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法
正文
中國封建時代關於酒的釀造、徵稅、專賣或禁釀的法令。酒法主要有3種類型:①榷酒。由官府壟斷酒的生產和銷售，禁止百姓私釀和私賣；②允許民間私釀和私賣，由官府徵稅；③酒禁，亦稱禁酒。災荒，戰亂時期糧食不足,禁止民間釀酒，以防止糧食的浪費。這3種酒法，在歷代皇朝呈現著錯綜複雜的交替重疊狀態。漢朝初年禁止群飲,法律規定，3人以上無故合群飲酒，罰金四漢兩。漢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在位）時，因發生夏旱,下令禁止賣酒，4年後才弛禁。漢武帝天漢三年（前98），開始實行榷酒酤，由官府釀酒出售，禁民間私釀。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廢罷榷酤，允許民間賣酒，官府徵稅，而酒價限定為每升四文錢。西漢末，王莽改制，於始建國二年（公元10）恢復榷酤，連同鹽、鐵等其他壟斷專賣措施,給民間造成很大騷擾,新莽政權也很快被農民起義所推翻。東漢時，不再實行榷酤，只是在某些災年實行禁酒。
東漢末年,戰禍綿延,饑荒嚴重，曹操實行酒禁，不準靡費糧食。東晉初，後趙石勒因糧食儲備不豐，重法禁止釀酒，施行數年，民間無釀酒者。南北朝時，南方陳朝因國用不足，又設立榷酤之法。北周也由官府設定酒坊，以獲贏利。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廢罷北周榷酒弊政，以示除舊布新。唐朝前期，承襲隋制，也不設酒禁。安史之亂時,饑荒嚴重，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和二年，實行禁酤，除光祿寺祭祀，宴請蕃客以外，暫停飲酒。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因財政拮据,令各州規定酒的生產銷售額,由酒戶按月納稅，官府和其他人戶一律禁止釀酒出售。大曆六年(771),又將酒稅定為3等。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罷征酒稅；三年，開始實行榷酤，由官府設定酒店，收取酒利,以資助軍費,每酙酒價定為三千文,米雖賤,亦不得少於二千文。貞元二年(786),又規定在長安禁酒，其他各地酒肆每斗酒納榷錢一百五十文，而在淮南、河東等地區實行榷酤。唐憲宗元和六年(811),京兆府（今陝西西安市）又規定，除正酒戶外，其他人戶的榷酒錢隨兩稅青苗錢均攤。唐文宗太和八年(834),罷京城榷酤，而各地榷酒錢收入達156萬餘貫。為了禁絕百姓私酤,當時的刑法十分嚴酷，甚至一人犯法，連累數家。五代時，後梁不行榷酤，允許各州府百姓私造酒麯。後唐天成三年(928),規定各地鄉村戶每畝納麯錢五文，允許私自造麯釀酒，而州、府、縣、鎮和關城、草市等城市居民區，允許酒戶自釀自賣，每月按買麯錢額向官府納十分之二的榷酒錢，其他居民亦可釀酒自飲，但不得出售。後麯錢一度減免，後晉、後漢時，於各地設賣麯務，在按畝徵收麯錢的同時，實行榷酤，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宋朝酒法最為繁瑣。作為兩稅附加稅的所謂沿納之中，仍保留了麯錢的名目，成了榷酤以外的苛稅。東京開封府（今屬河南）、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市)、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由官府造麯，民間購買官麯釀酒。後北京大名府（今屬河北）亦推行此法。各地的酒務、酒坊、酒庫等，或由官府經營，或由軍隊經營，或由官員私人經營，或由民間向官府承買經營，一般都實行專利、劃分銷售區域，不得互相侵越。閩、廣等地雖不實行榷酤，實際上也由當地豪民專擅酒利，官府徵收酒稅。凡民間私自造麯、釀酒或攜帶外地酒進入本地，都須判以苦役、徒刑甚至處死。酒課成為宋朝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全國共征收榷酒和賣麯銅鐵錢約326萬貫;至宋仁宗皇祐(1049～1053)年間，增加到1498萬餘貫，其酒利收入遠遠超過唐朝。由於官府橫徵暴斂,常出現抑配百姓酤酒、酒質低劣等弊端,酒麯價格也不斷上漲。南宋初，因財政困窘，四川又創立隔槽法，也稱槽釀法。官府酒坊設定隔槽四百所，百姓釀酒者，米一斛須納錢三十文，以增官府贏利。後來出現虧欠，又強迫納米之家認定每月釀酒錢額，而不再計釀米多少，造成了更深的禍害。
遼朝並非完全實行榷酤，在某些地區只徵收酒稅。金朝太宗天會三年（1125），正式設定榷酤官。金世宗（1161～1189在位）時,為嚴禁私釀，還設軍巡察,允許去權要之家搜尋，即使是宗室私釀，也要追究。但在某些地區，例如中都（今北京市）等地，也改收麯課，允許民間造酒出售。元太宗二年(1230)，開始設立酒醋務，對酒和醋實行榷酤。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又在大部分地區取消榷酤，改為對民間釀酒徵稅。在災荒歲月，元朝也屢行酒禁。
明朝不實行榷酤，而對酒麯徵稅，折收金、銀、錢、鈔，凡人戶出售酒麯不納稅者，笞五十，沒收一州酒麯，其中以十分之三支付告發者充賞。清朝沿襲明制，也不實行榷酤，但在災年或缺糧區實行酒禁，造麯釀酒者須處以刑罰。
從中國封建時代歷朝施行酒法的效果來看，徵收酒稅，特別是實行榷酤，乃是封建國家征斂民財的一種手段，流弊甚多，其中尤以宋代酒法最為苛酷。至於在災年或缺糧區實行酒禁，對人民的正常生產和生活，還是起了一些積極作用。
古代酒禁起因
約有四類，第一，為強國而禁。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酒亡國者。周公戒之曰:“群飲，汝勿佚，執拘以歸周，予其殺而禹惡旨酒。”周公頒誥，嚴厲禁酒，唯恐民眾敗德傷性，損害元氣，此為強國而禁酒。第二，為節約穀物而禁。釀酒需要大量穀物，東晉之時，一郡禁酒一年，就省米百萬斛。(《晉書》卷九十一)劉備在益州任官時，曾因天旱而禁酒。(《三國志》卷三十八《簡雍傳》)節約穀物，歷代禁酒，一般在災荒之年實施俱多，史籍累見不鮮，但均為短期。因嗜酒自古成習，長期禁之，斷難實行。第三為專賣而禁。《漢書·武帝傳》韋唁注云:“禁民酒釀，獨官酒置，如道路投木為權，獨取利也。”似此非真禁酒，乃官府獨自釀賣，以獲其利，獨占專利，可謂假禁。此前之禁，為民而禁;然武帝之禁，為利而禁，兩者徑渭分明。後來，兩晉時朝廷實行的權酤，與漢武帝的酒釀專賣制度同為一丘之貉。可見，飲酒日盛，習俗日普，國家制度隨機應變，官利本位優先，古今皆然，又豈獨酒俗為然歟?但民好飲酒，禁之不絕，史籍昭然。第四，因酗酒肇事而禁。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農民豐收後酗酒鬧事，文成帝為此下令禁酒，詔令明言:“釀、沽飲皆斬之。”(《魏書》卷一百一十一《刑罰志》)實則民禁官不禁，明禁暗難禁。（摘自黃現璠著《古書解讀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