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隱(833～909)
正文
唐代文學家。原名橫，字昭諫，號江東生。杭州新城（今浙江桐廬）人。20歲應進士舉，十試不第。鹹通十一年(870)入湖南幕府。次年夏，受任衡陽主簿,旋乞假歸。後遊歷大梁、淮、潤等地，皆不得意。光啟三年(887)歸江東，投靠杭州刺史錢鏐,受愛重,任錢塘令,拜著作佐郎。錢鏐充鎮海軍節度使後，征任為掌書記，遷節度判官、司勛郎中。天祐四年(907)唐亡,羅隱曾勸說錢鏐舉兵討梁，未能用。梁以諫議大夫征隱入朝，亦不行。後錢鏐表授吳越國給事中而卒，世稱羅給事。 羅隱生當變亂的時代，大半生又處在流落不偶的境地，養成憤世嫉俗的思想性格，好為諧謔諷刺。《唐才子傳》說他“恃才忽睨。眾頗憎忌”，“詩文凡以譏刺為主，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後世還流傳許多有關他這方面的趣聞軼事。
羅隱的創作以雜文小品成就最高。他將自己的小品文集題名《讒書》，並自述寫作用心是“有可以讒者則讒之”，“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讒書序》和《重序》）。書中各篇像《丹商非不肖》讚揚堯舜的不搞“家天下”，《英雄之言》揭發所謂豪傑之士藉口救民塗炭以實現攘奪的野心，《漢武山呼》論述人君聽信諛美之詞是敗德的根由，《越婦言》諷刺官僚士大夫一旦富貴就安於尸位素餐，《秋蟲賦》抨擊封建法網“繩其小而不繩其大”，《迷樓賦》總結隋亡的教訓是“迷於人”而非“迷於樓”，都具有警切的立意和犀利的筆鋒。確如魯迅說的“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小品文的危機》）。
羅隱的雜文小品表現形式上有直接發議論，有的借寓言托諷，有用散文體，有用賦體，隨物賦形，不拘一格,而皆能嬉笑怒罵,涉筆成趣,明快潑辣,一針見血。羅隱還有一些較好的記敘文和政論文。如《廣陵妖亂志》記述揚州的變亂，對統治者迷信神仙的愚妄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畫。《拾甲子年事》表彰歌伎李新聲的政治遠見和殉身直諫，為身處卑賤的婦女立了傳。《兩同書》10篇則系統闡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大要在於立德、惠民、知人、任賢諸項，而對於社會現象中治亂、損益、貴賤、強弱等對立統一關係的認識，具有樸素辯證法的思想。
羅隱的詩歌多應酬贈答、登臨寫景之作，其中表露出某些懷才不遇的感慨，但總的說來境界比較窄狹，調子不免低沉。他的一部分諷刺小詩，批判時政，尖銳有力，略與其雜文同一機杼。像《感弄猴人賜朱紱》譏刺唐昭宗重猴戲而不重人才，《題磻溪垂釣圖》諷喻錢鏐苛捐雜稅擾害人民，《題潤州妙善前石羊》揭露地方軍閥之間相互勾結而又彼此猜忌，《塞外》指斥邊將不思禦敵只圖自榮。這類小詩也有採取托物擬人或借古諷今形式的,如“解通銀漢應須曲,才出崑崙便不清”（《黃河》）、“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鸚鵡》）、“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西施》），都能從委婉的語調中蘊含辛辣的嘲諷，耐人尋味。
羅隱的詩風在晚唐屬於淺易明暢的一路，述事真切而下語通俗，尤善於提煉民間口語，以致有些詩句寫來如同白話，甚至成為後人常用的諺語格言，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自遣》）、“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籌筆驛》）、“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蜂》）等，開了宋人《伊川擊壤集》的一派，稍嫌平直、纖弱。
著有詩集《甲乙集》10卷、後集5卷(有律賦數篇),《甲乙集》有明汲古閣刻本及《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文集《讒書》5卷、《兩同書》2卷、《淮海寓言》 7卷、《湘南套用集》3卷、《吳越掌記集》3卷和《廣陵妖亂志》（不分卷）。《淮海寓言》以下數種俱散佚。明萬曆中姚士麟輯成《羅昭諫江東集》 5卷。清康熙間張瓚輯成《羅昭諫集》 8卷，但都仍有所未收。嘉慶中吳騫《愚谷叢書》所收《讒書》刊本，即補得張本所未收者45篇。1983年12月中華書局出版雍文華校輯《羅隱集》，總集上述諸本所收，又有所輯佚，為今存羅集最全版本。
羅隱的事跡見《舊五代史·梁書》、《十國春秋》、《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等書，而以錢儼《吳越備史》和沈崧《羅給事墓誌》所載較為詳備。近人汪德振撰有《羅隱年譜》，收集了有關的事實材料，可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