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注
清代康有為為儒家哲學著作《論語》所作的註解，共二十卷。康有為（1858—1927），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改良派領袖、文學家、詩人。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南海（今屬廣東）人。早年曾受業於廣東名儒朱次琦，受到“濟人經世”的思想影響。光緒五年（1879）游香港，以為西方人治國有法度，深為羨慕。八年（1882）往上海，購置大量西方著作譯本。光緒十四年（1888）第一次上書朝廷，提出“變成法”、“通上情””、“慎左右”三項建議，希望朝廷變法圖強。從光緒十六年（1890—十九年1893）在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聚徒講學，以今文經學闡發變法理論。光緒十九年，中清廷舉人，二十一年（1895）與梁啓超進京應試，因不滿《馬關條約》之簽訂，憤而聯合六百多舉人（一說一千三百餘人），領銜上書朝廷，提出“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史稱“公車上書”。
同年中進士，授工部主事之職，堅辭不就。與文廷式等人組織強學會，編印《中外紀聞》。光緒二十三年（1897）德國強占膠洲灣，康有為又赴京，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光緒二十四年（1898）應詔至總理衙門與李鴻章、翁同■、榮祿等人談論變法事宜；進呈《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又上《統籌全局折》。後來，康有為又組織保國會，受到光緒皇帝詔見，與譚嗣同等一起促成“百日維新”，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堅決反對變法，變法法令很難在各省貫徹執行，由於袁世凱叛變告秘，慈禧太后發動的推翻戊戌新政的宮廷政變得以成功，康有為被迫逃亡國外。逃至國外的康有為日趨保守落後，曾組織保皇會，發表過《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反覆闡發自己的改良主義思想，堅決反對資產階級革命。1912年，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成立，康有為仍然對清室眷戀不已。1917年，清廢帝溥儀被張勛的“辮子軍”重新擁上皇帝寶座，宣布改中華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恢復舊制，康有為被授任為弼德院副院長兼太傅，不久復辟失敗鏇又下台。1927年，因病逝於青島。終年七十歲整。
康有為一生致力於用文學武器為他所作領導的政治運動服務。他不僅是一位著名有散文大家，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他的詩歌，具有充實的思想內容和宏闊的藝術境界，汪國恆《光宣詩壇點將錄》對他的詩作出了很高的評價：“今詩人尚意境者宗黃、陳，主神韻者師大曆，錘幽鑿險，則韓、孟啟其宗風；范水模山，則謝、柳標其高閣。其純然乎古代出乎古人者，則南海康有為也。南海平生學術，不以詩鳴，徒以境遇之艱屯，足跡之廣歷，偶事歌詠，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僅巨刃摩天而已也。反虛入渾，積健為雄，惟南海足以當之矣。”他的政治論文，都是直接地“為時而作”的，有著鮮明的時代性和戰鬥性，他飽含政治熱情，放言高論，筆鋒犀利，言人所不敢言，能夠強烈地震撼讀者的心靈。同時他的文章邏輯嚴密，說理透徹，往往先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揭示出問題癥結所在，繼而又大量列舉古今中外的事實，層層深入地去分析問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康有為是清代末期的散文大家，應是當之無愧的。
1898年的戊戌政變發生後，康有為在英國公使的幫助下，經香港逃往日本，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海外流亡生涯。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在日本曾多次派人跟康有為聯繫，希望他能吸取慘痛教訓，把立場轉移到革命派方面來；但他堅持改良的主張，拒絕了革命派共同合作的要求，並把“保皇”確定為新的行動綱領。1899年，康有為自日本赴加拿大，組織了“保皇會”，以後三、四年間，他轉徙於日本、加拿大、英國、香港間，並在新加坡、檳榔嶼、印度接受英國保護，從事哲學理論研究。寫成《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大學注》等著作，《論語注》便是他在1902年居印度大吉嶺時潛心著述的作品之一。
由於康有為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僚地主的大家庭中，從小就接受了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打下了良好的中國傳統的學問基礎，對《論語》等儒家典藉自是十分熟悉。作者在《論語注》中旁徵博引，考證字句、闡發意義、發表議論，使得《論語注》成為一部具有很強政治性的學術著作。與他在《新學偽經考》中的觀點一樣，康有為仍從要用儒家經典作為變革現實的思想武器的實用目的出發，強調古文經學著作是“偽經”，對《論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如他在《論語注·序》中所言的：“其流傳，自西漢，天下世諷之甚久遠，多孔子雅言，為六經附庸，亦相輔助焉。不幸而劉歆篡聖，作偽經以奪真經，公、谷春秋，焦、京易說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
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為孔子之言行所在，遂以為，遂以為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於學官，日以試士。……聖道不泯，天既誘予小子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奧者。又，於孔子行事甚詳，想見肫肫之大仁，於人道之則，學道之門，中正無邪，甚周甚備，可為世世之法。自六經微絕，微而顯，典而則，無有比者，於大道式微之後，得此遺書別擇而發明之，亦足為宗守焉。其或語上語下，因人施教，有所為言之，故問孝問仁，人人異告，深知其意而泥其詞，是在好學深思者矣。”
《論語注》除有小序外，共包括二十卷，逐卷對《論語》進行註疏，內容依次為《學而第一》、《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先進第十一》、《顏淵第十二》、《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衛靈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在註疏體例上，《論語注》每一卷先在開頭解題，然後註明《論語》原文中共幾章，再對每一章抄錄原文後進行詳細註解。註解時往往先解釋個別字詞的意思，然後引證前代儒學諸家如鄭玄、朱熹的註疏闡釋句義，然後再以大量筆力由此闡發開去，洋洋灑灑，發表自己的議論，頗有借他人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之勢，這些議論往往結合時事，有的不免有牽強附會之嫌。
如在《為政第二》的第二十三章進行註解時，作者在對原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也’”進行完文字疏通後，議論道：“蓋民俗新承，故後王之起，不能不因於前朝，弊化宜革，故一代之興，不能不損益為新制。人道進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為部落，而成國家，由國家而成大統。由獨人而漸立酋長，由酋長而漸正君臣，由君主而漸為立憲，由立憲而漸為共和。由獨人而漸為夫婦，由夫婦而漸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錫爾類，由錫類而漸為大同，於是復為獨人。蓋自據亂進為昇平，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因，驗之萬國，莫不同風。……孔子已預知之。然世有三重：有亂世中之昇平、太平，有太平中之昇平、據亂。
故美國之進化，有紅皮土番，中國之文明，亦有苗、■■、獐、黎。…太平大同之後，其進化尚多，其分等亦繁，豈止百世哉？……孔子之道，暗而不明，郁爾不發，為天下裂，豈可言哉！幸微言尚傳，賴修明恢復之。”康有為借孔子關於朝代更疊和歷史變遷的話，盡力發揮，在闡發孔子所謂“微言大義”的語句時，也清楚地表達了自己關於社會進化和時代變遷的觀點。註解時喜發議論，議論時喜結合時事，這是康有為《論語注》的最鮮明特點。如在為“巧言令色，鮮矣仁！”進行註解時作者議論道：“蓋亂之害，顯在人世，人易知之；巧詐之害，微在心術，人所難知，而其為害於人世人種則一也。此皆亂世之俗，而為害人尤甚。誤信惑之，不為反噬，亦為所累。孔子生當其時，故先惡之，若太平世，則自無此矣。”
表述了看待聖人言論也要因時因世而異而不要一昧墨守成規的觀點。雖然在本質上，《論語注》只是一部學術著作而不是針對清朝政府的政論文章，但這畢竟是唯新派的領袖人物康有為的著作。既如此，這部書在異國他鄉寫成後，輾轉傳回中國會遭到什麼樣的命運我們便可想而知了。早在1898年八月丁酉，慈禧太后便下諭說：“已革工部主事康有為，學術乖謬，大悖聖教：其所著作，無非惑世誣民，離經畔道之言。著將該革員所有書籍板片，由地方官嚴查銷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德宗實錄》卷四二七）。至二十六年正月，又下諭說：康有為、梁啓超“仍在沿海一帶，煽誘華民，並開設報館，肆行簧鼓。”
該逆犯等開設報館，發賣報章，必在華界。但使購閱無人，該逆等自無所施其伎倆。並著各該督撫，逐處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拿懲辦。此外如尚有逆等從前所著各逆書，並著嚴查銷毀，從伸國法而靖人心”（《德宗實錄》卷四五八）。從這樣的上諭發布以後，一直到宣統三年（1911）撤消禁令，凡康有為的著作都被統統銷毀，《論語注》（光緒年間上海大同譯書局刻本）自然也難逃劫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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