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治漢奸
1933年5月,高樹勛與吉鴻昌一起,奔赴張家口,協助馮玉祥將軍組織冀察民眾抗日同盟軍。這支部隊在長城內外抗擊日寇,連克數城,威震中外。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高樹勛集中河北民團近萬人,在大名進行整編,組成河北暫編第一師,不久,奉命改編為國民黨暫編第九師,後又改為新編第六師,與日寇周旋作戰。後來,高樹勛的新六師被改編為國民黨十軍團第八軍,高樹勛任軍長,受大漢奸石友三的節制。石友三,與韓復榘、劉汝明、孫連仲、孫良誠等被稱為馮玉祥的“十三太保”。石友三與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拉上關係,藉助日本勢力,勾結失意的軍人政客,組織隊伍在冀東活動,為日本侵略軍開闢道路。
石友三與日偽軍勾結,其部屬十分不滿。師長米文和、張雨亭等不願當漢奸,準備伺機除去石友三。高樹勛因不願進攻八路軍,石友三便挑動日軍襲擊高部。這樣,石、高之間的矛盾就進一步加深了。石友三第六十九軍政治部主任臧伯風及總參議畢廣垣,利用這些矛盾,與高樹勛策劃,尋機殺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與日方開始商談投降條件。臧伯風、畢廣垣、高樹勛等感到形勢緊迫,決心趕快下手。他們請出原西北軍將領、時任魯西行署主任兼游擊主任的孫良誠,由他出面請石友三到高樹勛部面談,說是要消除兩人的隔閡。石友三見是老長官出面邀請,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連騎兵隨孫良誠到高樹勛部駐地河南濮陽柳下屯。高樹勛率旅長以上軍官將他們迎進會議室。不一會兒,一勤務兵入內對高樹勛說:“太太有事相請。”高樹勛即離室而去。突然,4名衛兵進入會議室,將石友三架走。孫良誠這時才知受了利用,但已無可奈何,只得獨自離去。當天夜裡,高樹勛命士兵將石友三活埋於黃河岸邊。
起義經過
密謀商談
1945年8月1日,日本政府發出乞降照會的訊息後,晉察戰區總司令高樹勛也收到了一份來自南京蔣介石的電報:“你部原地駐防待命,移地受降之事待議……”高樹勛閱後頓生一團怒火:豈有此理,抗戰期間,你的嫡系一直躲在大後方養精蓄銳,留下我們這些所謂的“雜牌”在前面流血賣命,現在抗戰勝利了,你們搶占地盤,相反卻要我們這些一線部隊“原地待命”,由你的部隊去“摘桃子”。這樣對待我們,天理難容!
恰在這時,國民黨第5戰區司令長官劉峙來電,邀請高樹勛進攻南陽;第11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也來電要他去新鄉,以便北進,打通平漢鐵路,搶占北平、天津。經權衡比較,高樹勛接受了孫連仲的邀請。
隨著部隊不斷向北推進,高樹勛深知要穿過八路軍控制的冀察根據地,絕非一件易事。因此派出使者王定南,帶上自己的親筆信,潛赴太行,去找當年他在河北省保全處任職時就曾有過交往的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8月29日,王定南在八路軍總部情報處副處長申伯純的陪同下來到了黎城。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委看過信後,向王定南詢問了高勛的有關情況,王定南詳細介紹了高樹勛這幾年在國民黨軍隊內部受排擠、遭打擊的情形。劉、鄧研究了對高樹勛的爭取工作,決定由申伯純負責,組成一個爭取高樹勛起義的工作小組,成員有邊區參議靖任秋、總部參謀路展、李新農、席一、劉岱及電台機要人員辛良志、赫文祥、徐雙海等。經過周密的計畫安排,策反小組成員辛志良、赫文祥與高樹勛見面了。
恰在此時,國民黨第11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正在重慶被蔣介石召見,孫向蔣陳述欲以第三十軍、第四十軍沿平漢路w北進,利用高樹勛和“共軍”的關係,讓其開路,把高推向進攻八路軍的戰場上,以打通平漢路。蔣介石聽後覺得正中下懷,於是電令高樹勛:令你部暫住新鄉待命。同時任命高樹勛為第ll戰區副司令長官。
儘管高樹勛被蔣介石委以“重任”,但他深知蔣介石和孫連仲不會信任自己,所以仍在暗地作自己的打算。
9月底,國民黨第11戰區所轄新八軍、第三十軍、第四十軍雲集新鄉,完成了向北推進的準備。高樹勛認為,眼下全長約300多公里的平漢路,全被八路軍控制,孫連仲要打通平漢路談何容易。既然王定南已與共產黨取得聯繫,不如甩開第三十和第四十軍,自己率新八軍單獨北上,先到石家莊受降,然後去冀察邊區再作打算。於是10月1口,他決定再次派王定南與劉、鄧協商假道北上的問題。
施加壓力
10月13日,即《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正式公布的第二天,蔣介石頒布內戰密令,要求各部隊將領:遵照中正所訂《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
於是10月14日,第11戰區所轄第三十軍、第四十軍、新八軍由新鄉出發,沿平漢線北進,18日進抵安陽。與此同時,國民黨後續4個軍也緊隨其後,相繼抵達鄭州、新鄉。平漢線戰事已處一觸即發之勢。為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上黨戰役行將結束時,劉、鄧首長立即返回晉冀魯豫軍區駐地赤岸,籌劃另一場更大的戰役。
10月16日,劉、鄧首長下達平漢戰役作戰命令,決定集中太行、冀南、冀魯豫三區主力部隊於漳河北岸至臨銘關段鐵路兩側,以一部牽制向北推進的國民黨軍第一梯隊右翼,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其沿鐵路行進的左翼一部;另以基幹部隊一部結合廣大地方武裝民兵,自新鄉至安陽兩側不斷進行襲擾截擊,切斷其後方補給線,迫使其殘留大量兵力於沿線各要點,以遲滯敵行動,保障主力順利完成殲滅頑軍的任務。遵照劉、鄧首長的指示,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從上黨和冀魯豫等地源源不斷開赴平漢線,準備在邯鄲古城與蔣介石的北進之敵決一雌雄。
就在劉、鄧大軍揮師東進,於平漢線上布設袋形陣地的同時,由新鄉北進的國民黨3個軍,在安陽一帶稍事休整,繼續北進,10月22日渡過漳河,24日,全部進入劉、鄧預設戰場。
在這種情況下,高樹勛焦急不安,他當著幾個老部下的面說:“不能再繼續打了,照這樣打下去,我們全軍1萬多人的性命就要斷送在老蔣的手裡了!”面對危局,高樹勛清楚的意識到:假道北上已不可能,繼續打下去後果更不堪構想,在這種欲進不能,欲打不得的情況下,高樹勛只能等待早在17日派王定南和八路軍聯繫的結果了。
瞻前顧後
高樹勛同意就地起義後,王定南立即趕到晉冀魯豫軍區指揮部,向劉鄧匯報了高樹勛要求八路軍方面派人前去會談,以及高樹勛矛盾的心理。劉、鄧首長當即決定派遣曾是高樹勛老部下的李達和他的老熟人靖任秋前去面談。出發前,劉、鄧首長和他們一起分析了目前高樹勛的心理狀態,研究了談判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及相應的對策,確定了談判的方針原則。劉伯承司令員還寫了一封信,讓李達參謀長帶給高樹勛,代表他和鄧小平政委向高樹勛問候致意。受領任務後,李達、靖任秋飛車來到車騎村第3縱隊司令部。李達參謀長決定:夜穿火線,進入馬頭鎮。借著夜色的掩護,在偵察員的帶路下,他們順利地來到了新八軍特務營營部。李達寫了一張紙條交給營長孫元儒,並對他說:“請馬上把這個交給高樹勛將軍,要注意避開別人”。
孫元儒來到高樹勛的住處,見高正在參謀長辦公室和副軍長馬潤昌、參謀長廖安邦談話,他進去向高樹勛打了個招呼,便退出室外。隨即高、孫兩人一起來到高樹勛的辦公室。孫元儒趕緊把紙條交給高樹勛,只見上面寫著“我倆到此,李景”,高知道是李達和靖任秋來了,驚喜地問:“他們在哪裡?”不一會兒,高樹勛來到了特務營營部孫元儒的住處,高與李達和靖任秋一一握手。李達首先代表劉伯承司令員和鄧小平政委向高樹勛致以問候,並拿出劉伯承的親筆信交給高樹勛。高看過信後感激地說:“多謝劉、鄧二位將軍的關照,此次進攻解放區,並非高某本意,實為他人所逼。” 李達參謀長知情地說:“高將軍此次率部北行,被迫走上內戰戰場,這一點我們共產黨、八路軍是早有所知。”
李達指出:“沿平漢路北上的國民黨軍已在我軍的團團包圍之中,面對現實,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為個人的前途著想,高舉義旗是上策。”說到這裡,李達話鋒一轉:“如果現在起義,其意義有如西安事變,我黨政策歷來是只要有功,即有地位和榮譽,像呂正操同志,現已成為我黨的候補中央委員了。”高樹勛聽著,站起身來明確表示:“我願意率部隊起義。”緊接著雙方就起義後的具體問題進行了磋商。高樹勛擔心地說:“我的夫人劉秀珍和王定南的夫人唐宏強尚在徐州,西安也有我的子女和眷屬,宣布起義後,恐怕被國民黨扣押和迫害。”對此李達表示同情,並堅定地說:“請高將軍放心,這件事我們回去一定向劉、鄧首長匯報,採取必要的措施保障他們的安全。”
高舉義旗
10月30日晨,高樹勛離開長官部,來到馬頭鎮,當天下午,高樹勛召集新8軍軍部和原冀察戰區校官以上幹部訓話,他莊重地說:“諸位兄弟們,今天把你們召集到這裡來,是要宣布一件重大的事情,這就是我們要退出內戰,立即舉行起義。”霎時會場上寂靜無聲。高接著說:“何謂起義?我認為就是伸張正義,走向新生。我決定起義並非貪生怕死,也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這是我在幾十年的坎坷經歷中找到的一條光明之路!現在日本剛剛投降,我們大家都渴望和平安定的日子,可是蔣介石卻要發動內戰,命令我們進攻解放區。以前我們大家同八路軍一起打過日本鬼子,在我們遇到危難的時候,他們總是幫助我們,今天蔣介石政府強迫我們進攻解放區這是毫無道理的,我們不能再糊裡糊塗地打下去了……”
高樹勛慷慨激憤的講話,引起了大部分軍官的共鳴,同時也使一些人驚愕與不安,因為他們事先毫無準備,感到十分突然,一時不知所措。但一經高樹勛講明道理,絕大多數沒有表示反對意見。最後高樹勛斬釘截鐵地說:“願意跟我走的留下來,不願跟我走的,我不強留,可以自便。”
高樹勛起義的訊息傳出後,正在北進的第三十軍、四十軍已成驚弓之鳥,準備向南突圍逃跑。此時劉、鄧果斷下達命令:各部隊迅速出擊,把不投降的敵人全部消滅。
於是晉冀魯豫軍區參戰部隊按照劉、鄧首長的命令,乘敵人南逃之際,多路出擊,四面圍攻。經過一場激戰,國民黨第三十軍、第四十軍大部被殲,只有少數殘敵漏網逃竄。這次戰役俘獲國民黨第11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第11戰區參謀長宋肯堂、三十九軍師師長司光愷,一○六師師長李振清、六十七師師長李學政等高級軍官以下2.3萬多人。至此,平漢戰役勝利結束。
1945年11月1日,高樹勛、喬明禮等率領新八軍、河北民軍1萬多人迅速撤離戰場,離開磁縣馬頭鎮,到武安縣伯延鎮一帶休整、補充。11月4日,毛澤東致電劉伯承、鄧小平指出:因為汪精衛曾用過和平建國軍名義,故高部應改用人民建國軍或民主建國軍或其他名稱或仍用新八軍舊名均可。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國軍成立大會在太行山麓的武安縣伯延鎮隆重舉行,任命高樹勛為民主建國軍總司令、王定南為總政治部主任、范龍章為第一軍軍長、喬明禮為第二軍軍長。回到駐地,高樹勛還沉浸在歡樂之中,見到李達,他鄭重地提出了加入共產黨的請求。幾天后,高樹勛見到了劉伯承、鄧小平、薄一波,再次提出要求入黨的問題。1945年11月13日,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由鄧小平、薄一波介紹,高樹勛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加強整頓
為了把民主建國軍建設成一支新型的軍隊,晉冀魯豫軍區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幹部到軍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統,但在民主建國軍的政工人員,採取“左”的關門主義態度,爭取下級排斥上級,鼓動士兵反對軍官。所以,他們與起義軍官的關係鬧得極不融洽。加上一些政工人員品質不好,弄虛作假以邀功請賞,漸漸把事情推向了極端,以至在1947年6月15日,連高樹勛夫婦也被押到軍區駐地受審查。
晉冀魯豫軍區很快將情況報告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回電說:高樹勛邯鄲起義有功,必須保證他的人身安全。這樣,總算把高樹勛保了下來。
新中國成立後,高樹勛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長、國防委員會委員等職,1972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4歲。
戰役意義
高樹勛在這次戰役的關鍵時刻率部起義,為我軍迅速奪取作戰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並開創了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大部隊起義的先例,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
為此,毛澤東致電嘉獎,親自提議將所部改編為民主建國軍,任命高樹勛為總司令。並在《1946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中,號召“開展高樹勛運動”,為在後來的全國解放戰爭中,爭取更多的國民黨官兵起義樹立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