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
羅友枝：《最後的皇帝：清代宮廷社會史》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本書是中國史研究領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專著。羅友枝做出了我們能夠期待一部優秀學術著作所能做出的最偉大的貢獻：給出大膽的概念和論點，同時為未來幾代研究者提供堅實的基礎研究。
本書提出的問題很吸引人，也很重要。通過艱苦的檔案蒐集工作，羅友枝發掘了大量非常有價值的資料，這使她的著作成為研究清代中國社會結構和滿族宮廷的公開和非公開禮儀的珍貴手冊。羅友枝的專著是一個里程碑，代表了研究中國的新歷史學的開端：本書是對遠比我們以往所知更為複雜的和更具文化多元性的帝制中國的精深研究。
該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 周衛平譯。
與何炳棣的辯論
1967年，何炳棣發表了《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征服最成功的朝代，成功的關鍵在於採取了漢化政策。三十年後，1996年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在全美亞洲年會上發表演講，對何炳棣的“漢化”說提出質疑。她從“滿洲”中心觀出發，認為清朝能夠成功統治近三百年，主要原因並非“漢化”或“中國化”，而是清朝統治者保持了國語騎射等“滿洲”認同，並利用與亞洲內陸非漢民族之間的文化聯繫，用不同的方式統治一個包括滿族、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和漢族等的多民族帝國。她強調“清帝國”與“中國”並非同義詞，而是一個超越了“中國”的帝國，中華民族不過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並提出要重新審視清史。
何炳棣隨即撰文回應，指出羅友枝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關係之間構建了一個錯誤的二分法，認為強調滿族對於漢族行為準則和思維方式的認同無需排斥對其他形式的認同。他通過對中國歷史上各民族漢化過程的考察，指出漢化是一個漫長、複雜、持續的進程，非漢民族的漢化擴充了漢文明的內涵，而滿族對創造一個多民族帝國作出了傑出貢獻。何炳棣的出發點在於論證滿族建立的是一個“中國”的王朝，直接抨擊了羅友枝的“超越中國”帝國模式。其論證之系統與深入，反駁之雄辯，正如定宜莊所言，迄今為止，無論在國內和國外的學者中尚無人能出其右。而二人在觀點上的針鋒相對，被美國清史學界稱之為一場著名的論辯。對於這樣的論點，中國學界自然無法接受，於是許多學者做出明確的回應和批駁。葛兆光從尋找質疑中國認同的研究視角和理論依據出發，認為“區域研究”、以“亞洲”或者“東亞”為研究空間單位，都是對“同一性中國歷史”的質疑。而將清朝與元朝視為征服政體是受到西方“征服王朝”理論的影響。郭成康則梳理了清朝皇帝對“中國”、“天下”等概念內涵的認識，論證了乾隆中期以後，“中國”概念的外延已推展到新疆、西藏等廣大地區。而大多中國學者在肯定了“新清史”有助於矯正以往漢族中心論的偏差，主張民族之間的相互吸納、多元統一的同時，又對“新清史”的矯枉過正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過分突出滿族族群特徵，是對清朝吸收融合漢族文化的史實視而不見，其背後有一個以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既定發展框架來裁量評判中國歷史的威權傾向。否認中國認同，還來自歐美的後現代史學對現代民族國家正當性的質疑。所以，“新清史”在重新審視和重組古代中國歷史時，未必完全是根據歷史資料的判斷，有可能是來自某種理論的後設觀察。
不過問題在於，這場辯論的影響力度在中國與在美國及海外其他國家卻是迥異，中國學者反應相對冷淡，而美國學界卻在此基礎上引發了諸多命題的討論，構建成“新清史”寬泛的研究領域。正如歐立德(Mark Elliott)所言：“新清史”鼓動了包括“認同”、“民族主義”、“帝國”等學術討論。近年，又將“想像的共同體”、“被發明的傳統”、“地緣實體”與“國族目的論”等所有質疑民族國家之自然性質的概念，都納入“新清史”關注的題材。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與“異己”的新概念，將已往認同的“事實”部分問題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