導，接觸的人士並不多，故家鄉人民對他的歷史不很了解，記述多局限在二十年代時的愛國學生運動方面。1988年春，在山西省省長、晉綏革命根據地史料征指委主任、熟悉趙革非同志情況的原晉西北區黨委副書記羅貴波同志親自關懷下，趙革非同志的大概經歷，曾發表於《山西革命英烈》1988年第三期，這是首次有關他個人事跡的報導。
為了使趙革非的事跡更加翔實，更趨完善，我們根據老同志們來信回憶和訪問材料，以及趙革非胞妹馬玉梅同志知道的情況，擇要整理編髮此文。希廣大史志工作者和知情老同志給予補正，以使這位已故老前輩的革命事跡得以充實。
提供情況的趙革非同志生前老戰友、老幹部及他們來信的具體時間是：
旭 楓（原名任述英，原晉綏邊區幹部，離休後住西安市委大院。1989-3-25、1990-7-25、1996-3-19）
劉耀宗（化名白奇，原晉綏五地委城工部副部長，口泉市副市長，離休前為國家冶金總局局長。1985-8-8、1985-9-13、1986-12-29）
劉 鉞（馬仲同學，山西省政協常委，山西大學博士生導師。1988-8-6）
李登瀛（中央委員、原晉綏五地委書記、離休前為甘肅省人大常委會主任。1985-5-10）
郭實夫（原晉綏分局城工部組織科長、離休前為四川省委副書記。1989-6-5、1990-2-3）
袁 瑛（原為晉西師範幹事、屈健同志愛人、現住北京。1985-12-11、1986-6-28）
韓向黎（原晉綏行署幹部，解放後住北京東單二條東勝胡同四號。其愛人是晉綏行署財政處副處長、晉綏分局供應委員會副主任、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河防司令部副司令員黎化南同志。1985-10-20、1985-12-26）
蘇 興（原大、懷、左動委會主任、離休前曾任四川省水電廳廳長。1963-5-30、1986-1-13、1987-1-7）
鄭 貴（原晉綏糧食局幹部、離休前為內蒙古愛衛會主任。1984-6-15、1984-6-27）
裴周玉（中央委員、原綏蒙公安局長、離休前為解放軍裝甲兵政委。1984-2-27、1985-4-16、1986-12-20）
閻兆林（原晉綏行署民教處幹部、離休前為內蒙古政府秘書長。1985-10-18）
王 磊（中央委員、原晉綏貿易副局長、離休前為國家商業部長。1987-11-25、1987-12-9）
白如冰（中央委員、原晉綏省委書記，建國後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1986-1-11）
趙 林（中央委員、原晉西北區黨委書記，晉綏分局城工部長，建國後曾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1986-4-20）
金昭典（中央委員、原晉綏公安總局人事科長、離休前為中央整頓黨風辦公室主任。1987-1-3）
康 莊（原晉綏大同縣委書記兼老二團政委，離休前為新疆糧食廳廳長。1985-1-12）
鄭 翰（原晉綏邊區幹部、建國後曾任山西省參事室主任。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向馬玉梅講述趙革非有關情況）
宋時輪（中央委員、中顧委常委。曾任八路軍120師358旅716團副團長，三野第九兵團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等職，1955年授上將軍銜）
武新宇（中央委員、原任毛澤東秘書、晉綏行署民教處長、行署副主任，建國初任國家內政部副部長）
狄 非（原晉綏分局黨校四部負責人，建國初任公安部12局局長）
狄景襄（原晉綏邊區“西北農民銀行”副行長，建國初任上海市副市長）
王夢樵（又名王錫珍，原晉綏邊區豐鎮縣長，建國後任內蒙古自治區國防工辦主任）
沈新發（原晉綏邊區第五軍分區副政委，建國後任內蒙古自治區顧問委員會主任）
桑一偉（原晉綏分局幹部，其愛人龔子榮同志曾任中組部副部長、中辦副主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99-5-18）
蘭馨亭（原晉綏邊區公安總局科長，離休前任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4-12-21、1985-2-1）
金 鑒（原晉綏行署審計科副科長，離休前為四川省人大副主任。1985-12-27）
溫宗祺（原晉綏行署續範亭主任的秘書、離休前為天津外語學院院長。1986-6-22、1986-11-21、1986-12-3）
孫劍鋒（原晉綏公安總局幹部、離休前為甘肅省委組織部長。1986-12-22）
許劍寶（原綏蒙公安局情報偵察員、離休前為內蒙古宗教委主任。1947年春並1949年5月2日與蘇興同志一同到趙革非家中看望，解放後又多次來大同）
成啟泰（原晉綏行署財政處幹部、離休在山西省商業廳。1988-2-18）
牛蔭冠（中央委員、原晉綏行署副主任、離休前為國家供銷合作總社主任。1985-11-10）
金 若（原名祁佩貞，晉綏邊區山陰縣長、建國初期曾任大同市民政局長。解放後與馬玉梅敘舊時談起和趙革非在一起時的一些情景）
米 芳（曾任大同市國小校長、劉耀宗同志的妻姐。1946年—1947年間，趙革非和白奇因工作需要，曾在大同口泉區她的家裡住過一段日子）
馬行健（原晉綏抗戰學院教員、離休前為山西礦業學院院長。1986-12-5、1986-12-24）
金龍蘇（原名蘇乾臣，原綏蒙公安局大同情報站長、離休前為貴陽林業局長。1984-4-16、1988-1-9）
王雁鳴（原中共綏蒙區地下工作者、離休前任內蒙古工學院副院長。1984-5-29、1987-12-31）
陳繼武（原晉綏行署審計科科長、離休前為西安儲運公司經理。1984-11-22、1985-2-16）
魏鳳鳴（原晉綏行署財政處幹部、離休後在蘭州軍區干休所。1985-10-22）
馬 平（原工衛旅幹部、離休前在軍委總後勤部。通過袁英同志和王磊同志辦公室間接了解）
李福元（原西大同縣委城工部幹部、解放後曾任口泉糧食局長。文化大革命前在口泉居住時，向馬玉梅說起受趙革非派遣搞地下工作的情況）
解楓璽（原抗戰學院學員、離休前為雁北師範學院書記。筆者1987年6月9日在大同訪問）
沈 瑞（趙革非好友，字楫吾，原國民黨33軍軍長、離休前為山西省政府參事室參事。建國前、後，與馬玉梅家裡時有往來）
對他們的熱心和幫助，在此一併致意。
參考書目
《大同今古》1996年第4期38頁姚斌文『大同俯署六百年變遷』
《大同地方志》1987年第1期20頁劉合文『教益、啟示、反思』
《大同地方志》1988年第3期27頁『五卅慘案與大同滬案後援聯合會』
《大同地方志》1990年第2期38頁『趙革非』
《大同今古》1999年第3期15頁、【山西穆斯林】1999年12月出版第三期第26頁『事業未盡身先死——記為解放大同作出貢獻的馬仲同志』
《大同晚報》2001年2月26日B1版姚斌文『20世紀大同人物趙革非』
《雲中驕子趙革非》2001年4月6日晚7時大同電視台專題節目
《山西革命英烈》1988-3-50『四十年夢魂悲與喜 ──懷念胞兄趙革非』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山西省民政廳主辦。
《大同革命回憶錄》總第十二期108頁『慰悼胞兄趙革非』大同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
《大同文史資料》1990年18輯217頁『憶胞兄趙革非』
《大同一中校史》1990年版9頁『重大政治活動』
《中共大同歷史大事記述》新華出版社1991年12月版28頁
《中共大同簡史、一卷》55-57頁“大革命洪流中的大同工人、學生運動”中共大同市委黨史研究室。
《中國共產黨大同歷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版33—36頁
《大同文史資料》1985年11輯79頁『我兩次在大同做城工工作』
《大同工人運動簡史》第三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大同工人運動”之第二節：51頁－53頁“大同工人運動新高潮”和472頁“大同工人運動大事記”大同市工運史研究室編，1993年10月出版。
《大同市志》中華書局出版
《大同博覽》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9章553頁
（《大同歷史文化叢書·中共在大同的早期革命活動》四、大革命時期的革命鬥爭）19頁——20頁。大同三晉文化研究會高平等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
《夢囈》趙革非（馬仲）文集1931年著
《語痕》卷1--9 趙革非（馬仲）文集1932年著
《劣痕》卷十三趙革非（馬仲）文集1933年著
《劣痕》卷十四趙革非（馬仲）文集1934年著
《大同文史資料》第31輯勘誤表
2001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