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蘭德以卓越的才能奠定了她作為作家和哲學家的歷史地位。她在思想上對世人的影響正日益彰顯。她的作品每年在全世界範圍銷售三十萬冊。在她逝世後，她的信件、日記和錄音講話被相繼公開，使其過去未發表的一些作品和思想得以面世。在她逝世後的十五年里，安·蘭德（和她的客觀主義哲學）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電影，文章和哲學討論中。
本書收集了她1962年中每周一次為《洛杉磯時報》撰寫的專欄文章，在這些文章里，她對當時的新聞和文化事件作出了精闢的分析，充分展示了她的才能。
作者簡介
安·蘭德（1905-1982）俄裔美國作家、哲學家。青年時代流亡美國，在好萊塢編寫劇本，並以小說聞名於世。第一部小說《根源》為她贏得了聲名和金錢，此後的《地球的震慄》又成為僅次於《聖經》的第二大暢銷書，被譽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小說。 安·蘭德推崇理性，認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推理的能力；她不顧傳統輿論的偏見，力介個人主義，認為不能使個人利益得到最大的伸張的社會，就不是我們想要的社會。 她的客觀主義哲學自20世紀50年代起風靡美國校園，直到70年代末，安·蘭德仍然是美國的校園偶像。安·蘭德一生著術百餘種，根據她的生平攝的記錄片和故事片曾獲奧斯卡獎。 在美國，至今仍有很多個安·蘭德的書迷會以及專門研究安·蘭德思想的機構和刊物。 章艷，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學博士生，曾發表、出版論文及譯數篇（本）。
目錄
1 什麼是客觀主義 2 戰爭與和平 3 是進步還是犧牲 4 “鐵面無私”的新敵 5 知識政變 6 國內冷戰 7 恫嚇的政府 8 別管我們！ 9 只是假設 10 是誰殺了瑪麗蓮·夢露 11 致讀者的一封公開信 12 米基·斯皮蘭 13 柏林垂死的受害者 14 《九三年》 15 盲目的混亂 …… 索引
書摘
你們記得誰說了下面這些話嗎：“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必須作出的選擇，這是公共利益和個人安逸之間的選擇，是民族興盛和民族衰亡之間的選擇，是‘進步’的新鮮空氣和‘常態’的陳舊凝重空氣之間的選擇，是積極奉獻和無所作為之間的選擇。”說這些話的是參議員約翰·甘迺迪，他在1960年7月15日接受其政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時作了上述演講。
這會讓你們想起什麼?是誰把“常態”看作是“無所作為”，是誰以“民族興盛”的名義蔑視“個人安逸”，又是誰命令生產槍炮，而不是黃油?是納粹德國的元帥戈林。
知道說下面這番話的人是誰嗎：“如果我們能正確理解國家團結的意義，我們就會意識到它是建立在犧牲之上的。換句話說，如果有人認為不斷地給予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我們就應該回答……只靠索取不能實現真正的國家團結。”阿道夫，希特勒於1934年9月30日如是說。
1961年1月20日，在就職演講中，甘迺迪總統說：“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
這裡還有另外一段話：“一旦整個國家意識到，這些措施需要每個人作出犧牲，那么他們不會只僅僅減少對物質 甘迺迪先生1962年6月11日在耶魯大學的演講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早在30年代，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們就已經告誡這個國家，實行福利國家必然導致政府控制的日益增強，最終走上集權主義的獨裁統治。當時的“自由主義者”極力否認這種可能性。今天，當這些預言正在變成現實，它們所依據的政治原理也被印證時，甘迺迪先生唯一的回答是，這些政治原理已經不適用了，因為現在是60年代，而不是30年代。
在演講中，甘迺迪先生請求他的聽眾放棄知識、理論、原理和抽象概念這樣的“迷夢”，轉而考慮那些我們生活中具體的問題，而且要把問題一個個分開考慮。這就是說，他要人們採用那種巴比特式的或野蠻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只顧眼前，除了迫在眉睫的問題，其他問題一概視而不見，解決問題的時候也沒有任何原則可言，通常只要手中的棍棒就可以了。
即使是巴比特，對知識也沒有表現出這樣強烈的痛恨。甘迺迪先生用了“迷夢”、“老生常談”、“偏見”、“神話”、“陳詞濫調”、“口號”、“術語”和“咒語”等等辭彙來形
容——什麼?他避免明確指出，我們必須認真研讀他的整個演講稿才能找出他如此痛罵的敵人是誰。這個敵人就是哲學、意識形態、原理和觀點——或者是任何運用這些東西解決政治問題的人。
甘迺迪先生反對的並不是任何意識形態，而是某種意識形態。他訓斥的不是商人，不是共和黨人，也不是“保守派”，而是那些用某些原理阻礙政府行動的人。
他認為，西歐的例子證明了“沒有意識形態提供預見的政府在處理具體問題時，完全可以協調好國家經濟的各種因素，並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和繁榮”。
是什麼促進了經濟成長?是什麼帶來了繁榮?國家經濟是如何“協調”的?在甘迺迪先生看來，這些問題之間是毫無關聯的。在他眼裡，政府的行為和統治不應受制於理論知識，政治科學和經濟學都只是一些“意識形態的預見”。
什麼是具體、實際、非意識形態的問題?甘迺迪先生給出了下面這個例子：“簡單地說，就是怎樣讓我們的自由經濟最大馬力地運行——為企業提供足夠的利潤，為勞動者提供足夠的工資，讓工廠得到充分的利用，讓每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
既然所有的政治經濟原理都將被拋棄，那么應該用什麼標準來決定怎樣才算“足夠”或“充分”呢?誰來決定?甘迺迪先生沒有說。
1922年9月18日，阿道夫·希特勒說：“經濟學是第二位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人因為在經濟學方面的成就而成為偉人，相反，很多人因為經濟學而滅亡。”
甘迺迪先生似乎也同意，經濟原理和統治國家無關。
“在我們今天的經濟決策中起關鍵作用的不是敵對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而是現代經濟的實際管理，”甘迺迪先生如是說。
自由和集權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正當世界上每個國家(包括被奴役的國家)備受它們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煎熬時，甘迺迪先生竟然允許自己嘲笑“敵對意識形態之間的戰爭”。既然他的意思不可能是指我們國家能逍遙於國際衝突之外，那他的意思只可能是一種：對於我們來說，衝突已經結束，集權主義——政府管理的經濟——已經取得了勝利。
他宣稱：“今天的差異主要是一種程度上的差異，如果我們的思維受到傳統術語或早年那些陳舊口號的限制，那么我們就無法理解並且解決當代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用任何“術語”——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認清不同政治體制的性質，我們就不會發現我們正在接受集權主義，或者不會注意到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