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簡介
譚國是周朝的一個諸侯國。
周朝初年大封諸侯的時候,周武王分封了譚國,位置在山東省章丘西,子爵爵位。因為國勢一直不盛,不久成為齊國附庸國。
齊國公子小白出亡時,曾經過譚國,譚國國君不以禮接待。後來小白回國即位 (是為齊桓公),譚國亦未有派人祝賀。結果譚國在前684年被齊國所滅,譚國國君流亡到同盟國莒國。
故都遺蹟
譚國故城,古史記載繁多。《春秋.莊公十一年》杜預註:“譚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今城子崖在平陵西南兩公里處。《齊乘》:“東平陵在濟南東七十五里。春秋譚國,齊桓滅之。古城在西南,龍山鎮相對。”今城子崖隔武源河與龍山鎮相對。《水經注.濟水》:“關蘆水來源馬耳山,北經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陵城與武源水匯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源泉。北經譚城東,俗謂之有布城也。又北經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武源水從發源至入巨合水,流經不過十餘里,而濱河古遺址平陵,巨合皆在其北,南則僅有城子崖,可見是譚城非城子崖莫屬。這些記載說明譚城位於武源水與關蘆水之間平陵城西南,隔關蘆水與龍山鎮相對。現武源水已乾涸,河道已整平,但從附近整體地貌上看,仍然依稀可辨原河道走向。譚國故城遺址,宛若城垣,斷垣殘壁至今矗立在沃野平疇上。譚國故城的具體位置,不僅見載於官方的大量典籍、方誌,也見載於民間收藏的各地《譚氏族譜》之中。
古譚城是1928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先生首次發現。1930年至1931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首次進行發掘,揭露面積15.600平方米,整個遺址南北長530米,東西寬430米,牆基寬12.113米,總面積22,36萬平方米。文化堆積一般為4米左右。1989年至1991年又再次進行發掘,遺址分為上下兩層,下層薄沙之上有一層黃土,黃土上層為一米左右的文化層,即為周代譚國故城遺存,史稱灰陶文化。出土的豆鬲等灰陶器物,是典型的譚國文化代表。下層文化堆積,厚3米左右,為首次發現的以磨光黑陶為顯著特徵的新時器時代遺存,她代表了龍山文化時期的先進生產力水平。初稱為黑陶文化,距今約4000年左右。在遺址周圍還發現了龍山、岳石、譚國三個歷史時期長方形版築夯土城牆疊壓的遺蹟,即龍山文化城(新器時代)、岳石文化城(夏代),譚文化城(商周時期)。
文化堆積
譚國故城豐富的文化堆積,說明了當時城內已集居了相當可觀的人口,從文化堆積的普遍性來看,幾乎不存在空白區,並且一些房屋緊挨城牆建造,有的就建在早期的城牆之上,這說明當時在城內居住的人口已十分擁擠。目前國內學者多認為龍山時代居民數量為5000至10000人。到了譚國時期人口發展已不少於15000人。從遺址的文化遺存的面積看,足可領略龍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動人風采。遺址中出土的文物,種類之多,數量之大,構思之精巧,藝術造詣之深,皆為世人所稱道。當時的譚城處於大周王朝通往東方各國的周道上,可見在遙遠的古代,這裡曾放射出燦爛的中華文明之光。譚國都城前後使用達數千年之久,是我國第一座時跨龍山、夏代至春秋使用時間最久的早期城市,也是迄今發現的中國唯一的始於夏代的城市。考古界還發現,以譚國都城城子崖為中心的夏代古城散布於周圍多達30餘處,其中8萬平方米以上的就有八處,這些都是譚氏的肇祖伯益執政時期的所在。至西周時期,譚國地域內共發現古遺址近百處,其中如巡檢遺址、七郎院遺址,東澗溪遺址、候家遺址、馬安遺址、西鵝莊遺址等文化遺存,可謂豐富至極。這些無疑對研究山東龍山文化、龍山時代城市的起源、夷商關係、譚國歷史等史學理論課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文明古國
譚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明古國,自伯益皇覃氏始,歷唐虞以迨夏商,自周初再分封於譚後,又歷三百八十餘年,歷史延續時間較長。燦爛的譚國文化是譚子的祖先和後裔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創造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結晶。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艱難跋涉中生存、延續、豐富、發展著的譚國文化象波瀾壯闊的千里黃河奔騰不息。譚文化是東夷文化淵源主幹的延續,是齊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譚文化豐富、充實了龍山文化的寶庫,使之似噴發不息的源頭,注入了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譚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謂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而又獨具丰姿卓立不群。
春秋時期譚國都城的內城址。城始建於龍山文化的早期,距今約4500年左右。經歷了龍山時代全過程,並不間斷地進入了夏代。在長期使用過程中,城牆的修茸不斷進行,後修的城牆或疊壓在早期的城牆之上,或緊貼在早期城牆的內外兩側修築,最早築的城牆在遺址的最西部,牆基寬約10米,現殘高約3米。後經歷年修築,夯層逐漸規整,其上圓形的弧底夯窩至今仍歷歷可辨。形象地反映了龍山時代築城技術漸進發展提高的具體過程。
早期城市
在譚國故城城子崖遺址,井的發現印證了古史傳說中“伯益作井”的記載。伯益——中國正宗譚氏的肇祖。據《史記》、《左傳》、《竹書記年》、《國語》等史書記載,“舜耕歷山,伯益與之為友。”因其輔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舜封為掌管治理山澤的虞官。他於是開山劈澤,造福於民,深得民心。舜又賜他姚娌女與之為妻。後來舜將帝位禪讓與禹,禹到晚年又授政於伯益,而伯益讓啟。伯益生活的時代是龍山文化時代晚期,井的發現,證明古史所記不誤,井的發明與使用,是譚國先民在改造自然鬥爭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並從某種程度上,直接改變了人類的生存、生活方式,她使人類對大自然的認識又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為人類自身的發展開闢出一條通往自由王國的坦途。井的發明與利用,與早期城市的發展密切相關,她使進入高度密集聚居區的譚國先民們,無須奔波於河流之濱,可方便地獲得生產和生活用水,並使對農田的灌溉成為可能。可以想見,譚國故城當年的繁榮,與井的發明和推廣有著極大的關係。當年譚國都城南為群泉平澤,東西兩邊緊臨流水不竭的河流,卻仍然普遍用井,也正說明了譚國故城人口的高度密集,生產的日益擴大和經濟繁榮,更說明譚城是一座頗具規模的早期城市。從而使譚國故城的早期文明之花,綻放得更加鮮艷絢麗多彩。
青銅器物
譚文化的另一突出代表是早期出土的青銅器物,《父已鹵》、《父已爵》、《覃父已》、《亞中覃父乙》、《共覃父乙》等青銅器,標明了器物生產者和所有者的族氏。銘文族徽顯示,覃是皇覃氏家族的徽識,這充分表明均系古譚國之器,而商代業已存在。近年,在四川都江郾流域的彭州竹瓦街,出土了一大批窖藏青銅器,其中《覃父癸》、《牧正父已》這兩行銘文,與當時的譚國青銅器銘文完全一致,據研究與殷末周初的青銅器時代相同,入藏時間當在譚國中期,這可能是譚國經濟文化與巴蜀古國直接交流的結晶表現。也可能是通過西周轉口而至。這些情況證明,早在殷商時代,四川盆地與中原和東方的古譚國就已有了較多的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否則重達幾十公斤的青銅器,就不能在殷周時期由譚國傳入四川以至與四川本地器物一同窖藏。皇覃氏氏族銘文族徽不僅對研究商周時代“譚”族的發展和變遷有一定學術價值,而且也表明了到了譚國中期青銅器物在其工藝上已推向了更高的發展階段。這些數量可觀的質地精美的譚國遺物,重現了塵封三千年之久的古譚國的燦爛文明。譚國遺址,內涵豐富、延續時間較長,譚城周圍20餘公里的範圍內,遠近不同地分布著十幾個大大小小的同時代遺址。他們如燦爛的群星映托著譚國都城。這更說明譚國時期,已形成了由中心城市和鄉邑、村落分級構成的政治地理結構和譚國政權的嚴密而完整的組織管理體系。從而使譚子所建立的國家存在近六百年之久。
工藝技術
從譚城文化堆積看,下層為以磨光黑陶為主要特徵的文化遺存早在4500多年前就已存在,至夏代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到商期譚國建立後,這種發展又開始進入頂峰。這些出土的陶器火候較高,胎質堅實,多採用輪制,器形規整,器壁均勻。多為光潔發亮的磨光黑陶和灰黑陶,也有灰陶、紅陶和少量白陶,器表多素麵。常見紋飾有弦紋、劃紋、堆紋,鏤孔和鉚釘紋,有少量蘭紋、方格紋和繩紋。主要器類有鼎、 杯、罐、盆、 、三足盤和各種器皿。流行三足器和圈足器,以粗頸沖天流袋足 、三足盤、高柄豆、鳥首形足的鼎、肥袋足 、單耳和雙耳黑陶杯最富代表性。其中漆黑光亮、胎薄如蛋殼的黑陶高柄杯,工藝高超,為世人矚目。陶胎最薄處僅有0.2豪米,緻密堅硬光亮,敲之作金屬聲,以其“薄如紙、硬如瓷,聲如磬,堅如漆”,令人嘆為觀止。又以其輪廓之秀雅,製作之精妙,大大超出人們的想像。譚國故城出土的龍山時代的陶器,造型精美,氣勢恢宏,這說明譚國故城早在龍山時代就集中了一批具有高超技術水平的制陶匠人。同時也反映出譚國故城具有超過一般的綜合工藝技術基礎,從而成為海岱地區龍山時代的一個手工業技術中心。
故城遺址
城子崖
2600多年前的古譚國故城——城子崖。據《姓纂》和《姓譜》記載:“譚子國在濟州平陵縣西南二里。”這是指譚國都城所在。古譚國位今山東省中部,南倚泰山山地北緣,北臨黃河(古濟水)南岸,隔河與濟陽相望,西至長清縣西黃河右岸的廣里,東至長白山與鄒平,臨淄為界。周代的譚國四鄰:東為齊國,南為魯國,西為衛國,西南為遂國,北隔清河(今黃河)為燕國。譚國“蓋青濟之喉襟,登泰萊之要衝”。前控群山,蜿蜒其南界為屏障;後攬河澤,北扼滔滔黃河之天險,素為戰略要地。 據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董作賓先生考證:“城子崖,即古譚國之城,譚建國在殷之末葉。”徐北文著《平陵城上雨絲絲》認為,城子崖到了商代,即建立了國家——譚,並由原始社會的居民點發展成為一座城堡,修築了城池。顧東高著《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和《城子崖考察報告》均認為譚之立國是在商代。
城子崖是一處高出平地三至五米的長方形台地,其外觀狀如城垣。故村民呼之曰“城子崖”。城子崖位於龍山鎮東略北,西倚今小青河支流巨野河,南距膠濟鐵路平陵城站0.5公里,東北距平陵古城3.5公里,北距商代譚國的早期都城0.5公里,舊濟青公路東西穿過遺址。系武源河畔一隆起的台地。
姓氏淵源
譚氏,發源於山東,卻長久以來稱盛於湖南及其四周各地,聲譽響亮,備受尊敬。這個家族,是源自春秋時代的譚國。關於得姓源流,明代蘇平仲所作的一項譚氏家譜序記述得十分清楚:“譚本姒姓,子爵,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之間,實齊之附庸也,入春秋卅九年,周莊王之十四年,魯莊公之十年,見滅於齊桓公,而譚子奔宮,譚自為齊所滅,子孫遂以國為氏焉。”另外,《姓纂》和《姓譜》等書也都分別有同樣的記載。前者指出:“譚子國在濟州平陵西南,為齊所滅,譚子奔宮,子孫以為氏焉”;後者則指出:“春秋時代譚國為齊桓公所滅,譚子奔宮,子孫以國為氏。”
由這些文獻看來,譚氏家族的祖先,本來是上古聖君夏禹的姒姓後裔,周朝初年大封先聖之後時,把他們封於譚國,爵位為子。也許由於國勢一直不很強盛,所以不久之後就淪為強鄰齊國的附庸地位。到了春秋時代初期,齊桓公稱霸諸候,就於周莊王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83年,乾脆把譚國併吞了。當時,譚國的主人譚子奔到莒國去避難,而留在故國未走的子孫,只好“以國為氏”,以譚姓世代相傳,對故國表示緬懷之意。 另外,在四川的南部也有許多性譚的人家。據《萬姓統譜》的考證,這一支譚氏的源流又有不同,該譜指出:“巴南大姓譚氏,盤瓠之後,望出弘農。
盤瓠,又稱為瓠,據說是中國古代所謂蠻夷的始祖。他的身世,充滿了濃厚的傳奇意味。根據《後漢書南蠻傳》的記載,大致是這樣的:“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瓠;下令後,瓠遂銜吳將軍頭造闕下,帝如約以女妻之。瓠負女入南山石室,終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此外,乾寶所作的《晉紀》也有關於瓠的記載事下:“武陵長沙盧江郡夷,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
這樣的事,當然是荒誕不經的。不過,古代的治史者卻是如此地言之鑿鑿,我們只好也將之當作古老的傳說,姑妄聽之了。始見於春秋時代的譚氏,是很早以前便赫赫有名的。戰國時期,有一位譚夫吾,曾以無比崇高的言行而名垂青史。
譚姓遺脈
走下古譚國城牆,城子崖遺址博物館的焦館長手指西邊百米之外一座破敗的仿古建築說:“這就是譚姓宗祠,龍山鎮城子崖可是天下譚姓共同的故鄉,這兩年就有不少譚姓人士來這裡祭祖、參觀。‘譚’這個常見的姓氏就源自古譚國,而再向上追溯還可以一直延續到著名的原始部落領袖大禹。我們曾經查閱明代蘇平仲所作的《譚氏家譜》序,記述得十分清楚:‘譚本姒姓,子爵,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之間,實齊之附庸也,入春秋卅九年,周莊王之十四年,魯莊公之十年,見滅於齊桓公,而譚子奔莒,譚自為齊所滅,子孫遂以國為氏焉。’這就是今天譚姓的起源。譚姓在歷史上誕生了很多名人,遠有譚夫吾,是戰國時期與‘四公子’齊名的人物。近代又出了譚嗣同等赫赫有名的人物。到現在譚姓已經發展成為世界華人的第65大姓,其子孫後代人數超過百萬,遍及中國的各個省區,而且還走向了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