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政治才能

蔣介石的政治才能

蔣介石的政治才能

蔣介石的政治才能

毛澤東與蔣介石的真實才能大對比
首先從學歷上對比，毛澤東作為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卻沒有上過一天軍校，他的軍事知識和採用的戰略戰術都是從書本上自學而來的，屬於無事自通的那種，他沒有上過軍校接受過正規的軍事培訓，所以也就沒有那種一成不變、墨守成規戰術敝病的束縛，他軍事指揮藝術更多是來源於實踐中、來源於生活中、更來源於血與火殘酷的現實環境中。
蔣介石19歲還未滿就懷著“要想國家強盛，必須壯大國家軍事力量”的願望，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振武學校留學，接受了正規的現代化陸軍軍事培訓，也就是現在所謂的科班出身。由於當時學得是炮兵專業並且在日本交田野炮第十三聯隊實習過，對於火炮和火炮在戰鬥中如何運用還是頗有心得的。
其二兩人的建軍原則對比，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裡面最早認識到軍隊對於黨和國家的重要性的人，“槍桿子裡出政權”是他最高提出的，要建立一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也是毛澤東最先提出並實現的，毛澤東率秋收起義的餘部前往井岡山建立根據地的途中，到達一個叫三灣的地方，在那裡首先提出了“支部建在連上”這句話，這就是軍史上有名的“三灣改編”，確定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黨指揮槍這一根本原則，黨的領袖對黨的軍隊擁有絕對的指揮權，也為中央紅軍初期發展壯大和中央紅軍後期失敗以致於進行長征埋下了伏筆。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中央面臨國內軍閥割據、國外勢力又妄圖阻止中國革命的複雜局勢，決定創立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而蔣介石自擔任第一任黃埔軍校校長以後，想起以前國民黨苦無自己軍隊而被各地軍閥踢來踢去的情形，才開始下定決心要組建一支屬於自己的新型軍隊，初衷也是以黃埔軍校學生為基礎建立一支能征善戰的黨軍。而蔣介石在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也充分利用了這支黨軍為他撈足了政治資本，從而走上了歷史的前台，完成了從軍隊領袖到黨的領袖再到國家的領袖的原始積累。
其三兩人的戰鬥生涯對比，毛澤東作為黨代表發動了秋收起義和在紅軍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期作為戰術指揮員親自指揮部隊行軍打仗，同朱德一道結合當時複雜多變的軍事鬥爭形勢，制定出符合我國國情的軍事路線方針和政策，特別是創造了一套具有中國革命特色的以弱勝強的游擊戰術。等中國工農紅軍進入全面發展壯大以後，毛澤東就很少再和戰鬥部隊一起行軍打仗，更多的是作為一個決策指揮者在後台進行指揮，只是到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進入生死存亡的關頭才又作為一個戰術指揮者，率紅軍四渡赤水一舉挽回紅軍長征以來的被動局勢，將自己的那套游擊戰術功效發揮到極致。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以後，毛澤東基本就不親自組織實施戰術級的戰鬥行動了。平時而論蔣介石的單兵軍事素質要大大強於毛澤東，在擔任援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長、粵軍第二支隊司令官、第二軍前敵總指揮、第二軍總參謀長期間，在軍事上有一系列不尋常的建樹，並且在陳炯明叛亂保護國父孫中山的永豐艦上作為炮兵出身的蔣介石親自指揮軍艦上的大炮對廣州城裡的叛軍進行炮擊，後又率黃埔學生軍對廣東軍閥進行幾次東征，都能親自參與指揮部隊行軍打仗，不是陳賡大將奮勇施救，老蔣在東征期間就自殺身亡了，從這個側面也看得出蔣介石作為軍隊的總指揮也能作到身先事卒的表率。自兩次中原大戰結束以後，蔣介石基本就不參與戰鬥的指揮，而專注於國家和黨內的紛爭。
其四兩人的戰略思想對比，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從初期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提出“槍桿子裡出政權”到提出“工農武裝割據”“從農村包圍城市”游擊戰爭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決，到中期抗日戰爭的“論持久戰”解放戰爭的“痛打落水狗”，到建國後抗美援朝初期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從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抗美援朝後期的“零敲牛皮糖”，還有六十年代為對付蘇聯霸權主義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事後證明這些戰略路線都是適合當時中國的國情的。毛澤東偉大就偉大在他從不生搬硬套，他是從蘇共的武裝鬥爭史中看到了中國共產黨要想奪取政權就必須走武裝鬥爭這條路，是依照蘇聯模式依靠工人階級攻占城市而後奪取革命勝利建立政權，根據中國無產階級大多數是農民的這一特殊國情毛澤東提出了以工農相結合，以農村保圍城市最後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結果獲得成功。同毛澤東相比蔣介石在戰略方面相差甚多，北伐和建立黃埔學生軍初期，蔣介石還能按照國父孫中山先生制定的“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戰略方針行事，中山先生逝世後，蔣介石還是撕下了同情工農革命的偽善嘴臉，並利用中共當時的領導人陳獨秀的革命妥協主義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並提出了“寧可錯殺一萬、不可放過一個”的反共口號，順利地竊取了北伐以來的勝利果實。經過一、二次中原大戰後，蔣介石開始置倭寇妄圖亡我中國的決心而不顧，把主要精力放到圍剿我紅軍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方針，在經歷四次圍剿失敗後，終於趁中國共產黨權力交接之際（李德成為我中央紅軍的實際指揮中），攻占中央革命根據地，並迫使中央紅軍進行了行程為二萬五千里的戰略大轉進。在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和倭寇策劃華北事變之時，還置國家百姓即將亡國亡種於不顧，念念不忘“攘外必先安內”這一戰略，想一舉致紅軍於死地。在西安事變結束後，勉強答應與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在廬山發表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戰守土之責”的抗日宣言。在蔣介石的整個軍事生涯中他的戰略方針乏陳可舉，戰術家的成份多於戰略家的成份。
其五兩人的知人善用方面，毛澤東用人一般都會不計前嫌，一旦認為你是個可造之才，他就會放手讓你施展軍事才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立初期，林彪曾經針對他提出過紅旗究竟能夠打多久的論斷，而毛澤東卻認為林彪在政治上只是個娃娃，在軍事方面的才能還是比較突出，結果還是任命其為紅軍最具實力的第一軍團軍團長。除了紅軍建軍之初毛澤東親自組織過幾場戰鬥外，到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後，他基本就不插手軍隊戰術方面的事，在大的戰役發動以前，他會分析各方面的情況並根據所收集的敵軍情報，給指揮員幾個建議和應注意的事項，要其視情況的發展自行定奪，使指揮員能夠最大限度的根據複雜多變的戰爭環境，做出最適當的軍事部署。而同期的蔣介石本應像以往一樣發揮部屬的軍事才能，可不知道是因為剿共屢次失敗對其部屬不放心，還是怕部屬有了自行決斷的能力不聽從其指揮的原因，竟然親自組織部署戰鬥行動，尤其是解放戰爭開始後，先制定好一個作戰計畫和要實現的目標，又不讓軍隊的指揮員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戰鬥部署，什麼事都要聽從他的意見，而自己又只是拿著根指揮棒在指揮室的地圖上紙上談兵，既詒誤了戰機，又使自己的部隊陷入險境。再加上解放戰爭後期國民黨軍隊軍心渙散，這也是不到五年時間八百萬國民黨軍隊就損失殆盡的重要原因之一。結果老蔣只好偏安台灣一隅，天天做著反攻大陸的黃粱美夢。
綜上所述，毛澤東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還絕對稱得上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他的戰略戰術作戰理論是值得我們這些後輩好好地去挖掘整理研究的。

蔣失敗從他自身上的原因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政治才能 二軍事才能 三民族大義與權力地位的取捨 一.政治才能： 無疑，蔣在排斥異已，消滅雜牌軍的手段方面，是無所不用的高手，其政治鬥爭手腕，有著大部分北方人所無法理解的卑鄙。但是其在政治鬥爭中的挑撥，拉攏，收買和打擊等手段的運用中總是能體現出浙江人所特有的以現實利益原則為出發點(筆者無意藉此去影射浙江人，浙江人不要生氣) 而忽視貫穿整個人類社會的情感因素，其對社會哲學的理解只局限於19世紀上半期歐美盛行的“理性主義決策科學”(美國當時國家政策依據大部分推崇哈佛大學教授巴納德和以西蒙為首設定理性人為管理人(政府領導人)思想。 忽視民族感情，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對政治內部團結的重要意義，直接導致失去了東北軍張學良這位重情重義強大軍閥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以現實利益得失去實現國家內部權力的集中,最後的結果只能是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滅越多。 蔣用人扶植親信的標準都是以本省人和自已的學生為基礎，顯然這種狹隘思想對於一個全國性的政治勢力的壯大,對內對外發揮能量都是有弊無利，這與唐太宗李世民不拘一格(甚至使用外族人更別說外省人，壞人，敵人)量才用人的領袖魅力何止天壤之別。 二.軍事才能: 蔣在軍事上的無所作為是人所共知的。每次戰略戰術的安排制定都不能從純軍事的角度出發，無論與中共的長期內戰還是外戰中，都多多少少的在軍事戰略戰術安排上挾雜著政治陰謀。 說人才都在中共那裡，蔣手下就沒優秀的人才嗎？這個問誰誰都會有疑問。在下看來杜聿銘、孫立人、陳誠、薜岳、陳明仁等論軍事才能也絕非等閒之輩。 還有一個問題是，每次將部隊交給前線指揮官手中，總是不能推心至腹的對其信賴(即使是自已的親信或學生)，在大集團軍作戰時，一會兒親自打電話給下面一個軍長囑咐幾句，一會兒打電話給一個師長分咐幾聲，生怕前線指揮官把他的部隊糟蹋壞了，也因此把前線的作戰計畫絞的一團糟！ 在執政期間軍事裝備嚴重依賴外國進口，本國的軍事工業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我國工業原料如此之豐，而軍工生產能力在當時卻如此之低，不能不讓人詫異！ 毛執政時尚能與蘇聯達成軍工生產線技術的協定(即使有些落後也總比沒有強)，而蔣與外國合作談的大部分都是援助軍實物多少槍彈，多少資金...好給龐大的常備軍發工資...使得每次戰爭都經不起失敗，一旦被打敗就很難振作，軍事戰略不得不以保存實力為原則。但這種保存實力與毛是有性質區別的，毛是因沒有城市地盤，沒條件不得已而為之，而蔣卻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忽視這方面的發展,不能不說是自身失誤。 筆者認為，軍事上的勝利必然伴隨著冒險精神和多多少少的賭博心理，而一味只是為保存實力消極防禦，最後只能是戰略空間越來越小，最後導致全盤失敗! 三民族大義與權力地位的取捨： 說蔣是情願賣國的，筆者不相信任何從小長在自已國家講自已國家語言的人,會心甘情願的出賣國家利益。但是真正個人利益同國家利益之間的取捨，又有多少人能敢於正視？蔣初期的不抵抗政策不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而是面對來勢洶洶，實力積蓄強大的日本侵略者所做的一個戰略性妥協。對於那次妥協的深層政治考慮，爭議頗多。就筆者看來，還是上述第一點中以現實利益的交換原則去制定國防戰略，將民族感情這一重要因素排除在外導致的。 以做生意的買賣思想用大片國土換取內部權力集中，是對各方面因素不做綜合權衡不負責任的表現。這無疑失去的民族大義後，其在全民族精神動員和國家綜合力量方面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