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邊小說

身邊小說

創造社同人所謂的“身邊小說”是鄭伯奇在評論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張定璜等創造社同人的小說時首先提出的,稱他們的小說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寄託小說,一類是身邊小說。在談到郭沫若的小說時,鄭伯奇解釋說,身邊小說就是“自己身邊隨筆式的小說”,“在後一類中(即身邊小說)也有用第三人稱而比較客觀化的,像《落葉》《萬引》、《葉羅提之墓等》,但依然是抒情的色彩很濃厚”。

基本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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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起來,身邊小說具有如下特點:

其一,寫作家自己的經歷,這當然不等於真人真事,但其中必有作家實際生活的影子(即比較客觀的),或寫作家的情緒、心境,有較強的主觀色彩

其二、與中國傳統小說和西方現代主義以前的經典小說不同,身邊小說不注重情節安排與人物塑造,是“隨筆式的”。

身邊小說身邊小說

其三、不管是以較為客觀的第三人稱還是較為主觀的第一人稱來寫小說,都必須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所抒之情留學時期多表現為“性的苦悶”,歸國以後多表現為“生的艱難”。另外,創造社同人的“身邊小說”受到日本私小說的影響(日文的“私”譯成漢文即“我”,私小說又譯:自我小說)。私小說有自己一套理論,“‘我'就是一切藝術的基礎”,應該“把這個‘我'不用假託而樸素的表現出來”,強調盡情地表現、抒寫、暴露作家的自我——自我的經歷、情感以及隱秘的心理,因此,在寫性的苦悶時,喜歡寫變態性心理、性慾望、性幻想,帶“醜惡暴露”的色彩。

藝術風格

身邊小說藝術風格書刊

與文學研究會關注現實人生的寫實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創造社同人的身邊小說以弘揚自我的浪漫主義風格格外引人注目,但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受到世紀末種種流派的影響,主要是表現主義和唯美主義。他們與表現主義主張的直接表現自我、表現生命的內在律動的思想心有靈犀。郭沫若在一封與宗白華的通信中就明確地說“詩的主要成分總要算是‘自我表現'。創造社的理論家成仿吾的言辭更為激烈:“再現沒有創造的地步,唯表現乃如海闊天空,一任天才馳騁。”郁達夫則以自己的創作身體力行地實踐了表現主義的理論,為他帶來聲譽也帶來詆毀的“自敘傳”小說,其實就是他“自我情緒”的表現,郭沫若式的激情、郁達夫式的苦悶都從表現主義的河堤上找到了噴瀉的決口。

當然,創造社同人對表現主義的青睞也並非空穴來風,盧梭的“返回自然”說就是其理論後援,重視個體的生命價值、肯定人的合理欲望(包括性慾)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成了他們對抗陳腐、虛偽、做作的銳利武器。他們的身邊小說以赤裸裸的內心披露,不加掩飾的個人隱私,使“假道學假才子們”感到“作假的困難”,而其深遠的意義則在於搗碎加在個人身上的種種桎梏,正視作為個體的人的權利、價值與欲望,郁達夫說:“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

創造社同人的身邊小說又深受唯美主義的影響,反對功利主義的文學觀,追求“美”。

成仿吾的話很有代表性:

至少我覺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章的全Perfection與美Beauty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的價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種美的文學,縱或他沒有什麼可以教我們,而它所給我們的美的快感與慰安,這些美的快感與慰安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更新效果,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

這種“美”在文學中則表現為真實的情感。郭沫若說,“文學的本質是始於情感終於情感的”;成仿吾說:“文學始終是以情感為生命的,情感便是它的終始”。但創造社同人追求的真情之美與後來京派文人追求的“純正的文學趣味”有所不同,在他們筆下流露出頹廢的美、感傷的美、憂鬱的美、病態的美,當然也有激越飛揚之美(如郭沫若的詩),他們的身邊小說以自身經歷為素材衝破種種清規戒律,本著內心的要求和情緒的變幻縱情抒寫,忠實於自我忠實於美忠實於情感,在苦悶哀怨中折射出時代的灰暗色彩。

代表作家

創造社同人受到歐洲19世紀浪漫主義的薰染,借鑑日本私小說的技法,把作家的自我視為作品的中心,描寫自我的經歷、抒寫自我的內心世界的欲求與衝突,以感傷的情調、抒情的風格、浪漫的氣息、誇飾的苦悶撥動了眾多叛逆的渴望自由的男女青年的心弦。郁達夫、郭沫若、張資平陶晶孫成仿吾、周全平、倪貽德、滕固等以各自不同的身世與經歷為素材,為他們各自塑造了一個個惟妙惟肖的文學形象,抒寫了生活在20世紀的青年知識分子的生之苦悶及其根源:不甘於沉淪與頹廢,渴望進取,渴望有所作為,但又只是飄零落魄的“零餘人”。

郁達夫等人的作品郁達夫的《沉淪》、《茫茫夜》、《血淚》、《蔦蘿行》、《春風沉醉的晚上》、《離散之前》、《秋柳》、《煙影》等身邊小說,不管主人公是“我”,是Y,是於質夫,還是文朴,寫的幾乎都是自己的經歷或心境,在一組組流動的畫面中,讀者可以看到一個面容清瘦、身材單薄的憂鬱青年,在異國他鄉飽嘗弱國子民的屈辱,回國後又處處碰壁,於是,在心理和生理的苦悶的煎熬下,他頹廢,軟弱,變態,經常出入妓院,但酒色也無法消除他的苦悶。同時,他又俠骨義腸,他同情、幫助妓女、車夫、女工,在自嗟自怨中哀嘆著別人的不幸。

郭沫若的身邊小說有《未央》、《殘春》、《陽春別》、《落葉》、《漂流三部曲》和它的續篇《行路難》等等,其共同的男女主人公是愛牟及其日籍妻子曉芙。留學生愛牟,有民族感,有愛國心,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生活困頓,靠不穩定的稿費為生,常面臨斷炊的尷尬,不得不與聖潔善良的妻子分離,過著有家不能歸有妻不能愛的漂泊生活。在日本受歧視,回國後在社會上又遭受排斥,作者把個人命運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來描寫,從而再現了那個動盪的令人苦悶的時代。

陶晶孫的身邊小說顯示出與郁達夫、郭沫若完全不同的風格與趣味。從十歲起就在日本上學的陶晶孫日文程度比中文還好,能直接用日文寫作。他是創造社中唯一公開標榜“一直到底寫新羅曼主義(通譯:浪漫主義)作品者”。異國的情調、獨特的結構、片段式的情節、浪漫的風格、抒情的色彩使陶晶孫的小說呈現異樣的風采,《木犀》、《音樂會小曲》最能體現這一風格。他的作品主人公名字不一,有時直稱晶孫,他們在上流社會的優裕生活中追求愛,享受愛,或因失去愛而苦悶傷神。愛與金錢是陶晶孫作品的兩個支柱,沒有郭沫若、郁達夫式的家國之憂、生計之難。

中途加入創造社的新進作家倪貽德具有郁達夫式的感傷,有小說集《玄武湖之秋》、《東海之濱》,他的身邊小說或寫家世的敗落(如《零落》),或寫飄蕩生涯中的情愛生活,尤其是對舊情人難以釋懷(如《江邊》、《下弦月》、《寒士》等),有時帶點低調的憤慨。

還有一個風格酷似郁達夫的是文學研究會的王以仁,生前僅有小說集《孤雁》,由各自獨立的六個短篇構成一個中篇,寫窮困愁苦中的性苦悶和性幻想,流露出對肉慾的焦急渴望。滕固追隨郁達夫、郭沫若寫弱國子民的屈辱與性的苦悶,有《壁畫》、《銀杏之果》等。張定璜的《路上》一反常態,憂鬱的主角變成女青年。白采愛寫變態性心理,他的主人公不是偏執狂就是被虐狂。葉靈鳳也喜歡寫性的變態心理,追求故事性和趣味性。

張資平等人的作品

在創造社同人的身邊小說中,張資平、周全平、成仿吾、鄭伯奇的寫實傾向較為明顯。

張資平的創作可以分為較為明顯的兩個時期,前期的“自我小說”以青年知識分子求學、戀愛以及走上社會之後的經濟拮据為題材,反映了五四時代戀愛自由、個性解放的要求。其身邊小說的發軔之作是《約檀河之水》,長篇《沖積期的化石》描述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韋鶴鳴的求學經歷及其對現實的不滿,《植樹節》、《百事哀》、《冰河時代》寫動盪中的小知識分子(教員)捉襟見肘、衣食無保的悽慘生活,具有身邊小說特有的灰暗憂鬱的色調和人道主義、民主主義的進步傾向。

後期創作以192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飛絮》為起點,專寫三角、四角戀愛,一時迎合了社會大眾對戀愛和性的獵奇心理,成為擁有大量讀者的暢銷作家,但因其藝術上的粗製濫造,思想上平庸媚俗而遭到遺棄,魯迅把《張資平全集》及其“小說學”的精華,概括為“△”,形象地表明這個缺乏更高追求的三角戀愛小說家思想的貧乏。

成仿吾《一個流浪人的新年》、《灰色的鳥》、《牧場》以青年的出國求學、戀愛婚姻為題材,較為注重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刻畫和故事情節的完整性。周全平《呆子和俊傑》、《苦笑》、《中秋月》寫正直的小人物到處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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