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1009～1066)
正文
北宋散文家。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據說27歲才發憤讀書，經過十多年的閉門苦讀,學業大進。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帶領蘇軾、蘇轍到汴京，謁翰林學士歐陽修。歐陽修很讚賞他的《權書》、《衡論》、《幾策》等文章，認為可與賈誼、劉向相媲美，於是向朝廷推薦。一時公卿士大夫爭相傳誦，文名因而大盛。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參加考試，他推託有病，不肯應詔。嘉祐五年，任為秘書省校書郎。後與陳州項城（今屬河南）縣令姚同修禮書《太常因革禮》。書成不久，即去世，追贈光祿寺丞。 蘇洵是有政治抱負的人。他說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當世之要”，是為了“施之於今”。在《衡論》和《上皇帝書》等重要議論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張。他認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審勢”、“定所尚”。他主張“尚威”，加強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氣，激發天下人的進取心，使宋王朝振興。由於蘇洵比較了解社會實際，又善於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古為鑑，因此，他的政論文中儘管不免有迂闊偏頗之論，但不少觀點還是切中時弊的。
曾鞏說蘇洵“頗喜言兵”。蘇洵的《權書》10篇、《幾策》中的《審敵》篇、《衡論》中的《御將》和《兵制》篇,還有《上韓樞密書》、《制敵》和《上皇帝書》，都論述了軍事問題。在著名的《六國論》中，他認為六國破滅，弊在賄秦。實際上是借古諷今，指責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審敵》更進一步揭露這種賄敵政策的實質是殘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復武舉、信用才將等主張。《權書》系統地研究戰略戰術問題。在《項籍》中，他指出項籍不能乘勝直搗鹹陽的戰略錯誤。他還強調避實擊虛、以強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決戰、突擊取勝等戰略戰術原則。
蘇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優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強暴,藐視敵人,寫得有氣勢。《張益州畫像記》記敘張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跡，塑造了一個寬政愛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記》借物抒懷，讚美一種巍然自立、剛直不阿的精神。
蘇洵的散文論點鮮明，論據有力，語言鋒利，縱橫恣肆，具有雄辯的說服力。歐陽修稱讚他“博辯宏偉”，“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志銘》);曾鞏也評論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蘇明允哀詞》），這些說法都是比較中肯的。藝術風格以雄奇為主，而又富於變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變、紆徐宛轉見長。蘇洵在《上田樞密書》中也自評其文兼得“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他的文章語言古樸簡勁、凝鍊雋永；但有時又能鋪陳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動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說》，以風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寫，即是一例。
蘇洵論文，見解亦多精闢。他反對浮艷怪澀的時文，提倡學習古文；強調文章要“得乎吾心”，寫“胸中之言”；主張文章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他還探討了不同文體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寫法。他特別善於從比較中品評各家散文的風格和藝術特色，例如《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對孟子、韓愈和歐陽修文章的評論就很精當。
蘇洵作詩不多,擅寫五古,質樸蒼勁。宋人葉夢得評其詩“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石林詩話》)。其《歐陽永叔白兔》、《憶山送人》、《顏書》、《答二任》、《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為佳作，但總的成就遠遜於散文。
蘇洵著作,宋代以多種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文集》殘卷。通行本有《四部叢刊》影宋鈔本、《嘉祐集》15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