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賤農主義”它起源於20世紀中期的革命意識形態和農業集體化實踐，1990年代以來的發展主義信仰則最終使它系統化。系統化了的賤農主義不僅停留在行政行為和學術話語層面，還表現為普遍的社會觀念，並被年青一代的農民所內化。因此，它標誌著一種作為總體性危機的文化危機或文明危機已經形成。這種總體性危機不僅是“新農村建設”的現實形態與其政策理念背道而馳的根源，也是“三農問題”向著更深層演化和複雜化的結構性動力。
何謂“賤農主義”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而出現多層意義的離農化、非農化傾向，以及農業的停滯和衰退問題，似乎是世界範圍內較為普遍的現象。另一方面，正如漢語中的“鄉巴佬”，英語（“美語”）中的boor、hick、yokel、bumpkin，以及日語中的“田舍者”（inakamono）等不同語言中的相關表述所蘊含的那樣，對農業從事者的帶有輕蔑意義的稱謂，也是許多文化中共通的現象。事實上，即便在長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古代中國，雖然“農”被賦予僅次於“士”的社會身分和地位，但主流社會對於農的輕視和鄙視眾所周知，它的表現就是梁啓超所概括的“學者不農，農者不學”。
不過，來自於文化人或城裡人的對農民或農業勞動者因其“土氣”、“缺少見識”而產生的瞧不起，以及當事人因為農業活動艱辛而產生厭農、離農的現象，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應該只是個人層面的認知或“審美”觀念的問題，以及個體選擇的問題。而將文化層面的輕視、蔑視和厭煩情緒發展成國家制度和政策層面的“賤農主義”，則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以降出現的獨特現象，這在古今中外實屬罕見。
這裡所說的“賤農主義”，是指以農為賤的觀念、意識、言說、價值取向和政策取向。它表現為壓制農民的權利、貶損農村和農業的價值，從文化和價值層面否定、從物理和實踐層面上消滅農業、農村和農民。它不只是停留在對農民的制度歧視，而是包括了對農業和農村的輕賤，也即以整個“三農”為賤。當然，這一概念不是由哪位理論家或學者提倡的主義或主張，也並非被系統論述的社會理論或經濟思想，與法國18世紀中期出現的“重農主義”思潮也沒有任何淵源。它是從當代特別是近期的中國社會對於農民、農業、農村的普遍的態度、觀念和實踐中總結出的一種現象。
形成
中國歷史上是具有“重農主義”傾向的，“士農工商”的排列至少可以表明“農”在合法性上不存在問題。但過去100多年邁向現代化的步伐中，由於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一直是中國強國的訴求之路，農村忽然成了落後的代表。這種觀念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打工經濟大潮的興起和全國乃至全球市場邊界的擴大而逐漸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第一階段的賤農主義大致形成於1950年代，它表現為執政黨和政府對於農民的“落後”性的強調，以及與此相伴的對農民的權利和自由的限制。也就是說，它發端於革命意識形態對作為一個階級的農民的否定性判斷，並繼之以在法律、制度和政策層面對龐大的農民群體的權利進行抑制。
具體的對應措施主要有兩個。一是開動宣傳機器，動員起龐大的組織力量，於1957年秋季開始在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大辯論、大批判”的形式對農民的“個人主義”、“本位主義”意識進行聲討。另一個措施就是1958年1月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對農民的流動和遷徙加以控制。後者逐漸與勞動就業、物資供應、教育和醫療、社會保障制度等結合在一起，將中國塑造成典型的二元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和文化等幾乎所有的領域都以城鄉之間的嚴重不平等和對農民的歧視、排斥為特徵。這方面已經有眾多研究，在此需要強調的有三點。
第一，對農民的權利和遷徙自由的限制，意味著農村成為國內殖民地，農民成為單純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社員，這嚴重阻礙了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進一步擴大了城鄉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差距，從而使有關農民和農村“落後”的言說得以證明，或者說完成了預言的自我實現。
第二，農村發展機會的減少以及城鄉差距的擴大，客觀上促使農民特別是青年農民形成對於其自身、以及農村和農業的否定性認知：留在農村是沒有前途的，無法實現人生理想、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由此催生和強化了他們跳出“農門”、走向城市的願望，賤農意識開始逐漸內化為農民的觀念。在後來的20多年中，雖然城市志向對絕大多數農村青年來說是無法實現的夢想，但是在人民公社解體之後，卻成為農民大規模的離土離鄉浪潮的深層動力。
第三，政治主導的農民批判和對農民的歧視及排斥，對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傳聲筒的知識分子——他們通常居住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以及作為農民的對立集團的城市居民的農民認識必然產生重要影響，助長了全社會範圍內賤農意識的盛行。
知識分子話語中的賤農觀念
社會意識和社會生活中的賤農主義，反映在城市居民表達落後、保守、愚昧、偏狹、目光短淺，乃至“沒有品味”之類的意思時使用的日常話語中。“你真是個農民！”“你咋跟個農民似的？”之類的譏諷，儘管可能只是夫妻、朋友、同事之間的調侃，卻也意味著“農民”一詞本身成了被貶低和嘲弄的符號。稍作歸納，你會發現各地的方言土語中存在著名目繁多的同類稱謂：鄉下人、鄉下的、鄉巴佬、泥腿子、黑腳桿、農二、菜農、棒棒，乃至90年代以降廣泛進入書面語言的“打工仔”、“打工女”等等，無不在貶損其身份或出身的同時，暗含著城裡人的優越感。當街頭少女用“你這個農二！”來訓斥可能冒犯了她的來自農村的中年男子，不僅極端地凸顯了對方的卑賤，也把城市居民內心深處的賤農意識表達得淋漓盡致，令人想起19世紀的美國白人莊園主與其黑人奴隸之間的關係。而“文強也是巴南農民出身，所以才把兩千萬沉到魚塘”“貪官污吏多是農民出身！”之類的“網上跟貼”，則把制度所派生的“貪官污吏”直接歸咎於農民的出身及其“天性”：貪婪而又笨拙。
在當代中國的大眾話語中，還可以看到另一種饒有意味的文化現象，那就是，作為農民的立身之本和勞作對象的土或土地，也變成了用來表達農民形象和氣質的“土”。土裡土氣、老土、土包子、土老冒、土鱉，如此種種，都成為落後、落伍、不合時尚的同義詞。儘管難以從辭源學的角度了解“土”字如何被賦予這種延伸意義，但是卻可以推測這種延伸的文化內涵：將自然和自然性的土、土地與文化意義的“土氣”聯繫起來，意味著在“洋”成為價值目標的情況下，通常被看作崇尚自然的中國文化，已經發生了向著輕賤自然的現代轉變，“土”所代表的文化落後意味著自然的價值逐漸喪失。
要強調的是，當80年代電視普及和電視節目娛樂化之後，大眾層面的賤農主義也從個人性的日常話語變成集體性的公共話語。娛樂工具會不斷地拿農民開涮，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具有喜劇效果，滿足主流視聽者的心理。其令人記憶猶新的代表性節目是“超生游擊隊”，它用合乎“基本國策”但也明顯歪曲了的生育觀來嘲笑農民的生育行為選擇。其看似經久不衰的代表性人物是笑星趙本山，他和他的搭檔及弟子們充分渲染“農民式的幽默”和可笑，以此作為賣點，在CCTV的春節聯歡晚會這一國家性的政治和文化儀式上連續登場，博得了“全國人民”的愉悅。然而，在上海人周立波的眼裡，這群“農民藝術家”依然太土，難以與他本人放到同一個天平，因此他會不無造作地拒絕同登春晚的舞台，並創造了一個近乎經典的暗喻：喝咖啡的與吃大蒜的。咖啡與大蒜成了標誌著不同的格調、品味、甚至出身、階級和種族的符號，而中國農民所散發的“大蒜味”與上海灘的“海派清口”達人所散發出的歐美想像的“咖啡香”形成了鮮明對比。
不過，將農民否定和農民批判的言說更為條理、系統性地加以論述的，還是介於官民之間、集政治文化與大眾文化（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市民文化）於一身的以寫作為業的知識分子——作家和學者，或者兩者的同義詞“寫手”。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關於農民、農村題材的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和電影）中也有對農民的嘲笑和鞭笞，但是其中的負面描寫通常並不是一概而論的，也即有著對農民的分類：革命的與反動的，先進的與落後的，大公無私的與自私自利的，以及處於中間地帶、容易受蒙蔽但可以教育和改造好的。換句話說，農民中存在著先進分子乃至“高大全”。當然，這種分類不過是對革命意識形態的通俗性詮釋。在“二為”方針的指引下，當對勞苦大眾的“階級感情”成為判定作家和作品的重要標準，作為政治傳聲器的作家們通常並不敢越近雷池。總之，“政治正確”原則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對農民的敘述表現為“一分為二”式的“客觀”。
但是在後革命時期，特別是進入90年代之後，當作家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表達自由，而文學和文化的市場化進程帶來了以極端和大膽來博取閱者、聽者和觀者的新環境，對農民的文化乃至農民本身的污名化和鄙視就公開地蔓延開來，演變為典型的文化歧視。比如，著名作家李國文在一篇鞭笞官員貪污和“貪嘴”的雜文中這樣寫道：
所以，這些查出來和尚未查出來的貪污瀆職的官員，別看他們級別不低，滿口馬列，穿的西服革履，領帶打得還算過得去，經常出國放洋養，吃西餐也不出什麼洋相，但其骨子裡，卻永遠是個充滿小農經濟心理的農民，那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李的本意並不是要批判或否定農民，但在無意中將滿足於“嘴巴”層次享受的官員們看作“充滿了小農經濟心理的農民”，看似順手拈來，卻說明了在其意識的深層存在著對農民的徹底否定。
婚姻上的“賤農主義”
婚姻上的“賤農主義”就是否定嫁給農民（包括農民工），進而否定嫁到農村
現在的話語體系都是“城市中心主義”的，很多價值觀和決策都在受城市支配。但不是說城市才有這種觀念，農村也有，它是全社會性的“意識形態”。現在農民自己也認可了“以農為賤”，農民也不想讓自己的女兒嫁到農村。
與婚姻的賤農主義相對的，是“城市拜物教”，即指將嫁城裡人或嫁到城市並從事非農職業作為一種如神靈般崇拜的婚姻追求現象。這裡的“城裡人”只是泛指，它的主要特點是經濟物質上的富有。一個明顯的現象是，賤農主義邏輯下構建了“屌絲”“鳳凰男”等話語，城市拜物教邏輯下，人們就製造了“高富帥”“白富美”“孔雀女”一類標籤化的詞語。
這種文化上的認知對婚姻的影響
武漢大學社會系副教授、武漢大學珞珈青年學者劉燕舞，認為與其他資源和市場一樣，如果婚姻市場是自由而開放的，而在婚姻賤農主義和城市拜物教的雙重作用下，婚姻資源因為市場的分化，會在以經濟因素作為重要標桿的指向下出現嚴重分化。因此我們會看到，農村光棍漸多。而城市中，或以城市為代表的婚姻資源配置的高端位置中，有些人能擁有更多“妻子”，所謂“小三”“情婦”“長期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等太多詞語都是對這些社會問題的社會語言學反應。
如何緩解
劉燕舞：首先要確認農村在文化上的地位，不要動不動就好像覺得它是落後的，我們現在的一個架構就是把農村和城市對立起來考慮，城市代表現代化，代表先進的發展方向，農村就是落後的，是要被改造的，是要被消滅的。這樣的話農村只會越來越沒有出路，農民也越來越沒有出路。
不能否認，從硬體上來講，我們現在的農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好，但是從文化地位上來講，現在卻比以往要低。在政策取向上，我們不能一直想把鄉村變成城市，城鎮化和“美麗鄉村”兩條腿都要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要更加強調“美麗鄉村”，只有重新樹立起農村的文化地位，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