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因緣
謝鑄陳，四川省樂昌縣人，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出生於一個家道殷實的中產之家。他幼讀私塾，攻八股文。光緒末年，廢除科舉，興辦學堂，他曾負笈成都讀書。那時留學日本的風氣頗盛，如早年追隨太虛大師的史一如（四川省萬縣人），就是光緒末年由四川赴日留學的。光緒末年（一九〇八年），鑄陳留學日本，學習法政。戴季陶亦在東京留學，二人以同鄉關係，友誼頗篤，季陶小鑄陳七歲，對鑄陳以兄事之。鑄陳於宣統年間歸國，入法界服務。入民國後，歷任推事、檢察官、庭長、縣長等職。一九二二年，鑄陳任湖北省黃陂縣知事。年初，太虛法師在漢口，與護法居士李隱塵、陳元白等計畫興辦佛學院，並在漢陽歸元寺講《圓覺經》，湘、鄂各地來聽講者頗眾。鑄陳在黃陂聞知，乃聯絡邑紳趙南山、陳叔澄、柳質皆等，共議迎太虛法師到黃陂講佛法，眾皆贊同。四月八日（夏曆清明節後三日），太虛法師偕了塵、陳元白、李時諳、陳仲偕等赴黃陂。此事在《太虛大師自傳》中記載頗詳：
“春間，黃陂縣知事謝鑄陳初發心信佛，聯合邑紳趙南山、陳叔澄等邀我及隱塵等去宣揚佛教。入縣境時，謝知事率衛隊洋鼓吹打相迎，一路入縣署，鬨動了空村、空鎮、空巷、空城的數萬民眾來聚觀，為我所經集群動眾的第一次奇景。寓在前川中學，講了數天，傳了一次三皈，皈依的官紳男女數百人，與陳叔澄以詩唱和，並為謝知事收集戰時白骨所造的白骨塔作了塔銘。
後來，謝知事邀了張宗載、寧達蘊去宣講青年佛化，辦過一所佛化國小。”
由上述這一段資料，可知鑄陳發心信佛，他不以自己信佛為滿足，更聯絡邑紳，請太虛法師去弘法，使縣民共沾法益。他收集戰時白骨，建了白骨塔。他請人宣講青年佛化，且辦了一所佛化國小。由這幾件小事，可見他做地方官的政績。一九二二年，鑄陳皈依太虛法師。以後多年，他成了太虛法師佛教改革運動中的得力助手。
法令風波
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中國統一，鑄陳服務於國民政府，任國府秘書職。七月，太虛法師在南京毗盧寺成立“中國佛學會”籌備處，鑄陳參加了佛學會的籌備工作。佛學會成立，鑄陳當選佛學會理事，同時當選理事的，還有佛學家黃懺華居士等。鑄陳以後連任佛學會理事二十餘年，為佛學會盡心盡力，他實是佛學會的台柱。 一九二九年元月，內政部長薛篤弼本是馮玉祥的部屬，一向反對佛教。他想以行政命令摧毀佛教，頒布《寺廟管理條例》二十一條，內容嚴苛無比，目的在以興辦教育慈善事業為名，將地方寺廟強行接收。佛教界感於管理條令之苛虐，由中國佛學會謝鑄陳、黃懺華等出面，聯絡江浙佛教聯合會，由太虛、圓瑛、諦閒等具名，召集十七省代表。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滬上名流居士王一亭、關炯之等均參加會議。會中決定成立“中國佛教會”，擬定章程，呈請黨部及內政部備案，並請修訂《寺廟管理條令》。
後來，國民政府亦感到此一法令酷苛難行，堅持下去恐引起更大風波，乃於五月二十五日經立法院第二十七次會議，將《寺廟管理條例》二十一條重新草擬，改訂為《監督寺廟條例》十三條，在措詞立意上均較前者緩和。這件事在近代佛教史上是一件大事，雖是集眾人之力，向政府力爭獲致的結果，唯鑄陳以國府秘書的身分，幕後協調聯絡，實為佛教盡了最大的心力。
新舊之爭
關於成立“中國佛教會”之事，經太虛法師與王一亭居士聯名致書蔣中正主席，且由王一亭親謁蔣主席說明原委，乃得由內政部準予備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至五日，在上海開佛教會第一次執監委員會，太虛法師當選常務委員。兩年後的一九三一年四月，佛教會在上海召開第三屆中國佛教徒代表大會，並改選執監委員。出席會議的緇眾如圓瑛、太虛、德浩、惠宗、仁山、台源等，居士如王一亭、聞蘭亭、謝鑄陳、范古農、黃懺華、黃健六等中國各地代表一百數十人。四月八日開會，九日下午改選，改選結果，太虛法師一系獲得勝利，太虛法師及釋仁山、釋台源、謝鑄陳、黃懺華等均當選為執行委員，太虛法師當選會長。 京滬杭甬一帶的佛教，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太虛法師領導的革新派，一個是滬上居士及諸山長老擁護圓瑛法師為首的保守派。太虛法師一系選舉獲勝，由仁山、謝鑄陳等接管了中國佛教會，並將原在上海的佛教會遷移至南京毗盧寺辦公。太虛法師駐錫毗盧寺的佛教會辦公，一面向政府備案，推行各種改革運動，一面也展開弘法活動。月余之間，會務進展迅速，謝鑄陳輔佐法師處理會務，推動工作不遺餘力。
太虛法師與鑄陳見事無可為，乃於一九三一年六月聲明辭職。鑄陳辭“佛教會”職，仍在中國佛學會協助太虛法師推展會務。一九三三年五月，太虛法師在中國佛學會開講《唯識三十論》，鑄陳與張大千、張仲如、姚雨平、黃懺華等多人列席聽講，使他對唯識宗義頗有心得。
晚年事略
一九三四年，西藏達賴喇嘛圓寂，中央對此事特別重視，在南京舉行“追薦達賴大師大會”，由戴季陶氏主其事，而以鑄陳襄助。其間有關設壇誦經及供養等儀規，戴氏均與鑄陳妥商辦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抗戰爆發，鑄陳隨國民政府遷播至重慶。一九三八年，民國參政會成立，鑄陳出任參政員，在會中增提案政府應推動組織“佛教訪問團”，訪問東南亞佛教國家，以爭取國際友誼。後來，太虛法師組團出國訪問，即由此一提案而來，亦為鑄陳幕後多方面運作所促成。
抗戰開始後，太虛法師在漢口，一九三八年八月底應四川緇素之請，抵達重慶。十二月，法師召開中國佛學會臨時會議，在渝理事謝鑄陳、許崇灝、周仲良、陶治公、歐陽浚明、廖維勛、陳澤普、寧達蘊等均出席。會中決議，中華佛學會遷重慶，會址設於長安寺，鑄陳仍於公餘到佛學會，協助太虛法師處理會務。
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主任秘書李炳南居士，至長安寺謁太虛法師，奉法師命與一位定九法師赴監獄弘法，以此因緣常到長安寺去，並與鑄陳相識，結為好友，時相聚首討論佛學。這一段友誼一直維持到二人老年。
抗戰勝利後，鑄陳一度出任司法行政部常務次長，一九四七年並當選中國佛教會理事。一九四九年，隨政府播遷來台，時已自公職退休，以夫人在台南法院服務，故寓居台南。這時佛教界人事全非，知交凋零，他不再參與佛教活動，而閉門自修。偶爾因公北上，必在台中下車，與老友李炳南居士促膝話舊。他每感嘆佛法之衰微，皆由佛教徒自行破壞所致，而外界破壞猶在其次也。
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他在台南寓所病逝，享年七十八歲。謝夫人任台南法院推事，由司法界同仁組織治喪會，在湛然精舍開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