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生平
少年
聖嚴法師於民國十九年農曆12月初四,出生於江蘇南通狼山前的小娘港,俗家姓張。其祖父張希凡、祖母蔣氏,父親張選才、母親陳氏。法師俗家中有六個兄弟姊妹,其排行最麼,為其母張氏於四十二歲時產下,上有三個哥哥、兩個姊姊。
民國卅二年(西元1943年)夏,法師虛齡十四,一位姓戴的鄰居自江北狼山遊歷而來,聞說狼山廣教寺方丈托他在江南找沙彌,一方面出於被動,另一方面卻又出於自願地將生辰八字交予此位戴居士送上狼山請示,是年秋,便亦由戴居士帶上狼山出家。
江蘇省境內長江北岸,北自徐州、南迄崇明,除了連雲港的雲台山,僅在南通市南郊約九公里處,有五座山頭臨著長江。由右至左分別為:黃泥山、馬鞍山、狼山居中、劍山及軍山。五山之中,則以狼山靈峰獨秀,被古來兵家視為天然的江防要塞,亦為蘇北民眾進香的佛教勝地。
聖嚴法師在狼山僅居住至民國卅三年(西元1944年)10月間,便去了一趟上海,之後再回到狼山,直到民國卅五年(西元1946年)春天,復又離開至上海,自此便沒再回到南通了。而最後將要離開之時,狼山已被當時抗日的國軍連番駐防,狼山已不復見昔日的香火鼎盛了。
聖嚴法師的佛法學識根基,則在狼山上出家半年以後,除了世代的長輩適時督導之外,另有一位教導《禪門日誦》的法師,以及一位教導四書五經的還俗居士傳授學識與涵養。之後,到了上海的大聖寺,每天為施主家裡增福延壽及超薦亡靈而誦經、拜懺、放焰口之外,再無餘力讀書。法師為了讀書,於民國卅六年(西元1947年)春,便離開了上海大聖寺,到同樣位於上海的靜安寺佛學院,當一名插班的學僧。
靜安寺佛學院課程大概是中學到大學的程度,英文和數學是國小高年級到國中,國文是高中程度,佛學則是教《大乘起信論》、《梵網菩薩戒經》、《印度佛教史》、《八宗綱要》、《八識規矩頌》等。
法師在靜安寺一連住了五個學期,直到1949年入伍從戎為止。
軍旅
聖嚴法師在其所著之自傳《學思歷程》一書中提到在1949年之所以選擇加入軍旅從戎,而最後又選擇了通信連,其主要原因則如在書中所述:
“當時的社會和國家的局面,除了有錢自備機票和船票離開大陸,只有進入軍隊是通往台灣最容易的路。我既無信徒,也沒有積蓄,更不能得到師長的同意和資助,所以考慮再三,只有選擇從軍的路。而招兵站的軍官說明了,只要人數招齊了,馬上開船送往台灣,接受新軍的訓練;見到我們幾人是和尚的身份,大概不便直接上戰場去衝鋒陷陣,所以建議我們做軍中的後勤工作。”
在軍隊生活中是另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由於法師在軍隊里主動地聲明了:“原來我是和尚,將來還要作和尚!”所以雖然在軍隊里的生活固然困苦,但依然在每逢假日之時,能夠保有自我信修的空間。是年,5月19日在上海外灘碼頭上船前往台灣。經過兩天的航程,在台灣高雄上岸。其後,經一夜的移動則在新竹駐紮下來。隨著部隊幾經移防、駐紮,於1950年6月以上士報務員的階級,分發到台北縣金山鄉的海邊339師1016團團部所在地,在金山、石門、小基隆沿海一帶住了兩年多。之後隨著部隊的整編以及升遷考試,到了高雄縣鳳山鎮陸軍第二軍團司令部任準尉軍官,那時是1954年6月。
在這段時間裡,陸陸續續地在《學僧天地》、《雄獅》、《當代青年》……等期刊發表文章。1953年報名參加李辰冬博士主辦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選讀小說班,當時的老師有謝冰瑩、沈櫻、趙有培等當代著名的文藝作家六、七位。而這個時期創作的作品僅餘被刊於《文壇》雜誌的〈母親〉和〈父親〉兩個短篇,之後收錄於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的《佛教文化與文學》。由於文筆鋒健在1956年秋天調到國防部,也開始了大量閱讀與發表文章的時光。在這段時間內,接觸了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以及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也對於佛教的問題陸陸續續地寫了許多文章,並成為了日後對於佛學、佛教的主要理念。
出家
從1949年5月8日入伍,到1960年1月正式退伍,這一段軍旅生涯超過了法師少年和尚的年數,但在其心中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出家的和尚。在退伍後,聖嚴法師思考未來前途,在靈源和尚的啟發下,決心再次出家。這一次出家,是依止鐙朗東初老人(西元1907年-1977年)為剃度師,所給的法派字號為“慧空聖嚴”。
東初老人是太虛大師的學生,也曾經擔任江蘇省鎮江名剎曹洞宗定慧寺的方丈,亦是曹洞宗創始人洞山良價下第五十代傳人,老人同時也在臨濟宗下常州天寧寺參學,亦在臨濟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故一人傳承曹洞宗與臨濟宗兩支法門。
聖嚴法師除了從東初老人得到兩系的傳承之外,在1978年12月5日承臨濟宗法脈的靈源和尚將法脈賜給聖嚴法師,其法脈字號為“知剛惟柔”,並給了一份法脈傳承譜《星燈集》,使其與鼓山湧泉寺臨濟宗派下法脈有了傳承關係,並同時成為臨濟義玄之下第五十七代傳人。
東初老人為承繼太虛大師遺志鼓吹“人間佛教”的建立,故與幾位佛教青年合辦了《人生》月刊,當法師投到東初老人座下時,正當《人生》的主編提出請辭的要求,故法師於是從投稿者而成為主編,前後一共為它服務了兩年。1961年農曆8月,法師於基隆八堵的海會寺,依道源能信長老(西元1900年-1988年)座下,求受沙彌、比丘、菩薩的三壇護國千佛大戒,而被選為沙彌首。
戒律
1961年秋天,受了三壇大戒之後,十月下旬回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待了一個星期不到,便向東初老人辭行,也同時請辭《人生》月刊的編務。然後法師一人來到高雄縣美濃鎮廣林里的“大雄山朝元寺”修持佛經、戒律。這段時間內修讀了有關戒律學的《四阿含經》,即是指:《長阿含經》、《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雜阿含經》,奠定了日後戒律學的基礎。這段時期內,法師在《佛教文化與文學》發表了有關戒律學的文章:1961年6月發表〈優婆塞戒經讀後:如何成為理想的在家菩薩〉;1962年3月發表〈弘一大師三十三種律學合刊讀後〉,在本篇中對於菩薩戒有如下的看法:
“《瓔珞經》中說,有戒可犯是菩薩,無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勝過無戒而不犯;受了菩薩戒,發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業雖重,並要遭報,但其必將由於他曾受過菩薩戒,而可決定得度成為真實的菩薩,乃至證得無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加弟子們,均能發最上心,求受菩薩戒。”
之後,寫成了十九萬字的《戒律學綱要》,交給星雲法師的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行。書分七章依序為:〈緒論〉、〈皈依三寶〉、〈五戒十善〉、〈八關戒齋〉、〈沙彌十戒與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綱要〉、〈菩薩戒綱要〉,也將這本書翻印流通。
宗教論戰
面對佛教環境被教內外所污染和誤解,聖嚴法師感念於環境的隳壞與教義之不彰,遂起而為文,以匡正佛法。在那個階段的早期,主要由煮雲法師在公園裡公開演講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但隨著煮雲法師的身體狀況不佳,也停止應戰了。同時,另有一位長老印順法師,本是基督徒出身,經過三十年的學佛之後,竟有人上門尋他挑戰、向他傳教,印順長老遂有感寫下兩篇長文:〈上帝愛世人〉及〈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之後又因為有位杜而未神父將佛教信仰套入月神信仰,又引發了一篇〈東方淨土發微〉。
煮雲和尚在台南公園所講的“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後由李至剛居士記錄成書,在1950年代蔚為佛教潮流。之後,有位在《基督教生命雙月刊》當主筆的基督徒吳恩溥先生針對煮雲法師的言論著作了一本《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內容多有攻訐之詞,而這本《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輾轉到了法師的手上,經讀後,法師認為其中有許多偏頗的論調,遂而利用十天的時間,為文寫下了《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一書,以疏解其中偏頗的言論。
之後,陸陸續續於[[1959年]寫下一篇〈關於胡適思想的宗教信仰〉,指陳胡適先生的宗教觀;寫〈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以返正香港道風山“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風》雜誌對於佛教與基督教的混淆,隨後又再次發表一篇〈再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以正視聽。
在1964年到1966年之間,陸陸續續寫成了幾篇文章,分別交給《海潮音》、《覺世》、《香港佛教》等佛教雜誌刊出,1967年後則交由佛教文化服務處集結成冊出版,書名為《基督教之研究》,在其〈自序〉中提到了:
由於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陣挑戰,才使我對基督教發生了研究的興趣,結果使我寫成了一本書,所以本書的功臣,應該是攻擊佛教的基督徒。我為寫作本書,特別精讀了五十多種有關的中西著作。我的態度,是以西方學者的見解,介紹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統的素材,說明基督教內容的真貌,同時也對佛教與基督教之間若干重要問題,做了客觀和理性的疏導。我不想宣傳基督教,也無意攻擊基督教,只是平心靜氣地加以分析研究,用歷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本書的出現,獲得了宗教界正反兩極的反應,而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者,更是極力地加以攻訐。此後關於宗教的專著論述先後出版:1968年出版《比較宗教學》、1969年8月寫成《世界佛教通史》上冊。
留學
1969年3月14日聖嚴法師在沒有任何支援之下,離開台北前往東京。初到東京,便向位於品川區的立正大學佛教學部辦理入學登記。當時,法師已經年屆三十又九了。
1971年聖嚴法師確定了其碩士論文:“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論文內容共分三章:一、大乘止觀法門的組織及其內容,2.大乘止觀法門的真偽及其作者,3.大乘止觀法門的基本思想。論文完成後,請了駒澤大學的佐藤達玄先生以及牛場真玄先生加以潤飾,並抄寄一份回台灣給《海朝音》雜誌發表。1971年10月將全書翻譯成中文,並於1979年由東初出版社出版。
1973年立正大學的一位退休教授-牛場真玄先生,將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譯成日文,送到了大正大學,並代為申請博士學位。由於聖嚴法師當時與牛場真玄先生往來密切,於是便代行其勞。是年,便讓印順法師的專著通過大正大學的博士申請,也促成了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誕生。為此,聖嚴法師則為文記述之-〈劃時代的博士比丘〉。
聖嚴法師於碩士畢業之後,選擇了蕅益大師做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其原因如書中所述:
1.蕅益大師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他不僅是一位學者,實際上亦是一位實踐家。所謂行解相應,正是佛法的標準原則。
2.大家都認為蕅益大師是中國天台宗最後一位大成就者。我對天台宗所倡導的教觀並重、止觀雙運非常嚮往。因為這是教理和禪觀的相輔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種精神。
3.我在選擇論文題目的時候,曾向指導教授坂本幸男請教,他說:本來他想寫,但仍然沒有訊息!
於是,在1972年便開始著手進行論文資料的收集。但是,在1973年指導教授坂本教授去世,論文指導教授則由金倉圓照及野村耀昌承接為正副指導教授。論文的第一章寫的是蕅益智旭的時代背景,第二章則是寫智旭的生涯,第三章是寫智旭的信仰與實踐,第四章則是寫智旭的著作,第五章則是討論智旭思想之形成與開展。1975年元月法師提出博士論文,經過立正大學嚴格的審查之後,順利地於是2月12日通過。同年3月17日上午獲頒授“學位記”(即是授予博士學位的證書)。而論文的正式出版則是直到當年的11月23日才在日本出版。
遊歷
在法師出版論文的階段,應邀回台參加了“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在會議中提出了三個問題:
1.宗教教育應納入大學的教育系統。
2.社會教育應注意風化區的整頓和黑社會的疏導。
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當並行發展。
雖然會議上並無達成任何的具體成效,但是在當時的佛教界,對於僧中出了一個博士,反應畢竟是充滿兩極化的。再加上法師認為在那個階段能夠做的不多,因此在會期結束返回東京之後,便應美國的沈家楨居士之邀,在1975年的12月10日前往美國弘法講學了。
沈家楨居士在美國組了個“美國佛教會”(TheBuddhistAssociationoftheUnitedStates),經由該會出面安排,將法師安排至該會所屬的紐約市布朗士區大覺寺。法師在大覺寺居住前後不到兩年,然而由於西方人重實際,因此佛教佛學的推廣則著重於修密持咒、學禪打坐上。直到現在,西方人在接觸佛教和修學佛法上,還是以西藏的密和日本的禪為其主流。
1977年12月,聖嚴法師的剃度師東初老人在台灣圓寂,法師在接獲訊息之後,立刻回國料理後事,並奉其遺命承繼道場,成了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負責人,此後,便在美國和台灣兩地奔波、東西兼顧。之後,法師在紐約成立了禪中心,為了授課需要而編了一本《禪的體驗》,並陸續發行了兩種英文的定期刊物:《Ch'anMagazine》(《禪雜誌》季刊)以及《Ch'anNewsletter》(《禪通訊》月刊),至1992年底為止《禪雜誌》已經發行了58期、《禪通訊》亦發行了96期。自1978年開始,在台灣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以及農禪寺,舉行大專青年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的禪修活動,並陸陸續續地出版了關於禪的著作七種,包括《禪的生活》、《拈花微笑》、《禪與悟》等,因為對於禪修的鑿力頗深之故,所以在國內外許多人都把聖嚴法師當成了禪師。
籌建法鼓山
1989年,由於中華佛學研究所及農禪寺的各項教育事業、弘法事業以及文化事業推展迅速,場地已經不敷使用,聖嚴法師於是在台北縣金山鄉興建了一座世界性的教育園區——「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具體實踐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以作為實現「提升人的質量,建設人間淨土」理念的基地。2005年,園區第一期建設工程完工,並舉辦落成開山大典。
圓寂
高齡80歲的法鼓山精神領袖聖嚴法師,是於2009年1月5日因腎疾復發住進台大醫院治療,法鼓山弟子為了替法師祈福,曾一連舉辦10天的祈福法會,眾多信徒遠道與會,祈願聖嚴法師早日康復。
聖嚴法師是因左腎罹患惡性腫瘤,開刀將左腎割除,導致腎功能嚴重惡化並引發貧血,必須洗腎,一度住進台大醫院治療,此後固定每周洗腎三次,定期回台大追蹤治療。
早在2007年底李連杰拜會聖嚴法師時,聖嚴就首次對外公開自己罹患腎病,當時他表示“自己隨時準備死亡”,這番話聽在信眾耳里相當不捨。2008年除夕,聖嚴首次說明他的左腎已經切除,拒絕換腎是因自覺得來日不多,“用一腎等於浪費一個,非常不慈悲,還不如給需要用的人”。
2008年12月31日聖嚴到醫院接受定期檢查後,發現罹患泌尿道相關癌症,最後在醫護人員的建議下住院,在2009年2月3日下午4點往生。享年78歲。
學思歷程
新時代心六倫
“新時代心六倫”是聖嚴法師在中國電視公司公益型深度演講節目《全民大講堂》第三集(2007年10月21日首播)主講〈新時代心六倫〉時所提出的理論。時代愈進步,人類的倫理道德卻更加薄弱;聖嚴法師觀察到了這個現象,故提倡把古代的“五倫”加入新的觀念、賦予新的精神,成為“心六倫”。
普濟的宗教本懷
聖嚴法師以其深厚的禪修經驗、正確的禪修觀念和方法指導東、西方人士修行,每年在亞、美、歐洲等地主持禪七、佛七,為國際知名禪師,尤其著重以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普傳佛法,陸續提出「心靈環保」、「四種環保」、「心五四運動」、「心六倫」等社會運動,提供現代人具體可行的人生觀念與方法。
法師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除了於1989年創建法鼓山文教禪修體系之外,又相繼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僧伽大學」、「法鼓佛教學院」,更積極籌建「法鼓大學」,目前第一階段「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已於2014年5月正式成立,並於2014年8月與「法鼓佛教學院」完成合併,命名為「法鼓文理學院」。
此外,聖嚴法師也是國際佛教學術界知名學者,經常應邀出席各項有關的國際學術會議。自1990年起,每二至三年召開一次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以「佛教傳統與現代社會」為永久主題,集合世界各國傑出的佛學學者集思廣益,務求將佛法套用在現代社會中。
聖嚴法師除了是備受推崇的宗教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作家,曾獲台灣《天下》雜誌遴選為「四百年來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著作豐富,至今已有中、英、日文著作百餘種,其中部分禪修著作已被翻譯成數十種語文,通行國際;此外,更先後獲頒中山文藝獎、中山學術獎、總統文化獎及社會各界諸多獎項的肯定。
重要記事
1930年誕生於江蘇,名“保康”
1943年14歲,於南通狼山廣教寺出家,法名“常進”
1949年入伍通信連,由上海登艇來台
1959年結束十年軍旅,於東初老人座下再度出家
1961年於高雄美濃朝元寺閉關六年,解行並進,深入經藏
1969年留學日本立正大學,六年後取得文學博士學位
1976年抵美國,開設周日靜坐班,隔年首次舉辦禪七
1977年因東初老人圓寂返台,繼承中華佛教文化館、農禪寺
1981年擔任文化大學、政治大學研究所教授
1985年於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
1989年創設法鼓山
1990年召開第一屆國際學術會議
1993年提出“心靈環保”,為法鼓山核心理念
1994年提出“禮儀環保”
1997年出席第十一屆國際宗教領袖和平會議,訪問梵諦岡,晤見當時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PaulII)
1998年獲《天下雜誌》遴選為四百年來對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位人物之一、在紐約與達賴喇嘛進行“漢藏佛教世紀大對談”
1999年“提出心五四運動--廿一世紀生活主張”、領導法鼓山投入921地震救災工作,積極展開“災後人心重建運動”
2000年漢傳佛教唯一代表參加“千禧年世界宗教與心靈領袖和平高峰會”、獲二十屆行政院文化獎、於美國象岡道場舉辦“默照禪四十九”
2001年於台北縣金山鄉法鼓山園區舉辦“默照禪四十九”
2002年出席在紐約舉行之“世界經濟論壇會議”,是唯一受邀的佛教領袖、出席在泰國曼谷舉行之“世界宗教與精神領袖理事會”、以《天台心鑰--教觀綱宗貫注》一書獲中山學術著作獎
2003年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與北京大學合作設定“法鼓人文講座”。應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之邀,出席日本京都“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第一次籌備會議。膺獲第二屆總統文化獎。
2004年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分別與台灣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合作設定“法鼓人文講座”。
主持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動土典禮。出席在曼谷召開的“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與“亞太青年和平高峰會”。出席在約旦召開的“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擔任總召集人,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
2005年出席在愛爾蘭都柏林召開的世界銀行“信仰暨發展會議”。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分別與台灣成功大學、南京大學合作設定“法鼓人文講座”。於中國北京大學、台灣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及廣州中山大學進行專題演講。獲頒泰國朱拉隆功僧伽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創設之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落成開山。
大師遺言
一、出生於一九三零年的江蘇南通,俗家姓張。在我身後,不發訃聞、不傳供、不築墓、不建塔、不立碑、不豎像、勿撿堅固子。禮請一至三位長老大德法師,分別主持封棺、告別、荼毗、植葬等儀式。務必以簡約為莊嚴,切勿浪費鋪張,靈堂只掛一幅書家寫的挽額“寂滅為樂”以作鼓勵;懇辭花及輓聯,唯念“南無阿彌陀佛”,同結蓮邦淨緣。
二、身後若有信施供養現金及在國內外的版稅收入,贈與財團法人法鼓山佛教基金會及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我生前無任何私產,一切財物,涓滴來自十方布施,故悉歸屬道場,依佛制及本人經法院公證之遺囑。
三、凡由我創立及負責之道場,均隸屬法鼓山的法脈,除了經濟獨立運作,舉凡道風的確保、人才的教育、互動的關懷及人事的安排,宜納入統一的機制。唯在國外的分支道場,當以禪風一致化、人事本土化為原則,以利純粹禪法之不墮,並期禪修在異文化社會的生根推廣。
四、法鼓山總本山方丈一職,不論是由內部推舉,或從體系外敦聘大德比丘、比丘尼擔任,接位之時亦接法統,承繼並延續法鼓山的禪宗法脈,亦不得廢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是為永式。佛說:“我不領眾,我在僧中”,方丈是僧團精神中心,督策僧團寺務法務僧斷僧行,依法、依律、依規制,和樂、精進、清淨。
五、我的著作,除了已經出版刊行發表者,可收入全集之外,凡未經我覆閱的文稿,為免蕪濫,不再藉手後人整理成書。
六、在我身後,請林其賢教授夫婦,將我的“年譜”,補至我舍壽為止,用供作為史料,並助後賢進德參考。故請勿再編印紀念集之類的出版物了。
七、我的遺言囑託,請由僧團執行。我的身後事,不可辦成喪事,乃是一場莊嚴的佛事。
八、僧俗四眾弟子之間,沒有產業、財務及權力、名位之意見可爭,但有悲智、和敬及四種環保的教育功能可期。諸賢各自珍惜,我們有這番同學菩薩道的善根福德因緣,我們曾在無量諸佛座下同結善緣,並將仍在無量諸佛會中同修無上菩提,同在正法門中互為眷屬。
九、在這之前本人所立遺言,可佐參考,但以此份為準。
末後說偈:“無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