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紡織古鎮紡織科學的一個分支。它是社會科學中經濟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又是自然科學中技術史的組成部分之一。它的任務是研究人類開發紡織原料，發展紡織品生產，改革其加工工具和工藝的過程，以及人們在此過程中所逐步認識到的紡織工藝本質的發展規律。
亞洲、歐洲、美洲一些國家自20世紀初開始研究紡織史。日本出版了幾部研究本國紡織史、中國蠶絲和絲綢史的專著。英國編輯出版不定期的紡織史刊物。中國也有一些專家結合考古學和科學技術史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蒐集、積累資料，撰寫研究論文，在報刊上發表科普性文章，編寫紡織史普及讀物等。70年代末，在中國紡織工程學會理事長陳維稷教授的主持下，開始組織編寫中國紡織科學技術通史。隨後，浙江省也開始了浙江絲綢史的編寫工作。
對象和分科
以全世界為研究範圍的是世界紡織史。
以各個地區、民族和國家為研究範圍的，則是有關地區、民族和國家的紡織史。
上述各門又可按時代劃分為更細的分支，如：手工紡織史和工廠紡織史。紡織史總結各地區、各民族和各國在紡織生產上的貢獻，尋找其特點，闡明它們之間的關係，探索紡織生產的工藝和工具的發展規律。
在人類發展紡織生產的過程中，不斷開發出新的紡織原料。為適應加工各種不同的紡織原料，又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紡織工藝。因此紡織史還可按加工對象和方法劃分為各種專史。如絲綢史、麻紡織史、棉紡織史、毛紡織史、染整史、紡織機械史、針織史、化學纖維史等，研究各個專門生產和工藝的特殊發展規律。
方法
研究紡織史必須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運用考古學、歷史學、經濟學和紡織工程技術的知識，蒐集、分析歷史文獻，並對不斷發現的出土紡織文物進行測定、考察，還要適當運用復原、模擬等方法。
紡織意義
①紡織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豐富文化史的內容。②研究各國、各民族間互相交流紡織工藝技術的歷史，有助於各民族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增進團結。③紡織史的研究有助於總結歷史經驗，探明紡織工藝技術、生產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向，尤其是產業革命以來，各國發展紡織的經驗教訓。中國紡織文物
考古發掘出土的歷代紡織品和傳世的紡織品與衣物均屬紡織文物。各個歷史時期的紡織品及其所製衣著服飾，能從紡織原料、紡織染整工藝、工具、機械等各個角度反映出當時紡織科學技術水平和生產狀況。紡織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其他學科的發展有著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密切關係，因此從紡織文物中還可以窺測其他學科的歷史發展。
先秦紡織文物
從新石器時代到春秋戰國這個時期的紡織品，由於年代久遠很不容易保存下來。考古工作者在古代遺址考古發掘中，獲得了珍貴的織物殘片和粘附在器物上的織物痕跡。這為研究中國紡織科學技術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實物史料。
絲織品
1958年,浙江省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公元前2700餘年）遺址出土了絲帛（絹片）、絲帶和絲繩。絲帛殘片（圖1錢山漾出土絹片）長2.4厘米,寬1厘米，呈黃褐色。經緯密度各為48根/厘米，絲的拈向為Z；絲頻寬5毫米,用16根粗細絲線交編而成；絲繩的投影寬度約為3毫米，是用3根絲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為S,拈度為3.5拈/厘米。1970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遺址出土粘附在銅器上的絲織物殘痕（圖2藁城出土銅觚上殘存絲織品）表明，當時已有平紋的紈、縐紋的□、絞經的羅和3枚斜紋綺等。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粘在銅器上的絲織品有五種：紗、紈類的有20餘例，用硃砂塗染的有9例，雙經雙緯的縑有1例,回紋綺有1例。說明商代的絲織技術有較快的發展。
1955年，陝西省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出土的銅劍柄上粘附有多層絲織品殘痕（圖3茹家莊西周墓出土絲織品殘痕 a假紗織品實物、茹家莊西周墓出土絲織品殘痕b菱紋織品實物、茹家莊西周墓出土絲織品殘痕c菱紋織物組織）。其中有在平紋地上起5枚紋的菱形花綺，經緯密度為34根/厘米和22根/厘米；有經線顯花的緯二重組織的菱形絲織品，經密70根/厘米,緯密40根/厘米。1970年,寧遼陽魏營子西周墓出土有絲織品20餘層殘片。其中有一塊是經二重、三上一下斜紋組織的錦（圖4遼陽魏營子西周墓出土的經二重絲織物）,經密為52根/厘米，緯密為14根/厘米。這些實物說明西周的絲織提花技術已有進一步的發展。
1957年，湖南省長沙左家塘楚墓中出土一疊絲織品。有深棕地、紅黃色顯花的菱紋錦。殘長32.5厘米,寬23.3厘米，經密為138根/厘米,緯密為40根/厘米。褐地矩紋錦的殘長為19.9厘米，寬8.2厘米,錦面上有墨書“女王氏”三字，經緯密度為80根/厘米和40根/厘米。褐地雙色方格紋錦7塊,最大的一塊殘長17厘米，寬11厘米，經緯密度為140根/厘米和60根/厘米。幾何填花燕紋錦的殘長為15.3厘米，寬4.5厘米,經緯密度為126根/厘米和48根/厘米。朱條暗花對龍對鳳紋錦的殘長為21厘米,寬23厘米,經緯密度為130根/厘米和44根/厘米。這批絲織品表明在戰國時期紋樣已從幾何紋發展為動物紋（見彩圖戰國舞人動物紋錦的紋樣復原圖、戰國六邊形紋織成錦、戰國動物紋提花針織絛──迄今為止在中國出土的最早的針織物、西漢菱花貼毛錦、西漢絨圈錦（原為“信期繡”羅錦袍上的袖緣）），色彩配置也比較豐富，提花技術已相當進步。
1982年湖北江陵出土大量戰國晚期絲織品（見江陵馬山戰國墓出土絲織品）。
麻（葛）織品 1977年冬，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公元前約5000年）遺址出土苘麻的雙股麻線和三股草繩，同時出土的還有紡專和織機零件。1972年，江蘇吳縣草鞋山新石器時代（公元前約3400年）遺址出土了羅紋葛布。經密為10根/厘米，緯密：地部為13～14根/厘米，有紋部為26～28根/厘米。它是最早的葛纖維織品（見彩圖公元前4000年的葛纖維織物、葛纖維織物模型。）
1958年，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與絲帛同時出土的還有幾塊苧麻布，都已炭化。經緯紗為S拈,經緯密度為24～31根/厘米和16～20根/厘米。
1973年，河北省藁城台西村商代遺址出土兩塊大麻布殘片（圖5藁城商代遺址出土的大麻）,經緯密度為14～20根/厘米和6～10根/厘米。1978年在崇安武夷山岩墓（公元前1400年）船棺內發現大麻和苧麻織物。大麻紗有S拈，也有Z拈，經緯密度為20～22根/厘米和15根/厘米。苧麻布殘片的經緯密度為20～25根/厘米和15根/厘米。苧麻紗是Z拈，拈度為6拈/厘米。
西周時的麻織品在陝西寶雞西周墓里出土有平紋麻布，經緯密度為20根/厘米和12根/厘米。到了東周麻織品的精細程度有所提高。如江蘇六合和仁東周墓出土的苧麻布，經緯密度為24根/厘米和20根/厘米。約合15升布。湖南長沙早期楚墓出土的苧麻布，經紗投影寬度為0.3毫米，緯紗為0.45毫米，經緯密度為28根/厘米和24根/厘米。約合17.5升布。這種精細的苧麻布已和現代的細布接近。1979年，江西貴溪仙岩戰國墓出土許多麻織品。大麻和苧麻布有黃褐、深棕、淺棕三色。同墓還出土紡織工具器物36件。實物說明，當時已有繞線框、齒耙式經具和斜織機等較先進的織具了。更珍貴的是幾塊印花織物。在深棕色苧麻布上印有分布均勻的銀白色塊面紋。（見彩圖公元前4000年的葛纖維織物、葛纖維織物模型）
毛織品 1980年4月,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古代“絲綢之路”的羅布淖爾孔雀河古遺址發現了裹著古屍的最早的粗毛織品。1978年秋，在新疆哈密地區五堡遺址（公元前1200餘年）有精美的毛織品出土，有斜紋和平紋兩種組織。還有首次發現的用色線織成彩條紋的斑□。這說明當時哈密地區的毛紡織染技術已有很高水平。1957年,在青海柴達木盆地南部諾木洪遺址（公元前790年）發掘出5塊黃褐二色相間排列的條紋□,還有人字形編織毛帶（圖6青海諾木洪遺址出土的毛織物）和雙股、3股毛繩。條紋□的經緯密度為13根/厘米和6根/厘米。比新疆五堡遺址的要粗糙得多。1977年，新疆吐魯番阿拉溝戰國墓出土了一大批毛織品，據鑑定，不僅大量使用羊毛，還用山羊毛和駱駝毛等作為毛紡原料。
棉織品 1978年冬，福建崇安武夷山岩墓船棺內出土一塊青灰色的棉布，經鑑定棉纖維是聯核木棉纖維。經緯密度各為14根/厘米，經紗拈度為6.7拈/厘米,緯紗拈度為5.3拈/厘米，經緯紗的拈向為S。自漢至唐紡織品文物在全國各地出土很多。其中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數量最多，品種最全，質量最高(見馬王堆漢墓出土紡織品)。其餘大多是在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各地出土的，品種有絲織品、毛織品和棉麻織品等。
絲織品
各地出土的絲織品數量大、品種多，組織複雜，花紋多樣、色譜齊全。
漢代絲織品
有錦、綺、羅等。
①錦：1959年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多種東漢絲織品。其中以漢隸銘文為主的“萬世如意”錦袍、“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錦手套和陽字彩格錦襪等最有特色。1914年英國人斯坦因在古樓蘭東漢墓中發現“韓仁”錦、“繡文丸者子孫無極”錦、“昌樂”錦、“長樂未央”錦、“延年益壽”錦、“登高明望四海”錦等許多殘片。蒙古諾因烏拉匈奴墓出土“新神靈廣成壽萬年”錦、“群鵠頌昌萬歲宜子孫”錦、“游成君守如意”錦、“廣山”錦、“□山”錦等大塊殘片。蘇聯米努斯辛克奧格拉赫提古墓出土“益壽大”錦和“延年益壽”錦的殘片，敘利亞帕爾米拉古墓發現漢字銘文錦。可見東漢時的漢隸銘文配合捲雲紋、茱萸紋等象徵吉祥如意的紋飾已相當風行。漢錦中最有代表性的“萬世如意”錦現存幅面為40.75厘米，經緯密度是168根/厘米和75根/厘米。用經二重組織，分組分區織造顯花。各區都是絳、白兩色的經線,而另配以第3種寶藍、淺駝（灰褐）或香色（淺橙色）等顏色合為一副。 ②綺：漢代的有民豐尼雅遺址的樹葉菱紋綺，蒙古諾音烏拉匈奴墓以及敘利亞帕爾米拉古墓出土的花卉對獸菱紋綺。這種綺組織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基本相同，是在平紋地上起斜紋花形。樹葉菱紋綺的經緯密度為66根/厘米和26～36根/厘米。花紋組織循環的每一單元高3.9厘米，寬8.2厘米。這種織物需用38頁綜織造。③花羅：漢代的有民豐尼雅遺址的紅色杯形菱紋羅。其經緯密度為66根/厘米和26根/厘米。織法是以4根經線一組的4經絞羅。這種花羅仍是沿用西漢時絞綜環和上口綜配合起絞提花、用砍刀打緯的方法製作的。
魏、晉、南北朝絲織品
主要出土於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織錦仍是經錦為主，花紋則以禽獸紋結合花卉紋為其特色。北朝夔紋錦，殘長30厘米、寬16.5厘米，由紅、藍、黃、綠、白五色分段織成。方格獸紋錦，殘長18厘米、寬13.5厘米，經線分區分色由紅、黃、藍、白、綠五色配合顯花。每區為三色一組，在黃白地上顯出藍色塊狀牛文,在綠白地上顯出紅色線條狀的獅紋,在黃白地上顯出藍色線條狀的雙人騎象紋，把方格紋、線條紋和塊狀紋結合成特殊風格的圖案。另一塊樹紋錦的經緯密度為112根/厘米和36根/厘米,用絳紅、寶藍、葉綠、淡黃和純白五色織成。織造方法和上述兩種紋錦基本相同。1966年和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還出土有聯珠對孔雀貴字錦、對鳥對羊樹紋錦、胡王牽駝錦、聯珠貴字綺和聯珠對鳥紋綺等品種，其中聯珠是第一次發現的特殊紋錦。
唐代絲織品
在新疆吐魯番和民豐的墓葬里發現了大批的聯珠對禽對獸變形紋錦。如對孔雀、對鳥、對獅、對羊、對鴨、對雞、鹿紋、龍紋、熊頭、豬頭等象徵吉祥如意的圖案。還出現了團花、寶相花、暈□花、騎士、貴、王、吉字等新的紋飾。織造技術已從經顯花發展為緯顯花。其中以寶相花錦鞋和暈□錦裙、針衣的暈色效果最為突出。如變體寶相花鳥錦鞋的暈□襯裡是由大紅、粉紅、白、墨綠、蔥綠、黃、寶藍、墨紫八色絲線織成的彩錦。
毛織品
有精細的花，粗獷的斜褐，稀疏的毛羅，通經回緯的緙毛，簇茸厚敦的栽絨毯。
漢代毛織品
1959年民豐尼雅遺址出土人獸葡萄紋□三塊，殘長21～26厘米，寬2.3～4.6厘米。經緯密度為56根/厘米和30根/厘米,經線用雙股,在米黃色地上起墨綠色人獸葡萄花紋。同墓出土的龜甲四瓣花紋□，殘長24厘米，寬12厘米，經緯密度為21根/厘米和26根/厘米，經線用3股，緯線用雙股,在靛藍色地上織出絳紅色的花瓣紋。毛羅殘長30厘米，寬5.5厘米,經緯密度是24根/厘米和18根/厘米，精密稀疏程度幾乎與絲織羅相仿。毛羅的組織是2經絞3緯，這種橫羅織法還屬首次發現。1959年民豐大沙漠一號墓出土的毛毯，殘長32厘米，寬12厘米。經緯密度是7～8根/厘米和4根/厘米。編結採用的是馬蹄形打結法，每5根地緯栽一行絨緯,絨緯長20毫米，恰好將地紋全部蓋滿。彩色絨緯用絳紅、靛藍和米黃等色線配置花紋圖案。現代和田地毯正是從這種毛毯發展而來的。
南北朝毛織品
主要有新疆于田屋於來克北朝遺址出土的方格呢和紫色褐。方格呢殘長15.7厘米，寬12.5厘米，經緯密度為18根/厘米和15根/厘米，用青、黃兩色織成方格紋。紫色褐殘長為15.5厘米，寬6厘米,經緯密度均為25根/厘米。另一塊是藍白印花斜褐,用二上一下斜紋組織，經緯密度均為22根/厘米,織物有細薄精密效果。另一塊黃色斜褐,殘長11.5厘米，寬9.5厘米。經緯密度為12根/厘米和9根/厘米，組織是二上二下斜紋，拈向為Z和S，織物有粗獷感。新疆巴楚脫庫孜沙來遺址出土的栽絨毯二塊,其中一塊菱紋栽絨毯殘長19厘米,寬12厘米，經緯密度為3根/厘米和4根/厘米，絨組織仍用馬蹄形打結法，用原棕色毛和黃、藍、紅彩色線編織成四個相鄰的大菱形紋飾，再以紅、棕、藍三色在菱紋內顯出四個對稱的小菱紋。裝飾性很強，是新疆古代民族圖案的特有風格。
唐代毛織品
多數是在新疆巴楚脫庫孜沙來遺址出土。有平紋的毛褐，殘長8厘米,寬5厘米,經緯密度為12根/厘米和13根/厘米。黃藍色條紋褐,殘長6厘米,寬6厘米，經緯密度為4根/厘米和8根/厘米。由於經緯密度差異大，表面上有橫向凸紋效果。同一遺址出土的還有通經回緯的長角形緙毛毯、花卉緙毛毯、禽紋緙毛毯、六瓣花紋緙毛毯等。其中禽紋緙毛毯殘長19厘米,寬9.5厘米。經緯密度為3根/厘米和12根/厘米。經線是Z拈，緯線是S拈合股。在紅地上顯出藍色雛禽紋,以棕色飾成羽毛，花紋清晰。六瓣桃花紋緙毛毯殘長35厘米,寬4厘米，經緯密度為4根/厘米和12根/厘米。緯線有紅、藍、黃、白四組，在藍色地上顯出白色六瓣花朵，以黃色填成花蕊，每朵花之間又用紅色緯線相間隔，圖案更加醒目生動。
棉織品
漢代棉布
又稱白疊布。1959年，新疆民豐東漢遺址出土的棉織品有藍白印花棉布、白布褲和手帕等殘片。藍白印花棉布的殘片長80厘米，寬50厘米。另一塊臘染棉布殘長86厘米，寬45厘米,組織為平紋,經緯密度是18根/厘米和13根/厘米。
魏、晉、南北朝棉布
出土的數量較多。1964年吐魯番晉墓出土的一個布俑,身上衣褲全用棉布縫製。1959年，于田屋於來克遺址出土一件長21.5厘米，寬14.5厘米的褡連布，經緯密度為25根/厘米和12根/厘米，用本色和藍色棉紗織出方格紋。另一墓葬出土的藍白印花棉布，殘長11厘米，寬7厘米。經緯密度均較前一塊細密。
唐代棉布
1959年在巴楚脫庫孜沙來晚唐遺址出土細密的棉布，同時出土的一塊藍白提花棉布，殘長26厘米，寬12厘米，質地較粗重,經緯密度約為16根/厘米和8根/厘米，在藍色地上，以本色棉線為雙緯織出緯線起花的美麗花紋。
麻織品
1968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48號墓出土的鄖縣庸調麻布，年代為唐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布長245.6厘米，寬58.9厘米。唐麻布被單幅寬59.5厘米,長73厘米，經緯密度為25根/厘米和18～25根/厘米，上有“河南長水縣印”朱色篆文，紗線條幹均勻，質地細緻緊密，布紋非常清晰。
宋代紡織文物
宋代紡織品出土文物主要有福建福州黃□墓的織品和衣物300餘件、江蘇金壇周□墓衣物50餘件、江蘇武進村前公社宋墓衣物殘片、湖南衡陽宋墓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夏陵區108號墓絲麻織品、浙江蘭溪棉毯等。黃□墓出土的絲織品品種有平紋組織的紗、縐紗、絹；平紋地起斜紋花的綺；絞經組織的花羅；異向斜紋或變化斜紋組織的花綾和6枚花緞等7個品種,其中僅羅就近200件。“宋羅”和“漢錦”、“唐綾”一樣，是具有時代特色的流行品種。
4經絞花羅在宋以前已有出土,2經絞和3經絞花羅還是首次出土。2經絞花羅是在2經絞的地紋上起平紋和浮紋花。2經平紋花羅的經緯密度為36×27根/厘米。花紋有字、梵輪、必定、葉狀四向十字形等雜寶紋飾。2經浮紋花羅是在花紋部以緯線起花,經緯密度為32×18根／厘米。浮緯結構是當絞經和地經不起絞而平行排列時，絞經下沉，緯線浮於經線上有1根、3根、5根、7根、9根不等而形成花紋。花紋有□字、梅花、四向花、四瓣花等。這兩種花羅均是以雜寶花為主題的小提花織物。3經絞花羅有平紋花、斜紋花和隱紋花三種，3經平紋花羅的地組織以3根經絲（1根絞經、2根地經）為一組,花紋部位以單經、雙經平紋起花。經緯密度差異最大的是45×18根／厘米。花紋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等,而以牡丹、山茶花為最多。3經斜紋花羅花紋部位起二上一下的斜紋組織。經緯密度差異最大的是45×19根/厘米，經絲直徑為0.05～0.20毫米,緯絲直徑0.20～0.40毫米。花紋有牡丹、山茶、梔子、薔薇、月季、芙蓉等，以牡丹、芙蓉為主。隱紋花羅，地組織外觀與2經絞相似，實是3經的隱現。當A、B、C3經粗細相絞成地部，花紋部位粗經中分出一根作單獨的平紋組織，不起絞的經平紋最長達13根，最短的也有三根。由於絞織和平織的織縮不同，花部的單經平紋出現鬆弛現象。這種花紋有連枝和折枝花卉兩大類。有一塊單一的牡丹花，朵徑達12厘米。花紋單位最大的是41×15根/厘米，是宋代以前少見的大型花紋。花紋以牡丹或芙蓉為主體伴以山茶、梔子、梅花、菊花等組成繁簇花卉圖案。這種以花卉寫實題材作為提花工藝的表現形式，富有生活氣息。構圖設計以復瓣的牡丹、芙蓉為主體的折枝花卉，枝頭上點綴小花，主花花芯套織蓮花。芙蓉的葉子上填織梅花。
有異向花綾和斜紋變化組織花綾兩種。異向花綾在寧夏西夏陵區108號墓有出土殘片,黃□墓出土了完整的衣物。組織結構以4枚經線為一組,地部作一上三下的斜紋組織,花部作三上一下異向斜紋,經緯浮點基本一致。經緯密度有25×25根/厘米；30～39×25～36根/厘米；40～46×28～29根／厘米等三種。經緯絲的直徑是0.1～0.4毫米和0.3～0.6毫米。這種異向綾把左斜和右斜對稱結合起來。由於經向和緯向的組織點基本一致，左右斜紋紋路清晰，織物手感良好。這類花綾紋樣以穿枝牡丹、芙蓉為主,間飾海棠、梅花等。203號花綾在牡丹花的葉內填織小梅花,別具一格1號褐黃色梅花纓絡綾,地經4枚左斜，紋緯4枚右斜，經緯密度為41×28根/厘米，經緯直徑為0.2毫米和0.4毫米，紋樣作穿枝梅花，花枝聯結纓絡。花紋單位15.8×13.5厘米。匹長1104厘米，幅寬56厘米。匹端墨書“宗正紡染金絲絹官記”，可能是官營手工業作坊的產品。斜紋變化組織的花綾是地經二上二下或二上一下或一上一下等斜紋變化結構。經緯密度為22×27根/厘米，經緯直徑分別為0.7毫米和0.3毫米。經絲起花織幾何小菱形花紋圖案。單花的經緯絲組織單元以8×4根為一循環。兩個組織單元構成一個菱形花紋，呈現互相併連的滿地菱紋，紋飾別具一格。
唐綾首次發現的6枚紋緯松竹梅提花緞，經緯密度是40×30根/厘米。經緯絲均為先染後織,經與甲（粗）緯是棕褐色，經絲略加拈，乙（細）緯呈黃棕色，交織後有明顯的閃色效果。甲乙緯絲均不加拈，經絲直徑約0.2毫米,甲乙緯直徑分別約0.3和0.4毫米。地部以經絲起6枚緞組織，由甲緯織入,色調較純；乙緯沉在背,面花部則以乙緯組成的6枚緯顯花。甲乙緯在花地不同的位置上相互交替，形成緯二重組織。地部的乙緯沉在背面，全無約束，浮線太長，因而採取滿地花枝的紋樣加以間隔交換的辦法縮短浮長，以提高織物的牢度。紋樣作滿地松、竹、梅，花紋單位是17×10厘米，以寫意的手法表現出組織結構的特點。這種織物下機之後，經過上漿和砑光等工序，故緞面平挺，光澤良好。經緯絲均成扁平形狀，花紋的閃光效果極佳。
印花與彩繪絲織品
主要出土於江蘇武進村前公社宋墓和福州南宋黃□墓,尤以黃□墓的花色品種最齊全。如服飾的對襟和緣邊，多鑲上一條有印花與彩繪相結合或彩繪的花邊。印出的花紋底紋或金色輪廓再描繪敷彩，最後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葉緣。紋飾變化多端，有百菊、鸞鳳、牡丹、芙蓉、木香、海棠、錦葵、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鸞鳳、鹿壽、獅球、蝶戀芍藥、飛鶴彩雲等動物紋，有印花芙蓉人物花邊。在敷彩的大葉子上，工筆繪就人物、樓閣、鸞鳥、花卉等圖案。葉的間隙處還繪有手執折枝花或荷葉的童子，站立於几凳上。出土時色為灰綠、灰藍、褐、桔紅等。完整花紋循環面積為39×5厘米。泥金印花再填彩紋的花邊,紋飾除常見的花卉紋外,還有香串流蘇、綬珠飄帶、魚藻、獅子戲球等。在黃□墓中還發現貼金印花，有的在貼金的紋廓內再敷彩，則成貼金印花敷彩的紋飾。花紋上的金箔連線成片，比泥金印花更顯出金光燦爛的裝飾效果。印花絲織品採用了鏤空版印花的四種工藝，即植物染料印花、塗料印花、膠印描金和灑金印花。描金和灑金印花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品種。色膠描金印花工藝是將鏤空版紋飾，塗上色膠，在織物上印出花紋，配以描金勾邊，印花效果更佳。灑金印花是將鏤空花版上塗上有色彩的膠粘劑，印到織物上。當色膠未乾，即在紋樣上灑以金粉。乾後拌去未粘著的多餘金粉即成灑金花紋。它和凸版花相比較，花紋線條較粗獷,色彩較濃,有較強的立體感。
1966年在浙江蘭溪宋墓內出土一條完整的白色棉毯，兩面拉毛，細密厚暖。毯長2.51米，寬1.15米，經鑑定由木棉紗織成。經紗支數為20公支，緯紗支數為21公支，條幹均勻。棉毯是獨幅的，證實了歷史上曾存在“廣幅布”和闊幅織機。
元代紡織文物
元代紡織品由於特定時代背景在織造技藝上雖然大都繼承前代，但風格與品種頗有特色。元代紡織品以色彩華麗，紋樣粗獷著稱。內蒙古博物館和新疆博物館所珍藏的元代紡織品充分反映出這一特點。
簡稱“織金”，蒙語音譯為：納石失是元代紡織品中最具特色的產品。在新疆博物館內藏有元代戎裝：黃色油絹織金錦邊襖一件。襖以米黃色油絹作面，粗白棉布襯裡,袖窄長,腰部細束。在腰部訂有30道“辮線”,共寬9.5厘米。“辮線”是用絲線數股扭結成辮訂在腰部的。在袖口、領、肩、底襟和開衩部分均有織金錦做的邊飾。所用織金錦有的用片金織成，有的用拈金織成。片金織成的簡稱“片金錦”，經線為絲線，緯線則以片金線和彩色棉線作紋緯，絲線作地緯。經絲分單經和雙經兩種，較細的單經用於固結紋緯，而較粗的雙經與地緯交織，使織物堅牢,經緯密度為52×48根/厘米，花紋用穿枝蓮遍地花圖案。拈金線織成的簡稱拈金錦，經線亦為蠶絲，分單經和雙經兩組，緯線由兩根平行的拈金線和一根棉線組成,拈金線作紋緯,棉線作地緯。單經與紋緯成□斜紋交織,雙經與地緯成平紋交織，經緯密度為65×40根/厘米，緯線以拈金線顯花,花紋圖案中比較明顯的部分是人像，修眉大眼，隆鼻小口，臉型略長，頭戴寶冠，自肩至冠後有背光。
雙羊龜背紋提花被面
藏於內蒙古博物館。圖案是以雙羊龜背為紋，外框為纏枝寶相花紋樣，採用斜紋為基礎組織，用黃藍兩色緯絲起花，以緯二重組織進行織造。起花部分的長緯絲用特經壓住。被面採用雙幅拼花提花織物製成，花紋左右對稱。
印金綢襖
藏於內蒙古博物館。反映出元代當時崇尚金色作為裝飾色彩。這批綢襖多件均用蠶絲為經緯並經染色，用小提花或斜紋織成。在織物上按服裝形狀分區用拍印的方法用凸紋板印上粘合劑並貼上金箔，焙乾後刷除多餘的金箔而在織物上粘留金色花型。凸板的尺寸有多種，如9×8厘米，10.1×7.5厘米等。
藏於內蒙古博物館。在□平絞紗羅上，用小梭子挖花織入綠色、深黃色、米黃色等，彩色緯絲用於作提花羅裙的鑲邊。
藏於內蒙古博物館。在上襖坯料上繪製花紋而後刺繡。花型內容豐富，有龍鳳、雲鶴、龜兔、雙魚、雙蝶、驢、鹿和蘭、菊、荷、石榴、百合、牡丹等花卉。
明、清紡織文物
明清紡織品文物傳世較多。出土紡織品可以定陵出土的為代表（見定陵出土明代紡織品）。傳世品則可以各地收藏的明刊《大藏經》封面錦□和故宮博物院保存的明清皇室服用的織物珍品為代表。明《大藏經》刊印於永樂、正統至萬曆時期(1403～1619)。裱裝經面的材料，多從內庫和“承運”、“廣惠”、“廣盈”、“贓罰”四庫中取用，基本上可以代表明代早期的提花絲織產品。這批經卷當時由朝廷分賜全國各大寺院。織物的紋樣風格有的富麗雄渾,有的秀美活潑;織物組織和品種則有妝花緞、妝花紗、實地紗、亮地紗、暗花緞、暗花絲絨、織金錦和花綾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明清織物，如漳緞、漳絨、雙層錦、栽絨、5套七色夾纈等都較罕見。其中有很多是整匹、整件的料子，常常附有當時的名稱和織造年月、地點和織匠姓名等資料。從此可以比較全面地看到明清織物的原貌。
產生於明代的提花起絨絲織物。故宮博物院收藏較多。明晚期南京生產的“金地蓮花牡丹雲龍漳緞”炕褥,緯二重經起絨組織，起毛桿起絨圈,割斷毛圈成絨。以雙股拈金線浮緯為背景，朱紅色絨毛顯花。絨毛挺立而整齊密集,高度約2毫米。紋樣由五爪龍、四合如意雲、纏枝蓮花牡丹組成，具有明顯的明代特徵。清康熙妝花絨緞炕褥殘片,實物尺寸119×69.5厘米。紋樣為□字邊勾蓮夔龍、獨花。以黃色地經、地緯交織成□變化組織，金黃色絨經起絨花。此外，還用挖梭回緯的方法織入豆綠、墨綠、大紅、粉紅四色彩緯以及雙股拈金線，用專門的接結經接結。這種結合運用妝花、起絨技術織造的漳緞極為罕見。乾隆藍地纏枝牡丹漳緞匹料，以經面緞紋為地組織，彩色絨經顯花。寶藍、玫瑰紅、青蓮、朱紅、翠綠五色絨經交替排列，使織物正面渾然一體而背面顯露色條。織物花紋邊緣部分的絨圈未割，同一色彩的絨經產生絨圈、絨毛兩種不同的層次，從而使圖案的色調豐富，更有立體感。此外，故宮還藏有在緞地上起單色白絨花，再施以彩繪的特殊品種。
雙面絲絨
明定陵出土，為全國所僅見。袍料正反面都布滿整齊的絨毛，呈淡褐色。絨毛高度為6.5～7毫米,絨根用V型固結。地組織是平紋。織物密度為68×72根/厘米。
雙層錦
現存雙層錦文物都是明清時期的，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明“織金胡桃改機”、定陵出土的“白地藍色落花流水上衣”以及南京大學歷史系收藏的乾隆“白地青花四合紋錦”。這些織物都採用表里換層的雙層平紋提花組織，與一般織錦（如宋錦、妝花緞）相比，具有質薄、柔軟的特點。花紋圖案布局豐滿，設色沉穩淡雅，富於裝飾效果。《古今圖書集成》織工部·記事引《福州府志》云：“閩緞機故用五層，宏治間有林洪者工杼柚，謂吳中多重錦，閩織不逮。遂改機為四層，名為改機。”有人提出，引文中的“四層”即指雙層平紋組織。所以，雙層錦也稱“改機”。
清代乾隆年間新疆回族人民織造的一種起絨絲、棉交織物。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綠色長條花紋瑪什魯布絨被和紅色織成八角花紋地瑪什魯布。綠色長條花紋瑪什魯布絨被的起絨方法，與內地生產的漳絨相仿，屬於起毛桿經起絨類型。採用了扎經印染工藝，又具有新疆維吾爾族的和田綢的特點，可以看作是中國各族人民紡織技術交流的結晶。經線用家蠶絲，緯線用棉紗。密度為54×24根/厘米。經線扎染成藍、白、綠、紅、黃五色，並由於纖維毛細管的作用，彩條間帶有別致的無級層次色暈。
妝花緞
以挖花為主要顯花方法的重緯緞地多彩紋織物。明《大藏經》封面上使用較多，如浙江省圖書館收藏的《大般若波羅經一三一（宿一）》封面、《萬善同歸卷第三（史三）》封面、《正法念處經二十一之三十》封面以及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寺經卷封面中的妝花緞。菱格寶相花妝花緞用在明正統五年刊印的《正法念處經二十一之三十》封面上。5枚經緞地,緯浮花。經絨投影寬度為0.1毫米,Z拈,密度為60根/厘米。緯線共8種,1地緯，綠、白、深藍、藕色、黃、湖色、桃紅、泥金,7色花緯其中綠、白兩色彩緯是精練蓬鬆無拈的“絨線”，投影寬度0.8毫米,約為其他彩緯的兩倍。經線兼管彩緯間絲,一根隔一根起成5枚緯向左斜紋。彩緯背面不接結，成長浮絨形式。
明清的栽絨毯遺留品，常以絲、毛、棉等紗線交織,其精緻華麗超越了前代。明“九獅圖毯”（現存美國）淡杏黃色地，9匹彩獅構成團花,四周飾以牡丹，外圈再環繞□字形幾何紋。紋樣象徵著“九世同堂”的吉祥意義。毛毯兩端綴有氆氌毯頭。栽絨採用新疆維吾爾族傳統的8字形固結法。羊毛緯,棉紗經。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金線地玉堂富貴壁毯”，實物尺寸270×645厘米，排□長11厘米。圖案是根據當時宮廷畫稿設計的。紋樣由玉蘭、海棠、牡丹、靈芝、竹子、蝴蝶、山石等構成。使用了23種彩色“絨線”（家蠶絲纖維製成）和金、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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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紡織原始文字記錄中國紡織文物《絲繡筆記》
絲綢之路《農書》《農桑輯要》《木棉譜》《棉花圖》《考工記》《耕織圖》
紡織文物保護
紡織史《蠶桑萃編》
紡織生產和紡織科學《多能鄙事》
