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928年,朱德、陳毅率領紅軍舉行了著名的湘南起義後,遭到國民黨軍7個師的圍剿,紅軍在湖南耒陽取得了初步勝利,而當時年輕的林彪,以一個連擊潰了一個師,初步顯示了其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
(備註:此戰役經常被誤解為“萊陽戰役”或者“來陽戰役”,實際上應該為耒(音lei)陽戰役。
戰前形勢
1928年的今天,朱德、陳毅率領改編後的湘南起義部隊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宜章首戰告捷後,挺進耒陽,湘南起義耒陽戰役拉開序幕。1928年2月10日,朱德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主力向耒陽開進,15日抵公平圩。16日凌晨,工農革命軍攻占耒陽灶市街。朱德在這裡聽取中共耒陽縣委的匯報,下達作戰指令。黎明前,革命軍包圍耒陽縣城,隨即派10餘人化裝混入城內,與城內地下黨組織配合,迅速解決了守城門的哨兵。信號槍響後,埋伏在城外的隊伍約5000餘人,有步槍200多條、機槍兩挺、炮兩門,梭鏢3000餘支,分兩路撲城,勢極兇猛,很快消滅了守城的武裝,燒毀縣衙,救出了關押待斃的革命同志。同時,工農革命軍攻克守桌子坳的縣挨戶團常備隊,其殘部逃往新市街。
攻克耒陽後,2月19日在杜陵書院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朱德領導耒陽人民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權——耒陽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並組建了工農革命軍第四師。
戰役進程
軍閥爭奪不久就得到了平息,李宗仁入住湖南,他感受到來自湘南的強大威脅,派出第十七軍李宜煊一個師“進剿”住紮在耒陽的朱、陳起義
軍。朱、陳只得迅速收縮分散在四處的部隊來不及做任何抵抗就率主力撤走了。因走的太匆忙,沒來得及通知林彪帶領的那個連隊,當時林彪駐紮在耒陽城東北十五公里的敖山廟一帶,搞農民運動。林彪因不知朱陳去向,找不到主力,不得已只能率領他那一個連的弟兄和已經發動起來的農民赤衛軍,在敵我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的情況下,與敵人展開了殊死搏鬥。敵人輕易占領了耒陽後,發現在敖山廟一帶還有少量起義軍在活動,當即派一個團前去進剿。一個團的敵人向敖山廟奔襲過來。林彪果斷決策打伏擊戰。他決定先放過前面2個營,集中兵力消滅敵人的後衛營。因為這種伏擊戰最具突然性,敵人易混亂,可趁敵人未組織起有效的抵抗時就消滅敵人,而且自己不易吃虧,一旦打不好,可迅速撤離戰場。但打這種伏擊戰對軍事指揮員和部隊的要求都很高,要保證隱蔽好部隊,又不能離戰場太遠以保證戰鬥打響後能迅速接敵,使敵人不能組織起有效的抵抗。特別是要在眼皮底下先把大隊的敵人主力放過去,這對部隊的素質要求甚高,對那些第一次參加這種戰鬥、沒有經過軍事訓練的農軍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沉不住氣或走火暴露了目標,不但不能消滅敵人,反可能變成自己送上門去被各方面都占優勢的敵人所消滅。
林彪還對火力進行了周密的分布配置,使自己一個連的火力能得到最充分的發揮。20歲的林彪在此充分顯示了出色的組織和指揮才能。
戰鬥的發展與林彪的構想十分吻合。在戰鬥打響後的第一時間,林彪就指揮神槍手們一陣排槍打死了敵人的營長。後衛本來就比較麻痹,不如打先鋒的警惕性高。敵人的後衛營做夢也沒想到會遭到突然襲擊,營長一死又失去了指揮,頓時亂作一團。在殺傷了一部分敵人之後,還未等敵人反應過來,林彪就指揮部隊發起了衝鋒,起義軍的戰士和手持梭鏢農民自衛軍一起與敵人展開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戰。
這個營的敵人還未來得及作象樣的抵抗就糊裡糊塗地被林彪輕而易舉的消滅了。
消滅了這個營,農民自衛軍的裝備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勢力有所增強。林彪的部隊士氣大振,立即乘勢去追打前面的兩個營。前面的敵人突然遭到來自身後的襲擊一下也暈了頭,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只能撤退,更重要的是林彪指揮部隊來勢兇猛,始終不給敵人從容應戰的時間。敵人倉促之下的慌忙撤退亂了陣腳,林彪身先士卒帶領部隊乘勢一路兇猛掩殺,將敵人擊潰。在追擊戰中又消滅了不少敵人,只有跑的快一些的敵人才驚慌失措地逃進了耒陽縣城。連續兩戰獲勝,林彪所部士氣大振,當地人民紛紛要求配合紅軍一鼓作氣奪回耒陽城。
林彪認真分析了敵情,認為敵人雖然有一個師的兵力,但從廣西到湖南地形民情不熟,又剛打了敗仗,正在驚慌失措之際。我們雖然只有一個連,但士氣高漲,還有民眾的配合,可以出奇制勝。他決定攻打耒陽,打出威風。林彪布置了一千多赤衛隊員和敖山廟的兩千名農民自衛軍由城東,南,西三面圍攻敵人,製造聲勢,混亂敵人,自己率領二連擔任突擊隊,向敵人發起突然襲擊。
同時林彪派一部分農軍混入萊陽城中殺人放火裡應外合。另一方面,林彪也很清醒,意識到也不能把敵人逼上死路作困獸猶鬥,因為那樣憑我方的戰鬥力是打不過敵人的,而要放一條生路讓其逃跑,以便在敵人撤退時在追擊中打擊敵人,這樣才可能以較小的代價取得較大的戰果。戰局的發展與林彪的預想又一次十分吻合。敵人果然以為紅軍大部隊反攻,倉促棄城逃命,紅軍乘敵人混亂,經過一夜激戰,把一個師的敵人被打的落花流水,抱頭鼠竄,耒陽城重新獲得解放。紅二連乘勝猛追,在追殲戰中又消滅了一部分敵人。
耒陽戰役,威鎮三湘。林彪就是這樣,在中國革命尚處在低潮的時刻,在失去主力的情況下,用一個連創造了"殲滅一個營,擊潰一個團,打敗一個師"的神話。重占萊陽,迎回起義軍主力。朱、陳二位怎么也沒想到,留在敵後的林彪能用一個連把一個師的敵人打的狼狽不堪,他們很快提拔林彪當了營長,一顆耀眼的新星開始在紅軍中升起,當然,誰都沒有想到這位軍事人才後來會當上共和國元帥,包括朱德、陳毅這些元帥,更讓人不可能想到的是,林彪竟然走上叛黨叛國的不歸之路。
為了抗擊從衡陽南犯之敵,朱德向耒陽人民發出號召:“守住北大門,保衛紅色政權!”組織數萬農軍配合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組成一條以春江鋪為中心的綿亘150多公里的戰線。3月8日起,敵軍又多次發兵反撲耒陽,大小戰鬥數十次,最後敵人出動約四個師的兵力,分四路進犯,衝破了阻擊線。 1928年3月29日,朱德、陳毅率部從耒陽東江、敖山出發,分兩路經安仁、茶陵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轉移,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
關於一個連打敗一個師的反駁立論
這篇文章編造的成分已經遠遠超過了歷史本身,只能當作小說來看。在辨明事實之前,先必須糾正上文中的一個簡單的錯誤,即上文中的“萊陽”是湖南“耒陽”之誤,否則就根本說不到一起去了。這個簡單的常識錯誤實際上也並非是這個網上作者的筆誤,而是他轉抄自某些報告文學時將他們的錯誤也一起抄過來了(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林彪》中即寫作“萊陽”)。
所謂朱德、陳毅所部匆忙撤退,來不及通知林彪連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這實際上是某些報告文學作者將1928年4月間的事和1928年2月間的事情搞混了。1928年4月,桂系軍隊大舉進攻耒陽、永興、宜章等縣,朱德、陳毅等集結駐耒陽鄉間的主力,匆忙撤退。由於時間急迫,來不及通知各地,某些地區的農軍和部分主力(如永興有一個主力排和一個獨立團)受到較大損失。 [5]而1928年2月間李宜煊師的進攻,朱德等事先已經得到訊息,暫時撤離是按照預定計畫的行動,根本就不存在因“朱、陳匆忙收縮分散在四處的部隊來不及做任何抵抗就率主力撤走”而“沒來得及通知林彪帶領的一個連隊”的事。李宜煊師進攻的時間在1928年2月25、26日左右(查民國檔案白崇禧3月1日致蔣介石電稱,26日李宜煊部進占耒陽),朱、陳所部主力當時就在耒陽縣城,而移駐耒陽鄉間是在“二打耒陽”之後,即3月份之後,因為當時湘南特委貫徹“左”傾路線,將縣城內房子燒掉,朱德所部不得不移駐他處[5]。當時,朱德、陳毅、王爾琢和耒陽縣委書記鄧宗海、縣蘇維埃主席劉泰,以及軍事委員會主席李天柱等,在舉行軍事會議後,決定避敵鋒芒,保存實力,因而主動撤離了耒陽。[6]關於這一點,尚有許多回憶文章和文獻可以查證,如趙鎔的回憶“跟隨朱德同志從南昌到井岡山”[7]、肖克主編的《南昌起義》、耒陽縣委整理的“敖河怒吼”[8]、李瀝青等撰寫的《湘南起義史稿》等。有史料證實,敖山廟戰鬥之前,林彪連也並不是在敖山廟,而是駐紮在高爐水口[9]。
進攻敖山廟的敵人是一個營而不是一個團趙鎔的回憶“跟隨朱德同志從南昌到井岡山”中說:“四百多個敵人……大部分被擊斃”, 耒陽縣委整理的“敖河怒吼”中提到該股敵人時說:“敵軍東路五百餘人今天上午沿耒水到達小江口”, 肖克主編的《南昌起義》中說:“殲敵四百餘人,繳獲大量武器彈藥”,李瀝青等撰寫的《湘南起義史稿》中認為“這一仗,共斃敵一百餘人,繳獲一百多支槍和軍馬一匹”,可見敵軍一共只出動了一個營。即使在那本胡編亂造的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毛澤東與林彪》一書中,也指出該股敵人為一個營,而不是一個團。我的看法,實際上進攻耒陽的敵人是桂敵十九軍李宜煊師一部,總共只有一個團,其中以兩個營占領了耒陽縣城(西路),而另一路的一個營則原打算“掃蕩”敖山廟(東路)而遭到了伏擊。因為從“二打耒陽”的過程來看,許多回憶錄中[6][7][8][9][10]中都提到守城敵人是由於不知虛實而倉皇撤退。更具體的,如參加過湘南暴動的伍雲甫在其回憶“年關起義在耒陽”[11]中,說:“守城敵軍弄不清來了多少部隊,略略抵抗一下,傷亡了五六十人以後,使倉皇潰逃。我們終於收復了耒陽縣城。”鍾永傳、李長欽的文章“湘南暴動史略”[6]中也說:“敵人弄不清到底有多少攻城部隊,在傷亡六十人後,便棄城而逃,我軍又收復了耒陽城。”如果敵軍出動了一個師,則守城的兵力當不致很少,也斷然不會在“傷亡五六十人”後就動搖逃跑。由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編寫組撰寫、經軍事科學院編寫組修改的“南昌起義”[12]一文中也稱:“敵十九軍胡宗鐸部兩個營乘虛占領了耒陽城”。可見,前述的林彪“神話”中什麼先殲後衛營,再擊潰一個團;什麼將敵人一個師打得抱頭鼠竄等等,全是出於想當然的編造。
二打耒陽”究竟誰在策劃和指揮在前述的林彪“神話”中,這一切完全是出自林彪的腦袋瓜,還將林彪怎么樣分析敵情說得頭頭是道。而實際上我們可以查證,打擊進攻敖山廟之敵,是朱德、陳毅、王爾琢等與耒陽縣委書記鄧宗海、縣蘇維埃主席劉泰,以及軍事委員會主席李天柱等共同商定的[6],而擔任此役總指揮的是當時耒陽縣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徐鶴,朱德還親自找徐鶴面授機宜[6][8][9][10],根本輪不到林彪來策劃指揮。敖山廟之戰的當天下午,朱德就親自出席了在敖山廟舉行的慶功祝捷大會並講了話[8]。根據上述這些史料我們也同樣可以查證,“二打耒陽”的決定也是朱德等與耒陽縣委共同決定的,林彪只不過是執行任務而已(連內蒙古人民出版社那本《毛澤東與林彪》一書中也明確二打耒陽是朱德、陳毅給林彪布置的任務。在“一個連打敗一個師”的“神話”中卻變成了林彪獨立決定打耒陽,根本沒有其他人的事了!)。唯一需要解釋一下的是,為什麼朱德沒有以全部或大部主力參加敖山廟之戰?這是因為“主力不能分散(因當時有打衡陽的計畫)”[10],因而只能給地方一個主力連隊作為配合。
二打耒陽”中究竟主要依靠農軍還是林彪連據上述各種資料顯示,敖山廟之戰,農軍出動在三千人以上,主力部隊因前述有打衡陽之計畫,所以相對很少,主要的是依靠地方武裝[13]。如肖克主編的《南昌起義》中寫道:“朱司令把徐鶴同志叫到司令部面授機宜,並告訴他,主力不能分散(因當時有打衡陽的計畫),只給你一個連配合你們,這一仗主要依靠地方武裝。”;耒陽縣委整理的“敖河怒吼”中寫道:“吃了飯,朱司令便給徐鶴同志交代了任務,朱司令說:‘……我們主力部隊很少,只給你們一個連,主要靠民眾。’”;李瀝青等著《湘南起義史稿》中也明確:“朱德……即與耒陽軍事委員會主席李天柱研究,選定大陂市附近的驁山廟作為伏擊地點,同時把駐守獒山的縣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徐鶴找來,面授機宜,並明確由徐鶴擔任這一戰鬥的總指揮。朱德當即命令駐在高爐水口的林彪,帶二連戰士就近配合作戰,相機 殲滅敵人。”同樣,“二打耒陽”主要也是靠地方武裝,朱德所部僅起配合作用。如鍾永傳、李長欽的“湘南暴動史略”[6]中說:“敵軍占領耒陽縣城,對四鄉人民威脅極大,縣委請求朱德、陳毅部隊協助耒陽農民軍組織一次攻城戰鬥。”;肖克主編的《南昌起義》中說:“三千多名赤衛隊員在工農革命軍的配合下,又收復了耒陽。”;趙鎔回憶說:“智殲小水鋪之敵以後,朱德同志配合耒陽縣工農革命軍獨立師,向耒陽城之敵李宜煊師發起了進攻”[7]。
二打耒陽”的主力部隊只有林彪一個連嗎李瀝青等著《湘南起義史稿》中說:“三月一日(舊曆二月初十日),工農革命軍與耒陽農軍再次配合,發起攻城戰鬥。這天下午五點左右,部隊運動到耒陽城根:六、七連從西門攻城,八、九連從北門攻城,另一連則從城西北方向的馬阜嶺擔任主攻。由於在包圍圈尚未形成之前,六、七連過早地發起衝鋒,致使西門久攻不下,被迫退至灶頭(市)街。八、九連在北門與敵激戰受挫,也不得不往南撤退。幸虧敵人不明我軍虛實,不敢出城追擊。”這裡的“另一連”就是林彪擔任連長的二連[14]。林彪連在這一戰鬥中的表現是好的,比較圓滿地完成了任務。但由上述文獻可以證實,進攻耒陽的主力至少有五個連(從番號上看,可能朱德所部三個營全部或大部都參加了),把功勞全部劃在林彪頭上也不是很合理吧?
“打敗一個師”是怎么回事實際上,朱德所率的工農紅軍打敗敵人一個師的事情是有的,只不過不是在湖南耒陽,而是在廣東坪石;時間不是1928年2、3月,而是同年的1月底;所對付的敵人不是李宜煊,而是許克祥。坪石一仗,朱德率工農紅軍第一師打垮許克祥一個整師(五個團),俘敵一千餘人,繳獲步槍近二千支,輕重機槍一百餘挺,迫擊炮、山炮三十餘門,是個很輝煌的勝利。這是許多研究或描寫紅軍戰史書籍中都有的,連中共早期著名的叛徒龔楚在其回憶《我與紅軍》中對此也津津樂道(因當時龔楚是參謀長)。此役,朱德所部全部三個營加教導隊都參加了,後方只留了地方武裝一個營。
所謂林彪以“一個連打敗一個師”的“神話”究竟從何而來,我無從查考。但很可能來自“文革”中的一些小報,後來經過一些報告文學(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毛澤東與林彪》)的渲染,為網上的某些人所相信,又加入了一些他們自己的觀點和“改編”,將這個“神話”傳播開去。不過事實終究是事實,稍有歷史知識和軍事常識的人都很難去相信這樣的“神話”的。
[5]《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
[6]《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中冊,鍾永傳、李長欽:“湘南暴動史略”,原載《湖南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7]《近代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一期。
[8]《南昌起義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張俠主編。
[9]《湘南起義史稿》,李瀝青等著。
[10]《南昌起義》,肖克主編。
[11]《星火燎原》第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
[12]《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六輯。
[13]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毛澤東與林彪》中,將農軍人數說成只有二百人,隨意縮小了十幾倍。
[14] 如據劉型在“談龍源口戰鬥”(《回憶井岡山鬥爭時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中回憶,第二十八團第一營營長原是周子昆,一九二七年冬在廣東坪石傷後提林彪任一營營長(林原是二連連長)。但這個回憶和其他一些經歷者的回憶不太一致,也與一些研究者的結論不太一致(如王健英著《“朱毛紅軍”的歷史追蹤》中,明確至1928年1月占領宜章後朱德所部第一營營長仍是周子昆)。也許是劉型的記憶有誤。暫且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