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詩餘，詞的別名。
主要用於詞集的名稱，最早出現於南宋。如最早的詞選即以《草堂詩餘》命名，毛平仲的《樵隱詞》也曾稱之為《樵隱詩餘》，稍後王十朋有《梅溪詩餘》、寥行之有《省齋詩餘》、韓元吉《南澗詩餘》、張鎡《南湖詩餘》、汪莘《方壺詩餘》、黃機《竹齋詩餘》、王邁《月翟軒詩餘》、葛長庚《玉蟾先生詩餘》、黎廷瑞《芳洲詩餘》、劉將孫《養吾齋詩餘》等。
直至明代，“詩餘”方始作為詞的別名使用。最明顯的是張綖的詞律專著便命名為《詩餘圖譜》。這裡的“詩餘”即詞的別稱。王象晉《詩餘圖譜序》中說：“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亡後而有詩餘。詩餘者，樂府之派別，而後世歌曲之開先也。”徐師曾在《文體明辨·詩餘》中說：“按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但是，因為“詩餘”二字含有詩高而詞卑的輕視之意在內，所以也有人反對用“詩餘”名詞。汪森說：“古詩之于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馳，非有先後。謂詩降為詞，以詞為詩之餘，殆非通論矣。”(《詞綜序》)
考證
近來有人解釋詞的名義，常常說：“詞又名長短句，又名詩餘。”這裡所謂“又名”，時間概念和主從概念，都很不明確。好象是這種文學形式先名為詞，後來又名為長短句，後來又名為詩餘。但是，考之於文學發展史的實際情況，卻並不如此，事實恰恰是：先有長短句這個名詞，然後又名為詞，而詩餘這個名詞初出現的時候，還不是長短句的“又名”，更不是詞的“又名”。
胡元任《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序於紹興四年甲寅(1134)，後集序於乾道三年丁亥(1167)，全書中不見有“詩餘”這個名詞，也沒有提到《草堂詩餘》這部書。王楙的《野客叢書》成於慶元年間(1195－1200)，書中已引用了《草堂詩餘》，可見這部書出現於乾道末年至淳熙年間。毛平忡《樵隱詞》有乾道三年王木叔序，稱其集為《樵隱詩餘》。以上二事，是宋人用“詩餘”這個名詞的年代最早者。稍後則王十朋詞集日《梅溪詩餘》，其人卒於乾道七年，壽六十。廖行之詞集曰《省齋詩餘》，見於《直齋書錄》，其人乃淳熙十一年進士，詞集乃其子謙所編刊，當然在其卒後。林淳詞集曰《定齋詩餘》，亦見《直齋書錄》，其人於乾道八年為涇縣令，刻集亦必在其後。此外凡見於《直齋書錄》或宋人筆記的詞集，以“詩餘”標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間，可知“詩餘”是當時流行的一個新名詞。黃叔腸稱周邦彥有《清真詩餘》，景定刊本《嚴州續志》亦著錄周邦彥《清真詩餘》，這是嚴州刻本《清真集》的附卷，井非詞集原名。現在所知周邦彥詞集，以淳熙年間晉陽強煥刻於溧水郡齋的一本為最早，其書名還是《清真集》，不作《清真詩餘》。
南宋時人並不以“詩餘”為文學形式的名詞，它的作用僅在於編詩集時的分類。考北宋人集之附有詞作者，大多稱之為“樂府”，或稱“長短句”都編次在詩的後面，既沒有標名為“詞”，更沒有標名為“詩餘”。南宋人集始於詩後附錄“詩餘”。陳與義卒於紹興八年，其《簡齋集》十八卷附詩餘十八首。但今所見者乃胡竹坡箋注本，恐刊行甚遲。高登的《東溪集》，附詩餘十二首。登卒於紹興十八年，三十年後，延平田澹始刻其遺文，那么亦當在淳熙年間了。況且今天我們所見的 《東溪集》 ，已是明人重編本，不能確知此“詩餘”二字是否見於宋時初刻本。宋本《後村居士集》，其第十九、二十兩卷為詩餘，此本有淳熙九年林希逸序，其時後村尚在世。然《後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一，共五卷，則題作“長短句”，可見南宋人編詩集，如果把詞作也編進去，則附於詩後，標題日“詩餘”，以代替北宋人集中的“樂府”或“長短句”。
“詩餘”成為一個流行的新名詞以後，書坊商人把文集中的詩餘附卷裁篇別出，單獨刊行，就題作《履齋詩餘》、《竹齋詩餘》、《冷然齋詩餘》，甚至把北宋人周邦彥的長短句也題名為《清真詩餘》了。這樣，“詩餘”好象已成為這一種文學形式的名稱，但是，我們如果再檢閱當時人所作提到詞的雜著，如詞話、詞序， 詞集題跋之類， 還是沒有見到把作詞說成作詩餘，由此可知“詩餘”這個名詞雖出現於乾道末年，其意義與作用還不等於一個文學形式的名稱。個人的詞集雖題曰“詩餘”，其前面必有一個代表作者的別號或齋名。詞選集有《草堂詩餘》、《群公詩餘》，“草堂”指李白，“群公”則指許多作者，也都是有主名的。一直到明人張蜒作詞譜，把書名題作《詩餘圖譜》，從此“詩餘”才成為詞的“又名”。這是張蜒造成的一個大錯。
《草堂詩餘》的宋人序文已佚不可見，不知當時有無解釋“詩餘”名義的話。其他宋人著作中，亦不見有所說明。直到明代楊用修作《詞品》，才在其自序中說：詩餘者，憶秦娥，著薩蠻為詩之餘，而百代詞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伯其書而昧其名，故余所著《詞品》首著之雲。
以李白的憶秦娥，菩薩蠻二詞為“百代詞曲之祖”，這是南宋時人黃叔暘的話，見於《唐宋名賢詞選》，其上句中“為詩之餘”，則是楊用修自己的話。但這句話等於沒有解釋，他不過加了一個不起作用的“之”字。到底李白這兩首詞何以為詩之餘，這個“余”字的正確意義是什麼？仍不可解。從下一句揣摩起來，他似乎說：這兩首詞對於詩的關係，則為支流別派；對於後世的詞曲，則為租爾。詞出於詩，所以稱為詩餘。
從此以後，明清兩代研究詞學的人，根據各自的體會，對於詩餘，有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也展開了論辨。俞彥《愛園詞話》云：詞何以名詩餘？詩亡然後詞作，故曰余也。非詩亡，所以歌詠詩者亡也，詞亡然後南北曲作。非飼亡，所以歌詠詞者亡也。謂詩餘興而樂府亡，南北曲興而詩餘亡者，否也。
這一段話，意義是可以了解的，但語文邏輯卻大謬。既然肯定了“詩亡然後詞作”、“詞亡然後南北曲作”，為什麼立刻就自己否定了這樣提法，說是“非詩亡”、“非詞亡”呢？既然亡的是“所以歌詠詩者”和“所以歌詠詞者”
又何必先肯定“詩亡”和“詞亡”呢？
俞氏之意，以為詩本該是可以歌詠的，到後來，詩亡失其歌詠的功能，於是有詞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詞而不歌詠詩了。所以說詞是詩之餘。再後，詞也亡失其歌詠的功能，於是南北曲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南北曲而不歌詠詞了。但是，在這裡，俞氏卻不說南北曲是詞之餘。他以為可以歌詠的詩歌，都是樂府。詩在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詩到了不能歌詠的時候，詩還是詩，但已不是樂府了。因此他說：不是詩亡，而只是詩亡失了它的樂府功能。
詞（詩餘）在它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所以不能說“詩餘興而樂府亡”。同樣，南北曲興起之後，詩餘只是亡失了它的樂能，故不能說是“詩餘亡”了。探索俞氏這段話的意味，實際上他以為詩與詞都是樂府之餘，但是他卻說“詩亡然後詞作，故日余也。”這個“余”字的意義和作用，仍然沒有解釋清楚。
陳仁錫序《草堂詩餘四集》云：侍者，余也。無餘無詩，詩易余哉？東海何子曰：‘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元聲在，則為法省而易諧；人氣乖，則用法嚴而難葉。’余讀而韙之。及又曰：“詩亡而後有樂府，
樂府缺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凡詩皆余，凡余皆詩。余何知詩，蓋言其餘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