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經歷
早年傳奇
譚邦傑先生是廣東南海人，生於1915年。譚邦傑的父親譚顯章，是1928年濟南慘案中殉國的民國外交使節，死時42歲。譚邦傑青少年時期就酷愛體育運動，在北平育英學校畢業後，投考以體育聞名的瀋陽東北大學，與當時知名的體育健將劉長春、張佳齡結為好友。“九·一八”事變後，譚邦傑隻身在戰火中逃回北平，進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就讀。在燕京大學時，他就酷愛動物，曾自修過生物學專業。在此期間，他經常向當時的生物學系主任李汝琪教授請教，在他的指導下閱讀了大量專業書籍，自學成才，為後半生從事動物學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1935年從燕大新聞系畢業後，譚邦傑在北平《晨報》任體育記者並主持專欄，寫出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好文章，成為當時頗有知名度的“名記”。七七事變之後，《晨報》停刊，許多同事、朋友都被迫向南方轉移，而譚邦傑因為家庭負擔重而無力南遷。為了生計，他經人推薦在美聯社擔任翻譯兼外交記者。雖然沒有走上抗戰前線，但作為一個熱血的愛國志士，他始終對日寇的侵略暴行充滿憤慨。他以記者的筆為武器，寫了多篇慷慨激昂、尖銳犀利的反日檄文，並通過英國外交使團把這些揭露日寇在華北暴行的文章發表在香港、重慶的報紙上。日本人對此恨之入骨，但又苦於找不到作者。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特務機關進入英國外交使團搜查，從中找到有關材料，於是逮捕了譚邦傑，關押在憲兵本部整整88天。邦傑在這88天裡受盡了非人的折磨，幸虧多年鍛鍊使他身體強健，再加上堅強的意志支持，這才大難不死。不久日本人為了慶祝在南太平洋的勝利而“赦免”一批“犯人”，譚邦傑這才九死一生回到人間。
抗戰勝利後，當時的北平市長何思源想任命譚邦傑為北平第七區區長，但譚邦傑不願從政，而是選擇了拿起筆重新作記者。1946年8月，譚邦傑參加中共地下工作。
大起大落
1949年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譚邦傑也決心把自己的本領與熱情投身於國家建設之中。1950年3月，他通過“自報公議”報名考試被聘為北京西郊公園動物股（後更名動物管理所，北京動物園前身）首任股長，負責管理工作。當時，這座始建於晚清的“萬牲園”經多年戰亂摧殘已一片破敗，動物也所剩無幾，只有3種17隻。然而這對以譚邦傑為代表的中國動物園工作者們來說，卻是一個大展宏圖的好機會。譚邦傑上任後，立即組織人力進行動物收集與園區建設工作，不僅參與了部分獸舍的設計修建，還多次親自帶隊赴南方收集動物、赴東歐各國進行動物交流，豐富動物品種。經過上上下下的努力，北京動物園經過5年時間就完成了重建，這其中譚邦傑功不可沒。在此期間，譚邦傑提出了保護大熊貓的主張。
天有不測風雲，正當譚邦傑的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卻在1957年被錯誤定為“右派分子”，被剝奪了一切進行研究工作的權利，連人身自由也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去鄉下放羊、成天挨批鬥。他的家人只知道那些年他除了放羊就是在生產科給動物園打飼料。他留下的文字，只能讓人了解到每天晚上他躺在海淀人民公社的“之”字型鐵道下聽狼嚎。“不知有多少個深夜，我被那淒涼的嚎聲由夢中喚醒，久久不能入寐”。就在被打成右派前幾天，譚邦傑收到一封密雲縣的來信，信中說在清東陵發現一種淺黑色毛皮上有深黑色斑紋的老虎。這正與文獻中記載的黑虎相似，正當譚邦傑要安排保護黑虎的措施時，自己就成了“右派”。在80年代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上，有的外國專家埋怨他“輕易放棄”了對1957年黑虎發現事件的調查，後來譚邦傑在一篇文章中談及此事時說：“他怎能明白，那是在‘階級鬥爭壓倒一切’的時代呀！”其中的無限酸楚與遺憾之情溢於言表。
1963年，摘帽“右派”譚邦傑回到動物園打掃了3年廁所，1966年起開始了煉獄般的生活，“煉獄”是譚的同事在回憶他的“文革”歲月時特別重調的一個詞。那年所有流行的帽子他都戴過——“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白天打掃公共廁所（動物廁所譚邦傑沒有資格打掃，怕他報復、迫害動物）、晚上挨斗或陪斗——動物園每一個人挨斗，都可以拉譚邦傑當陪斗，他是挨斗的“第一梯隊”。
即便是在這段時期，還是有一個人發現譚邦傑在看書。是60年代中期曾任北京動物園主任的崔占平，他發現譚邦傑偷偷摸摸地看解放前出的英文版《美國博物館中亞調查記》。
文革後期，譚邦傑被“監督勞動”。下放在動物園的果園勞動的朱秀珍見證了這一時期的譚邦傑。一個剪枝期，有工人檢舉譚邦傑不老老實實徹底改造，還在找竅門省力氣。朱秀珍過去一看，原來譚邦傑發明了一個夾子，可以不彎腰就把樹枝拾起來，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朱秀珍告訴工人，這說明譚邦傑勞動態度端正、勞動認真，就把這個檢舉壓下去了。她心裡實際上想的是，“老譚心態真好！”
在果園，所有人看見譚邦傑在整天勞動，但令朱秀珍驚異的是，文革剛一結束，譚邦傑就拿出10萬字的書稿到處找出版社。當譚邦傑找到中科院動物所一位專家時，這位專家要求與譚邦傑“合作”出版。譚邦傑拒絕了這一要求，這本在1979年他獲得平反時才出版的書，名為《虎》。是中國第一部關於虎的專書。在這本書中，譚邦傑提出很多關於野生虎保護的構想。
《虎》出版的前後，譚邦傑被重新分配了工作——從他那間自蓋的不到十平方米的“違建”里出來，往南幾步，是北京動物園的北門；往北走過幾排平房，是動物園剛剛蓋好的家屬樓。人們每天都能看到這位老人，一手拿個小板凳、一手拿個小布包，到樓門口“看樓”值班。
筆耕不輟
1980年代中期，譚邦傑和植物學家朱秀珍被安排在一間大辦公室里，這是對兩位老專家離休前的照顧。朱秀珍不知道動物學家譚邦傑在寫什麼，從今天留下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譚邦傑除了“每天上午10點站起來喝杯茶”，一直埋頭的撰寫內容是《談東北虎的存亡問題》、《存亡已到最後關頭的華南虎》、《華南虎的瀕危處境與挽救對策》、《中國虎的野生現狀及保護策略》等。譚邦傑從技術層面的保護，轉向呼籲國家以法律的形式來監督和保障，他還寫了《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制問題》、《瀕危動物不能久等》並列出了一行瀕危物種的名單，最後，這種呼籲變成了請求——《請不要將它們“趕盡殺絕”》。
一本背面貼滿拉丁文詞條的舊掛曆，顯示出譚邦傑撰寫107萬字的《哺乳動物分類名錄》時的分類檢索過程。幫助譚邦傑查找過資料的肖方說，“他那時候查了多少資料啊！他可不是像別人拿三四本書一抄，就‘集大成’了。譚老的‘名錄’，是一部研究作品，為什麼採信這個，不採信那個，是他去偽存真、以理服人的研究結果”。
這部專書在他當“摘帽右派”時已打腹稿，譚邦傑夫婦辛辛苦苦寫作和謄抄了幾年，竣工時卻成了“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人——時代變了，出書要花錢，而且出這么大部頭的書需要自己掏5萬元開印“工本費”。最後不知道哪個機構替他掏出這筆錢，這本享有國際聲望的巨著才得以問世。譚邦傑的《哺乳動物分類名錄》，因中國動物分布與種類廣博，填補了世界上哺乳動物分類的空白。
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譚邦傑的科普創作也進入了一個高峰期，為浩劫後極其渴求知識的讀者們奉獻了很多很好的精神食糧。
譚邦傑先生曾先後任北京動物園研究員、中國動物園協會理事、中國自然科學博物館協會常務理事、《大自然》雜誌副主編、世界自然與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UCN）貓科、靈長類、飼養繁殖專家組成員等職務。多年來他發表了科學作品一百多篇，專著十四五部譚邦傑在寫科普方面也是自成一家，早年的記者經歷和一生積累的豐富學識在這裡面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語言流暢而不空洞、通俗而不淺薄、中肯而有個性，凡論述某一專題必很全面，知識性、趣味性均強。更難得的是他總能言他人之所未言，在嚴謹的同時也不忘偶爾幽上一默。他在《大自然》雜誌上發表過30多篇文章，幾乎每篇都深受讀者歡迎。
1993年，78歲的譚邦傑被發現躺在地上，經醫院診斷是腦溢血。此後的10年裡，譚邦傑真正享受到了副局級的待遇，每年發病都能到醫院住上兩三個月。2003年1月16日，因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主要貢獻
發現白頭葉猴
1952年，譚邦傑帶領收集隊的工作人員來華南蒐集野生動物，到達了廣西南寧。聽說在廣西還生活著一種比黑葉猴還要稀少的“白猿”，起初譚邦傑猜測這很可能是長臂猿的白化型，但後來又聽說這種“白猿”長著一條長尾巴，於是他又推測可能是一種白化的黑葉猴，但因為沒有活體或標本，也不知道確切產地，所以一時無法作出正確的結論。直到有一天，他在南寧郊區的一家小中藥店裡發現了一張很陳舊的葉猴皮張，才揭開了這個謎團。據藥店的人介紹說，它就是由傳說中的“白猿”的皮製作的，采自廣西南部的扶綏到龍州一帶。譚邦傑敏銳地感覺到，它的確是一種未知的新奇動物，與白化的黑葉猴不同，毛色黑白交錯，頭部明顯為白色。但他當時忙於其他工作，沒能到產地去進行實地考察。第二年，譚邦傑正在忙於調查研究時，從廣西傳來了一個好訊息，有人捕捉到一隻活著的“白猿”！不久後的9月份，廣西派人將“白猿”送到了北京西郊公園，並與遊客公開見面。譚邦傑可以肯定這是一種葉猴。它無論是外部形態、體形大小、身體各部位的比例，還是舉止行為等方面，均與黑葉猴十分相似，但毛色和解剖學特徵上仍有一些不同。
譚邦傑幾乎查閱了中外所有靈長類科學文獻，但沒有找到任何關於“白猿”的記錄或描述。接著，他不斷往返於廣西、北京，盡力收集這種奇特物種的皮、毛髮、骨骼、牙齒等信息資料，並將這些資料與40多例黑頭葉猴進行比較分析。經過5年艱苦細緻的系列研究，譚邦傑終於完成了提交給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科學研究報告。
1957年“白猿”終於被確定為一個過去未曾描述過的新物種，由譚邦傑定名為白頭葉猴。這是中國學者首先發現的，也是唯一一種由中國人發現和命名的靈長目動物。
按照國際慣例，物種的名稱可以以發現者的姓氏命名，但譚邦傑沒有將其定名為“譚氏葉猴”，後來在作《中國的珍禽異獸》一書時對自己的這件功勞也隻字未提。
理性看野人
20世紀80年代初，一股“野人”熱在神州大地上興起。當時許多動物學家、生態學家、古人類學家內心都存在疑慮，但大都保持沉默。原因是炒得太熱了，為了“不給民眾潑冷水”，或者被蒙“不相信民眾”、“不支持新生事物”之嫌，也就聽之任之。唯獨譚邦傑先生旗幟鮮明，1984年在《大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野人到底有沒有？我說沒有》。在這篇文章中，譚邦傑以其豐富的科學知識，對許多似是而非的傳說、證據作了有力駁斥，提出了自己的論點，很有說服力。他指出：“‘野人’考察所獲，除了一些可疑紅毛和腳印之外，什麼實在的東西也沒有。熊，或者蘇門羚，是最值得懷疑的神農架‘野人’。如果神農架的‘野人’延續至今，肯定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個有足夠基數的種群，否則早就滅亡了。然而千百年來，地處華中的神農架為什麼就不能抓住一個活的或是找著一個死的呢？”這篇文章在對“野人”的一片肯定聲中獨樹一幟，在部分程度上打擊了“野人熱”的進一步泛濫。
促麋鹿回歸
解放後，許多中國動物學家就開始呼籲，讓麋鹿還家。儘管在1956和1973年，英國曾兩次贈送兩對麋鹿回中國，但由於條件不適合、種群規模小，始終未能繁殖。從1979年開始，譚邦傑先生積極奔走，呼籲將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國，並向烏邦寺莊園（麋鹿在歐洲最大的種群所在地）當時的主人塔維斯托克侯爵寫信，請求對麋鹿回歸中國給予幫助，這一倡議得到英國方面的積極回響。當時，譚邦傑和黎先耀、鄭作新、周明鎮、汪松等中國專家參加了有關論證，對北至遼河，南至蘇北的麋鹿分布故地做了廣泛的調查，最後一致認為北京南海子是重引麋鹿的最佳地點。塔維斯托克侯爵得知後十分興奮，當即決定贈送20頭麋鹿給中國，重新放回南海子。1985年8月24日，一架滿載著中英兩國人民友誼的飛機，將22頭麋鹿（其中兩頭給了上海動物園）從英國烏邦寺運抵北京，當晚運至南海子麋鹿苑，終於實現麋鹿百年回歸的夙願。
保護中國虎
20世紀50年代初期，受蘇聯保護西伯利亞虎的影響，譚邦傑提出了保護東北虎的措施。與此同時畜產公司出口貨單上，動物皮張的數量不斷上漲。於是，他又向國家提交了保護華南虎的報告。他是中國最早提出保護華南虎的人。1984年的一天，譚邦傑跟北京動物園裡製作標本的年輕人肖方說，自己目前正在做三件事：一、尋找普氏野馬；二、讓麋鹿回家；三、保護華南虎。
肖方說，譚老說的那三件事，一樣也沒人宣傳，更沒人知道他。《虎》儘管出版多年，但整個社會關於保護老虎的理念仍未普及。譚邦傑開始大量給報刊撰寫科普類的文章，宣傳保護老虎。
1986年1月3日深夜，譚邦傑給《中國青年報》寫下這樣一行標題《虎年談虎的保護》，36天后是虎年春節，71歲的譚邦傑老人早年是媒體出身，寫稿子會打“提前量”。在這篇稿件中，他提出了華南虎“保種”、野生調查和保護區概念，最後一句話是：“希望在下一個虎年時，我們的‘老相識’不僅健在，而且更遠能脫離險境”。1995年科普出版社選了他部分科普文章結集，出版《珍稀野生動物叢談》，總計68篇，印數5000冊。但這些篇章仍未引起多大的反響。倒是發表在國外動物學期刊上的論文一再引起轟動。燕京大學出身的譚邦傑有一口流利的英語，這種語言優勢成為譚邦傑隱形的翅膀，國際動物學界的各種專業期刊定期寄到他的名下。
1984年，從保護單一物種到生態環境保護的觀念還沒有普及，漸行漸遠的華南虎快要淡出人們的視線了。譚邦傑坐在一盞老式檯燈下，給林業部門寫信、給《大自然》雜誌撰稿——為了華南虎不成為第四個被滅絕的虎亞種（虎的8個亞種中，巴厘亞種、裏海亞種、爪哇亞種已滅絕）。
譚邦傑還在不停地想辦法，“只靠消極的禁獵已難挽救，只有採取積極措施，比如在關鍵地區，儘快建立自然保護區才能奏效”。
在北京動物園北門外的小平房裡，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機，擺在一張用木板拼接起來的小桌上。木頭椅子，低矮的木書架，構成了譚邦傑的學術世界。
這時的譚邦傑想寫文章，最缺的就是資料，他的藏書和自己在1950年代寫的書抄家時損失慘重。“他的每本書我都有”，譚邦傑的朋友天文學家李元說，“有幾本我保存了20多年，抄家也沒抄走，我又給他送回去了”。
譚邦傑提出“就地保護”思路：在小興安嶺創立一兩個東北虎的保護區；在湘西、閩北、贛南、粵北、鄂西、貴州等地，找幾處理想的地點，建立華南虎保護區；在西雙版納和藏南地區，開闢孟加拉虎保護區。燈下的老人在腦海中構建出一派生機勃勃的自然界：“在虎的‘保護傘’下，許多其他大小鳥獸以及各種樹木也一同受到保護，豈不是好！”（譚邦傑1980年3月文稿）
1986年4月12日至17日，在美國的“世界虎保護戰略”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譚邦傑報告了華南虎的極度危急情況，改變了國際上把東北虎當作最瀕危虎亞種的長期看法，同時又有力地回擊了部分南亞代表認為華南虎已毫無希望、應該放棄的態度。
在13日舉行的貓科專家全體會議上，會議主席傑克遜徵詢譚邦傑對第三條第五款“中國是唯一擁有四個虎亞種的國家，但到本世紀末，野外恐將不復有虎的存在”一句的意見，譚邦傑說，“這種估計基本符合當前發展趨勢，但還要加上一句‘除非能及時採取有力的和有效的措施’”。這句話後來加上了，它給野生中國虎的未來，提供了一線生存的可能性。
16日晚上和17日上午，又召開兩次全體代表會。譚邦傑再次就華南虎的瀕危狀況作了詳細介紹，強調必須優先救援的理由。主持會議的錫爾博士把現存的各虎亞種的野生估計數寫在黑板上。從少到多排，華南虎名列第一約40頭，東北虎（西伯利亞虎）次之約300頭，蘇門虎約700頭，東南亞虎約2000頭，孟加拉虎4000多頭（印度代表潘瓦爾則說超過5000頭）。如此一目了然，專家們都認為中國虎確實已到了絕滅的邊緣。
接踵而至的，是南亞和東南亞代表的反對：華南虎已經到了如此瀕危的地步，能否挽救希望渺茫，關注成功率這么小的亞種，不如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WWF)有限的資金用於挽救成功可能較大的老虎種群上。
在會議的各種發言、商討和辯論中，中國代表認為只要還有一線希望，就不能坐視華南虎在眼前絕滅。譚邦傑又提出一系列保護措施和數據，表明華南虎種群保護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程度。
獸類學權威聯邦德國的哈默爾教授和“一牆之隔”的民主德國賽福特教授、萊比錫動物園主任、國際老虎譜系簿主管人都認同了譚邦傑的觀點，他們提出在保種的大前提下，依野生虎和飼養虎兩種情況對比，作為援助的排列根據。按照這個原則，中國虎優先獲得“緊急援助”，全體通過了此項決議。譚邦傑剛回國不久，就接到傑克遜的信，這位貓科專家委員會主席催促譚邦傑：“我正在為華南虎的計畫尋求援助，但我需要從您和您的同事們那裡得到一份預算表，越快越好。沒有預算而爭取一份敞口的援款是不可能的”。
由於譚邦傑在會上出色的發言，與會者們送他一個綽號“Tiger Tan”（譚老虎）。
在傑克遜向譚邦傑催促預算表“越快越好”的3年後，華南虎被中國政府列入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名單。在這次會議上，譚邦傑不僅受到了各國學者的尊敬，也為中國特產虎亞種——華南虎的保護工作贏得了國際上的關注與支持。
年逾古稀的譚老虎回國後提交了一系列報告，對比中國與國際社會在虎的科學性研究和生物性研究中所存在的差距：國外已有較多的老虎保護區，中國尚無條件設立；在科學性研究方面，野外調查、錄音、錄像、自動拍攝、夜間攝影、紅外拍攝等操作方式中國還沒有起步。在虎的生物學研究領域，特別是繁殖生物學如染色體、遺傳基因、脫氧核糖核酸、近親交配、選種、變異等項的研究，乃至譜系簿全國性的、全洲性的、直至世界性的建立，中國都才剛起步。
面對這些差距，譚邦傑早年提出的中國華南虎保護的兩大理念——“就地保護”和“異地保護”顯示出其科學性和前瞻性，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首席科學家喬治·夏勒博士，在回憶起與譚邦傑的交往時謙遜地表示：“他對虎的保護做了傑出的工作，我每次來中國，都要去動物園找到他，我是來向他學習的。”
譚邦傑的忘年交肖方說，有那么多瀕危動物需要保護，他為什麼提華南虎？一方面華南虎是中國唯一的虎亞種，另一方面他知道國際上對處於生物鏈頂端的食肉動物的重視程度超過了生物鏈底部的食草動物，在這個領域上容易得到國際資金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