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
述要
我們通常所說的經濟學方法論，專指西方經濟學界在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問題時所採取的各種方法的理論。它們以一定的經濟學說為指導，彼此之間往往互相交叉並補充。人們通常接受了這種觀點。這其實是“物的解釋學”，關乎“物的科學”，從而適用於那種以“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的實證科學。可是，真正意義的理論經濟學方法論並不停留在布勞格的手中，即系統化的科學哲學意義的方法論，沿著熊彼特規劃的道路，動態經濟學逐漸進入人們的分析視野。這些特徵使得經濟科學的方法論探討充滿了開放性和不確定，人們需要在歷史和不同邏輯學科的引導下，仔細地辨識它的真實內涵。
人們通常願意接受布勞格意義的方法論——資產階級解釋學。布勞格為此抱怨說：應該給經濟學方法論直接規劃“科學哲學”名稱，並加上限制性副題——“經濟學家如何解釋”，亦即，促成經濟學家想到：“‘經濟學方法論’僅僅應該被理解為套用於經濟學的科學哲學。” 這是一種解釋學規劃。其不同於勞動二重性的科學的地方是，建立了物質發展（物質內容的存在者）對勞動發展（社會內容的存在者）的工作上的對應關係。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質自身的物象工作關係，從而在不涉及整體的情況下，方便了把物質的方法同時說成是社會的方法，把物質的規定同時說成是社會的規定。可見，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內涵是尋求物質內容和物質形式層面上的“物質”與“社會”的意義對接。實踐化構造之路是物化→物象化（在規定上，物象化是物化的繼續）；前者是將物質內容處理成“實體”，後者則將社會內容處理成“形式”。產生一種工作效果：物化對物的生產予以肯定，“物象化”為之擬像，促成拜物教認識。據此，物象化是對資產階級“第二自然”的直接指認，是對社會物質生活的現象錯識。物的解釋是隱身的一個預定好了的工作規定，只仿佛存在的“顯像過程”。物的解釋學的工作目標是建立資本物象理論。
布勞格1950年後，經濟學變得愈來愈數學化。也就是說，經濟學只關心分析的數學基礎，而不惜犧牲經濟分析的現實相關性。數學理論能幫助我們增加多少對經濟的了解？一點也沒有幫助。沒有數學家會認為，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數學上沒什麼貢獻，但是它可以幫助數學家獲得經濟系的教職。當代經濟學理論充斥著無結果的數學形式主義（sterileformalism)。
然而，馬克·布勞格（MarkBlaug）深信，經濟學必須關注現實世界的問題。這回應了門格爾的抱怨：“古典經濟學誕生之後，大部分學者形成經濟學是研究國民經濟的規律以及經濟現象的共存和接續的規律的科學，某種程度上等同於自然規律的概念，由於沒有意識到這種知識具有不同性質，也就不會意識到上述觀念的不清晰性。不限於此，他們很快發現，將政治經濟學視為一門類似物理學和化學之類的學科的看法，與先前的個別人士提出的解剖學－生理學的觀點相比較，要更加明白。
最後，將國民經濟學視為有機體，它的規律類似於解剖學和生理學，這樣的看法與物理學的觀點恰成對立；生物學的研究觀點又與原子論的觀點恰成對立。上述所有觀點之間的分歧不限於政治經濟學的真理的構造性質……事實上，很多人不得不懷疑，一般意義的政治經濟學是否還可以被視為一門獨立性學科，而寧可說成是統一性社會科學的有機組成部分。”(Menger，1985)問題可能出在哪兒呢？簡單地說，西方經濟學家普遍忽視了歷史方法、數學方法同樣是為政治經濟學所特用的學科方法，這導致歷史學派最終在方法論爭論中落敗了。
演繹與歸納
在西方經濟學中，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採取演繹方法，即從經濟學的基本範疇分析著手，推導出若干重要的經濟學原理。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反對這種方法，主張從大量歷史材料的占有出發，歸納出若干經驗性的論點。後來，英國新古典學派代表人物A.馬歇爾採取折中的態度，以演繹方法為主，兼用歸納方法。
溯因、歸納與演繹
演繹法是運用一般原理來分析和說明特殊(或個別)對象或現象的思維或推理方法。這種方法主要包括:傳統邏輯的三段論(直言推理)、運用直言命題變形法的直接推理和依據/邏輯方陣0中命題間關係而進行的直接推理,以及各種關係推理、模態推理、聯言推理、選言推理、假言推理等等。亞里士多德在總括和概括當時科學思維方法特別是數學方法的基礎上,第一次系統探討和制定了以三段論法為主要內容的演繹方法。近代隨著數理邏輯的發展,演繹法在科學發現中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套用,例如在物理學、生物學、語言學中都有大量套用。在經濟學中,演繹法已經成為一種標準的研究方法、認識方法。從純粹形式上看,演繹法要求得出的結論比假定更不具一般性。有人認為,演繹法就好像通過/分析機器0創造知識一樣(Bromley,2001)。在經濟學中同樣如此。經濟學的數學化可以看作是演繹法的最好證明。設定一些前提假設,運用已知的一些公理、定理,通過數學推導得出一個結論。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邏輯非常嚴密,但是對現實的解釋力往往有限。真正對經濟學發展有益的演繹法是在對現實世界客觀觀察的基礎上,利用已知原理,得出一個預測性結論。演繹法和溯因法作為基本的經濟學認識方法都包括三個部分:規則、事件和結果。但是他們的邏輯順序不同。演繹法是從基本規則出發,對客觀事件進行分析得出一定的結果;而溯因法則是從結果出發,運用基本規則找出解釋結果的原因。
恩格斯曾指出了歸納和演繹之間的辯證關係,/我們用世界上的一切歸納法都永遠做不到把歸納過程弄清楚。只有對這個過程的分析才能做到這一點。歸納和演繹,正如綜合和分析一樣,必然是屬於一個整體的。不應當犧牲一個而把另一個捧到天上去,應當設法把每一個都用到該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記住它們是屬於一個整體,它們是相輔相成的,才能做到這一點。恩格斯關於歸納和演繹關係的態度同樣適用於這三種方法之間的關係。
巨觀、微觀分析、制度結構分析與總量分解
巨觀分析、微觀分析、制度結構分析與總量分解 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除了仍然用演繹方法和歸納方法外，經濟學家們還把經濟學的方法分為巨觀經濟分析方法、微觀經濟分析方法、制度結構分析方法。
①巨觀經濟分析方法以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作為考察對象，研究各個有關的總量及其變動，特別是研究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變動及其與社會就業、經濟周期波動、通貨膨脹、經濟成長等之間的關係。因此巨觀經濟分析又稱總量分析或整體分析。J.M.凱恩斯是現代西方巨觀經濟分析方法的創立者，他運用這種方法建立了凱恩斯經濟理論體系。
②微觀經濟分析方法以單個市場、單個企業的經濟活動、單個消費者的行為作為考察對象，研究各個有關的個量及其變化，特別是研究生產成本、價格、利潤和其他生產要素收入及其與市場類型（完全壟斷、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之間的關係。因此微觀經濟分析又稱個量分析或個體分析。新古典學派的分析以微觀經濟分析方法為主。此後，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遵循新古典學派的傳統,在微觀經濟分析方法上有新的發展,如在有關收入分配、資源配置、決策、企業目標的研究中對微觀經濟分析方法的發展等。
巨觀經濟分析（總量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個量分析）都被認為是經濟學中的數量分析。這些分析方法的共同特徵是：只研究經濟中的數量（總量或個量）的變動以及數量之間的關係。而以既定的制度結構作為分析的前提，與數量分析相對的是經濟學中的制度結構分析。
③制度結構分析方法以制度的變化、社會各利益集團地位的變化，以及這些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作為考察對象。它強調經驗材料的歸納，重視非經濟因素的作用，並把社會心理、意識形態、歷史事件等對經濟的影響擺在較突出的地位。西方經濟學中的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都是以制度結構分析方法作為基本的研究方法。④總量分解方法是結構分析方法的一種，但並不是考察制度結構的變化，而是從數量分析的角度進行的結構分析。總量分解是指：把經濟中的總量分解為若干個部分，如分解為若干個部門的量、若干個地區的量、若干個市場的量等。這種部分的量介於總量與個量之間,它對於總量而言，相當於個量，但對個量而言，則又相當於總量。總量分解所要研究的，是總量、部分的量、個量之間的關係，以及各個部分的量之間的相互關係。美國現代經濟學家S.庫茲涅茨（1901～）、W.W.羅斯托（1916～ ）等人，都以套用總量分解方法著稱。他們把經濟總量分解為不同的產業部門的量，並根據產業部門之間比例關係的變化以及這些關係的演變趨勢來闡釋經濟成長發展的特徵。
從上述分析方法本身來看,都可以在一定範圍內,並按照研究課題的一定的要求加以運用，但現代西方經濟學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同他們的非科學的經濟學說是不可分的。例如，凱恩斯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時所採用的巨觀經濟分析方法，抹煞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關係;他所分析的經濟中的總量,是不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制約的總量，從而僅限於分析經濟中各種數量之間的表面聯繫，不能說明這些數量之間的內在聯繫及其矛盾。又如，新制度學派的J.K.加爾布雷思（1908～ ）等儘管以制度結構分析方法相標榜，強調要分析各種利益集團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它們彼此之間的衝突，實際上他們對制度本身的解釋是十分混亂的。在他們所討論的制度結構中，包含了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東西。他們所考察的利益集團，是從政治上、法律上、技術變革或職業性質上劃分的一定的集團。正如凱恩斯運用巨觀經濟分析方法掩蓋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真實根源，得出加強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必要性的論斷一樣，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也利用制度結構分析方法，力圖證明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雖然有這種或那種缺陷，但只要通過制度結構方面的適當的調整就可以糾正它，補救它，從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矛盾就可以調和，甚至不同的階級最終也會融合為一體。
實證方法與規範方法
西方經濟學家還把經濟學的研究區分為實證的研究和規範的研究，相應地經濟學的方法可以區分為實證方法和規範方法。
①實證方法是在既定的評價標準的前提下，考察經濟活動中的一定的因果關係。它所解決的，是“這是什麼”或“這不是什麼”之類的問題。以經濟成長為例，實證方法所要闡明的是：經濟成長的因素是什麼。即投資若干，在投資與產量的比例為一定的條件下，可能實現多大百分比的經濟成長率；或者，在投資額為一定的條件下,要實現一定的經濟成長率,投資與產量的比例需要達到什麼樣的水平。至於經濟成長本身是“好事”還是“壞事”，一定的經濟成長率本身是“值得實現的”還是“不值得實現的”，則不在實證研究的範圍之內。
②規範方法所考察的是經濟活動的評價問題，也就是“這應該是什麼”或“這不應該是什麼”之類的問題，規範研究帶有濃厚的倫理學色彩，它把“是非善惡”的討論納入經濟學研究的軌道。仍以經濟成長為例，規範方法所要闡明的是：什麼樣的經濟成長是“好事”，是“值得實現的”，而什麼樣的經濟成長則不是“好事”，是“不值得實現的”。規範研究的結果是力求提供一種經濟活動的評價標準，一種應當遵循的行為規範。 從分析方法本身來看，實證方法或規範方法同樣都可以在一定範圍內，並按照研究課題的一定的要求加以運用。但它們也不可能脫離經濟理論的指導。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從各自的學說立場出發,或者採取實證方法,或者採取規範方法，或者二者兼用，但他們所採取的方法總是與他們的經濟理論一致的。例如，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採取規範分析方法，是想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缺陷所在，並力求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有可能通過改良的途徑而逐漸消除這種缺陷。在他們那裡，規範分析方法與新制度學派的改良主義學說是一致的。又如，凱恩斯主義者在討論經濟成長問題時，採取實證分析方法，說明經濟成長實現的條件和經濟成長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並由此提出均衡增長的對策。但由於凱恩斯主義者的經濟成長學說在實質上是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擺脫經濟停滯的目標服務的，其中雖然含有若干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論述,然而它的有關均衡增長的論點卻是反科學的,它的有關刺激資本主義經濟成長的政策主張也只可能暫時有利於經濟成長，從長遠來說則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各種矛盾。
巨觀、微觀、制度結構、總量分析方法以及實證、規範分析方法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對經濟學的方法的區分，在它們之間存在著交叉的和互為補充的關係。例如，制度結構分析方法主要是規範分析，但它並不排除實證分析。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加爾布雷思既是制度結構分析方法的運用者，也是規範分析方法的運用者，但他在考察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在美國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時，以及在論述壟斷企業在控制市場和價格方面的具體表現時，就運用了實證分析方法。
與此相似的是，巨觀、微觀、總量分解等分析方法主要是實證分析，但它們並不排除規範分析。凱恩斯在運用巨觀經濟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考察時，主要運用實證分析，如說明在何種情況下會發生大規模的失業現象，在何種情況下會出現真正的通貨膨脹，以及採取什麼樣的對策可以既消除失業，又防止通貨膨脹等等，但凱恩斯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收入分配趨勢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自己的所謂“社會哲學”,主張採取一定的措施來縮小資本主義社會的收入分配的差距，這就屬於規範分析的範圍了。儘管這在凱恩斯的經濟學說中並不占主要的地位，但卻表明了巨觀經濟分析與規範分析可以並用，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也可以結合在一起。此外，在現代西方經濟學關於經濟效率的微觀經濟研究中，也是既有實證分析的部分（如論述經濟效率的變動與技術進步的關係，分析經濟效率的變動對經濟成長率的影響等），又有規範分析的部分（如探討經濟效率變動的福利含義，從經濟效率的水平來評價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或一種收入分配製度的優劣等）。即使以數學方法來說，它同樣是可以與實證分析方法或規範分析方法並用的。西方經濟學家把數學作為經濟分析的一種手段，無論是用於巨觀經濟分析還是用於微觀經濟分析，除了主要是用於實證分析而外，也被用於規範分析。西方的福利經濟學研究就是數學方法同規範分析相結合的例子。社會福利函式理論、外部經濟理論、次優理論等，都是微觀福利經濟學說，都著重於數學方法的運用，但它們同時也屬於規範分析的範圍。通貨膨脹與失業最優交替理論、最優增長與最優儲蓄率理論等，則是巨觀福利經濟學說，也都著重於數學方法的運用，但它們同樣是一種規範分析。
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封閉系統分析與開放系統分析，均衡分析與非均衡分析 這是對西方經濟學的方法從另外的角度進行區分。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不考慮時間因素,後者則考慮時間因素；前者只對一定時間的經濟現象進行分析，後者則分析一定時期、一定過程內的經濟活動。封閉系統分析和開放系統分析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限於考察一定經濟系統內部的各種力量的作用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後者則注意到經濟系統外部的一定的力量對經濟系統的運行的影響，以及經濟系統內部與外部力量的相互作用。這兩種分析也各有自己的適用範圍。例如，貨幣學派在考察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一國經濟的影響中，採取封閉分析時，只注意本國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所造成的影響，而在採取開放分析時，則要加入國外貨幣供應量變動、一國國際儲備額變動、國際資本短期和長期流動、匯率變動等因素的作用。在某些場合，封閉系統分析有助於判明經濟系統運行中的特徵和存在的問題，而在另一些場合，開放系統分析則更能說明這一點，它們也不是不可互為補充的。均衡分析與非均衡分析的區別主要是:均衡分析考察經濟中若干變數（如供給、需求、價格、收入、貨幣數量）之間的關係，把有關變數之間的均衡與不均衡作為解釋經濟現象及其變化的基本因素。其中，一般均衡分析考察所有各個市場之間的均衡的建立與破壞，局部均衡分析考察單個市場的均衡的建立與破壞。非均衡分析則認為經濟現象及其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複雜的，不能單純用有關變數之間的均衡與不均衡來加以解釋，而主張以歷史因素、制度因素、社會因素的分析作為基本的分析方法。例如,關於工資水平的確定問題,採取均衡分析方法的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勞動力供求的均衡與否是工資水平的確定的主要依據；採取非均衡分析方法的西方經濟學家則認為，工資水平的確定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勞動力市場以外的因素，如一國的歷史條件，文化和社會狀況，政府的干預作用等。從這個意義上說,非均衡分析往往與制度結構分析結合在一起,而均衡分析通常是數量分析（總量或個量分析）中的一種。
總之，從上述有關西方經濟學的方法的論述可以了解到，按不同的方式劃分的各種方法之間存在著交叉的關係。西方經濟學家總是根據自己的研究課題的要求，選擇分析方法。這些方法既與一定的經濟學說保持一致，而且它們彼此之間也有互相補充的作用。
廣義政治經濟學視域內的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在方法論探討的層面上看，經濟學即理論經濟學。理論經濟學方法論包含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體系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對立”與“融合”。我們對比一下：“在他的《經濟分析史》手稿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的思想總的綱要中，發展不是那個時代的經濟學家所認為的經濟靜學的附屬物，而是該時期經濟的中心問題。他把他的分析重點集中在揭示經濟過程是怎樣由自身邏輯決定的，揭示不斷變化的整個社會的結構。’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結果卻完全不同：它使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社會，而使熊彼特成為資本主義的熱心的辯護人。”《資本論》同時解決了歷史方法和數學方法的結合問題。 《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政治經濟學方法論蘊含其中。並且，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的數學分析運用涉及"歷史（方法）"（廣義看就是定性分析）與"數學（方法）"（廣義看就是定量分析）如何實現"結合"這一重大的方法論問題。實際上，勞動價值論的方法論功能恰恰蘊涵和顯露於此。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範式研究方法啟示我們：運用科學方法論具體剖析“兩大範式體系”——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則兩者具有“異同性質”：從經濟哲學層面而言，“兩大範式體系”是完全對立的；從經濟學層面而言，“兩大範式體系”是可交流和融合的。更進一步說明，研究對象僅僅是研究範式的具體化，經濟學研究對象同樣具有清晰可辨的異同性質：從經濟哲學層面而言，“兩大經濟理論體系”是對立的，並且直接體現為研究對象性質的根本差異；從經濟學層面而言，“兩大經濟理論體系”是完全可以具體融合的，在研究對象上則體現為一種趨同性質。
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其一，《資本論》方法是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資本論》整體採用科學的歷史抽象法，馬克思稱為“研究和敘述相結合的方法”。因為在他看來，這一方法是實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完整地在邏輯上再現出來的根本保證。馬克思強調：“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馬克思正是充分運用這一科學方法全面剖解了“商品－資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邏輯典型。有人憑據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的說法，即“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英國是這種生產的典型地點。因此，我從這個國家借用了主要的事實和實例作為我的理論的例證” ，認為《資本論》文本所論僅僅關涉英法古典資本主義，斷言這一分析（尤其以勞動價值論為甚）不僅根本是一個狹義邏輯，而且也是對英法古典政治經濟學邏輯的一個“簡單揚棄”。這顯然是完全錯誤和站不住腳的。因為不僅馬克思在此處已經聲明“物理學家為了認識自然過程，或者是在現象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時考察這些現象，或者是在儘可能保證現象按自身規律性展開的條件下從事實驗”（這種方法準確的說，不僅僅是科學研究的典型方法，而且是理想類型研究方法，類似的分析可以參見《資本論與科學研究方法》），而且如同恩格斯後來所指出的——《資本論》是一項“範圍如此之廣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
馬克思為了完成《資本論》的系統寫作，真正推翻全部舊的經濟學，可以說是作了畢生的準備，所做的大量筆記或讀書札記中不僅包括哲學、經濟學，還包括數學、自然科學，直至包括經濟人類學和歷史學。馬克思恪守研究方法本身作為敘述方法約束的研究原則，因而在他看來，全部資本主義歷史不過是一部資本主義不斷生成、發展史，包括商品關係和資本關係。這樣就必須認識到，由《資本論》所建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邏輯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特殊邏輯，也是一個包含一般的歷史總體分析邏輯。
其二，《資本論》邏輯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統一。《資本論》作為一般分析和特殊分析的邏輯結合，具體化為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統一。即如果說馬克思創立《資本論》的本意是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揭示資本主義為共產主義所代替的歷史必然性，並且從這一意義上講，《資本論》直接提供了階級鬥爭的思想武器，那么，作為“科學批判”，資本批判邏輯同時離不開建設邏輯，而與建設邏輯相歷史契合。因此，馬克思一再強調了關於資本科學批判分析的二重性質：“一方面，它表現為社會的經濟形成過程中的歷史進步和必要的發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現為文明的和精巧的剝削手段。”以及根據資本的自然歷史過程，一方面是“資本發展成為一種強制關係……作為剩餘勞動的榨取者和勞動力的剝削者，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另一方面則是“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一方面是“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另一方面則是“資本家只有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的價值……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等等。
其三，《資本論》研究是廣義研究與狹義研究的統一。整體的看，《資本論》是有機統一了廣義研究與狹義研究的理論邏輯體系。以價值分析為例，一方面，馬克思強調商品價值是整個分析的起點，但並非作為簡單、直接的邏輯起點，另一方面，同時以豐富而翔實的價值形式歷史演化過程分析，“科學而嚴密地從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價值”，進一步的分析則表明商品價值形式完全是一種歷史範疇——“因此，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以及一方面，關於價值概念的科學認識，馬克思明確認識到他同恩格斯分別依據不同特殊領域的研究而得出的價值規定具有差別性，而規定價值為社會抽象勞動關係，另一方面，則以《資本論》的嚴密而完整的邏輯科學論證了“兩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內在辯證關係，促使恩格斯由衷地承認：“在決定生產問題時，上述的對效用和勞動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經濟學的價值概念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所能餘留的全部東西，這一點我在1844年已經說過了。但是，可以看到，這一見解的科學論證，只是由於馬克思的《資本論》才成為可能。”因此，凡是人們看到《資本論》中廣義研究與狹義研究的直接差別的地方，相反，恩格斯卻始終堅持用辯證的方法來認識和規定它。就價值而論，他格外強調：“法爾曼的誤解，即認為馬克思進行闡述的地方，就是馬克思要下的定義，並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關係不是被看作固定的東西，而是被看作可變的東西的時候，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以及相應所形成的概念，會同樣發生變化和變形；它們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
這一統一整體凸顯了總體價值規定性，即“勞動對效用的關係”（許光偉，2006）。它表明完整的歷史價值形態共包括有四種：簡單價值形態、自然價值形態、商品價值形態以及企業價值形態，並分別對應於：直接勞動對直接效用的關係、直接個體勞動對直接效用的關係、直接私人勞動對社會效用的關係以及直接社會勞動對社會效用的關係。既然《資本論》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特殊的剝削制度的本質、階級對立和矛盾對抗，以及它的歷史暫時性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制度論”，而且闡明它作為一種發達的市場經濟的實現方式和運行機制，也是這一生產方式的“運行機制論”，那么，在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定和意義上，總體價值即進而規定了商品價值（作為狹義價值規定）與企業價值（作為廣義價值規定）的邏輯互動，實現了市場經濟價值一般與市場經濟價值特殊的有機統一。至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說，《資本論》非但沒有舍象價值生產I（價值生產的廣義形態），相反，而是把價值生產I作為廣義研究方法和邏輯有機嵌入價值生產II（價值生產的狹義形態）分析中，使得《資本論》的價值分析具有總體性質。
簡單小結
簡單小結：（1）從《資本論》具有百科全書研究性質特點所傳遞的信息看，馬克思原初的想法是希圖通過《資本論》文本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總體研究體系，即廣泛涉及廣義政治經濟學與狹義政治經濟學邏輯統一的總體政治經濟學體系；（2）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論》仍然是“整體六冊計畫”的一個濃縮本，因而不僅它的研究方法是總體性質的，而且在內容上廣泛涉及前資本主義（包括中世紀的、古代的直至原始時代）發展歷史，乃至關於未來社會的重要論述和構想，《資本論》因此可以說是一部關於社會本質經濟關係分析與具體經濟運行分析相邏輯統合的系統科學著作，是真正意義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百科全書的總體研究範式；（3）從《資本論》為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確立了邏輯分析典範看，《資本論》的總體研究性質歸根結底是方法論的，它的全部意義在於促進唯物史觀的發展、不斷成熟乃至完善，使政治經濟學能夠作為唯物史觀的最為精確的經濟表達。
總而言之，從《資本論》的總體研究性質及範式研究方法可以引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規定——方法論（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得出廣義政治經濟學本質上乃是基於廣義範疇和廣義邏輯的方法體系的基本結論。利用這一研究成果，可以進而邏輯地推定：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指導理論構成的馬克思主義現代政治經濟學範式構建，乃是依託於廣義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當代的最新發展和現代重建，它廣泛涉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於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邏輯融合。《資本論》及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範式研究的科學方法論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永恒生命力不僅在於它是可發展的，而且在於它首先是完全通過內部結構調整，即作為科學範式研究方法和手段來實現向實踐、歷史開放的發展體系。
中國經濟學方法論探索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是理論經濟學方法論的“別稱”和“指導規範”。另外，我們同樣可以認為，它指示了政治經濟學與理論經濟學、廣義政治經濟學與總體政治經濟學的關係。根據中國經濟變革和現代化的需要，建構規定中國經濟矛盾的政治經濟學範疇體系，其中，方法論的探討是基本和關鍵。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研究的繼續。在明確中國政治經濟學主體、主義、主題、主張的基礎上，進一步專注方法論的探討，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並嘗試建構其體系。
基於中國套用視角，《資本論》的邏輯與方法規定是發生學。其指向於研究與言說“歷史”，旨在弘揚與推進對歷史學發動“哥白尼革命”意蘊之經濟學建構道路，使範疇落實在批判原則之上，貫徹於歷史規定性之中。但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對這種道路和理論實踐行動進行了“逆轉”，推行庸俗化的解釋學與非批判的科學主義主張，旨在相反將經濟學淪落為特殊門類的自然科學。其理論工作特徵是進行世界－社會認識預設構圖全面玩弄解釋學語言實踐謀求自然科學主義最高形式和規範是數學主義規劃。由於存在種種問題，——就中國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維與語言工作體式出現“錯位”之上，馬克思之後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實現“反逆轉”。真正的出路即在於實現“重構政治經濟學”意蘊的經濟學建構。在此基礎上，可提出歷史和實踐化構造的工作原則與主張，以免除中國經濟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國化重新鎖入“解釋學困境”危局之可能。首先，應繼續堅持歷史科學基礎上的實踐建構之路。其次，需要確實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學化”之名，行“去歷史化”理論實質之企圖。再次，應進而體會到“回到馬克思”的口號其實是偽的，因為，與馬克思交會的真實性途徑乃是通過歷史和實踐，絕不是文本本身。最後，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實踐構造活動之路，歸根結底，旨在衝破資產階級科學主義思維束縛之牢籠，而又始終能夠在於最終解除解釋學語言束縛之牢籠。
《資本論》的科學方法論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永恒生命力不僅在於它是可發展的，而且在於它首先是完全通過內部結構調整——作為科學範式研究方法和手段來實現向實踐、歷史開放的發展體系。馬克思主義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範式構建，也就由於它實現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的最新發展，而應該被科學規定為：廣義政治經濟學與狹義政治經濟學的有機統一，並且，它必將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實踐的深入發展，獲得更加豐富的理論的具體實現形式。
中國內涵的經濟學方法論可見，經濟學方法論非在民族工作內涵之外，而在其內成長；沒有民族的，也就沒有世界的。同樣，這裡面也要有歷史深度。蓋言方法論，就是對象→研究對象的方法、邏輯和認識。因而，它從民族起步，而又歷史和階級，而又世界和科學。就中國人的見地而言，學科和科學不僅不相同，而且後者僅是列在前者當中的一個構件。只此而論，與中國意義的唯物主義一同成長的規定是學科（即研究規定），而不是直接的科學。我們可以識別出三種研究活動的基本類型：自然學科、社會學科、道德學科，分表求“對”和“錯”、求“真”和“假”、求“美”和“醜”。前一學科活動的科學性最強，余者次之，階級性和道德性則增強；中者的階級性最為顯著；後一學科活動針對於“自然”及“社會”的實現，道德性最為顯著（我們用“道德”一詞表達“道”和“德”結合關係的實現）。隔開諸類型學科規定的是對象的屬性。故我們只能以物質工藝和智識的活動來達到對“對”和“錯”的探求——所謂的自然科學，以價值判斷和邏輯的活動來達到對“真”和“假”的探求——所謂的社會科學，而以藝術感受和人文的活動來對待“美”和“醜”的問題——所謂的道德、藝術、倫理的活動等等。要之，對真假問題的探索與求對錯問題的一個顯著不同的地方即在於：求真；這其實是價值判斷過程。西方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作為前提假設和工作出發點，固然是“假”（對商人圈層或市民社會的初級發展狀況而言是真實，對人類歷史一般而論則實屬偽命題），卻一味地如此宣稱，蓋言價值判斷也；與此同時，馬克思經濟學以階級性作為立場，所鮮明化者，亦不過是人類史前時期發展的“真問題”而已。唯物主義串聯三個不同的學科，可謂相生相剋、彼此制約，作為實現自身的道路。但沒有固定路線可供遵循，它們在發展上的且依存且對立，乃是常態。故此，科學、階級、道德不能說在學科活動之外各自孤設，而寧可說全部落在學科活動之內，以至於它們的結合既是學科活動的內容，也必然是統一表現形式本身。
結論與啟示
理論經濟學的方法論是說明學科工作性質、內涵、主旨、對象的規定，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方法論和近現代西方經濟學說方法論組成。這告訴我們，經濟學方法論歸根結底是說明研究工作的思想根據的，就這一點而言，它並非“中性”的。因此，人們對於馬克思的誤解在這裡就成為一個認識縮影。“我相信這是一個錯誤，是對馬克思的科學能力的一種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一生中保持著早年的愛好。他喜歡某種形式的類推法，這可以在他和黑格爾的爭辯中找到。他喜歡證明自己是個黑格爾主義者並引用黑格爾的語句。但僅此而已。他從未將實證科學引入形上學的歧途。”熊彼特正確說明了馬克思的工作性質以及“經濟學方法論”的性質和宏旨：“馬克思作為社會學家，為完成他的使命運用了一個武器，這就是掌握和支配廣泛的有關歷史和現實的資料。”
熊彼特方法論研究以上所闡述的由廣義政治經濟學所直接引發的政治經濟學範式研究，仍然側重於“方法”性質，它從方法論角度內在地給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範式構建的具體邏輯。並且可以理論暗示：這一邏輯能夠深層次地引向於《資本論》理論體系及其方法論。確實，我們通過對《資本論》的現代解析，不僅從中可以挖掘到《資本論》邏輯與現代經濟理論及問題的多層次的理論接口，而且進而可以尋求到直接支持社會生產力發展乃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眾多建設邏輯。表明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指導理論構成的馬克思主義現代政治經濟學範式構建，不僅乃是不斷發展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直接產物，而且直接是基於《資本論》方法進行範式轉換和現代重建的產物。更進一步，這一方法命題與盧卡奇（1922）關於馬克思方法論的權威表述，同樣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盧卡奇在說到“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即辯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研究方法”時，他不僅在指一種科學認識論，而且同樣在指一種科學實踐觀。
這也充分表明：正是經由這一方法論深掘和改造，唯物史觀對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而言，才不再只是作為“純粹哲學”，而是作為“實踐的哲學”，即作為經濟哲學層面以及經由經濟哲學層面實現向經濟學層面進行源源不斷轉化的一種方法論的存在。
小結：（1）廣義政治經濟學真正的含義乃是在於說明它是唯物史觀的最為直接的政治經濟學表達；（2）從這一角度，《資本論》不僅不是純粹的狹義理論邏輯體系，而且實質上，它作為一個總體經濟體系的功能正是推進方法和內容的不斷有機融合；（3）馬克思主義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則進一步表明：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範式研究不僅可以提供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真實說明，也同時可以具體指導關於社會主義現實發展的理論構建。
總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當前不可避免地面臨乃至承擔促使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時俱進的歷史任務，所以不僅需要正確理解和把握其科學內涵，更為重要的是，需要明確其具體的發展道路選擇和實現方法手段。歷史既然已經將其過程“總體”呈現了出來，那么，我們則應當更多地使用歷史性質的方法來剖析歷史過程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