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重工商與四民分業論‍
‍管仲，公元前685 年至前645 年在齊國當政，相齊，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的第一個霸主。管仲出身沒落貴族，青少年時曾與其友鮑叔牙經商。齊國有重視發展工商業的傳統，《史記·齊太公世家》載西周分封姜太公後，"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這就是說齊國從西周初年立國時，就重視發展工商業。而在管仲相齊後，"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悅）"①。所謂"設輕重魚鹽之利"就是重視工商業的發展增加國家收入，至於管仲曾為此採取過一些什麼措施因記載疏漏已無法確知。由於重視工商業的發展，增加了國家的經濟收入，廣開就業門路，所以能"以贍貧窮"，再加上在吏治上任用賢能，所以使"齊人皆說（悅）"。
管仲的經濟思想最著名的就是四民分業分居論，關於這點，《國語·齊語》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嚨（雜亂），其事易（變）。"公曰："處士、農、工、商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②管仲的四民分業分居論，除有其政治、軍事的目的外，在經濟管理上企圖達到以下目的：其一，使職業世襲化：四民分業分居可以使人的職業世襲化，讓士、農、工、商都固定在原來的職業和地位上，以便讓其"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① 杜佑：《通典·州郡典·雍州風俗》。
② 《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據《史記》卷六《秦本紀》載，為四十一縣。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 年版，第222 頁。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如此，則"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這樣使職業和地位都世襲化，就保證了勞動技能和勞動力的再生產，替統治者提供世代被掠奪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使現實的生產關係不斷的再生產。其二，同一行業的人"群萃（聚集）而州處"，聚集在一起，彼此易於交流生產經驗，提高技術水平，即所謂"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這有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其三，同一行業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互通信息，彼此間"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價）"，可以促進商品的流通。從以上幾方面看，管仲的四民分業分居論，有其重視工商業，利於生產技術、技能、知識的傳授，促進社會生產發展的一面。同時，它也受西周以來的傳統影響，把人的職業分工世襲化，使一切都成為靜止、不變的，把生產力水平和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都僵化了，有利於統治階級統治的保守方面。
管仲的四民分業分居論中，關於分居世襲的內容有明顯的保守性，但關於四民分工、分業的內容卻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客觀存在和人們關於分工、分業的觀念，所以這一划分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管仲把一國民眾分為士、農、工、商四大集團的分類，為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沿用，正說明這一分業、分工論反映了當時和以後社會發展的客觀存在。
管仲在土地問題上，主張"井田均疇"，即把井田大體平均地分給直接生產者使用。在賦稅問題上主張"相地而衰征"，即按生產者所耕種的土地的好壞分等差徵收實物稅。在稅率上主張輕稅，《管子·大匡篇》載："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這裡除了饑荒年不收稅外，兩年徵稅一次，上年征十分之三的稅，平均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年征十分之二，平均每年征百分之十；下年征十分之一，平均每年征百分之五。如果平均計算，則每年徵收十分之一的稅。《管子·幼官圖篇》載齊桓公三會諸侯時規定："田租百取三，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這時規定的田賦的徵收量為百分之五，只是暫時的。從農業稅的徵收看，《管子·治國篇》說"府庫之徵，粟什一"，說明一般情況下徵收什分之一的田賦。至於關稅、市稅，管仲也主張從輕徵收。
管仲的經濟思想是很光輝的，其重視工商業的思想、四民分業的思想、井田大體平均分給直接生產者使用的"井田均疇"的思想、輕稅的思想都是適應當時社會發展的有積極意義的思想。春秋時期的改革家管仲在經濟管理思想方面是有代表性的，無人能超越他。
孔丘的利民、富民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 至前479 年）。孔子出身於沒落貴族，少年貧且賤，是我國歷史上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中國歷史上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提出了系統的思想理論體系。不過經濟管理思想並非孔子之所長，只是由於經濟問題是孔子所無法迴避的問題，所以他不可能不談到這個問題。由於他的地位和影響，他談到有關經濟問題的觀點、主張，對後世有重大影響。因此，不能不對他的這些觀點、主張加以介紹。
（1）利民、富民與農工商並重孔子雖然"罕言利"①，又說"君了喻於義，小人喻於利"②，似乎孔子是不主張講利的，實際不是這樣，孔子是主張利民的。孔子曾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③。這句話譯成現在的話就是：按照百姓的利益而使他們得到利益。孔子這裡所說的"利"當然是不專指物質利益，然而卻包含著物質利益，孔子主張減輕賦稅不就是對百姓有物質利益嗎？
孔子還主張富民，他和弟子對話時說：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④。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孔子到衛國，冉有給他趕車。孔子說：衛國人口眾多啊！冉有說：人已多了，再給他們辦什麼事呢？孔子說：讓人民富裕。冉有說：富裕了，再辦什麼事呢？孔子說：教育。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孔子是主張讓人民"富"起來的。孔子主張讓人民"富"起來，從他和弟子冉有、子路的對話中也可看出。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⑤。
讀這一段話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本人是個比較保守的思想家，對當時存在的等級制度持維護態度，所以不可能主張在不同等級之間"均貧富"。那末，孔子所說的"不患貧而患不均"、"均無貧"的思想究竟應如何理解呢？筆者認為：其一，孔子反對有的卿大夫"貪冒無厭"，過份向民眾征取賦稅，反對季氏樂舞越制；主張減輕對人民的盤剝，使人民生活的好一些。其二，主張在被剝削階級內部各個成員之間財富分配彼此接近，不要過於兩極分化，讓勞動者有飯吃，日子過得不錯，這樣民眾不起來反抗，統治階級的統治就會穩定。所以，孔子所說的均貧富，既包含著限制統治階級的過分盤剝和奢侈浪費，又包含著在被統治階級內部財富的分配要平均。
上述言論說明孔子是主張利民、富民和"均無貧"的。
那么怎么才能利民、富民呢？在孔子看來這首先就要足食。《論語·堯曰》載："所重民，食、喪、祭。"《論語·顏淵》載："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足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孔子在這兩處都把"足食"置於重要地位，所以要利民、富民必須首先"足食"，如果不能作到"足食"，連飯也吃不飽，怎么能算作利民、富民呢？而要"足食"就應當發展農業生產。《論語·子路》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似乎孔子對農業生產不予重視，實際並非如此。因為孔子那樣回答只是認為參加農業生產是小人應作的事情，而你樊遲這樣未來的統治者是不應過問的。從孔子的其他言論看，他對農業是很重視的。《論語·泰伯》云："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
① 《戰國策·魏策一》，《韓非子·說林下》。
② 《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
③ 《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
④ 《史記》卷十四《魏世家》。
⑤ 《論語·季氏》。
宮室，而盡力於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禹，我找不出他的毛病。他自己吃的不好，對鬼神的祭品卻很豐盛；平時穿著破舊衣服，祭祀時穿的衣冠卻極美麗；居住宮室很簡陋，卻把力量完全用在修建溝渠水利上。禹，我對他挑不出毛病。孔子佩服大禹的三件事情中，其中的一件就是禹盡力修築溝渠水利。這說明孔子對發展農業生產是很重視的。
為了富民，孔子及其弟子還主張正常地進行手工業生產。孔子的學生子夏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①意思是說：各種工匠在作坊完成自己的工作，君子通過學習來獲得真理。這二者都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事情。這說明孔子及其弟子是主張手工業生產應當正常進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對商業並不反對。孔子的學生子貢（端木賜）
是大商人，孔子對他卻持肯定的評價，他說："回也其庶（差不多）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其意思是說：顏回的學問、道德差不多吧，可是常常貧困。端木賜不聽天由命，去經商，猜測行情卻常常猜中。這說明孔子並不反對經商。孔子有時也把自己比為商品，如子貢說："有一塊美玉在此，是把它藏在匣子裡呢？還是找一個識貨的商人賣掉呢？"孔子回答說："賣掉！賣掉！我正在等待識貨的人呢？"②這正說明孔子對經商持贊成的態度。
孔子主張正常地發展農、工、商業是富民的基礎。然而，有這一點民並不一定能富起來，所以他還主張輕賦、去奢、從儉等等，這些以下將進行論述。
（2）輕賦、從儉、去奢孔子反對統治者過分盤剝人民，主張輕賦、從儉、去奢。
魯國大夫季氏過分聚斂，激起孔子強烈反對。《論語·先進》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魯大夫季氏比周公還富，孔子的學生冉求還替他搜刮，增加他的財富。孔子對他的學生說：冉求不是我的學生，你們可以鳴鼓而攻擊他。
《左傳》哀公十一年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冉求）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仲尼。。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周代徵收軍賦是以丘為單位徵收的，一丘（十六井）的土地出戎馬一匹，牛三頭。隨著土地私有的發展，人們占有、使用的土地越來越不平均，季氏針對這種情況想改為按田徵收軍賦，藉機大大加重對人民的盤剝。孔子則以用田賦不是周代徵收軍賦的常法、不合周公之典為理由，指斥季氏"貪冒無厭"，加重盤剝。這個問題說明孔子主張輕賦，反對對人民加重盤剝。
在田稅方面，孔子及其弟子們主張徵收什分之一的稅。《論語·顏
① 《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
② 《論語·子罕》載："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術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淵》載："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魯哀公時年成不好，國家財用不足，問孔子弟子有若怎么辦？有若回答說：您何不採用征十分之一稅率的徹法呢？哀公回答說：徵收十分之二的稅，還不夠用，怎么能實行徵收十分之一稅的徹法呢？
總之，孔子及其弟子們反對過分聚斂，徵收賦稅過重。在軍賦的徵收上，主張按周代的常法徵收"丘賦"，反對用田賦，加重剝削。在田稅的徵收，主張按周代的辦法，採取徹法征十分之一的稅，反對徵稅過重。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常常是穿著古人的服裝來達到現實的目的。孔子想實行周代的"丘賦"和"徹法"，反對季氏用田賦、反對魯哀公加重田稅的盤剝。一方面說明他思想比較保守，一方面他主張減輕剝削又符合勞動者和新興地主的需要，同時也符合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長遠利益。
在主張輕稅的同時，孔子主張從儉、節用、去奢。
孔子反對奢侈，主張節用。《論語·先進》載："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國改建名叫長府的國庫。閔子騫說：仍然用以前的國庫，怎么樣？何必改建？孔子說：閔子騫這個人不輕易說話，一說話就說到了點子上。
這說明孔子主張節用，反對不必要的改建，同意使用舊的庫房。《論語·八佾》載："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講到季氏說：他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64 人，舞列，古代天子專用的舞樂）在庭院中奏樂舞蹈，這樣的事他都能忍心做出來，還有什麼事不能忍心做出來呢？這說明孔子反對超過禮制的規定去講排場和奢侈的。
孔子主張節用、從儉。《論語·學而》載："子曰：道（治理）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使用以時。"孔子主張，治理有1000 輛兵車的國家，。。節約費用，愛護百姓，役使百姓要按一定的時間。《論語·述而》載："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簡陋）。與其不遜也，寧固。"
意思是說，奢侈就顯得驕傲，節儉就顯得簡陋，與其驕傲，還不如簡陋。《論語·八佾》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即是說：禮，與其奢侈鋪張，不如節儉樸素。然而，孔子所說的節儉是有限度的，這就是節、儉必需合於禮，與自己的身份地位相適合。如子貢曾想把每月初一祭祀祖廟的那隻活羊節省下來不用，孔子就對子貢說：你愛惜那隻羊，我愛那種祭禮①。這就是說，子貢這樣節儉不合於禮，所以孔子不贊成。顏淵死後，他父親顏路請求孔子賣掉車子給顏淵買外槨。孔子對他說：我的兒子鯉死了，也是只有內棺而無外槨。我不能賣掉車子，徒步走路。因為我也曾做過大夫，是不可以徒步走路的①。這也就是說讓孔子這樣的人步行不坐車，和他的身份不相稱，也不合周朝的禮。此外，孔子主張對衣食方面要講究等等，也是他上述思想的表現。
（3）財富觀與勞動觀。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西周以來傳統的社會關係迅速解體，新的社
① 魏徙都說法有三：魏惠王六年、九年、三十一年，分別見古本《竹書紀年》和《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以六年說較合理，故采其說。
① 《戰國策·齊策五》蘇秦說齊閔王章。
會關係正在發展、壯大。適應這種狀況，孔子把原有的倫理道德規範擴充、發展，提出了適應社會貴賤尊卑等級秩序的新的倫理道德規範。孔子又把社會的人分成"君子"與"小人"兩個層次。孔子所說財富觀、勞動觀都塗上了一層倫理道德的色彩，也可以說他的倫理道德思想滲透到他經濟觀點的各個方面。如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②在孔子看來，富與貴是人人盼望得到的，不用正當方法得到它，君子不接受。貧與賤，是人人所厭惡的，不以正當的方法擺脫它，君子不擺脫。孔子還說：財富如果可以求得，就是手裡拿著鞭子做下等差役，我也願乾。如果財富不能求得，還是做我所愛好的事情③。又說：乾不正當的事情而得來的富貴，對我就好像是轉瞬即逝的浮雲，不值得追求④。總之，孔子認為富與貴是可以追求的，不過應通過正當方法來得到它，否則就不應接受它。那么，什麼是正當呢？當然符合他倡導的倫理道德規範的才是正常的。
孔子是個理想主義者，他要為他的理想而奮鬥，而且即使統治階級中的人也不可能都得到想得到的富與貴。所以，孔子及其弟子們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①。既然富與貴是天定的、命定的，所以是人們無法強求的。因此，就應聽天由命、安貧樂道。所以，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②這就是說，讀書志士在追求真理，卻以吃粗糧穿破衣為恥辱，這種 人就不值得和他談論了。孔子主張以貧為樂，他說：吃粗糧，吃冷水，彎著胳膊做枕頭，樂趣也就在這裡面了③。在孔子看來，他的學生中顏淵就是一個安貧樂道的典型。孔子在為理想而奮鬥時，總是抱著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進取態度。
在體力勞動的問題上，孔子認為這不是君子的事，而是小人的事。
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應是統治階級和為其服務的知識分子。他所說的小人主要是指勞動人民。孔子反對士人參加生產勞動，只要國家治理得好就有勞動人民來參加生產。《論語·子路》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背著自己的孩子）
而至矣，焉用稼。'"在孔子看來，只要國家治理好，四方之民就會背著自己的孩子而來，那裡用著自己去種莊稼呢？孔子還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④孔子這段話講了不贊成君子耕田的兩條理由：一條是說君子的任務是謀求道，而不是謀求衣食；二是耕田的人常常挨餓，謀求學道則可以做官得到俸祿。因此，君子擔心學不到道，不擔心貧窮。孔子一再反對君子參②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八三，中華書局1985 年出版。
③ 《論語·述而》載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④ 《論語·述而》載："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① 《史記》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② 《史記》卷四十三《趙世家》。
③ 《論語·述而》載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④ 《論語·衛靈公》。
加生產勞動，固然有社會分工和經濟收入上的原因。另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孔子身分地位所決定的他帶有的階級偏見。
孔子在財富觀方面把富與貴同倫理道德規範相聯繫，強調追求富貴應從正道得來、不從正道得來的富貴不可取等等，這一點有積極意義。
孔子這一主張的執行有利於廉政和國家局勢的穩定。而這一形勢的出現對生產和經濟的發展當然具有積極作用。另外，孔子反對君子參加生產勞動，認為生產勞動是小人的事，固然有其不正確的輕視勞動和勞動人民的一面。然而，從社會分工的觀點來觀察，沒有分工就沒有社會進步，這一點又有一定道理。因為君子的分工是學習各種道理、治理好國家，參加生產勞動便於了解下情有利於治理好國家，然而參加生產勞動不一定就能治理好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孔子要求他的學生，學習好各種道理，以備將來治國之用，這不能說沒有道理。
總之，孔子雖不是經濟管理思想家，然而由於經濟問題的重要性使他不可能完全迴避這個問題，上述孔子直接、間接涉及經濟問題的主張，對後世影響都很大，而且至今仍然可資借鑑，不失其意義。范蠡"農末俱利"的經濟思想‍‍范蠡是春秋末年傑出的政治家、大商人，關於他經商的事跡前已述。
他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如農末兩利的經濟管理思想值得注意。《史記·貨殖列傳》載，范蠡認為：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上文的大意是說：穀物糶的價格太賤則損害農民利益，農民受損 害不努力生產，農田就會荒廢。穀物的價格太高則會損害工商業者的利益，工商業受損害無人從事工商業，就會使經濟發生困難。谷價如果低至20就會損害農民，谷價如高至90 就會損害工商業。如果把谷價限制在不低於30、不高於80 的幅度內，就會對農業和工商業都有利。如能這樣"平糶齊物"，關卡、市場都不 匱乏，不就是治理國家的辦法嗎？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以司馬遷治史的求實精神來看，他的上述記載反映的無疑應是范蠡的思想。司馬遷不把"農末俱利"的思想歸於在管仲、孔子、子產等人名下，而單單記載在范蠡名下，說明他必有所根據。至於他據戰國未以來的習慣用"末"來代替"工商"，則是他自己的改動。這點前人已經指出①。還要說明的是，把谷價限制在不低於30、不高於80 的幅度內，《越絕書·計倪內經》所載，"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這樣的穀物每石的價格與戰國時李悝所說的粟石價30 和漢代谷價大體相合。這可能也是漢代人用當時的習慣來表達范蠡思想的例證。雖然如此，這些小的改動並無損范蠡"農末俱利"思想的光輝。
春秋末年，范蠡提出的"農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義。這表現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賤傷民、谷貴傷末的問題，通過把價格調整到一定範圍內而作到"農末俱利"。這樣既可以促進農業發展，又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協調發展。其次，他明確提出了商品價格對生產與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當地處理好谷價與其他商品價格的關係對生產與流通的作用。范蠡試圖通過調整價格促進生產和流通，這都
① 《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
是通過經濟手段而不是通過行政命令。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再次，怎樣把物價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呢？范蠡主張用"平糶"的辦法，這就需要豐收年國家把糧收購儲藏起來，在歉收年缺糧時國家再把糧食平價糶出，這樣才能起到平定糧食和其他物價的作用，這就叫做"平糶齊物"。所以"平糶"是范蠡首先提出來的，戰國時李悝推行平糶法和漢代設"常平倉"都是這一思想的發展與實踐。因此，"平糶"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范蠡有治國理財的實際經驗，他提出的"農末俱利"的價格政策和"平糶齊物"的經濟主張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范蠡不愧是我國古代治國理財的傑出人物。
管仲、孔子、范蠡是春秋時期在經濟管理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在經濟管理一些問題上的主張，可以反映那個時代的特點。
李悝的重農抑商‍
‍李悝，約生於公元前450 年，卒於公元前390 年。曾相魏文侯、武侯、使魏國富強。他是法家的始祖，曾著法經6 篇，對後世的刑律產生了重大影響。李悝還是重農抑商的最早提出者。李悝重農是毫無問題的。李悝在魏國治國有兩項重農的措施：第一項是"盡地力之教"。所謂"盡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視農業生產，設法增加農業產量。其辦法是"地方百里，。。除山澤邑居叄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①。李悝的"盡地力之教"就是要讓農民"勤謹"耕作，爭取好的收成。為了提高農業產量，李悝主張播種時"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之至"②。這就是說種植要多種經營，有的作物受災害，其他作物還可以收穫；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鋤幾次；收穫時要像防備盜寇那樣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損失。第二項是，創"平糴"法。為防止"糴甚貴傷民（非農業居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李悝創"平糴"法。"平糴"採取的辦法是把年景分為：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飢、中飢、大飢7 種；計算出7 種年景下，一戶耕田百畝的個體農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 種年景下向每戶農民收購糧食的數量，而後在大飢、中飢、小飢年景時把這些糧食平價糶出。這樣便收到"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的成
① 《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
② 《太平御覽》卷八二一，轉引《史記》。
效。李悝由於把以上兩項政策"行之魏國"所以魏國"國以富強"③。
值得注意的是李悝不僅重農，而且還是輕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在李悝看來，農業幾乎是國家財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說："農傷則國貧"。接著他又把工商業與農業對立起來，認為工商業的發展會損害農業，會使民人饑寒，國家貧困。所以他說：雕文刻鏤，害農之事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①。
十分明顯，李悝把工商業與農業對立起來，認為工商業危害農業會導致"國貧民侈（奢侈）"。雖然李悝這裡要求"禁技巧"，似乎只是針對手工業而言的，並未提到商業，然而由於手工業一般都是商品生產，生產的目的為了賣。所以，李悝的"禁技巧"，勢必包含著"禁技巧"產品的銷售，包含著對商業的歧視和限制了。所以，李悝是重農、輕工商、賤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說是重農抑商的最早提出者。不過，在歷史記載中李悝重農實行"盡地力之教"、"平糴"兩項政策是有卓著成效的，至於"禁技巧"具體採取了什麼措施卻無記載，也許這方面還停留在思想上，並未落實到實際的政策和措施上。
從春秋時期管仲等人的農、工、商並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經濟思想和政策，我們可以看到重農抑商思想產生的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